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山：哭 袁 庚
一月三十一日清晨，打开手机，看到朋友们纷纷给我发来微信:“袁庚走了！”无限悲伤，无尽思念。
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袁老是我最敬重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毕生遵照党的宗旨，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的福祉，无私无畏奋斗。
我是1984年春认识袁老的，那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肯定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报社闻风而动，派我到深圳采访。在蛇口，我第一次见到袁老，他已年过花甲，满脸春风，走起路来似雄鸡，坐立显狮威，目光锐利，思维敏捷。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当年报道张志新那位记者呀，真不简单。”从那时开始，我们结下了真挚的情谊。
一
1939年春，袁老在家乡宝安县（深圳）加入中国共产党，即离家投身革命。他是抗战老战士。在解放战争中，参加淮海战役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团长，率领他的炮兵团南下，一直打到南海之滨，解放了自己的家乡宝安及附近岛屿。新中国成立后，他已过而立之年，组织上介绍汪宗谦与他组成家庭后，被派往海外隐蔽战线上工作。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台湾国民党特工阴谋杀害周总理，袁老为保卫周总理的安全作出重大贡献。1963年5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柬埔寨，美蒋特工实施所谓“湘江案”暗杀刘少奇主席，袁老参与粉碎这一国际恐怖主义的阴谋。“文革”中，他被诬为“美国特务”。执掌大权的康生一句话就把他打入秦城监狱，并牵连家人，妻子汪宗谦被赶出京城到山东农村劳动，逼她揭发袁老的“罪行”。汪宗谦说：“我是部领导通过干部局长介绍认识袁庚的，组织上比我更了解他。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组织上要介绍个美国特务给我当丈夫。”
袁老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又六个月，差点冤死狱中。袁老受了天大的冤屈。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1973年袁老出狱，尚未平反，就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工作。他被安排在交通部。1978年10月，交通部任命他为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次年7月，他开发建设蛇口工业区。此时，深圳经济特区尚未成立。
从1978年起，年逾花甲的袁老主持香港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工作的14年，香港招商局总资产由1.3亿元人民币增至200多亿元。荒滩野岭的蛇口建成为深圳的海港花园城区，人均GDP超过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更令世人瞩目的是，香港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100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贪官。
二
袁老晚年开发建设蛇口，一个重要的意图是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尝试。国务院负责同志把整个南头半岛划给他，他不要，只在蛇口要了2.14平方公里，说只想要一小块地方，搞点试验。在开发建设蛇口过程中，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提议任命他为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并获得中组部同意。袁老得知此信息，马上赴京“跑部”，请求中组部撤销对他的任命。他说只想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让他搞点点试验，探索一下国家未来的经济方向。
1982年冬，蛇口工业区建区3周年，原有的领导机构——建设指挥部和临时党委，难以承担领导一个创新社会系统工程的复杂任务。应该用什么机构来取代建设指挥部呢？袁老说：“根据国外出口加工区的经验，合理的方案是建立一个事权集中的管理委员会。这是容易办到的，问题是这个管理委员会怎么产生？是沿袭过去省事的办法，由组织部门和主管领导提出名单，经上一级党委批准呢？还是相信大多数干部群众，由他们用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出来？对前一种做法，我们是熟悉而又有经验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由上而下的做法容易滋生‘人身依附’的观念。”袁老主张选择后者，就是由干部群众选举产生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负责人。
两个月后，蛇口工业区党政第一把手袁老，决定先拿自己开刀，做实验，撤销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通过民主推荐领导班子方式，选出第一届管理委员会。到1985年换届时，由全体正式职工，工人除外，选举产生第二届管理委员会，任期两年。一年后，管委会和每个领导成员，在全体干部和部分职工代表中接受评议，进行无记名信任投票。袁老在第一届和第二届管委会都当选为管委会主任。1984年，第一届管委会信任投票参加人数1400人，袁老的不信任票是1票。1986年4月，参加第二届信任投票共计2300人，袁老的不信任票是341票。有人说这是“4月地震，对袁庚至少是一个打击。”
袁老即时发表演说：“有人说我袁庚是‘蛇口权威’。如今‘权威’正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这说明蛇口人在民主风气熏陶下，对自己的干部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反对袁庚也没有什么可怕了，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只要坚持下去，我们的社会风气就会改变，国家就有希望。”
除了民主选举产生工业区管委会外，袁老又提出蛇口工业区办的《蛇口通讯》报，“要登批评（蛇口工业区）领导的文章”。他首当其冲。1985年2月《蛇口通讯》报第二期登出一位蛇口青年批评袁老的公开信，指出：“蛇口工业区从1981年底基本完成‘五通一平’基础工程建设后，逐步进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企业管理（或者说是社会管理）的阶段，我们都没有明显看到您表现出一个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管理能力。工业区的整体管理水平很不理想，您不能不负主要责任”。这封《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公开信发表前，曾送袁老审。袁老说：“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蛇口）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否则，要我们1000多名干部来干什么？”
为对权力监督，袁老还倡导蛇口工业区员工自发成立各种民间社团，如企业管理协会、建筑工程学会、会计协会、翻译工作者协会、经营自由、港口协会、体育协会、桥牌协会、围棋协会、摄影协会、诗社、美术书法协会、月季花学会等等。袁老在多个协会担任名义会长，他把建设民间社团视为“压力集团”，他说：“这些社团各种讨论、议论，对权力层的决策、监督，或多或少也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蛇口工业区还成立了“新闻沙龙”，经常开展活动。新闻沙龙规定：参加者一律成为沙龙成员，职权的作用不能带入；新闻沙龙上只要不反对共产党，不搞人身攻击，谁都可以讲话，坚持自己的观点，反驳不同观点；新闻沙龙的每一次发言要录音，经整理后公开见报。
袁老设计的一整套对权力监督制约的举措，效果是显著的。当年蛇口人心情舒畅，感受到了当主人的自豪，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大发展。蛇口工业区是全国最清廉的地方。
1992年袁老离休。“人一走，茶就凉。”交通部派来了接管大员，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恢复了委任制。有人说袁老的改革失败了。袁老并不这样认为。他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切切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袁老在开发蛇口时，组织上让他去当大官，他不去，宁愿在山高皇帝远的蛇口当个小小的头头，还要让蛇口人来选择。自己的官运，由蛇口人来决定，自己手中的权力，交由蛇口人去监督和制约。他到底为了什么呢？长期最接近他的智囊人物梁宪的答案是：“为了入党的初衷。”
三
接管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权力的大员，坐上袁老的那把交椅后，对袁老进行了“冷处理”。一次我去蛇口看望孤独寂寞的袁老，原蛇口工业区袁老手下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想去看看袁老也不敢，心里恐惧，怕穿小鞋。”这也不奇怪。袁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虽是冲着自己来的，但同时也动了既得利益者们的蛋糕。他的观点和做法，当时有不少人不理解。他成了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朱镕基同志主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中国改革之星”。墙内开花墙外香。深圳当时没有反应。我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把袁老竖为当地的先进人物，号召人们向他学习，但没下文。更不靠谱的是，那些右眼失明人士，骂袁老是“李鸿章”，以艾滋病的谐音指责他是“爱资病”患者。袁老付之一笑。在他离休初期，他是孤独寂寞的，其单位负责人对他不公平，令人难过。袁老没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他说，他的离休生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身体健康为中心，潇洒一点，糊涂一点。”
2000年，我退休后，便与陈少京写《袁庚之谜》（袁庚传）。我把此事告诉袁老，他说：“这种书是没人看的”。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此书的构想，不是写那些个人成长史。书的主题是改革开放，重点写改革，改革的重点写政治体制改革试验。
听到写政治改革试验，他说，“那就试试吧”。他积极配合，翻箱倒柜找资料、照片。他戏称这是“垂死挣扎”。书稿出来后，我们上门送他审阅。一周后，我上他家。他把书稿还我，说：“我连一个字、一个标点也没有动。写什么，怎样写，是你的自由和权力。”
书出版遇到难题。我跑了多家出版社，包括当时中共中央的红旗出版社，他们的回答出奇一致：“书稿要送审”。据说，有人写了《梁湘传》送审，石沉大海。后来，有一家出版社，他们审阅全稿后，同意与作者合作出版，但出版社不印刷、不发行。其实，这是作者自费出书。2005年8月，《袁庚之谜》面世。我和第二作者陈少京给袁老家送上一箱书，袁老叫老伴汪大姐，把书款给我们，我们不接受。袁老说，“应该要，你们也不容易。市场经济讲公平。”
协助出书的朋友，希望得到一本袁老和作者一起签名的书。我们带上20册《袁庚之谜》，请袁老签字。他不假思索，拿起笔逐册签上自己的名字。当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他问：“书印多少啊? ”我告诉了他。过了几分钟， 他又问：“书印多少啊?”，我又一次告诉他。又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同样的问题。汪大姐叹道：“哎，他不行了！”我安慰汪大姐：“人老了，这也正常。”其实，我也安慰不了自己，内心痛苦，无法接受袁老大脑出事的事实。
四
袁老病情日趋严重。无情的病魔使他的大脑停止了工作，我们再也无法沟通联系。
袁老，您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您最关心的当属党政领导干部腐败问题。现在，我要向您报告：这个问题已神奇般的得到初步解决，那如癌细胞扩散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毒瘤，一个个被切除了，全国人民高兴啊。我知道，您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也会欢欣鼓舞。我也知道，您仍不能安息，因为这只是治标，还达不到治本。您以自己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追求健全反腐、防腐的制度还正在逐步建立。待到这一伟大工程完成后，我会再向您报告，请您安息。
袁老，相信您会记得1986年，我在光明日报当记者时，人民日报希望我到该报社工作，派驻香港。我要调人民日报，因为同行竞争关系，光明日报社不肯放人。您对当时的人事制度是深恶痛绝的。各单位实行“人才私有制”，人才不能自主流动。您在蛇口率先对人事制度进行改革。我把我遇到的难题告诉您，您说您为我“打旗号”。您帮助把我从光明日报调入蛇口工业区，再从蛇口工业区调到了人民日报，搞了一次曲线调动，我们无可奈何一起做了一次“假”。
我相信您还会记得，1990年，我离开新闻界进入官场。在官场，我“水土不服”，颇为苦恼，决定提出辞职。我又把这事告诉了您。您说：“掌握权力，做坏事容易，做好事也容易。如果还想要为百姓做点好事的话，最好不要辞职。”我听您的，坚持到最后退休。我原先所在的领导班子的同事一个接着一个被“双规”，包括“班长”，都被糖衣炮弹打倒了，我庆幸自己没有倒。我之所以能安全着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您的榜样，有您言传身教的影响。谢谢您！
袁老，我和朋友们都很想您。您不在了，我余生遇到疑难可找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