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扳倒黄永胜的“李必达事件”

核心提示：1967年“文革”方兴未艾之时，在一次京西宾馆会议上，毛泽东为老干部说了几句好话，江青不同意，竟当场发威：“毛主席，你这么说我要造你的反！”

黄永胜与江青，本来相互熟悉但没有什么交集。“文革”前，黄长期在广州军区任职，江青个人或陪毛泽东去广州，黄永胜自然盛情出面尽地主之谊，江青是满意的。但黄永胜与江青的关系仅限于礼仪上的迎来送往，谈不上深交，更谈不上什么个人恩怨。两人的龃龉和矛盾，发生在后来的“文革”中。 

1967年“文革”方兴未艾之时，在一次京西宾馆会议上，毛泽东为老干部说了几句好话，江青不同意，竟当场发威：“毛主席，你这么说我要造你的反！”黄永胜忍不住了，当着江青的面就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江青认为黄永胜挑战她的权威，从此，两人结下了怨。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调北京工作，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江青的接触多了起来。他仗着自己的老资格，又无政治历史问题，且深受毛泽东、林彪信任，因而对江青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以及不尊重甚至为难周总理的无理行径看不惯，对江青插手军队的企图予以抵制，于是两人的矛盾日见其深。 

有两份同时报送江青和黄永胜的文件没有按常规先送江青，而是先送了黄永胜。刚到中央工作缺乏高层政治经验的黄永胜并没有在意，便率先在上面画了个圈。等传到江青那里后，江青大光其火，借机闹事，在文件上批了一大段话，说黄永胜夺她的权。 

还在黄永胜进京之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江青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后来以“代组长”的名义夺了陈伯达这个组长的权，也就意味着军委的文件必须由她圈阅。黄永胜对此有意见，便向毛泽东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既不利于保密，也应付不了突发情况，还影响战备。毛泽东赞成，指示今后这样的文件，只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即可。江青知道后，又骂黄永胜“封锁”她，“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并赌气让秘书把军装退给黄永胜，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江青还提出停止黄永胜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并要黄永胜作检讨。但黄永胜认为自己没错，拒不检讨，于是两人便顶上了“牛”。 

黄永胜记住了林彪说过的话：“如果他们（指江青一伙）在军队有市场，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邱会作回忆录》）因此，他带头抵制江青插手军队的企图，几次让江青碰了软钉子。他和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还最早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称为“上海帮”，给他们编了代号加以议论：康生叫“8楼”（住钓鱼台8号楼）或“两撇”（八字胡之意），江青叫“11楼”（住钓鱼台11号楼），张春桥叫“眼镜”，姚文元叫“小的”。甚至不用说代号，只要做个手势就行。例如嘴巴上摸一下就是指康生，伸出两个手指头就是指江青。后来，康生知道了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经常背后议论江青，便指责他们是“反江青俱乐部”。连邱会作都开玩笑地说：“我们这样经常谈论别人（指江青）的长短，若是她知道了，非得把我们五马分尸不可！”不过，黄永胜却表现得满不在乎，颇为自信地说：“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我们还是毛主席的兵呢！” 

九大选举期间，黄永胜等人又鼓动和串联个别军队代表不投江青的票，想借此煞一煞她的气焰。结果，少了票数的江青不满意，提出要查票。虽然遭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对未能得逞，但她已觉察出是军委办事组的人在跟她作对，暗地里记了黄永胜等人一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