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与周恩来的冲突是因翻译纰漏？

编者按：钓鱼岛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的巨大隐患。日本中国问题专家矢吹晋的新书《钓鱼岛问题的核心》，对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追踪记录，并由此开始追问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此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关于对日中战争的谢罪，围绕“ご迷惑”发言（日本方面的翻译小原育夫译成“添了麻烦”）所产生的问题，凸显了田中、大平的政治决断与外务官僚之间的立场差异。

周恩来与田中会谈

田中角荣与周恩来会谈的最重要部分是9月26日下午的第二次会谈。一开始，周恩来提到了前一天晚上田中致辞中的一句“添了麻烦”，并做了如下批评：“田中首相所说的‘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这种说法会造成中国人的反感。在中国，‘麻烦’只用在小事上”（『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对周的这一发言，田中没有辩解吗？据服部龙二所著《日中邦交正常化》一书，“向在场的桥本（编辑部注：外务省的中国课课长当时在场）确认后得知，‘关于“ご迷惑”发言，（田中本人）在周发言后就立即进行了反驳’”。但是，公开的会谈记录中缺了这一部分。为什么要删掉？

我到中国去做了调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研究员说，“没有公开的资料是不能给外国人阅览的……”他把这一部分摘录在纸片上递给我，纸片上这样写道：田中：（谢罪措辞的）日语和中文说法也许不一致。

周恩来：也许是没有翻译好。这个地方的英文翻译是“make trouble”。

田中：（我说的）“迷惑”是诚心诚意谢罪的意思。这一说法在中文中（被翻译的）是否适当我对此没有自信。虽然“迷惑”这一词汇是来源于中国。这里中国方面翻译的“诚心诚意谢罪”，与田中在自民党报告会上的说法，即“东方式的处理方式是，想要一场既往不咎的时候，以非常强烈的心情进行反省。必须如此”是相类似的。

综合考虑上述几点，前一天晚上晚餐会上田中的讲话——据说桥本中国课课长花了数日边推敲边写——“ご迷惑”一词的中文译文（“添了麻烦”）正是问题所在。小原的翻译忠实于桥本起草的原文，但很显然与“田中角荣的本意”是有出入的。

因此，在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田中的“ご迷惑”=诚心诚意谢罪”与“桥本的“ご迷惑”=添麻烦”这两种解释暧昧并存。之后，田中失势下台，大平猝死，仅剩下桥本的证言和外交记录流传于世，而“田中谢罪”则消失了。结果，“桥本式的添麻烦”被升格为日本政府的官方见解。这样一来，江泽民时爱国教育运动开展时，“日本没有为战争道歉”就像口头禅般被广为传播，成为煽动大众的由头。

回顾40年的历史，不禁让人想到，日中两国间很深的隔阂以及互不信任的萌芽，实际上早已潜藏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原点。

我看完服部龙二写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深感失望。尽管书的副标题是“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官僚们的挑战”，但我只从书中嗅到“官僚们的挑战”这一自吹自擂的气味。田中、大平的声音简直被抹杀。书的腰封上写着“何谓真正的政治主导”，而我却差点看成“何谓真正的官僚主导”。

但意外一个接着一个，这本书竟然获得了《每日新闻》亚洲调查会所设的亚洲太平洋奖（评审委员有东大教授田中明彦、丽泽大学教授松本健一、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每日新闻社主笔岸井成格），并且还获得了《朝日新闻》的大佛次郎论坛奖。前者的评审委员会会长是前驻美大使栗山尚一，所以获得此奖是“官僚礼赞的自吹自擂”并不足为奇。但大佛次郎论坛奖的审查委员包括佐佐木毅（前东大校长）、山室信一（京大教授）、橘木俊诏（同志社大学教授）、米本昌平（东大特聘教授）、大轩由敬（《朝日新闻》评论主笔）等，恐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这本书误认为好书了。

钓鱼岛

从服部自己写的获奖纪念随笔中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该书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①尖阁列岛问题；②日中和谈的精神；③排除“中国通”（《朝日新闻》2011年12月23日）。获奖纪念文章中，做了如下评论：针对①尖阁列岛问题，“原本没有作为讨论议题”，“即使被视为中国事实上放弃了尖阁列岛，（中方）也无话可说”，“邦交正常化时没有主张的领土，现在又说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难以理解”。这些是相当粗暴的单方面主张，这样，日中既不可能展开对话，也不可能做到相互理解。

在阐述②和谈精神时，服部是这样说的：“日本人是不会忘记那场战争的，以此为前提，中国人以宽容之心对待日本，日中两国并肩构筑睦邻友好关系。这难道不是日中和谈的精神吗?”

这乍看起来是高明的见解。那么，“日中和谈精神”是怎样被描述的呢？田中角荣与周恩来会谈的最重要部分，正如前一章所述，是于1972年9月26日下午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到了前一天晚上田中致辞中的一句“ご迷惑”，并批评道：“田中首相所说的‘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这种说法会造成中国人的反感。在中国，‘麻烦’只用在小事上”。

服部的书中说明，“这一场景被中国课课长桥本描述为‘（周总理）气得几乎怒发冲冠，大平一瞬间脸色煞白’”，“自己的发言受到严厉批评的田中没有反驳吗？日本外务省的记录中没有具体内容，但书中却记载着田中在“ご迷惑”被周批评之后当场进行了辩解”；“向桥本确认后得知，关于“ご迷惑”发言，田中本人在周发言后立即进行了辩解。”

这是极其重要的证言，服部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其深刻含义。这就是说，“在场的桥本”作为责任人有将首脑会谈保留在记录上的义务。之后公开的记录中“当场进行了辩解”的田中发言被删除了。谁删除的？为什么删除？这是可以容忍的行为吗？

外务省的记录中，田中表示“对周总理的话大体上能很好地理解”。对于“气得几乎怒发冲冠”的周恩来的发言，田中不可能在会谈时回答“大体上能充分理解”。考虑到对话之前的分歧，这是极其不自然的。我认为这里已被篡改，于是前往中国，访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试图复原日本外务省记录中被删除的部分。

中国方面的文件，对于田中的解释是这样记录的：“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你们的习惯改。”

这一部分内容没有载入会谈记录一事，不是简单的漏记，等同于篡改。外务省负责此事的人篡改公文，不仅误导了日本的舆论，更为严重的是对中国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如果桥本把他推敲日文原文功夫的十分之一用到推敲中文译文上来，就应该能避免历史性的误解。

想要通过③“排除中国通”而独揽功劳的桥本，其智慧不够用。不懂中文的桥本担负日本方面的交涉窗口职能，却无法听见交涉对象的原话，这一点是非常不幸的。当然，他自豪于外务省内部“排除中国通”的权力之争，是题外的话。

我得到李海文先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当面指教，读了姬鹏飞外交部部长的回忆录《饮水不忘掘井人》[《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等重录]，知道了田中与周恩来会谈的真相。

我把田中回国后的一系列发言都细致完整整理一遍后，再次前往中国，咨询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试图复原在外务省记录中被删除的部分。

根据中方记录，田中角荣首相反复强调自己所说的“ご迷惑”是向中国表示诚心诚意谢罪的意思。而且这一主旨在《日中联合声明》中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语句得到了反映。田中的谢罪，中国方面的对日专家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田中首相拼命解释、说明本意等经过在外务省记录中被完全抹去了。由于重要的记录被篡改，“日本不对战争道歉”被后来中方的爱国教育运动所用，也与今天围绕尖阁列岛的反日运动密切相关。由于留下了对日不信任的火种，外务省这种抹去“ご迷惑=谢罪”的做法要负极其重大的责任。

毛泽东回见田中角荣

同时，与“ご迷惑=谢罪”相关联，在日中会谈之际，毛泽东赠送给田中首相一本《楚辞集注》，在此先谈谈其意图何在。

毛泽东并不是像桥本恕说的那样仅仅为了“作诗时的参考”而赠送该书的。他一边对田中使用的“迷惑”一词的日文意思表示出了知识方面的兴趣，同时也苦笑说“田中对于迷惑一词的使用很高明啊”。中文的“迷惑”在《楚辞集注》中有记载，这本书也是作为显示中文与日文意思完全不同的证据而赠送的。

当时谁也不明白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图。我注意到这一点后用日文发表了看法，编辑了姬鹏飞回忆录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海文女士对此感到吃惊，并给我创造机会在《百年潮》2004年4月刊上发表了该文。这一论文后来被《新华文摘》2004年10月刊转载。这时另有人士告诉了我被《新华文摘》转载意味着什么。该杂志有与普通杂志不一样的地方。只有通过该杂志的编委会审查的文章才会被刊登。就是说中国方面的相关人士事前并不知道我的主张，但认定这是正确的。从这一经过来看，连对日相关人士也基本上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连毛泽东爱读的书之一是《楚辞集注》这一点都不知道。我因为翻译了《毛泽东思想万岁》，所以知道他在庐山会议上背诵了《楚辞集注》中的一节。但我当时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日中友好人士反而攻击我为“翻译伪书的反华分子”，所以我的译本也没有被中国相关人士读到。

谈判的主角大平正芳于1980年突然离世，吐露了真情的田中也于1993年去世，如果他们仍健在的话，一定会被中国方面的误解和造成误解的桥本的解释所激怒。

对篡改会谈记录负有责任的桥本以及歪曲逻辑而招致混乱的条约课课长栗山这样的对美一边倒的高官，掌握了外务省大权，这使日中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不断加深。

我对桥本篡改会谈记录感到极为遗憾，不仅因为篡改成为中国方面对日本不信任的直接根据，还在于日本方面失去了对反日运动提出异议的根据。田中的谢罪表示，原本对于中国方面的对日相关人士来说是很明白的事情，但由于外务省篡改记录，扩大了新的相互不信任，进而成为邦交正常化20~30年这一时段日中不信任的一大要因，其后遗症继而导致40周年纪念庆典活动的低沉。

作者简介：矢吹晋，男，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东洋经济新报社》记者、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现为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