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大雪里的“教育革命”

这两天，江南下起了30多年来最大的一场雪，让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些多雪的冬天，那些名为“教育革命”的难忘经历。

“文化革命”刚刚开始的那两年，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不但不感觉痛苦，反而还感觉到十分开心。为什么?首先是因为可以不读书、不上课、不考试，更没有什么夜间自修和家庭作业。每天可以由着性子到处去玩，爱上那就上那，即便是打群架，捉鱼捕鸟，也随你的便。其次是因为身为“革命小将”“红卫兵”，地位一时无比祟高。不是我们怕老师，怕领导，而是现在领导和老师见了我们象老鼠见了猫一样。一个不称心，就可以把领导和老师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五花大绑押上台去批判斗争，要叫他们朝东，他们绝不敢朝西，否则就是“抗拒运动”，“对抗革命小将”，就是“现行反革命”，精神和皮肉就要同时吃苦头。

因此那二年我真是快活极了，每天吃完饭把碗一丢，就约上几个小伙伴到处去玩，今天去街上蹓跶，明天去同学家串门，大后天去广场看人家武斗打架。等这一切都厌烦了，就去野外捕鱼捉鸟。那时我住的城郊有个很大的军用飞机场，旁边环绕着几条水流清澈的小河，那儿就是我们嬉闹玩耍的天堂。那段日子我的捕鱼技术突飞猛进，不时拎回来一桶桶的小鱼小虾，然后聚集到某个小伙伴家里，用油煎起来吃。那时食油异常宝贵，要凭票定量供应，因此家长发现后免不了痛骂我们一顿，甚至挨几下痛打。不过算不了什么，因为那鱼虾的味道实在太香太美了。

可惜1968年年中，这样随心所欲的好日子到头了，学校经过一番“斗批改”，又重新成立“革命委员会，”“复课闹革命”了。好在上课没几天，突然有天半夜里敲锣打鼓，传来了领袖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最高指示，我们这些早已玩野了心的毛孩子这下如同拨云见日，终于又脱却苦海，不用读书或少读书了。

伟人的这段教导铭心刻骨，以至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晰完整地背诵出来：“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和学校的工人，学生，及其他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当时有句话叫“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夜。”这条最新指示一广播，学校立马变了一幅模样，首先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校园。那些穿着粗帆布工作服的工人师傅手捧“红宝书”雄纠纠，气昂昂进校，成为学校的最高领导。然后是发动群众“教育革命大讨论，”一番学习讨论后，大家觉悟都有了提高，一致认为我当时就读的那所省重点中学校园宽敝，楼房林立，草木葱茏，设施完备，这样的地方不仅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会培养出“修正主义苗子”。于是决定“下乡办学，”把学校即刻搬迁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实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命令一下，雷厉风行，我所在的初一年级一个不剩，全部搬迁到离城十多里的一个生产大队(村)，以班级为单位分到农家，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

一个普通的乡村，自然谈不上办学条件。没有宿舍，就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潮湿的泥地铺上一层稻草，就是我们床铺。村里破旧不堪的祠堂改成食堂，成为那时经常饥肠辘辘同学们最向往的地方。至于教室嘛，开始根本没有，其实也用不着，因为每天除了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就是开会批斗“走资派，”村里有个开大会的礼堂足够了。至于文化课，干脆就“拜拜”了。

搬到农村那年那年冬天特别冷，天空飘起了从没见过的鹅毛大雪，厚厚的积雪阻断了我们回城的道路。不过那时年纪小，玩性大，立刻发现这漫山遍野的雪地太棒了，是打雪仗的好战场，于是便一帮一伙鏖战起来。贫下中农也适时来给我们“再教育”，房东家俩兄弟都是光棍，一人一边带领我们激战。“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升级，最后连房东家里炉灶上的锅盖也搬出来当盾牌，直打得人人精疲力竭，浑身连棉袄全都湿透。他们家锅盖瓢盆砸得一个不剩，最后连饭也烧不成了。

一个学期之后，我们初一年级又一分为三，每个班分别驻扎到一个村里去办学，我们班分到一个叫姜家坞的大队，由于工宣队由县邮电局派出，校名也就叫做“XX县邮电局姜家坞大队五七学校。” 学校到农村后，“贫宣队”(全称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很快来了，队长就是当地大队民兵连长。不过在我看来，这人非但没有“苦大仇深”样子，还很像个油头粉面的无赖，他对我们班女同学“妇女工作”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宣传毛泽东思想。”果不其然，我们撤离村后没多久，就听说他因贪污等一大堆劣迹，也被“运动”进了“牛棚”。

搬迁新址以后，我们宿舍照样安在农家，不过教室倒有了，就在四面通风的祠堂里。也发下统一的文化课本，除了语文之外，其他课程大都好象变了名称。譬如物理课改为叫做“工业基础知识，”生物课叫“农业基础知识。”而外语课本从头至尾，全是些简短响亮的政治口号，开篇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紧接着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彊”。当中还有几句是我们男孩子感兴趣的，就是些战场喊话，譬如英语的“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等，据说是为一旦爆发战争，可上战场瓦解敌军用的。

不久我们又被分小组落实到各个生产小队，当起了没有工分口粮的“小知青”，基本上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到田间劳动。那一年我扛着锄头和农民一起锄草，插秧，车水……几乎走遍生产队每一块田间地头，学会了不少农活。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突发事件，”由于搬迁太匆忙，新建的学校一穷二白，除了几十号人外什么也没有，就连电灯、电铃都成为稀缺资源。那时侯天天教育学生造反，要当“小老虎”不做“小绵羊。”我们这些“小老虎”便自发组织，象敌后武工队一样每天夜里步行十来里路，潜回原来学校，把那里的一些设备等“偷”回来，用于新建的学校。干这样的事需要身手敏捷胆大妄为，象我这样太过文弱的人根本不胜任。于是大家便推举几个平时爱打架，甚至有点小偷小摸行为的“好汉，”让他们去担负此项重任。

一天晚上夜黑风高，大家眼巴巴目送这些“好汉”悄然出发，他们不孚众望，果然在太阳升起以前凯旋而归，几个大箩筐装得满满，全是从母校各处拆来的电铃电线、教学设备、厨房用品等，让我们班短时间丰衣足食了不少。不过这样连续出动几次以后，这些“游击队”被工宣队当场拿获，为首的组织者与“好汉”全都挨了处分。

这样的日子过了约一年，突然有一天“紧急通知”，我们不明不白又匆匆搬回原学校，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起课来。不过因为学制改革，那时的初、高中全都只读二年，距离我们稀里糊涂毕业的日子已指日可待。我们就这样带着一大堆“造反”“学农”的记忆，怀揣一张空有其名的初中文凭走向社会。不久以后许多同学胸挂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乡下，正式成为“知识青年”。直到此时，我们才不无惆怅地发现，原来除了这个“知识青年”的名号，我们其实什么知识也没有，而那些最宝贵的年华，却己经悄然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