张广华：回顾张澜办教育

张澜不仅是我国的革命家、爱国主义者，也是人民教育家。

在教育界各个层次与类型，从蒙馆、书院，到小学、中学、大学、留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张澜都有涉足，都有建树。他的学生遍及四川以至全国。张澜的学生、曾经长期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和四川省政协主席的任白戈在纪念张澜诞辰110周年的诗中写道：“嘉陵江上一巨人，才高八斗气纵横”，“海内盟员皆后辈，蜀中学子半门生。”1942年张澜七十寿辰，黄炎培等好友及门生为张澜祝寿，当时仅在成都的门生就有一千二百多名。

一、重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倾向实业”的改革

张澜改革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始终把兴办实业教育和为发展实业培养人才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把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对传统的学校教育进行“倾向实业”的改革，使普通教育真正能够学以致用，使学生真正成为有用之才，为学生就业准备条件。

1924年张澜在《南充之实业自治》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了普通教育的弊病，“前此中小学校授之普通科学，专为升学的准备。苟使小学毕业后不能再入中学校，中学毕业后不能再入专门学校，则其所学殆全归于无用。所谓学生者，亦遂成为废才，为商不能，学工不可，除勉强充当小学教师外，大多数流为无业游民之人，甚而不是杂入匪徒，即去缘附军队以求生活”。张澜早在九十年前认识到并在局地扭转的状况，现在仍在普遍持续着，改革仍踟蹰不前。

1922年张澜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时，就把县立中学、县立小学和实业学校合并为一校，内设中学部、师范部和职业部。中学部以普通中学生为教学对象，分文理两科，开设文、史、数、理和外语;师范部培养小学教师，以原县立小学为附属小学，作为学生实习场所;职业部下设农业、工业、蚕丝和医学等专业班。罗瑞卿当年就在农蚕部就读，任白戈就读于师范部。

此外，学校附设农场、工厂和医疗所等作为学生实习的场所。由张澜兼任校长的端明女子中学也进行了改革，下设幼稚部、小学部、中学部、师范部和职业部。职业部开设缝纫、蚕丝、织布、织袜、刺绣等科。这样就使大部分毕业生能直接为南充的实业自治服务，同时又较好地解决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但是张澜推行的教育改革却得不到官方的承认。四川省教育厅以不合政府规定的教育制度为由，不在学生的毕业证上盖印。张澜说：“他们不盖，我们自己盖!”亲自把毕业证书拿到嘉陵道盖上道尹的印。

张澜这种开创了“四川职业中学之始”的教育改革免不了受到一些守旧人士的非议，但他坚持自己的办学方向。后来在1937年他又将南充中学的农蚕部与蚕丝改良场合并，成立“南充职业中学”，1939年又更名为“四川省立南充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成为今天“四川省蚕桑中等专科学校”的前身。正是这些举措，促进了南充丝绸事业的迅速发展，成为著名的绸都。

在社会慈善教育中，张澜也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1943年，张澜受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尹昌龄(字仲锡)病危时的嘱托，许以就任理事长之职，但坚决不要报酬。张澜在任期间，始终要求对普济院的老人、女婴所、培根孤儿工读所，不仅止于教养，而且还希望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并为社会中之生产者。简单说，慈惠堂今后务使女婴所每一个女婴，培根孤儿工读所每一个孤儿，普济院中每一个能工作的老人，都不是“吃饭不做事的闲人”，而是社会中的生产者。所以慈惠堂今后对于孤儿、女婴、老人是要使他们走到职业化、社会化的路。不到五年，慈惠堂有了很大发展。

教育改革必然推动教育普及。南充地方自治施行三周年，南充的国民学校达到四百四五十所，其中模范学校有40余所，高等小学11所，男女中学各一所，这样的教育规模在四川各州县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张澜同样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提出“手脑并用”的口号。根据这一精神，成大在教学安排方面，对理科侧重于基本理论和实验，文科侧重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尽量多安排自学时间。中文系高年级以导读为主。

二、向学生灌输民主、爱国思想，爱护、保护师生

张澜把德育放在首位，向学生灌输民主、爱国、改造社会的思想。

张澜的教育思想是，以科学知识和爱国、民主精神，培养学生成为热爱国家、追求民主的有用人才。在闭塞的川北，的确起了树立新风和启发民众自觉的作用。张澜鼓励学生勤奋读书，将来报效国家，但他反对学生读死书，希望学生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张澜的主持下，所任学校都形成了浓厚的读书风气，爱国热情高涨。

1905年，张澜被聘为顺庆府(南充)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兼教务长，后继任学堂总监(校长)，他以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办教育，名噪川北。1906年，朱德闻张澜盛名，舍近求远从仪陇到顺庆府中学就读，受教于张澜，深受其影响。

1921年，张澜复任南充中学校长。张澜及教师袁诗尧、张秀熟等人邀请老友吴玉章给南充各中小学师生作了“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以反对军阀专制”的演讲，听众达2000多人。

1923年5月1日，南充县立中学校庆，校长张澜发表了讲话。会上学生们表演了《农民泪》和《军人血》等革命话剧。罗瑞卿在《农民泪》中还扮演了主角——一位青年农民。戏终，全场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劳工万岁!”等口号。

1924年5月，军阀何光烈勾结南充地方劣绅秦童怀等抽收“佃当捐”。时任南充中学校长的张澜，立即组织师生集会，声讨何光烈，会后，他还亲自出面去斥责何光烈。同时，让学生领袖罗瑞卿和任白戈等人带领学生们游行反对“佃当捐”。游行中，正好与催收“佃当捐”的秦童怀迎面相遇，罗瑞卿一声令下，愤怒的学生将秦童怀一把抓住，然后把他痛打一顿，严责其为虎作伥、帮助军阀搜刮、残害百姓的行为。

1926年创办并任成都大学校长的张澜本人倾向革命，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希望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要学生“不在适应旧社会，而在改变旧社会，不在阻止新社会，而在创造新社会”。极力要求学生“积极地研究历史底发展，社会底进化，革命底方向，以造成一科学的思想系统而确定新的人生观”。正是这些做法使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社”得以迅速发展，使成大成为“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重要园地”。

在要求学生积极参加改造中国的实践的同时，在各种势力对老师、学生的迫害面前，张澜总是极力保护他们。罗瑞卿等青年学生游行反对“佃当捐”、痛打秦童怀后，军阀何光烈听到消息，要张澜交出领头学生。张澜安排罗瑞卿等躲起来，自己出面打理，只把自己的侄儿张默生(1949年后曾任南充市副市长)交给了何光烈。罗瑞卿深深感叹道：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不受政府镇压，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亲人，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啊!

1928年2月16日，由于张澜在成都大学鼓励、纵容学生的各种革命活动，引起军阀的忌恨，军政当局借口省立一中校长杨廷铨被杀，以肃清共党、维持治安为名，逮捕了成大等大中院校师生约100余人。当日下午不经审判将袁诗尧、李正恩等14人枪杀。

张澜获悉14人已被杀害，万分震惊，立即赶到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在讲话中悲愤地揭露军阀残酷迫害师生、侵犯人权、破坏学府尊严、摧残教育事业的罪行。张澜讲：“今杨案之主凶未获，而成大之学生被指为嫌疑者，乃枪毙于逮捕数钟之内，似非所以服死者之心。在澜尤无以塞其家人之口。”“大学事前未获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学生能不恐怖惶惑?”义正词严，指斥当局。“在澜既不能预教育于前，以出学生于政党之狂澜，在学府复丧失其尊严，以堕教育事业之神圣”以自责。遂当场宣布辞职，以示强烈抗议。

成大广大师生敬爱自己的校长，发起“挽张”运动，派代表挽留张校长，成大临时学生会呈文军部，坚请取消通缉学生案并敦促张校长复职。学生会宣称：长校成大，“舍张校长外，殊若无人”，因此，“特恳……张校长立即复职，以维学府进行，不特同仁学业之幸，西南文化前途，实利赖之”。在广大师生的强烈挽留下，张澜对学生会代表表示：“勉允复职。”

成大全校师生员工还举行了欢迎张校长复职大会，会上他还真诚地劝勉学生，“现当革命期间，固不能不抱有革命的思想，造成革命的人才，但是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知识能力，革命才能成功。才免得走入歧途，才不至于只有破坏而无建设”。

在生死面前，在强权面前，校长和他的师生如此团结，相互支持、保护，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少见的。

1930年，在中共发动的广汉起义中有不少成都大学的学生参与，更引起当局挤走张澜的决心。在政治和经费的双重压迫下，张澜决心辞职返里南充，并作诗《梦南溪山庄竹盛长》，反映了当时他的心情。诗题下注有“民国十九年”，“时决辞成都大学校长职”。诗云：

南溪先生抗脏身，一梦蓉城过五春。

石室无惭文郡化，祠堂空拜武乡神。

旧山自种多新竹，此夕情亲似故人。

更有梅花廿株在，归来同结岁寒邻。

三、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反对将学术问题政治化

张澜的办学思想本来就是很开明的，随着历史的前进，思想不断更新，他的教育思想也与日俱进。特别是五四以后，他推崇科学和民主，和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产生共鸣，并在成大校长任上加以发展。

张澜主张兼容并包，倡导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对成大校内各种政治信仰和学术见解都不加干涉，容许各种学派和不同政治观点“百家争鸣”。

他公开宣布：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因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

在国民党思想控制的压力下，张澜则宣示：“本校一向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现在所谓的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针锋相对抵制国民党党化教育。由于有这样的自由，推动了师生认真研究学问，探寻真理。

为实现他的办学方针，首先要有教师队伍来保证。张澜担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期间，打开夔门，广纳英才，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成大众多专家学者中，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都有，既有国民党人熊晓岩、张铮、曹四勿、黄季陆，也有共产党人杨伯恺，还有国家主义者何鲁之、李璜，既有崇奉孔孟、精通国故的“蜀学宿儒”徐炯，也有像吴虞、李人这样热心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在理科方面聘请了数学家魏时珍、生物学家周太玄等，魏、周两人还精通国学，可谓学贯中西。成大还先后聘请了国籍为英、美、法、德和加拿大的外籍教师，多达28人，居教育部立案的21所国立大学前茅。

在引入蜀学宿儒时，有人不同意：新文化运动才不久，怎么又把孔老二门徒请进来了?张澜讲，我们是把儒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不是要“尊孔读经”。再说学生们都有自己的头脑，我们怎么能代替他们的独立思考呢?那还是思想自由吗?

张澜还主张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判断，组织政治社团，有信仰三民主义的健行社、信仰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信仰国家主义的惕社。三个学生团体同时存在，鼓励他们各自在校内出刊物、开大会、宣传讲演，彼此展开民主讨论。他曾经分别出席三个学生团体举行的全校规模民主与科学的学术讨论会，听到精彩处带头鼓掌。张澜自己也加入辩论，在这个时期，他写出了《怎样研究经济学》、《中国学生底出路》、《我们对于教育底主张》，发表在学校的不同刊物上，用以指导学生。

各种学术团体、学术刊物也比肩林立，如历史系的“史学研究会”和《史学杂志》，中文系的“中国新文学研究会”和《文学汇刊》，教育学系的“教育学会”和《现代教育》，经济系的“经济学会”和《经济科学》，历史学系的“史学研究会”和《史学杂志》等;此外，政治学系和体育系也分别成立了“政治学会”和“体育研究会”。

在张澜从事教育的长期过程中，从未有教师因学术观点异类或批评有关当局而被解聘的;也从未有学生因政治问题而被开除的。

正是在张澜上述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在良好的校风学风的熏陶下，广大师生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不避时忌，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探讨，在经济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在1930年代前后国民党当政下，在经济学方面，成大许多教授学者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和世界状况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所有这些，不仅使成大形成了堪称“西南最高学府”的学术兴盛景象，而且赢得了“民主与科学堡垒”的称号。

张澜的“无欲则刚”，使他不怕丢饭碗、受迫害，这才能蔑视当局的各种高压政策，坚持了他的办学信念和原则。

四、结语

教育必须与科学实践结合，必须与生产实践结合，必须与社会改革实践结合。仍抱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思考不变，或口说重视职业教育，但仍大力宣传高考状元的人们，确实该好好想想了。抱科举思维、不与日俱进，是愧对先驱们的。

列宁在“共青团底任务”中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如果提出诸如“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的怪论，教员因不同观点，即牵入某某问题被解聘、驱逐出校，这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式的做法，与列宁所言相背离，也与蔡元培、张澜坚持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格格不入。

（相关简介：张广华，张澜之孙，曾任职于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