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江青一生的痛楚就是曾做过演员

书名：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作者：杨银禄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银禄，1967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是江青四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内容简介：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位中国曾经的第一夫人，知道的并不多。江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不是她身边的人不可能说得清楚!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是在江青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任秘书杨银禄讲述的"文革"时期的江青。"文革"期间，他在江青身边担任秘书近六年，是一位有资格说江青的人。

概括起来，《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有以下几个看点：第一，以实例证实了江青确有"妖魔"的一面。第二，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而又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细节。第三，提供了江青为人的另一面，即其表现的温情的一面。第四，透露了发生在江青身上几件令人震惊或不解的故事。第五，澄清了几则坊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如说江青有"三假"，江青的生活作风问题等。第六，江青爱好摄影，书中配有几张江青摄制的珍贵照片。如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最近拍卖价高达34万。

书摘正文：

第一章 出乎意料的工作调动

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现称为定州市)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家庭。1957年，我19岁的时候，应征入伍，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警卫战士。1967年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要从中央警卫团挑选一两名优秀的年轻干部，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工作，我有幸被选中。1月6日，我被正式调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工作。虽然那里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但我还是很快熟悉了情况，适应了新的工作。然而没想到，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已经在等待着我了。

汪东兴找我谈话

1967年10月3日上午，天有些闷热，我像往常一样值班，一边守候电话，一边整理文件。大约11点钟，突然接到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的电话，叫我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要找我谈话。

汪东兴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也是我的上级领导。这么高层次的领导找我这个极普通的基层干部谈什么呢?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下午3点，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汪东兴的办公楼。高成堂秘书在门口迎接我。高秘书长得很英俊，眉宇间透出几分灵气。他客客气气地把我引进会客厅，给我倒了一杯茶，让我在此静候，然后就出去了。大约一分钟以后，汪东兴同志来了。

汪东兴中等身材，圆圆的脸，敏锐的目光里夹带着几许兴奋。他面带笑容主动和我握手，和气地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问完他坐在沙发上。

"是。"我紧张地站在一旁一动不动。

汪东兴大概看出我紧张的心情，指了指他旁边的一张沙发说："请坐，请坐下来说话。"

等我坐定以后，他说："经过组织上认真了解和研究，决定调你到江青同志身边工作，给她当机要秘书。江青同志现在的秘书叫阎长贵，是个大学生，文化程度较高，会写文章，是一个笔杆子，人很老实，江青同志想把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去工作，发挥他的特长，所以叫你去接替他。请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到钓鱼台11号楼去报到，我亲自送你去，你明天上午10点钟到我这里来。"

我听后惊在一旁，一时失语。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是个地位显赫、大红大紫、影响极大的人物，像我这样太过平凡的人到她那里工作，真有些不可想象。于是，我忙推托说："汪主任，我知道，秘书工作非常重要，特别是给江青同志当秘书要求就更高了，我的文化程度不高，这个工作我可干不了，不能胜任呀!实在对不起，您还是另外物色人选吧。我从心底感谢您和组织的信任!"

老实说，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对领导分配的工作说"不"字，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也知道这样说领导是不会高兴的，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把这些话说了出来。我这是对工作负责，对领导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汪东兴听了以后，不但没有表示出惊讶和不高兴，反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银禄同志，你知道吗?你是从很多干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你的直接领导相信你会干好这项工作，我们也信任你，你一定会胜任这项工作。调你给江青同志当秘书的事，我是亲自报告了主席的。主席明确表示：调中央警卫团的同志干秘书工作，当江青的秘书，我信得过，我放心。况且，我已把你的介绍材料和照片，送江青同志看过，她也同意你去。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不就为难了吗?"

汪东兴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还是去。去了以后，主要任务是收收发发，管理文件，不会让你做文字工作，文字的东西有人搞，中央文革小组里会写作的人有的是，你不要发憷!你去试一试，积极工作，认真负责，尽快适应那里的环境，适应工作，干好了就干下去，实在不行的话，你再回中央警卫团工作。"

汪东兴的话，我觉得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我还是不敢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愣在那里，既不点头，也没摇头。汪东兴看出我还是没有完全想通，又进一步开导我说："组织上决定叫你做一项你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你心里确实没有底，发憷，这我是可以理解的。当你对这项工作有了实践，对它了解了，熟悉了，也就得心应手了。常言道：熟能生巧嘛!今天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看怎么样?"

听了汪东兴的这番开导，我想：汪主任工作很忙，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我的思想工作，还把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工作调动的小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这么信任，我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何况，组织上还允诺：干好了就干下去，不行的话再回中央警卫团工作。于是，我的思想有了转变。我想，按照组织原则，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我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样，我就答应下来了。

我说："感谢汪主任对我的耐心解释，感谢毛主席和各级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去了以后一定好好工作，认真办事，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希望，请领导放心!"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江青那里，一去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我过着梦魇般的生活。

初到钓鱼台11号楼

1967年10月4日11时左右，我由汪东兴和他的秘书高成堂陪同，乘坐他的红旗轿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昔日为帝王游乐休息的行宫，是北京著名的园林之一，迄今已有800年的历史。从金代章宗皇帝(1190—1208)在此建造"万柳堂"别墅开始，它就成为盛极一时的游览地。明代，这里是皇帝的别墅，清代乾隆皇帝在此修建了望海楼，并亲笔题诗立匾。1958年，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进行了大规模修建，建成著名的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是我国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一座座幽静高雅的园林别墅式建筑群组成。园内甬路弯弯，树木葱葱。小桥宛转，湖面波光粼粼，荷叶田田。沿湖16座别墅中的每一幢楼房的周围都是百花争艳，鸟语声声。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钓鱼台国宾馆，先是15号楼，后搬到11号楼，不久就固定在16号楼。陈伯达、江青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陆续搬进这里办公和居住，陈伯达住15号楼，江青住5号楼。

5号楼位于钓鱼台的东北角，在江青住进前，周总理曾在5号楼工作和休息过。江青进住5号楼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对声音特别敏感。1966年底，她觉得5号楼距离钓鱼台围墙外的马路太近，车来人往的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它的东南边12号楼，是毛主席办公和休息的楼，但他很少到那里工作和休息;正南边是一个小湖，西边的玉渊潭公园，为了钓鱼台的安全早已关闭;西北边是10号楼，没有住人;北边是一片很大的绿地，东边是14号楼，距离11号楼较远。对江青来说，11号楼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住处。

汪东兴的汽车驶入钓鱼台东门，过了一座小桥，往南拐弯后行驶了近200米，再往西拐了约100米，再往南拐，就到了一座乳白色的二层楼前。这就是钓鱼台11号楼。

一进楼门，汪东兴就小声对我说："江青同志就在这里休息和办公，她现在还是在睡觉的时间，你今后说话时声音要小些，走路要轻些，江青同志神经衰弱，休息不好，特别怕声音。"

他说着就径直把我带到一层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同志的办公室里。阎长贵刚刚起床，被子还没有来得及叠，看见我们来了，揉了揉疲倦的眼睛，对汪东兴说："汪主任来了。"

汪东兴指着我对阎长贵说："这就是杨银禄同志，今天我把他带来了，请你首先把这里的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以及需要他做的工作向他好好介绍一下，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把杨银禄同志介绍给她，有什么事，你再打电话告诉我。从今天起，你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你要抓紧时间带他，使他尽快熟悉情况，熟悉工作。"说完，他就跟我们点点头走了。

阎长贵当时的年龄只有30岁，但是，看上去像40岁左右的人。他的个子不算高，背有点驼，面色憔悴，双眼布满了血丝，眼角还残留着眼屎，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无精打采地挂在鼻梁上，看样子有很多日子没有休息好了。

阎长贵一边打着长长的哈欠，一边用嘶哑的嗓音对我说："已经知道你的大名了，欢迎老杨来这里工作。我早就盼你来了，你来了，我很高兴。"

他打量了我一下，开玩笑地说，"你挺精神，挺精干的嘛。比我年轻得多嘛。"

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他伸了伸三个手指头："老了，30岁了。"

"你才比我大一岁，咱们基本是同岁。"我说。

我们俩寒暄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据说是植物神经紊乱，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咱们在楼里说话、走路、开关门窗等各种动作都要特别轻，千万要注意。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了，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她不跟你说话，你别主动跟她说话。今天我不跟你说得太深了，以后你慢慢体会吧。你先在我这里熟悉熟悉情况，和我一起整整文件，等她主动要求见你的时候，我再带你去见她。"

听了阎秘书的情况介绍，我觉得这里比想象的还要神秘，心情又紧张起来。由于精神紧张不安，所以，我一天一夜没有敢出阎秘书的办公室。

第二天10点钟，在屋里憋了二十多小时的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来到走廊。见没有动静，我又来到门厅，仔细观看这里高大的门窗，巨大华丽的吊灯，厚厚的纯毛地毯，平缓弯弓式的楼梯。这一切对我这个土包子来说，都觉得新鲜。我正在观赏楼内设施的时候，一位女同志轻足慢步地向我走来，她小声问道："你是刚刚来的秘书同志吧?"

我说："是。"

"请你马上就回你的办公室。"

她怕我不理解，笑眯眯地解释说："江青同志快要起床了，她起床以后，有时看一会儿文件就出来散步，也有时起床以后，就出来散步。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她很客气地问我："你姓杨吧?欢迎你来这里和我们一起工作。"

我问："你贵姓?"

她说："免贵姓许，叫许春华，做护士工作。"

我不敢在门厅久留，听了小许的话，自然就想起了昨天汪东兴和阎长贵的提醒。阎长贵说："一跑就坏了";小许说："看见就麻烦了"。我深深感觉到这两句话的分量。他们的提醒，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是爱护，我非常感谢他们。

一个偌大的门厅，一条宽大长长的走廊，我除见到小许以外，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这里一丁点声音也没有，寂静得可怕。我听了小许同志的提醒，悄悄地回到阎秘书的办公室。

人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觉得可怕和神秘，就越想看个究竟。到了中午12时左右，我听到电铃声，就走到阎秘书的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我看见有八九个人从各自的寝室迅速而轻捷地走出来，有的拉开窗帘，打开窗子通风换空气，有的打扫卫生，有的匆匆跑到室外看风向、测风力、量气温，有的端饭送水。阎秘书把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资料送到二楼江青的办公室。我发现大家的工作是那样认真、紧张、小心翼翼和有条不紊。

警卫参谋孙占龙知道我调到11号楼来工作，特意到阎秘书的办公室来看望我，我们两个久别重逢，高兴得很，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激动地说："孙参谋，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你现在可好哇?"我在神秘莫测的11号楼见到久别重逢的老领导、老战友，激动得竟然忘了这里的清规戒律，说话的声音还是和在部队时一样粗声大气。

汪东兴的汽车驶入钓鱼台东门，过了一座小桥，往南拐弯后行驶了近200米，再往西拐了约100米，再往南拐，就到了一座乳白色的二层楼前。这就是钓鱼台11号楼。

一进楼门，汪东兴就小声对我说："江青同志就在这里休息和办公，她现在还是在睡觉的时间，你今后说话时声音要小些，走路要轻些，江青同志神经衰弱，休息不好，特别怕声音。"

他说着就径直把我带到一层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同志的办公室里。阎长贵刚刚起床，被子还没有来得及叠，看见我们来了，揉了揉疲倦的眼睛，对汪东兴说："汪主任来了。"

汪东兴指着我对阎长贵说："这就是杨银禄同志，今天我把他带来了，请你首先把这里的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以及需要他做的工作向他好好介绍一下，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把杨银禄同志介绍给她，有什么事，你再打电话告诉我。从今天起，你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你要抓紧时间带他，使他尽快熟悉情况，熟悉工作。"说完，他就跟我们点点头走了。

阎长贵当时的年龄只有30岁，但是，看上去像40岁左右的人。他的个子不算高，背有点驼，面色憔悴，双眼布满了血丝，眼角还残留着眼屎，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无精打采地挂在鼻梁上，看样子有很多日子没有休息好了。

阎长贵一边打着长长的哈欠，一边用嘶哑的嗓音对我说："已经知道你的大名了，欢迎老杨来这里工作。我早就盼你来了，你来了，我很高兴。"

他打量了我一下，开玩笑地说，"你挺精神，挺精干的嘛。比我年轻得多嘛。"

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他伸了伸三个手指头："老了，30岁了。"

"你才比我大一岁，咱们基本是同岁。"我说。

我们俩寒暄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据说是植物神经紊乱，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咱们在楼里说话、走路、开关门窗等各种动作都要特别轻，千万要注意。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了，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她不跟你说话，你别主动跟她说话。今天我不跟你说得太深了，以后你慢慢体会吧。你先在我这里熟悉熟悉情况，和我一起整整文件，等她主动要求见你的时候，我再带你去见她。"

听了阎秘书的情况介绍，我觉得这里比想象的还要神秘，心情又紧张起来。由于精神紧张不安，所以，我一天一夜没有敢出阎秘书的办公室。

第二天10点钟，在屋里憋了二十多小时的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来到走廊。见没有动静，我又来到门厅，仔细观看这里高大的门窗，巨大华丽的吊灯，厚厚的纯毛地毯，平缓弯弓式的楼梯。这一切对我这个土包子来说，都觉得新鲜。我正在观赏楼内设施的时候，一位女同志轻足慢步地向我走来，她小声问道："你是刚刚来的秘书同志吧?"

我说："是。"

"请你马上就回你的办公室。"

她怕我不理解，笑眯眯地解释说："江青同志快要起床了，她起床以后，有时看一会儿文件就出来散步，也有时起床以后，就出来散步。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她很客气地问我："你姓杨吧?欢迎你来这里和我们一起工作。"

我问："你贵姓?"

她说："免贵姓许，叫许春华，做护士工作。"

我不敢在门厅久留，听了小许的话，自然就想起了昨天汪东兴和阎长贵的提醒。阎长贵说："一跑就坏了";小许说："看见就麻烦了"。我深深感觉到这两句话的分量。他们的提醒，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是爱护，我非常感谢他们。

一个偌大的门厅，一条宽大长长的走廊，我除见到小许以外，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这里一丁点声音也没有，寂静得可怕。我听了小许同志的提醒，悄悄地回到阎秘书的办公室。

人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觉得可怕和神秘，就越想看个究竟。到了中午12时左右，我听到电铃声，就走到阎秘书的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我看见有八九个人从各自的寝室迅速而轻捷地走出来，有的拉开窗帘，打开窗子通风换空气，有的打扫卫生，有的匆匆跑到室外看风向、测风力、量气温，有的端饭送水。阎秘书把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资料送到二楼江青的办公室。我发现大家的工作是那样认真、紧张、小心翼翼和有条不紊。

警卫参谋孙占龙知道我调到11号楼来工作，特意到阎秘书的办公室来看望我，我们两个久别重逢，高兴得很，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激动地说："孙参谋，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你现在可好哇?"我在神秘莫测的11号楼见到久别重逢的老领导、老战友，激动得竟然忘了这里的清规戒律，说话的声音还是和在部队时一样粗声大气。

孙参谋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赶紧捂住我的嘴，严肃而小声地对我说："你说话的声音可要小点呀，千万别这样大声，今天咱们幸亏在屋里，又关着门，如果在走廊和门厅里，说话声音这么大，你可就倒霉了!阎秘书没向你介绍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孙参谋的话，显然是对我的进一步提醒，也是对我的善意批评。他怕我不理解，又满面笑容地对我解释说："你刚刚来这里工作，有很多情况和问题你不了解，也不理解。一是你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二是你不知道说话、动作大小的利害关系;三是你还不习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提个醒，不要紧张，以后注意锻炼，养成习惯就好了。我现在不能在这儿待久了，我得到门厅做准备，江青同志很快就要散步了，以后有时间再聊吧。"

一天下来，我被这里极其严肃、紧张、神秘的气氛笼罩着，真有些透不过气来，本来紧张的心情就更加紧张起来了。从这天起，我除了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吃饭以外，很少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整天关在办公室里看文件，选资料，清理登记，收收发发，不敢出门越雷池一步，怕招来什么灾祸。

终于见到了江青

"文化大革命"之前，江青由于身体欠佳，很少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我调到江青处之前，在中央警卫团已经工作了10年之久，还从来没有见过江青，也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也只是在电影、电视、报刊上看到过她的形象，至于她的脾气、性格以及人品，我就更不了解了。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我在11号楼待的时间稍稍长一点了，基本上掌握了江青的活动规律，我就主动帮助同志们干点服务工作。

10月25日13时左右，我正在大客厅开窗户通风换空气，一回头，突然看见江青由一位护士搀扶着从二楼楼梯上缓慢地往下走。她走到拐弯处，在一把扶手软椅上坐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继续移步往下走。大客厅的门，正好对着楼梯，我实在无法躲开了，就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静静地站在那里耐心等待江青快点走出楼门，连大气都不敢喘，唯恐江青看见和听见。

江青无精打采地只注意脚下的楼梯台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下楼以后，警卫员孙占龙把早已准备好的军帽递给她。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木梳子，梳理了一下头发，戴上军帽，两只胳膊伸向后边，警卫员帮助她穿上夹大衣，又递给她一块头巾，她自己包好以后，服务员给她开大门，就由警卫员陪同散步去了。

由于我的心情特别紧张，所以对江青的形象没有看得很清楚。

我到11号楼已经三个多月了，还没有正面见过江青，说出来或许没有人相信，不过，这是真的。直到阎秘书离开11号楼[1]的第二天，我才真正看清了江青的样子。

那天下午2时许，江青打铃叫秘书。阎秘书走了，只有我去见江青了。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江青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无精打采地看文件。她听到有人进来，臃肿的眼皮抬都没有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保持了部队时的习惯，干脆利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你是从中央警卫团调到我这里的吧?"江青又问。

"对，是从警卫团调来的。"

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说实在的，我还真不晓得这点规矩，但是，我可不能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呀。我忙说："江青同志，今后我注意。"

接着，我就按照她的规矩蹲在她的左前方，和她相距只有一米左右。

江青说："阎长贵这个人有问题，他是从《红旗》杂志社调来的，和关锋(已经于1967年8月30日被隔离审查)是一个单位的，我怀疑他和戚本禹(刚刚被隔离审查)是一伙的，这是我凭直觉得出来的结论，你可能不信，但是我信，因为我的斗争经验很丰富。阎长贵看样子很老实，实际上却不然，心眼多得很。"

江青又问："现在你对工作熟悉了没有?你应该尽快熟悉工作，不能因为你的到来，干扰了我的工作，使党的工作受到损失。我的工作是和党的工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你的责任可不小哇!"

我很庄重地说："我会努力的，尽快熟悉本职业务。"

我期待着江青满意的微笑，没想到江青听了我的表态，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这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

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有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我想说"好"，可她没有等我说出来，就急忙说"好好好"，摆手叫我赶快出去。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只好按照她的指令站起来准备往外走。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让阎长贵去给江青当秘书。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写作能力，他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长贵的印象不错，她也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是关键的恐怕还是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正式当上了江青的秘书，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专职秘书。尽管当秘书前阎长贵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阎长贵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爱答不理，送给江青的文件都是通过警卫员传递。阎长贵很纳闷，别人告诉他，这叫试用阶段。二十多天以后，江青才找阎长贵进行第一次谈话。起因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分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认为自己支持的这派受压，想让江青为这派说话。戚本禹派阎长贵去"调查"，然后写个报告。阎长贵"调查"回来后，给江青和戚本禹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内容当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后说："这事我不管!"阎长贵马上争辩道："‘调查’是你让去的，你怎么不管呢?"戚本禹接着说："你敢不敢把这封信送给江青?"阎长贵当时年轻气盛，随口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阎长贵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将信重抄一遍，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阎长贵找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但这件事你不要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务都不要再接受，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另外，她还讲了一些做秘书的纪律。

从这件事以后，阎长贵开始每天直接给江青送文件，处理信件，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江青曾对阎长贵说："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此后，阎长贵每天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陈伯达、姚文元突至11号楼

1968年1月9日下午2点左右，江青刚刚离开钓鱼台11号楼，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成员姚文元突然来到11号楼，找阎长贵和我谈话。

陈伯达、姚文元进入大客厅就坐在南边的沙发上。阎长贵和我走进大客厅以后，看到他们两位的面容很严肃，不敢坐下，站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说话。

"你们二位坐下，别站着，站着不好说话。"陈伯达操着浓重的闽南口音首先开口讲话。

坐在我们面前的是当时不可一世的两位大人物，我们小心翼翼地坐在他们西边的沙发上。

这时，陈伯达提高了嗓门说："你们坐在旁边不好讲话，快坐到我们对面。"

我们立即起身坐到北面的沙发上。

陈伯达继续说："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需要阎长贵出一次差，秘书工作暂由杨银禄同志接过来。由于时间紧迫，交接工作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还要求交接清楚，不能出任何差错。"

姚文元说："伯达同志讲的，你们二位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一定按照首长的要求办。"我们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你们二位的工作交接完了以后，立即报告我们。"陈伯达补充说。

陈伯达不露声色，讲话时表情比较平和。姚文元眨巴着一双大眼睛，讲话时表情不太自然。他说："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多解释什么，抓紧交接文件，我们到16号楼等着你们。"他们向我们俩交代了以后就走了。

我们那时毕竟年纪还轻，缺乏经验，谁也没有感觉到他们的讲话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怀疑两位要人亲临11号楼找我们谈话的举动意味着什么。阎长贵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的情绪，还真以为派他去出差呢。交接文件时还和平日一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他首先把我带到江青的办公室清理文件，他读题目和文号，我登记，一份一份地搞得很清楚，生怕搞乱了，将来说不清。江青办公室的文件不算多，大约半个小时就登记完了。然后，我们回到秘书办公室继续清理登记文件。

秘书办公室的文件虽然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一件一件地详细清理登记，丝毫不敢马虎。大概还没有登记到十分之一，江青的警卫孙占龙从外边打电话到楼厅值班室，叫我接电话。我拿起电话听到老孙说："江青同志叫我问一下文件交接完了没有。她叫你们抓紧时间，快一点交接，越快越好。"

我回话说："老阎出差办事还回来，交接文件干什么，多麻烦。"

老孙说："咱们不是有一条老规矩嘛，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交接文件，叫你们交接就交接，叫你们快点就快点就是了，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又过了半个小时，老孙又来电话催促说："江青叫我再催你们快点交接，她说她等得不耐烦了。"

我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我们再加快点速度。"

我接了老孙第二次电话以后，就下意识地感到有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一再催促交接工作，快点再快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孙第三次来电话说："江青同志说你们别交接了，她说

阎长贵不离开11号楼她就不回去，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等一会儿就明白了。"

我刚刚放下电话，就看见从外边进来一位部队的干部，直奔秘书办公室，接着我看见他把阎长贵带走了。这时，我才发现外边还有几名战士，气氛十分紧张。

阎长贵走得很急促，因为说是叫他出差，没有交他办公室房门的钥匙，后来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江青说他私自带走钥匙是有企图的。

那么，阎长贵被带到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那天阎长贵被带到钓鱼台20号楼隔离审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把他押走了。究竟送到哪里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

阎长贵因何获罪

后来我才知道，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长贵，别人告诉阎长贵后，他马上跑去，江青对他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长贵被她的这番话弄得摸不着头脑，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长贵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长贵受到了一些冲击，《红旗》杂志社及一些单位也有人贴阎长贵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我们不放心，等等。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上有不少这类反映，阎长贵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她将一封信狠狠摔在桌子上，对阎长贵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阎长贵被吓蒙了，不知怎么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几前天，阎长贵看到这封信，女演员在信中说，她解放前的名字叫过江青，现在受到冲击，另外，她还愿意把一笔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等等。这位女演员的意图很清楚，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使她不再受冲击。信很长，阎长贵没有看完，但他误以为女演员和江青有什么私人关系，觉得不好处理，实际上是怕处理不好承担责任，就写了个便条请示江青。这下捅了马蜂窝!其实这位女演员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这样，阎长贵因这封信而被定罪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江青一生的痛楚就是20世纪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那时和她共过事或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

事有凑巧，在我和阎长贵共同给江青当秘书期间，我的父亲病故，想回河北定县的老家处理父亲的丧事。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长贵不敢打扰江青，就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同意我回家[3]。四天后我回来时，阎长贵去见江青。江青对阎长贵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阎长贵就被暂时关起来了。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阎长贵说："我给江青当秘书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当时阎长贵很坦然，没把事情想那么严重，被带走时，随身只带了几本哲学、历史书。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到关押阎长贵的地方。陈伯达问阎长贵："干什么呢?"阎长贵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说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长贵感觉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长贵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后来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4]、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姚文元。可见江青当时是多么"气派"和"威风"。阎长贵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小事!第二天，阎长贵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什么要抓阎长贵，江青跟我这样说："关锋原来是《红旗》杂志社的，阎长贵也是《红旗》杂志社的。关锋是一个野心家，阎长贵肯定是关锋的小爪牙，抓阎长贵是理所当然的。据说阎长贵和关锋是师生关系，这还得了，一日从师，终身为父呀。他知道关锋的问题是不会少的，他能忍心主动揭发他老师的问题?我们把他关起来，不愁他不交待问题。到那时，关锋的所有问题，将大白于天下。"当她谈到阎长贵和戚本禹的关系时，说："阎长贵的关系多，且复杂得很，他不但和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和戚本禹的关系更不一般，他刚来我这里时，竟然听戚本禹的吩咐。人各有其主嘛，可阎长贵听他的，不听我的，搞颠倒了嘛。有一部电影叫作《一仆二主》，你们要看一看[5]。党内斗争很复杂，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阎长贵帮助戚本禹搞了一个调查材料，那是整汪东兴的材料。汪东兴有缺点错误可以烧一烧，但是不能烧焦了。他们是想把他烧焦了，他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主席身边的人搞乱了。阎长贵知道戚本禹的问题太多了，也知道的事太多了。"

江青后来还跟我说："我会相面。"她说："我身边经常有坐探和钉子。阎长贵就是关锋、戚本禹派来的坐探、安插的钉子。……发觉了坐探需及时清理掉，发现了钉子就马上拔掉。心慈手软是搞不了政治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嘛!小杨，我告诉你，你在我这里工作，就得和我一条心，绝对不许对我三心二意的，我叫你办的事，你要专心致志地办，并且办好。办好了是本分，办不好是失职，我要拿你是问。不是我要你办的事，你绝对不能办，你不能当别人的枪使唤。否则，你就没有好下场!"江青说得出，做得到，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阎长贵的监禁生活

阎长贵在监狱的代号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号犯人。据阎长贵讲，他被投进监狱两年多，没有传讯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纸笔，除了一日三餐保证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与社会接触、交流的工具都没有。他像被世人遗忘了，除了看守没人理睬他。阎长贵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几乎变成了聋子、哑巴。他盼望提审，是因为可以与人说话，他像身陷囹圄的困兽，甚至找茬儿和看守吵架，为的就是张口说话。为了不使说话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诗词和自编顺口溜。不能与人说话，但大脑不能停止思维，阎长贵的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想问题，越想就越想不通。为了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头前数暖气罩上的网眼，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一旦停止数数儿，又开始思考，这种痛苦使他备受煎熬。当时阎长贵的念头就是，只要让我出去，干什么都行。

两年多以后，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审。阎长贵说：当时在秦城监狱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啊，因为可以和人说话。以后的情况稍有改善，可以读《毛选》和看报纸。几年下来，《毛选》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读了几十遍，其中《论持久战》读了有上百遍。为了能有文字的东西看，每天看过的报纸他不让看守拿走，看过的还反复看，用以消磨时间和增加知识。阎长贵说：八年如果用来学外语，起码也能精通一门啊。

1975年5月，阎长贵被释放，并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等待结论。农场职工只知道阎长贵是一位特殊人物，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刚释放过一批战犯，猜他是战犯太年轻，作家体验生活也不太像。尽管猜不出阎长贵是什么人，但是农场职工还是热情地接受了他，处处予以关照。1975年10月，上级宣布了给阎长贵的结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负责同志当然指的是江青)。留党察看一年。阎长贵劳动了一年多，被调到农场中学当教师，开始教数学，后来教政治，又当了一年中学校长，后被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阎长贵的冤案也于1979年9月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3月，阎长贵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离开了14年的《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