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儿周尔均：四十年后，我们纪念伯伯什么？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的日子。从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年开始，每年的这一天，周总理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都会自发聚集起来，举行朴素的纪念活动，至今已经39次。

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周尔均将军及夫人、中央电视台高级编导邓在军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讲述总理生前、身后感人故事，回忆周总理所讲“不要做八旗子弟”等教诲，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具有现实意义。

不为人知的周总理家祭

周总理的侄媳邓在军至今清晰地记得，总理逝世第二年，纪念活动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一个小过道里举行，面前只有一座周恩来总理的白色塑像，基座很矮。直到1982年年末，毛主席纪念堂开辟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革命业绩纪念室，家祭日才转移到了周恩来纪念室。

与伟人诞辰日国家组织的纪念活动不同，家祭日一直以来都低调进行。这与周家“做普通人”的家训和低调的处事风格相一致。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纪念堂的二楼有一间周恩来纪念室，百余平方米的展室内，正中摆放着周恩来塑像，四周陈列着历史照片和少量实物。家祭活动便在此举行。

今年的家祭日活动在下午举行，到场的包括周恩来总理的侄儿周尔均及夫人邓在军、侄女周秉德等亲属，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钱嘉东、马列等及亲属，以及得到邀请的相关人士。由于是40周年纪念，人数比往年要多，纪念室里显得有些拥挤。

除了在纪念室的吊唁，家祭日当天，亲属和相关人士在毛主席纪念堂的电影厅分享了一年来宣扬周恩来精神的活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到场再现了周恩来在北二外与学生们亲切交流的场景。

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参加家祭日的人中，直接接触过周恩来总理的人越来越少，但“二代”和“三代”多了起来。在纪念活动中看到年轻人越来越多，也是周恩来侄子周尔均最乐于见到的。

1982年出生的盖艳峰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但她也是“周恩来青年研习会”主创人员之一，这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发的组织，在网上论坛专门讨论学习周恩来精神。家祭日这天她获邀来到现场，见到周尔均等周恩来的亲人，让她激动不已。

周尔均想起一个“90后”女孩儿在参观了“你是这样的人——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珍品巡回展”后，在留言簿上写下的一段话：“何其有幸，让我通过大量的书籍、透过历史的长河去遇见你。即使在有你的年代不曾有我，但庆幸的是，在有我的年代，依然有你。”周恩来精神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周总理逝世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后，我们纪念总理，纪念他的什么?”带着问题，周尔均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七妈同意我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但这是特例。”

1976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由于保密的原因，外界并不知道总理的具体病情，周尔均和邓在军这些亲属也不例外。

1966年，“文革”刚开始，周总理对这场运动难以捉摸的灾难性是有心理准备的，为了避免牵连亲属，他向周尔均等亲属打招呼：这段时间就不要去西花厅了，并通过身边的秘书传达给亲属“约法三章”：“一条是，无论公事私事不能托他们办;第二条是，运动中要学会游泳，自己对自己负责;第三条是，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周尔均回忆说。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联系，周尔均幸运地有两三次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开会时见到总理，并在大会上聆听了总理的重要讲话。有一次是在入场前，他同总理面对面相遇，虽然是在公众场合，殷切思念伯伯的周尔均没有像往常那样闪避，向总理道了声，“伯伯好!”总理也作了亲切回应，当众伸出手来，紧紧地同他握了握手，没有说话。那正是“文革”中最混乱的时期，周尔均记得，极度疲惫的总理眼神中深藏忧思，又充满了对晚辈的关切之情。这是周尔均与总理最后一次相见。

当时周尔均在北京的总后勤部工作，邓在军被下放到位于河南淮阳的五七干校，谁也没想到噩耗来得这么早。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当天傍晚，邓颖超身边的秘书赵炜向周尔均告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并转达了邓颖超的一些交代。元月9日凌晨四五点钟，因病住院的邓在军见到干校的人拿着一份电报来到病房，是丈夫周尔均发来的：

“七伯今日上午不幸逝世，万分哀痛。七妈嘱外地亲属勿来京吊唁，特告。望节哀。”

周总理的逝世无异于晴天霹雳。

因为干校领导决定送邓在军回京治病，这就给了她一个回北京的正当理由。回到家里，邓在军给七妈秘书赵炜打电话，请她报告七妈。赵炜回话说，七妈同意她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但这是特例。

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医院太平间旁边，有个不大的房间，周总理的遗体就安放在这里。遗体告别定在1月11日上午。早上七点，在京的亲属按照要求到中南海西花厅集合，乘车去了医院。

按照程序安排，亲属最先告别，然后是领导和群众。周尔均等亲属在伯伯面前沉痛泣别了二十多分钟后，就有人催促他们离开。出了告别厅，外边已经排上了长长的告别队伍。

在八宝山最后向伯伯遗体告别时，一直高度克制自己悲痛的七妈，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七妈万分悲伤地说：“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我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

邓颖超在总理去世后一直高度克制，周总理遗体火化时，八宝山的工人不肯按电钮，还是经邓颖超劝说后才按下的。

“追悼会后，我和秉德妹约定，悄悄记录下七妈的讲话。”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后，七妈邓颖超把亲属和总理的医务人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谈话前，周尔均和周秉德兄妹约定，他俩悄悄地做了个记录，会后一起核对、整理。“现在看来，处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氛围里，七妈的这种安排和她所谈的内容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周尔均说。

在谈话中，邓颖超向治疗周总理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表达了感谢，并说：“你们下一代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提意见的权利。伯伯说，这不能怪任何人。这是我向你们转达伯伯的话。”

听到这里，邓在军想起，“遗体告别时，秉钧弟告诉我伯伯脸上有异常黑斑这件事。”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总理的病情又一直被封锁，人们突然被告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无疑会对他的医疗救护提出疑问。“七伯和七妈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他们心里装着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要尽其所能保护群众，而不是想到自己。”邓在军说。

1996年，保健医生卞志强和张佐良在接受邓在军采访时回忆：“周总理长期心力交瘁， 1965年发现心脏病，1972年发现膀胱癌，因尿血疼痛难忍。向上请示，答复是：‘保守治疗’，大家都哭了。后来终于批准手术，先后做了十多次手术，这过程中仍然坚持为国操劳。1974年10月，叶帅问总理身体情况怎样，我们说大便有血，肠子还有问题。叶帅说现在不能提，有重要任务还得总理去完成。”

也是在周尔均这次记录下来的谈话中，邓颖超说：“50年代，我和你们伯伯共同商量，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大好的山河土地里去，虽然肉体不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里作为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

就在举行追悼会的同时，人民大会堂外的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地来到纪念碑前，向周恩来总理敬献花圈，多达两万两千多个。当天夜里，“四人帮”就下令将花圈连夜拉走。他们动用了150辆卡车，拉了两趟半才将花圈清理完。

离开人民大会堂前，七妈邓颖超拉着邓在军的手嘱咐她：“你看了病马上回干校，不要留在北京。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预感没错。”邓在军说，离开北京时，所谓“总理遗嘱”的传言就出来了。一些人因为不满“四人帮”倒行逆施，假托总理遗嘱，将矛头指向“四人帮”。回到干校不久，广播事业局保卫部门就派来两个男的，找她谈话，追查总理遗言和邓颖超给他们说了些什么。

邓在军非常愤怒。气得一掌拍下去，把桌上的玻璃板都拍碎了。“我回答他们，这是我们家里人的事，你们管不着。要了解总理遗言，报纸上已经有了，你找我要什么遗言?如果你想要知道七妈给亲属谈的什么，我倒可以告诉你一两点。”

邓在军给他们简单谈了七妈对亲属的谈话内容和严格要求，听过之后，其中有个人低着头哭了。他们从此再没露面。

周家家规之一：“不要学八旗子弟”

在周家的众多家规中，周恩来特别强调的一条是：“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影响。我们周家过去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下一代，要自觉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学八旗子弟。”

周总理和邓颖超希望周家后代做最普通的人。当工人、当农民、当教师、下基层，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化，更不允许炫耀与国家总理的关系。因此，他们曾不得不干预亲属中一些人的工作安排，明确表态，不同意任命较高的职务，当了兵的要退役，爱人从外地调北京的要回原籍。

说到八旗子弟，不仅周总理经常对亲属说，周尔均也常从一些好友、老同志和烈士的子女那里听说。周总理为什么这样重视、多次引用这个历史典故呢?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海文向周尔均、邓在军夫妇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线索。在中南海紫光阁一旁的院子里，至今保存有一块乾隆皇帝为昭示八旗子弟树立的“御碑”。李海文判断，总理在开会休息时，一定会在院子里散步，一定会在碑前沉思。李海文的提示，引起了周尔均、邓在军夫妇的极大兴趣。

在拍摄《百年恩来》电视片时，周尔均特意来到紫光阁，在现场抄录下了碑文。御碑上刻有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的“上谕”，首先引述了清开国皇帝的遗训：“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国语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要求后代不要忘本，不要贪图享乐。接着乾隆帝郑重“昭示后代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毋或稍有怠惰”，“冀亿万世共享无疆之庥(庇护、神佑)焉”。

乾隆皇帝一心盼万世子孙能享受“无疆之庥”。但是，周尔均特意查证过，从乾隆盛世立碑之日算起，只不过用了115年，清王朝就寿终正寝了。“伯伯一生忧国忧民，熟谙中外历史，又目睹清王朝的轰然倒塌，因此，他以八旗子弟的命运警醒后代，实在是怀有痛切之感的深谋远虑。”

“尔均同志侄: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

周恩来、邓颖超对亲属既严格又爱护。1953年12月31日，周尔均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伯、七妈得知后，邓颖超伯母即刻亲笔回信，给予亲切鼓励和殷切期望。邓颖超用“至为兴奋”形容她和周总理得知尔均侄儿入党时的心情，关爱之情跃然纸上。

信中并要求他：“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为了实践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努力，不要辜负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必须不骄不馁，在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加以实践。”

遵守家规，周尔均和邓在军从不在人前说自己是周总理的亲属。多年后，邓在军的同事好友赵忠祥在参加周尔均的生日时说：“在军大姐，直到你退休，我都不知道你是周总理的亲属。”

“文革”中，周总理有时会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邓在军在你们那儿表现怎么样?有一回，军宣队的头头问邓在军：“邓导，总理特别关心你呀，问你在这儿表现怎么样，你怎么认识总理的?”邓在军就装糊涂：“我原来在文工团跳舞时认识的。”

在所有亲属的工作安排方面，总理都极为严格，一律要求下基层，唯有周尔均是个例外。周尔均被留在解放军总部机关工作并提为副师职干部时，总理没有干预。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总理一次去总后谈工作，顺便了解周尔均的情况。当时周尔均已经是总后杂志社的副社长。听了总后领导汇报后，周总理说：“我知道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你们对他工作的安排我没有意见，但有机会还是让他多下基层锻炼。今天我说的你们不必告诉他。”

过后很久，周尔均才从当时在场的总后政治委员张池明、第一副部长张令彬那里得知这件事。周总理去世后，卫士长张树迎也向周尔均讲起此事，他当时也在场。张树迎说：“听总理对你职务安排这样表态，我还是第一次。”戎马一生的周尔均，今年已84岁，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他首批被授予少将军衔，受命参与组建我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先后担任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同为正军职)共7年，并为国防大学党委常委，直至离休。他牢记七伯、七妈在他入党时提出的要求，时时按照“三条标准”严格对照和要求自己。

电视转播了《东方红》，之后才懂总理的良苦用心

1964年，中央电视台要电视转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个任务落在了当年只有26岁的邓在军身上。尽管在文艺组导演里年龄最小，但她已经多次担任各种晚会、重大政治活动和节目的实况转播，积累了大量经验。

那时的导演工作完全靠笨拙的“手工劳动”。她每天骑着自行车一趟趟跑到人民大会堂看彩排。为了做好导演准备工作，《东方红》的排练邓在军看了不下二十次。那时没有变焦镜头，全是死镜头，每个画面、每个场景，都画成小人儿来表示，做到心中有数。

周恩来总理对《东方红》非常关心，全体演职人员亲切地赞誉他是《东方红》的“总导演”。邓在军在看彩排时就看到过伯伯六七次，当然，邓在军并没有与伯伯打招呼。日夜操劳、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为什么抽出这么多时间来关心演出呢?当时年轻的邓在军不会想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回头来看，事情就比较清楚了。“这是出于他忧国忧民的深层次的考虑。”邓在军说。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内心活动比较了解，他发现主席对中国文艺界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这个领域脱离了革命轨道，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了舞台。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两次批示：我国的文艺战线“已经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艺领域潜伏着极大的危机。

总理十分担心文艺界的处境。如今我们可以得出判断，他出于苦心焦虑和前瞻之见，意图通过组织《东方红》的演出，正面颂扬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颂扬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以此影响和改变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不良印象。遗憾的是，尽管如此，文艺界也只是短暂地推迟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邓在军最怕节目修改，他们一改，邓在军的导演台本就得推倒重来。一天又看彩排，邓在军发现自己记录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将近一场的戏怎么没了?直到后来，她在拍摄电视专题片《百年恩来》时，采访到周巍峙、乔羽等当时的亲身参与者，才了解到总理的良苦用心。

当初在研究《东方红》的总体构思时，对如何表现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总理主张突出秋收起义，淡化南昌起义。罗瑞卿总参谋长则一再坚持，认为应该重点对建军起点的南昌起义做正面表现。陈毅老总也在一旁附和说：“是啊，总理，南昌起义还有我一个嘛!”最后总理非常严肃地说：“罗瑞卿同志，如果你非要表现八一起义不可，那只有一个表现办法：就是批判我周恩来嘛!这样表现就可以，正确路线是毛主席嘛!”总理说到这个程度，陈老总和罗瑞卿便不好再坚持了。

最后，《东方红》的舞台上，“秋收起义”有专门的一场设计，而“八一起义”则完全淡化，只留下这样一句暗场中的台词：“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周总理在西花厅同周尔均夫妇谈话时，卫士兴冲冲地过来说：“总理，天津发现了你当年写的一些诗词，送来请你过目。”周总理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看，拿去烧掉!”

周尔均知道伯伯早年很喜欢旧体诗词，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创作才华，18岁时写下的《相逢萍水亦前缘》和19岁时所作《大江歌罢掉头东》都是难得的诗词精品。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他在这方面没有片言只字，写下的仅有两三篇白话诗。“我不看，拿去烧掉”的回答，同他在审看《东方红》时力排众议突出秋收起义、淡化南昌起义的决定，应该是出于同样的良苦用心。

《百年恩来》：一部由周总理后代亲属发起摄制的电视专题片

1998年，周恩来总理100周年诞辰，一部12集的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在各大电视台轮番播放，引起收看热潮。这部电视专题片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电视艺术金鹰奖优秀长篇纪录片奖。电视片的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成为一首经典歌曲。

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部由周总理后代亲属发起摄制的电视专题片，具体地说，就是由周尔均担任制片人和总策划，由邓在军任总导演，在周总理其他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完成的。

《百年恩来》摄制组拍摄的第一个镜头，是第一摄像周强执机拍摄的天安门。周强是周恩来的侄孙、周尔均夫妇的儿子。为了节省拍摄开支，周尔均一家全都扑在了拍摄上，义务干活，没有工资。家里的打印机、复印机、电视机、录音机，凡是能用的，都搬出来了。“一般我们拍片子，高片比也就是1：10到1：20，就是你播1分钟，拍20分钟的素材，然后使用其中的1分钟。《百年恩来》的片比达到了1：600，也就是说我们从600分钟中才选出了1分钟让大家看，它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精华?就是因为它凝聚了所有人的感情在里边。”周强说。

剧组采访的第一人，是“觉悟社”最后一位成员管易文。“觉悟社”是五四运动时期产生在天津的先进学生组织，周恩来、邓颖超和管易文都是“觉悟社”的成员。当时为了反抗封建思想，也为了保密需要，有人提出不用原来的名字，而是按照一、二、三、四的号码写在密封的字条里，每人抽一个号，就用那个号的谐音来作为自己新的姓名。

邓颖超抽的是“一号”，便用“逸豪”作为别名。周恩来抽的“五号”，后来就用“伍豪”作为他党内的代号。管易文是18号，别名为“石霸”。

采访管易文时，老人已是百岁高龄，丧失了对人间的一切记忆。但当他看到周恩来的照片时，竟然奇迹般地连呼三声：“音容宛在，永别难忘!”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激动得流下热泪。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瞬间，幸好被摄影机默默地记录下了。就在此后五十多天，管老带着他对周恩来唯一的思念离开了人世。

西哈努克国王坚持要回到王宫金銮殿接受采访

《百年恩来》采访了三百多位与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当事人，其中既有各国政要、文化名人，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

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是周总理的知音至交，在策划拍摄《百年恩来》期间，鉴于他每年要来北京治病和休息，本打算乘国王在京期间采访他。他却表示一定要在柬埔寨金边的皇宫里接受采访。国王说：“只有在周恩来总理生前两次到过的柬埔寨土地上和在王宫金銮殿接受周恩来亲属的采访，才能表达我对周总理和邓颖超夫人的知遇之恩。”

金銮殿是圣洁之地，通常只有国家盛典才能在此举行。金銮殿不能备水，不能上茶点，不能使用空调。周尔均夫妇及子女到达后，柬方像当年接待周总理那样，铺上了长长的红地毯。西哈努克国王虽然身患重病，却不顾高温坚持接受采访，谈了整整三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

摄制组在柬埔寨期间，西哈努克国王还亲自指令和安排，派出专机，由数十人的国家卫队护送周家后人到著名的古迹吴哥窟参观拍摄，“这里也是他特意邀请伯伯和七妈先后去过的地方。”周尔均说。

摄制组到周恩来早年留下足迹的日本采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谈了一些之前从未说过的事情。池田大作说：“我在日本创价大学栽的八棵樱花树旁立了‘周樱’、‘邓樱’两块碑，今天我首次向你透露，这两块石碑的方向是朝向中国，朝向周总理的，在樱花盛开时请他和邓颖超夫人观赏。”

已故日本航空公司总裁冈崎嘉平太生前一直把周恩来的照片藏在怀中。他的儿子冈崎彬接受采访时说，父亲一生追求寻找当代圣人，终于找到了，就是周恩来。冈崎嘉平太去世时，冈崎彬对母亲的表现感到奇怪，问她：父亲去世，你好像不怎么悲伤?夫人回答：“你父亲一生敬仰周恩来，他最终的愿望是到天国会见周恩来，这个愿望实现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她还把丈夫一直放在身上的周恩来的照片，随同冈崎先生的遗体一起火化了。

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2015年11月20日，《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纪念周恩来总理珍品展》在日本东京开幕。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等众多日本政要和对华友好人士出席了开幕式。

“一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可以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超越政见，化作一种精神与世界文明共存。”周尔均说。

已经98岁高龄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听说周尔均和邓在军夫妇在日本举办这次展览，特地要见他们。见面时，中曾根康弘不听劝阻，扶着拐杖一定要站起来。这次展览，精心设计制作了一座“周恩来在日内瓦”的铜塑像，周尔均夫妇送给中曾根康弘一尊。铜像很沉，大家让中曾根康弘将铜像放在桌上，他却一定要抱在怀里。在场想同他照相的人很多，分批照相时，这位近百岁的老人就是坚持站立着把铜像一直抱在怀里。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对周总理的崇敬。

制作《百年恩来》时，周尔均夫妇曾经采访过中曾根康弘这位日本广受敬重的知名政治家。他第一次见周总理时，是日本的通商产业大臣。周总理见了他，分3次谈了10个小时。中曾根康弘回忆：“会议结束后，他陪我从二楼下到一楼，亲自给我披上大衣，又把我送到大门，送到车上，而他一直在车边送我。外边特别冷，我看到这一切，深受感动。”

后来中曾根康弘当了首相，再次来华时提出要给已经逝世的周总理烧香祈祷，受到邓颖超的欢迎。从邓颖超口中得知，当初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后告诉邓颖超说，刚见到的中曾根，他将会是日本未来的首相。周总理的判断成了事实，中曾根康弘更是将周总理视为难得的人生知音。

家人回应总理传闻：“总理酒量，极而言之，八两而已”

在很多场合，有人遇到周尔均，总是会问到周总理的酒量：听说总理酒量很好，可以喝二斤。这个传闻，常常是来自一本书中叙述的故事。书中写道，周恩来总理和许世友喝酒，将许世友灌醉，是为了劝诫他喝酒伤身又误事。写得很生动，因此传播很广。

一年，周尔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正在京西宾馆开会讨论时，接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卫士长成元功的电话。成元功郑重其事地请他转达一个意见给军队领导：“书里有些事情不是事实，比如说周总理跟许世友喝酒，把许世友灌醉了。”成元功说，“这个事就没有，我在总理身边多少年，从没有见到过。作者是军队作家，我提了意见，他没有接受。”

周尔均也知道伯伯能喝酒，但真的不清楚伯伯有多大酒量。他在电话中问了成元功，成元功回答：“极而言之，八两而已。”

周尔均说，“伯伯在家吃饭一般不喝酒，除非特殊情况，像1961年他和七妈亲自主持侄子周尔辉婚礼时，记得好像喝过一两杯绍兴黄酒。”另据伯伯身边工作人员说，总理一生中饮酒过量只有极少数的几次。一次是新婚之时;一次是50年代与苏联谈判，对方要和总理比酒量，总理为此做过检讨，据说毛主席风趣地回应说：要是我，就跟他们比吃辣椒;一次是欢迎志愿军回国，最后一次是南昌起义34年后回南昌视察工作。在喝酒的问题上，总理是把握得度、掌握分寸的。

周总理逝世已经40年，出版界出了很多关于周总理的书，其中记叙了一些有关周总理的传闻轶事，有个别事情不够准确，引发一些不同看法。周尔均觉得，总体而言，出发点还是为了弘扬周恩来精神，怀念周恩来总理，主流应该肯定。但在宣传中还是要注意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周尔均回应：“最好尽量是讲亲身经历的事，亲耳听到的事，即使转述也应核明来源，做到确有根据，尊重事实。总理的崇高品德和伟大人格世人皆知，总理又是最实事求是的。宣传周恩来精神也要实事求是，不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反倒有损于总理的光辉形象。”

说到这里，邓在军回忆起一件往事：一次她带一岁多的二女儿周蕾去西花厅。吃饭时，一贯细心的总理发现没有孩子吃的菜，嘱咐师傅“给炒个嫩嫩的鸡蛋”。菜上来了，饿了的蕾蕾闻到鸡蛋香味，用手去抓。“我觉得这显得孩子没家教，于是，蕾蕾的小手挨了我一筷子。这下惹祸了，伯伯马上皱起眉头，连问了我两句：‘你干吗要打她啊?’见我回答不上来，伯伯说：‘对事情要实事求是。她现在这么小，既不会用筷子，也不会拿勺，手就是她的工具。你怎么能打她呢!’”

“对事情要实事求是。”邓在军永远记住了总理的这次教诲。

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了。40年后，我们纪念周总理的是什么?传承周恩来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周总理侄儿周尔均今天理解，“做普通人不是简单化，而是要自强自立，自力更生。”对周家年轻一代、侄孙周强来说，“传承周恩来精神，首先要立足于自己，要有事业心，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和岗位，人的一生中重要在于做了多少事，并不在于说了些什么。这与习总书记所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