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元玉：我所亲历的西安事变
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与张学良
我的父亲邓文仪（邓文仪将军，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为蒋介石少数的核心亲信之一。曾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从秘书等要职。）负责力行社组织不久，就遇到了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许多历史学专家和学者对这段历史，有各种不同的解读。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应张学良的请求，抵达西安。当时张学良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东北军领袖。杨虎城是第十七路国民革命军的总指挥及西北军领袖。张再三苦谏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合一致抗日。随后，西安爆发大规模共产党群众和学生示威游行，张学良再劝蒋介石联共抗日，都被蒋介石拒绝。事变前夕，中央及各地区军政大员，都奉命前往西安参加军事会议，商讨第六次“围剿”计划。十二月十二日拂晓前，张学良与杨虎城劫持蒋介石，并扣留陈诚、蒋作宾、邵力子、蒋鼎文等军政要员，事变发生匆促，情势十分危急！有关当时张学良在事变里的做法和动机，有不同的说法：张学良期望秘密除去蒋介石，然后自己控制中国；张学良曾联络共产党员周恩来等人，真诚希望结束内战，联合抗日。至于杨虎城则更与共产党有关联。杨妻是共产党员。
十二月十二日，根据蒋介石的日记，他一大早在做早操时，听到他住宿的临潼华清池行辕的墙外有枪声。一位姓孙的上校带兵进攻华清宫，好几位警卫长官遇害。蒋介石的随身警卫拼死抵抗，有两个卫士促请蒋介石从窗子跳出，逃到附近山里，但终于还是被搜捕到了，被带到西安去见张学良和杨虎城。蒋介石严厉责骂这两个下属，并拒绝和他们谈判。张学良劝蒋介石联共抗日，盛怒的蒋介石完全不听，并说他们是“造反、叛党、叛国；是叛将、叛国之徒”。张学良则辩称他们是革命，而非叛国。
斯大林连发了两封紧急电报给中共，要求尽快安排释放蒋介石。斯大林觉得张学良既没有权威，也没有能力筹划、领导统一中国的策略；而蒋介石是唯一有声望、权威和能力去领导中国统一、联合抵抗日本侵略的人。当时苏联急需中国各党派联合抗日。
擅自调兵拯救蒋介石
邓文仪出任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
西安事变当天下午四点，父亲接到西安力行社负责人的电报，同时特务处情报机关也报道领袖在西安蒙难，但细节不详。父亲以力行社书记长的名义，决定于当晚八点召集全体力行社与复兴社干部紧急会议。当时他冷静地分析，认为事不宜迟，非要立即动员军队不可。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联合苏联，将领袖用飞机送去新疆或苏联，所以不仅要在地面包围西安，就是空中也要派空军监视、封锁。当时军事委员会主管参谋作战的军事首长都已经在西安，无人负责调兵遣将。父亲于是冒昧做主，以团体负责人名义发了两封急电。其一是发给驻陕西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告诉他西安发生事变，领袖蒙难，希望他立即率部队开往西安、咸阳，与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联系（会合围攻西安）；第二封电报是发给驻防潼关与洛阳之间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说明情况，要他的部队迅速进占潼关，以应付变乱。这项决定当晚经干事会通过，然后报告军政部。孰料父亲又一次采取完全超越其职权而且比中央政府更快的果断行动。尽管他是忠于党国，热爱领袖，所作所为皆出于善意，用心良苦，但这次他却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晚八点，有三十多人到了在明瓦廊举行的干事紧急会议，父亲急切地说明开会宗旨，并由戴笠、郑介民报告领袖与中央随从军政要员皆已失去自由。大家随之进行讨论：一、 如何营救领袖；二、 如何稳定局面；三、 如何平定叛乱。
会议强调，最迫切的问题是即刻协调陆军和空军包围西安，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叛军觉悟，维护蒋介石安全。在稳定局势方面，派遣数十高级干部到全国各地，实际督导安定后方。同时决定由桂永清率教导总队（约一个师的兵力）赴洛阳，再进军西安；空军官校副校长蒋坚忍到空军官校洛阳分校，协助王叔铭主任与毛邦初总队长等人，在西安上空不分昼夜严密监控；并决定以黄埔军校毕业同学名义发表通电，具名者共一百七十六位青年将领，恳请政府即日颁布明令讨伐叛徒。通电于十二月十四日在报章刊登。
在事变期间，力行社内部也出现人事协调问题。康泽没有参加这些活动；滕杰不但去了汉口，而且在将领们的联名信中也没有签名。康泽和滕杰是最早的常务干部，却没有出现在当晚的会议中，显然有不合作的态度。贺衷寒在会议讨论中最为积极，但后来被认为是他和其他重要湖南籍社员们把持了当时干事会的决议。
当时惊恐的阴霾笼罩全国，很多人痛哭流涕，悲愤哀号，认为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中央失去主宰，党政高级人员恐慌悲观。中常会与政治委员会开临时联席会议时，有人主张设法安抚，有的主张立即派兵讨伐，讨论到深夜两点多，最后通过剿抚兼施的决议。指挥调动军队，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参加联席会议的桂永清，急返明瓦廊，向力行社紧急会议报告，称党部意见“赞成拥何应钦出来与张学良硬干”。这让力行社的与会者误以为采取强硬对付张、杨的立场，已经得到中常会与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的赞许。
蒋夫人、孔祥熙等人于十二月十三日清晨从上海到达南京，发现政府中枢不知所措，主张和平解决，同时进行军事讨伐。当时最反对用兵的是蒋夫人，她曾召见父亲，询问力行社会议情况及决议。父亲在《从军报国记》一书中记述：“其间蒋夫人曾召见我询问此种情况，我曾恳切向她报告，承夫人谅察，并指示郑重处理，我们的信心和行动乃更坚强。”
十二月十四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在中央党部的纪念周上做报告。他呼吁：“黄埔与其他军事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振臂而起？听你们最高长官的指示，援救你们的校长啊！”
原本鸦雀无声的会堂，突然贺衷寒举手大声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可见当时他的激动心情。十二月十五日，力行社又邀约全国青年将领二百七十五人发表了《敬告民众书》，阐明营救蒋介石，维持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警告野心政客不可轻举妄动。
父亲并和戴笠决定如何应付反对势力，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六小时。为了安定局面，力行社干事会从十二月十三日起每晚都开会，商讨各地情况，派人到各处联络。父亲每天打上百通电话，开三四次会，见几十个客人，或苦思，或激辩，废寝忘食。
蒋介石脱险回到南京
邓文仪与三女邓元玉于台南女中
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应张学良邀请，于十二月十七日到达西安。当时讨伐令已经传到西安，当地也是人心恐慌。蒋介石写信给何应钦：“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父亲和力行社干事们都很熟悉蒋介石的用字习惯，在习惯上，蒋介石不会用“戎祉”二字。当时认为，用此二字，似乎是蒋介石命令他们继续讨伐的暗示。
十二月二十二日，蒋夫人、宋子文和戴笠等人到了西安。经夫人等人苦劝后，蒋介石宁死不屈的态度开始转变。这时，国民党部队已包围西安，夫人曾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见面长谈两次。终于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口头接受了加速改变“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协议。杨虎城很不同意释放蒋介石，之后被迫去国外考察。蒋介石始终不能忘怀杨虎城的叛逆，导致多年后终于给杨及其家人带来杀身之祸。张学良在事变中迅速改变初衷，曾尽力保护蒋介石，不让他落到西安极端分子手中，日后大半生都被蒋介石软禁。中共则赞扬张学良是促进国共联合抗日的大英雄。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声称为了维护领袖安全，及尽一个军人下属的当然任务，坚持亲自护送蒋介石等人搭飞机到洛阳，次日中午返抵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有四十万市民伫立在机场内外及领袖回官邸的路边庆贺、欢迎，并游行狂欢，数日不息。全国东南西北各省城市乡村，男女老幼都欢欣鼓舞集会庆祝，认为领袖脱险，国家不会灭亡，民族一定复兴。父亲曾两次晋见蒋介石，看到领袖身体受伤，但精神尚好，不禁喜极而泣。
事变后的余波
邓文仪与蒋介石
蒋介石安返后几个星期里，南京城里就有人大肆蜚短流长，造谣诽谤。在报上散布谣言，认为主战的各派发动陆、空围攻西安，动机是想迫使张、杨两人危害领袖，图谋少数人升官发财。父亲、贺衷寒、何应钦的个人动机，更是受到众多的指责和质问。蒋介石知悉力行社及中央何应钦等轰炸西安、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活动。对各方向贺衷寒、何应钦阴谋利己的指控，蒋介石并不以为奇怪，因为他也认为贺衷寒和何应钦一直有很大的野心。不久贺衷寒就被派赴欧洲考察，等于是变相的免职、放逐。何应钦则从此一直与蒋夫人不和。因为夫人求他不可轻举妄动时，据说何应钦这么回答过：“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显然她和蒋介石谈过这些。蒋夫人曾写了一份二十六页的报告，细述那时她和官方的交往，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公开发表。
蒋介石显然对力行社在事变中的表现很不满。他在返京后第二天，就下手令停办《中国日报》，这是力行社总社在南京的主要报纸。据说《中国日报》用“脱险返京”的标题登载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而《中央日报》则用“张学良恭送回京”作为标题；前者显然不恭，有失对领袖的崇敬。《中国日报》在事变中或许有严重失当之处，但“脱险返京”却是个事实。另外蒋介石也将力行社几个社员贬职，甚至禁闭。
其实，在事变之初，蒋介石实际上是主张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这点可以从黄仁霖的回忆见其初衷。黄仁霖曾于十二月十五日赴西安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曾写了一封信要他带回南京。黄仁霖说：“他写了信，然后又对我读信，等于是命令中央政府军队向西安进攻，如果‘叛军’不把他在三天之内送回南京，即使要踏过他的尸体前进，也在所不惜”。可是，张学良扣留了黄仁霖，这信没能被带出。
力行社动用武力营救领袖，虽有越轨之处，但主要仍是出自于对蒋介石的忠诚及对他安全的关切，认为运用军事压力，可能逼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而即使是动用武力，也只限于豫、陕两地，全国秩序都很安定。不管怎么说，蒋介石的确是安然脱险了。
多年来，蒋介石对父亲的绝对忠诚，是非常明了和信任的，也知道父亲从来没有过野心或诡计多端。但蒋介石不满意父亲擅自调遣军队，也不满力行社太过擅行独立。不过他并没有马上要父亲辞职，还接见过父亲两次，嘱咐他与陈立夫私下商量如何改组力行社。
突然间，在事变两个月后，盛怒的蒋介石召见父亲，厉声责备他在事变期间的贪污不轨。这真是祸从天降！父亲结结巴巴地问道：“我究竟做了什么事使校长这样生气？”
蒋介石吼道：“你竟敢利用西安事变，盗用二十万元力行社的公款！”他说特务处控告父亲有两项贪污乱用经费的嫌疑：第一是在事变中，用尽了力行社总社二十余万元的存款；第二是用任武官时的经费，在南京盖了一幢大房子。
父亲想不到竟会受到这样的冤屈，恐慌地辩诉说，在事变中派了数十人到各省联络，安定民心，才花光这笔存款。至于建一栋小房子，是用自己和妻子的多年积蓄；而且盖房子的计划是在做武官以前就定下的。
可是，这次蒋介石拒绝接受父亲的辩解及重新调查的要求，并愤怒地告诉父亲，撤销了他所有的官职。力行社书记长的位置，由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接任。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美国驻华大使詹生（Nelson Johnson）曾写到他与传教士雪仆（George Shepard）的谈话：“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蒋夫人即召这位传教士到她的身边协助处理事务。雪仆在此后数日中，发现了在南京有人想借轰炸西安、而事实上是要毁灭委员长的阴谋。他甚惊讶的是，此一阴谋为新生活运动中的一位邓将军所发起，此位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且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邓氏派人到全国各地准备发动政变，而且拥立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将军为独裁者，因为他较易被控制。”
蒋介石显然为周遭对父亲各类的指责和谗言动了真火，之后，每当有人提到“邓文仪”，蒋介石都会发怒。以至于父亲的高职朋友们都不敢为他讲情。不久后，蒋介石就解散了力行社和复兴社。（文/邓元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