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十三）

        大哥整人

文革期间进厂的老工人，大多念旧，与当年被发配边疆的荒友相似，以“青春无悔”为傲，将风华正茂误解为体制美好。一些老工人观念难更新，至今对毛感恩戴德，依我看虽可笑但不难理解。文革中，毛先是用中学生破局搅乱天下，再用解放军和国企工人收拾烂摊子，一度将工人捧为“领导阶级”老大哥，国企工人虽收入低微但基本福利健全，没有后顾之忧，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明显优于农民和知识分子。有一批人还被委任“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和各机关、事业单位，号令、整肃过干部和专家，学富五车庙堂之辈都低三下四唯工人马首是瞻，那份得志千载难逢好不快哉!

邓小平主政，朱镕基改企，大批工人被下岗，沦为弃子，今非昔比，于是感念毛泽东旧情。有些老工人搞错了：不满现状要呼吁进步而不是后退，有意无意淡忘了文革中老大哥也是内斗不停歇，整自己人很有一股狠劲呢!

1969年3月之后的5年，我在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当工人时，全组30多人中有3名技术员，一名北京地质矿业学院的毕业生，两名北京工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大中专生现今算不上啥，但文革前他们是厂部技术科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从57年反右，“唯有读书高”被毛(他年轻时在北大红楼打工当图书管理员时就开始憎恶高级知识分子)颠倒成“知识越多越反动”，文革期间技术员统统下放生产一线劳动，搞设计、画图只能在班组开会的小屋里完成，更多时间要和工人一起卖力。

       谁都看得出“戴眼镜人”的憋屈，他们除了干体力活，还得早来晚归加班画图纸，每次运动(文革中不间断掀起各式各样的运动，大运动中套着一连串小运动)先拿他们过筛子。早请示晚汇报，班前会班后会，全厂或车间批判会、动员会、总结会，工程师和技术员靠后边站，趾高气昂的是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有一回，组里有个技术员闲聊时不小心一时得意，说了句什么话，有个中年工人不爱听，头一歪张嘴道“呸呸呸，真臭真臭，还是毛主席说的好——臭知识分子，比大粪还臭!”那技术员一脸尴尬，下不来台又不敢辨解。



2009年9月，摄影大师李振盛在徐唯辛画的肖像上加注个人简历，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帮他的好友李振盛写英文简历，油画作者徐唯辛院长为他俩拍工作照。(于向真 拍照)



李老师将自己的简历在徐唯辛油画作品上写好后，我为肖像人物与油画作者拍了一张合影。李老师摆出文革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经典姿势。(于向真 拍照)



徐唯辛老师为李振盛、普雷基和我拍了一张合影。注意：李振盛文革肖像旁，是毛第四位太太江青的肖像。(徐唯辛 拍照)

1995年我家从三里屯搬到东三环外现住处，新邻居有一位同在三通用厂的赵作伟先生，我请他和夫人来家喝茶聊天，对这位昔日的右派多了些了解。反右后，三通用厂安置了16名右派，老赵是其中一个。北京还在傅作义掌控时，老赵是故宫青年职员，到了叶剑英当市长后，老赵入了共青团，成为故宫团委书记，几年后以调干生进入人民大学专修马列主义理论。老赵心直口快，工作有魄力，这种性格的知识分子1957年顺理成章被戴上右派帽子。

戴帽后，他与另外15人下放到三通用厂劳动，16人中北京大学几人、人民大学几人，还有北理工、北师大等高校的师生右派。有位先生在随后的运动中被人逮住小辫子，押送到茶店农场劳改悲惨地死去，其他15人一直在三通用各车间干体力活“改造思想”。几年后，老赵被摘掉右派帽子，避开“反右谬误”，只承认“错划”，总之变回人民内部矛盾，之后他恢复干部身份、月薪涨到大学毕业的57元，当了车间统计员。

老赵说：他们16人是工厂政工部保卫科重点监控对象，谨小慎微夹着尾巴玩命干活，时不时被提溜出来批一通。老赵由衷感谢三通用保卫科的老王(王天喜?)科长，感激王科长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对他善意的提醒和保护。文革初期，工人造反派用墨汁在一块块白布上用墨汁写上“右派”两字，强令老赵他们缝在制服外面，等于自我昭示“人民公敌”，可打可骂。一次，老赵骑车到广渠门工厂宿舍办事，家在那里的王科长看到，第二天把老赵叫去“训话”，王科长厉声呵斥：“以后离开工厂，就不要再穿这件(指缝有右派标识的)衣服，你给我记住喽!”为这句话，老赵对王科长“感激不尽”，动乱中战战兢兢那滋味，唯无辜者刻骨难忘，真该让文革拥趸们尝一尝!

我问过老赵“当年总共有多少右派下放企业劳动?”老赵说每年春天，朝阳区都组织一次会，地点在人民机械厂(双井南一公里处)礼堂，把下放朝阳区企业劳动的我们300个右派集中“政治学习和传达上级关怀，其实是给我们洗脑，再三提醒我们不要乱说乱动，每次到会的右派大约300人左右。”哦，57年下放朝阳区各工厂劳改的右派人数约为300名，这仅仅是北京一个区，周边农场呢?北大荒呢?朋友曾慧燕父亲差点丧命的青海盐场呢?甘肃夹边沟呢?还有我表舅跟我描述过的河南周口右派劳改营呢?58年表舅的母亲不愿意离婚，表舅父亲说了句“那好，送你去周口右派劳改营”，吓得他母亲(我姨姥姥)马上在离婚书上签了字，那该是何等的人间地狱!

与老赵一起下放三通用厂的右派中，有个名叫彭诚的阿姨，进厂前几年我住集体宿舍，三年间她与我同住一室，我俩相处融洽，下次详细单说。彭诚对我透露过文革中“车间里有两个中年男人特狠毒，无来由打骂欺负”她，她不肯说出两人姓名，我也没有追问。

文革中工厂里挨整的不光是右派和知识分子，还有各式各样被划归“非无产阶级”的人，比如和我同组的郝师傅，民国时期他在崇文区“伪区委”当过文书，小楷写的极漂亮，人老实的近乎窝囊，因为上学时“集体加入三青团”这不是事的事，成为老运动员，车间批斗会总少不了站前头弯腰低头陪斗。我把郝师傅发展成“地下读书会”(后面会介绍)成员第一次借书给他，郝师傅激动的手直哆嗦。

我组大邱，人称“流氓诗人”，中专毕业生，却不能享受中专待遇，原因是学生时在校刊发过一首“格调低下的爱情诗”，被初恋女友告发顶着“疑似流氓”的虚无帽子进厂改造。大邱壮实有把子力气，工友们都喜欢和他搭帮劳动，重活由他上就是了。刚进组一次班后会，组长说起白天去同仁医院看望急诊室抢救过来的邵师傅，工友们议论纷纷，替突患重病的邵师傅担忧。大邱是邵师傅的关门徒弟，他激动地站起来说：“健康和友谊一样，失去了才能体会它的宝贵。”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从此愿意和与流气不沾边的大邱聊天，聊诗词我俩是组里唯一知音，他比我会背许多诗篇，受大邱影响喜欢起宋词，年轻时我写过几首自以为像模像样的词，不能不感谢大邱。大邱也感谢我，他说过“有你做朋友，境遇好很多，XX不再轻易拿我开刀了。”

我组高中毕业生“瘦腿裤许”，是大钻床小组的一员，瘦高个儿，人品没啥毛病，家住东四一书香门第，单一特点爱穿瘦腿裤，厂里发的统一制式的劳动布工装，他也改成窄小裤腿后再穿。他也是文革期间我们“地下读书会”的准成员，我俩关系不错，我问过他“瘦腿裤难看，干嘛这么傻!”他光笑不告诉我。他也被批斗过，因为他和钳工三组开大钻床的几个年轻人走的近，1972年有人揭发他们几个私下议论枪支(约等于现在的军迷)，悄悄搞来两只鸟枪，还画了左轮手枪的图纸，被派出所抓去拘留后送回工厂批斗实行“管制性劳改”。几个小伙子撅成虾米状被工友们喊打喊灭，天天上夜班(开大钻床是苦累活儿，清一色男壮劳力，抬上搬下大螺钉紧固使劲往下压大直径钻头，任务重工期紧三班倒，出了“枪支案”后，夜班被几个倒霉蛋承包好长时间)，原本瘦弱的小许，经这么一折腾细绺儿成竹竿了。

即便“红五类”受重用的人，文革时也不保险。钳工三组团小组长常姑娘，出身好表现好，她比我大几岁到了谈婚论嫁时，看上组里的技术员、新分配来的北工大肄业生小徐，两人谈恋爱不久就登记了。照理说登记后就是合法夫妻，文革时不讲法律，工厂约定成俗“大伙儿随了份子、摆桌请客”后才能入洞房。她在的三组有人缺德，跟踪常姑娘到小徐家盯梢并“抓奸在床”，车间书记命令二人停职写检查，团支部大会让她当众念检讨书，“少儿不宜”内容让常姑娘尴尬至极，逼得我们几个姑娘捂紧耳朵。这还嫌不够，还撤掉了她团小组长的芝麻官，直把与常姑娘要好的我气得忿儿忿儿的!

哎呀，这样的荒唐事举不胜举呢，后面我要写《上校的女儿：钉儿》也是一例。对了，再说一句，工厂里的精神病人和生理有缺陷的人就更悲惨了，有两位相貌丑的女孩儿，简直成为全厂羞辱的对象，“四心”一类的低俗顺口溜(三通用的老人无不烂熟于心)四处流传，极端下流恶心，最初我跟着咧嘴笑过一次，明白后恶心坏了再也不跟风，有机会就及时叫停，公开侮辱人格实在不像话。今天你默许羞辱他人，明天被羞辱的就是你自己!

如今怀念文革的大有人在，真想提溜着耳朵让他们看看我这篇回忆文章，若是认清了真相，知道自己随时处于失去基本保障，一朝脸面和小命都难保，再傻再笨也不可能愿意回到堪比中世纪更黑暗的文革，有人甘当大傻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