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十九）

   文革中，多数人的运程靠赶拨儿，吉顺好赖，依赖赶上哪一拨儿，个人努力大抵事倍功半。如身在元帅府、部长家，或就职于国家机关、垄断性国企，即便身无一技，并不勤奋，照样安享超国民待遇;若生在穷乡僻壤农民家，或供职于私营中小企业，混迹于个体户，即使你拼力奋争、百倍艰辛，也难免为生计犯愁、一朝跌落、老无所依。这拨儿或那拨儿的境遇，同处一隅却天渊之别。

文革期间老三届及后几届学生的命运，更是与赶拨儿息息相关。部队大院的子弟托个门路，便能入伍参军;底层平民的子女随波逐流，上升全凭个人奋斗;“黑五类”家庭的子女命运多舛，好多年抬不起头来。那时学生毕业分配，被刻上文革特色“某届”(实则某一拨儿)的烙印。唯独高校毕业生，沾了毛伟人讨厌的“老九”臭味，一律下到工矿企业;中学生的走向参差不齐：66届、68届的中学生，少部分“出身好”的留城进厂，其余下乡务农;67届、69届整锅端到边疆开荒，名曰兵团战士，实为对苏战备二梯敢死队;因厂矿叫喊缺劳工，70届那拨儿“最走运”，整批留城进厂当工人;接下来，国家财政严重不支，为节省安置费，后几届就近分在郊区插队。

下面讲的是文革中野营拉练中我和钉的交往。我俩分别是68届和70届的中学生，相隔一年半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1971年初在长途拉练中我俩结为朋友。后来，钉因谈一场再普通不过的恋爱，竟遭受迫害，被逼得差点自杀;受此打击后她郁郁寡欢，终日沉默不语，40来岁沦为下岗女工，蹉跎了一生。

1969年3月，我和68届近百名同学被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在组装车间一组当起钳工。第二年秋天，厂里又分来一批70届的学生，名叫钉的女孩就在其中，她被分到组装车间二组，也是钳工。车间开会时，钳工一组、二组列纵队毗邻而坐，钉就坐在我旁边，眼睛正看着我，我马上点头跟她打招呼，她却故意转过头，不搭理我。

当时，毛泽东号召“全国学解放军”，1971年年初，部队兴起野营拉练，全国工矿企业、各地学校都紧随其后，工人、学生纷纷停工停课，打起背包去急行军，参加长途行军和野营，用“吃大苦”来“炼红心”“表忠心”。我在的工厂，先组织一次几十人的郊区拉练，下班后紧接着强行军到通县再回城，来回百公里。然后是数百人长途野营拉练，两次我都参加了。在长途拉练中，我和钉彼此走近，成为朋友。

一、长途拉练

在那之前，我被工厂送到301部队总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习，回单位留在医务室工作，因不喜欢泡病假者云集的纷乱，在我多次恳求下，车间主任和钳工组长终于把我要回去重新当工人。回车间不久，我作为“三排卫生员”参加长途拉练，钉和我分在一个女兵班。行军途中，钉举着小红旗，我背着小药箱，我俩并肩走在三排女兵班队列最前头。第一天从东南郊走到西北郊厢红旗宿营，我们班16个女兵分在一间农民房过夜，烧了一壶热水大家喝，省下一点儿加上凉水，16个人轮流用那小半盆温水洗脚，我洗的时候水已经浑浊不堪呈黑色了，班长在我之后才洗。

班长刚把脚丫子放进刚能浸湿脚底的盆里，钉突然说：“应该轮流洗脚，今天最先洗脚的，明天最后一个洗。”班长说：“我可以最后洗。”有几人支持钉，于是决定以后轮流洗脚，今天最后洗的人，次日最先洗，顺势还规定轮流挑水、烧炕、搞卫生。躺下睡觉时，难题又来了，普通的一张农家炕，挤不下16个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大姑娘。大家面面相觑时，钉又开口了：“都侧身躺着呗。”已经躺下的纷纷侧过身子，沙丁鱼罐头一般一个紧挨一个侧身而卧，刚好塞进16条骨肉。拉练第一天发生的这两件小事，让我对钉刮目相看，她不仅古灵精怪，而且机智又聪明。

次日起，我开始和钉走在女兵班最前排，我直言不讳表达了对她的欣赏，消除了她对我这个“团干部”的戒心，相同兴趣的话题使我俩很开心。我说起刚来北京那几年哥哥带我去林子里抓鸟，去玉渊潭捞小鱼;说起少年时父母不在家自己如何当小家长，教妹妹们算数、背诗、养兔子、玩捉迷藏的趣事，钉羡慕我有个哥哥，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姐姐就好了”。钉是衔着银汤勺降生的女娃，父亲是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上校军官，母亲是一名国家干部，但父母重男轻女，钉懂事后，愤恨于“眼中钉”的被冷漠而更名为“钉”。钉告诉我她如何跟弟弟明争暗斗，由于父母齐心合力、明里暗里偏袒小霸王，加上那小子拔尖刁蛮，钉一次次败下阵来。我惊讶身为军人和干部的父母，封建意识怎就特么的浓厚?钉说她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独子，解放战争初期入伍，时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上校。

钉的母亲，在崇文区文化馆做图书管理员，面容、身材、学历都优越，只是家庭成分较高，为前途计，嫁了黑胖的空军军官。钉出生前名字就起好了，父母一心盼望生个男孩，给头生孩子起名“丁”，结果女婴被冠名丁，女宝宝肤色黑，眉眼都随爸爸。父母紧接着要了第二个孩子，落生一看如愿了，男娃长的像妈妈，细皮嫩肉双眼皮，父母比着劲儿宠爱宝贝儿子。受冷落的丁，文革初期赶上改名风潮，自行改名为“钉”，变相提醒爹妈：我是你们的眼中钉。

钉自幼习惯独处，看书、刻剪纸、练毛笔字是她的爱好，举手投足间透着干练与灵秀，外加一股子刁钻，弥补了天资上的缺憾，乍看此女呆板不美，细看却聪慧跃动。我俩都喜欢外国文学，最集中的话题是围绕着外国名著。钉最爱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我偏好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勃朗特姐妹。俺俩读书口味不同，个性也迥异，一个深沉机敏，一个率真开朗，倒也正好互补。

十多天的长途拉练，军事化管理，每天起大早、披星戴月紧赶路，半个月没见荤腥，顿顿玉米面粥、窝头馒头，能吃上新鲜蔬菜时大家就高兴，多数时间只有咸菜。一路上，我们调侃最多的话就是“拉练，拉练，拉的是面，练的是做饭。”现在想想这句话依然感觉很好玩。每天都是炊事班先行，从工人里选拔出来的炊事员比我们更辛苦，不仅要背着自己的被褥、毛选，还要背着大锅等炊具，走同样多的路途，必须比大部队更早到达目的地，每到一处立即挑水、支锅、生火、做饭，食材的单调令他们愧对“战友”们。记得在最后宿营的村庄里，炊事班奉命买来一大块肉，炖了一大锅肥墩墩、白多红少的肉丁儿，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勺，饭前声称不吃肥肉的钉，和我们一样吃的那叫一个香!







网上百度的野营拉练的老照片

拉练，每天鸡没叫、天不亮，紧急集合的号声就吹响了，“战士”们以最快速度麻利穿衣、打背包、集合、列队、点名后即刻开拔。离开村庄前，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宿营地的农户家缸满院净，轮流扫院子、挑水的人会被队伍落下，干完活儿后再一路小跑追赶大部队。半个月来天天如此，一走就是一整天，仿佛奔向淮海战役主战场那样急迫。途中，要有人不停地带头背毛语录或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苦不苦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疾行数十里后实在累了，就没人喊口号了，每人心里只有一个念想：“宿营地在哪儿呢?”

每次黑灯瞎火中望见前面闪烁出几盏昏黄的灯光，啊，那是一天中最愉悦的时刻，可爱的村庄终于出现了!赶到宿营地，个个饿的饥肠辘辘、累的东倒西歪，作为卫生员，我要在大家休息时背着小药箱各班查看一遍，给发烧、拉肚子的队员送药，给一大堆磨出水泡的脚丫子穿线引流，忙的不亦乐乎。村里缺医少药，听说卫生员来了，总有人找来寻医讨药，我带的药极有限，除非急症，其余只能采用针灸疗法。每当我回到住处，见到钉为我留了热水和空的铺位，疲惫随之大大化解，入睡前我俩还会逗几句贫嘴，聊几句贴心话。

我俩一组，一起扫院子，一起到井台挑水，一起跟偷懒、多吃多占的人斗嘴。那次行进过山口，刺骨的北风裹着沙粒抽打的脸蛋生疼、迈不动步，我和钉争着走在最前列，眯缝着眼、侧着身紧紧拉着对方的手，奋力为女兵组开路。还有一次行军途中下起大雪，风卷着雪片扑进耳鼻，视野迷茫睁不开眼，一个趔趄后，我大声唱起歌：“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茫处，此行何去……”，刚唱过一遍，钉就会了，也和我一起高唱。

走到河北某地的一天，赶上我俩值日，早晨打好背包，赶紧一人整理房间，一人扫院子，然后我俩一起去挑水。到井台吓了一跳，没有辘轳，光秃秃的井台满是凹凸不平的冰面，玻璃般溜光水滑，战战兢兢接近井眼儿，往下一看更傻了，水面离地很深，扁担加上两头的铁钩子勉强够到水。我说“我的胳膊长一点，我来吧。”钉站在我身后使劲拉着我棉衣的下摆，我站成马步，用铁钩挂住水桶的提梁，往下探再往下探，直到弯着腰撅成大虾米状，好不容易才晃着铁桶盛满了水，往上拉时一使劲，前脚在井台的冰上一滑差点摔跤，幸亏只出溜一下没摔倒，倒霉的是水桶突然脱钩，沉入井底了。钉马上跑去向殿后的连长求助，留在井台不知所措的我急的差点哭出来。连长来后，让我俩赶紧去追赶队伍，他负责善后。

一上午我忐忑不安，钉安慰我“连长能解决，你别难过了。”到中午才见连长追上大家，他借来多面钩，将水桶捞上来送还给老乡，我和钉终于送了口气。我埋怨道：“冬天井台井沿全是冰，弄不好人会掉下去的，这个破村子里的人竟然不知道安个扶栏啥的，太危险了!”钉劝我别多话，“野营有规定，不许议论村民的事”，我只得长叹一声作罢。

记得我们宿营过的村子，基本上都很穷，住的村民房也比较破败，只有在延庆靠近河北处，有个叫“三眼井”的村庄例外。那个村子规模不小，主街道很直，街面也平整，唯独缺水，偌大的村庄只有三眼井，两眼能饮用的“甜水”和一眼只能浇地的“苦水”。房东大嫂告诉我们：村里有严格的节水规章，“成年论辈子都不洗澡”。

那年正月里，我们长途跋涉从北京东郊走到西北郊延庆，深入到河北境内再折返回京，吃了苦受过累，因为有新朋相伴我俩得以淡化掉漫漫征途的劳累。有一天行军途中，钉和我一人做了一首小诗，钉的诗句比我的精彩，可惜我已经忘了;我和的那四句写在日记中，有过重温还记得。如同行军路上唱歌要唱毛泽东语录、诗词一样，写的小诗也少不了“征途”“理想”等文革常用词汇：回溯成败雄心阔，笑谈征途荆棘多。同述理想姊妹情，共谱新曲友谊歌。

二、遭受迫害

热衷整人，对不肯臣服屈从或心怀顾忌者，不整治心里不舒坦，这是人性与文化使然;想整谁就能整谁，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法律和监督失缺、制衡约束乏力，恶念成恶行且不受制裁，落后制度使然。

拉练回来后，车间团支部改选，我由宣传委员改任组织委员。我找到钳工二组团小组长小何，要和她两人介绍钉加入团组织。小何是与我同时进厂的中学同学，曾动员过钉入团，钉未置可否，小何说：“只要她写申请，我自然乐意。”我又动员钉：“你家庭出身好，表现也好，怎么能不入团呢?”她说“懒得写”申请，我取来纸笔，一句一句地说，让她一句一句来写。很快，钉成为一名共青团团员。

文革期间，我厂是北京市工业战线一个标杆，任务压得非常紧，加班加点搞运动、赶生产进度是家常便饭。1971年9.13之前，早请示晚汇报是雷打不动的程序。下班后不能回家，天天以班组为单位政治学习，念不完的两报一刊社论或中央红头文件;开不完的批斗会，被揪出来的人低头站在中间念检讨，然后大家一通无情批判;还经常搞斗私批修、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人自危，处处树敌。每周公休一天也得不到保证，各种任务随时挤占。因没有空闲，我和钉很少碰面，偶尔在大食堂遇见，多数只能相视一笑，拉练时朝夕相处的热络变成一根若即若离的虚线。

后来，钉因初恋遭遇一场无端的迫害，姑娘的自尊被践踏成齑粉。钉所在的钳工二组，有个大龄青年名叫呈(注：谐音)，身材瘦削，性格内向，但技术不错，是钳工组主要设备——大型摇臂钻床的主力。呈的父亲49年前是私营业主，母亲也因中学期间参加过三青团被列入家庭出身有“历史问题”的队列。

我所在的组装车间团支部，根据党团组织的部署，对各班组的青年工人做分列排队，分为“骨干青工”、“中间人物”和“落后青年”三队，呈被划入三队外、寥寥几名“有严重问题”者之一。行文至此，我因曾参与给年轻工友划线而感到愧悔。除了家庭出身遭歧视外，呈还顶着疑似“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据说他们几个青工业余时间在家私画枪支图纸、拥有鸟枪，被邻居告发，在“局子”里蹲过小号。呈和他的朋友坚称用的是在工厂废品库捡拾的废料，利用业余时间做了鸟枪，并无行凶杀人恶念。罪证枪支的口径很小，从某人家中翻出来的、数量不多的子弹，勉强能对付几只小鸟，“私造武器枪支罪”不成立，逐以“疑似现反”遣回工厂“监督劳动，以观后效”。上校的女儿钉与他同组劳动，喜欢并爱上了这个被时代划入另册的哥哥。

据说钉主动追求呈，他俩陷入热恋，有人在东单的路灯下，看到钉挽着呈的臂膀谈笑而行;有人在班组更衣室的暗影中撞见他俩相拥亲昵。一天，拉练时三排女兵班的班长来找我，告诉我有关钉和呈的传闻，神秘地说：“钳工四组的大刘，给他俩编了几句顺口溜，特逗。”我皱着眉头问：“大刘就喜欢编派人，他又胡吣些啥?”班长忍俊不住，说出四句让我至今未忘的顺口溜：“又白又高真叫坏，又黑又矬丑八怪。长安街上比高矮，林荫道中赛黑白。”第一句说的是呈，第二句丑化了钉，气得我直咬牙;后两句更阴损，拿外貌特征挖苦人。再次遇上大刘，我狠狠瞪他一眼，不客气地回敬道：“吃饱了撑的，缺德吧你就!”

我正为钉的初恋是好是坏理不清头绪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晚10点过后，车间兰书记派人盯梢把亲热中的钉和呈抓了个正着，说他俩犯了流氓罪，当下被分别关押起来，连夜突审后责令二人深刻检讨。他俩“认罪书”的细节被肆意扩散开来，大刘那个缺德顺口溜借势疯传到全厂各个角落。我借故去过车间办公室，里面半间小黑屋里看到被专人看管着的钉，钉正面朝墙壁，席地躺在一块草帘子上，我小声叫她的名字，她没有搭理我。我又打听到呈被关在厕所旁边的小仓库里，兰书记多次分头审问他俩，声言“绝不草率过关”，不分昼夜要他们写书面检查。

随后，团支部开会讨论钉和呈的事。兰书记指示他俩“悔罪不深刻”，让钉在全体团员会上做检查。团支部干部对此意见不统一，我不赞同开这个会：“呈和钉都到了适婚年龄(当时的婚姻法规定男20周岁，女18周岁可以登记结婚)”。团支部书记认为有必要，他说：“呈进过局子，有反动言论，又腐蚀拉拢身为团员的革命军人后代，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俩写的检讨我看了，非常可耻下流，你们传着看看就知道了。”我说：“让钉当着我们这么多没结婚、连对象都处过的人说那些破事，影响好吗?”团支书反驳道：“怎么不好?前年小常在会上痛哭流涕检讨后，咱车间再没发生过未婚同居的事。团员和青年的作风问题，是咱们的工作重点，不抓紧点儿还不乱了套。”支委们有赞成支书的，也有认同我的，散会时我打定主意：非要开这个会也行，反正我不参加。

钉的“检讨”传到我这里，我断然拒看，又传到别人手里。钉的检讨会没开成，听说原因有二。一是钉受到在会上公开检讨的威胁后，声言绝食并有过企图割腕的架势;二是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听说后，不认同兰书记，兰书记也难以再挤出他想要的“罪行”材料了，只得罢手，把钉和呈放了出去。


我体验过两次严寒的滋味，一次是1971年初在风雪中徒步野营拉练;另一次是1997年在漠河北极村采访，这张照片的背景是中俄边境冰封的界河，我坐在“神州北极”的石碑前。(柴念军 拍照)
 

至于团支书说的小常在团支部会上检讨那事是这样的：常是67届中专毕业生，进厂年龄已经不小了，她在协助车间技术员(现在的工程师)小徐完成设计任务时，两人相恋后领了结婚证，在结婚仪式举办前，被几个人踹开小徐住的屋门，将二人“捉奸在床”。小徐是大专毕业生，小常是中专生，无论学历、年貌都是天作之合，况且二人已领结婚证、只差结婚仪式与分发喜糖，大家看法不一，但绝无公愤。兰书记一口咬定“未婚同居”“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不可容忍”，斥责小徐和小常“提前开炉”是“作风败坏”，“给组装车间抹黑”，让他俩停职数天写检查。

小常是团员，被迫在团支部召开的团员大会上念检查、挨批评，一些人借用当时正流行的革命样板戏《龙江颂》里的一句台词，反复嘲弄诘问“提前开炉对不对”?我和常走得很近，她对我痛陈过自己的委屈：“那天下班后，我找小徐商量婚礼的事，走时赶上下雨，小徐说别走了，咱都登记了。万没想到外面有人盯着呢，关了灯不久，突然就破门而入……”常告诉我她最怕听“提前开炉对不对”那句台词，不管是否针对她，只要有人当她面说这句台词，她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钉从被关押的小黑屋放出来，虽数日功夫，竟然苍老了许多，性情变得极为沉默，对工友们不理不采，我找她搭讪她连头都不抬一下。后来我所在的钳工一组从北厂搬到南厂，钉还在北厂;再后来我结婚生子、不脱产上电大，手忙脚乱不识闲，1985年6月通过社会招聘我辞别工厂进了报社，再也没见过钉。有老工友只言片语说过钉“像个哑巴”，是个“老病号”，下岗大潮中第一批就有她，其后的艰辛不言而喻。

此时此刻，我敲打着往事的追忆，涌上心头的不仅有对文革的反思，也有当年对钉爱莫能助的酸楚，作为在长途野营拉练时结下友谊的朋友，在钉遭难中，我实际没帮到她，自有愧意，唯愿钉遭遇过的不幸，永远别再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