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士戴煌

   二十年前的一个上午，北京什刹海文采阁，《当代》文学杂志召开我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作品讨论会。戴煌来了。高高大大的戴煌，大嗓门儿，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声震瓦宇。会议气氛凝重，与我的报告文学内容有关。湖南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在市人大会议上提出罢免市长案，被非法拘禁214天，刑讯逼供，受尽折磨。与会作家评论家自然义愤填膺，铿锵声援。

不久，戴煌写给我一封信，以文会友，直呼“老弟”，以过来人的经验叮嘱我，颜跃明事件，事涉险恶，“切切注意人身安全”。把职业写作与人身安全挂钩，戴煌是提醒我的第一人。新华社信封信笺，有棱有角的钢笔字，铮铮夺目。尤其是桀骜不驯的署名。

戴煌是中国新闻界前辈，对我来说，他是一个传奇。上世纪80年代，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揭露官场腐败的檄文。出版于1998年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更是奠定了他作为一名调查记者、一名纪实作家的地位。

从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到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纪实著述，从张扬的革命英雄主义到深沉的批判现实主义，从宣传式的新闻写作到思考型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大幅度转变，良知与认知，缺一不可。戴煌是如何完成这一转型的？

良知殊难，认知亦不易，坚持表达自己的认知则更不易。前者是根性，后者是基于前者的锤炼。没有自我检视与反省，便谈不上个人本位的回归。对于上一代充满了集体主义意识的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戴煌是怎么做到的？

戴煌生于1928年，抗战后期加入新四军，很快进入新华社当随军记者，先后参加了抗战、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采访报道。这位苏北乡间士绅的儿子，一生都是共产主义者。他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扉页的题词是：“谨以此书献给为真正的社会进步、人民自由欢乐的共产主义事业，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不断向前拼搏的人们！”

他的心里有一个令人向往、羡慕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他与他所撰写的传主一样，一生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人格。他的题词便是对这种理想人格的概括。

胡耀邦几乎是尽己之力拨乱反正，平反中国自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浩如烟海的冤假错案。上至刘少奇、彭德怀、彭真、薄一波、习仲勋、贺龙等老革命老干部，下至地、富、反、坏“阶级敌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包括戴煌本人在内的冤屈者，是胡耀邦的直接受惠者。而当时，胡耀邦任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在党的权力序列里，不过是一个部级干部。从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具体行动拯救生民于水火，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坚持？

所以，在戴煌心里，共产主义如同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信念、一个绝对价值、一个自由的理想国度；“共产主义者”是正义、正派、善良的象征，是坚持人道主义、实事求是、反对个人崇拜的。

六七年前，一次聚会上，戴煌来了。席间，张思之、邵燕祥、郑仲兵这帮老哥们儿撺掇他唱一首歌。戴煌拄着拐棍站起来，唱起了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八十多岁的老人，一头银发，一脸童真的笑，虽然轻度中风使他发音已经不太准了，但一股喷薄而出的真诚内力，歌声的节奏与旋律依然风流倜傥，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显然，抗战、革命、自由，在戴煌这儿，是完美地融合为一体的。

“自由”是戴煌理性底色的关键词。他虽然被自由主义理念所感召，却始终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

这便是真实的戴煌。检索他理性认知的轨迹，有一个不为所察的事实，即在坚持独立思考、自由价值方面，可以说他比绝大多数曾经也是“右派”知识分子走得更远、更一贯、更持久。他的自传《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以及持续到了21世纪的采访、写作，都能证明这一点。从《九死一生》的“结束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本小书从写作到出版，他先后修订五次，写了二十年。

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社会调查和新闻采访中敏锐发现，部分中共党员进城后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观察到政治生活中渐渐发生的一些蛛丝马迹，参照比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反映出来斯大林问题，认为当时的中共党内也存在个人崇拜，从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自我启蒙。

中共八大以后，他写了给中共中央的“万言书”。谁知这成为日后这个“新华社最大右派”的主要罪证。在这封“万言书”中，他反对1956年国家拿出12亿人民币为国家干部和企业职工涨工资，认为这对于建国七八年来依然生活在极贫困状态的农民不公平。他在“万言书”中反对铺张浪费，“在我们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的农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他指出，“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呼吁“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在新华社内部“大鸣大放”的会议上，他说：“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给予抑制与消除，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

他认为，自己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活生生的事实，怎么会是错的呢？怎么成了“右派”呢？在黑龙江、山西劳改的苦难历程，并没有说服他自己认错。1962年，他又写了“十万言书”抗辩。

在黑龙江兴凯湖畔流放地，茫茫风雪，妻离子散，背井离乡，他们唱起了《贝加尔湖之歌》。“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他温暖着流浪汉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们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独立思考，相信自己的脑袋和眼睛，就是这样，他完成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思考的精神重塑。长达21年的流放、劳改、监禁生活，歧视、羞辱、寒冷、饥饿、超强的劳动，对人的意志既是摧残也是淬炼。我们从戴煌的回忆录中看到，对他来说，精神流浪的孤独更甚于肉身的苦难，获得了自由以后，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姿态写作是他必然的归宿。上世纪50年代与21世纪的精神连接，须臾没有扯断过。

既有重塑，又有连接。如此人生，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景象。良知与批判理性、自由价值，一直在他的精神层面结伴而行。

接下来的事实就可以理解了。戴煌终身笔耕不辍，从事报告文学和调查性报道的采访写作，一如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对家乡父老乡亲以及中国农民鸣不平那样，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呐喊，为制度的被害者伸冤。

上世纪90年代初，作家古鉴兹写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被告上法庭，戴煌写了长篇报道声援，2000年结集出版《新格斗：<穷棒子王国>案》；他到齐齐哈尔调查三起血案，痛责渎职厂长，维护工人权利，发表了调查性报道《工人罢免渎职厂长，齐齐哈尔连发三起血案》（1998年）；农民曹海鑫被黑势力殴打，被迫反击，猎枪走火，暴徒至死，应属正当防卫，黑势力勾结司法，被判处死刑（1998年）。司法界、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知名人士都出手，几乎是举国营救，不果。他亦奋而力争，通过新华社机要渠道，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信封赫然四个钢笔大字和三个惊叹号：“刀下留人！！！”

包括采访、写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在内，上世纪90年代，是戴煌报告文学和调查性报道高产期，在古稀高龄，他还在调查性报道的第一线，还在中国新闻界的风口浪尖上打硬仗，有些官司甚至持续到了21世纪。这在中国新闻界、报告文学界仅见。这在世界新闻史上罕见。

戴煌颈椎疾患，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先患面瘫，后来中风加重，1999年患结肠癌。病痛给戴煌的生活、采访、写作带来极大困扰。他读文章、材料，要借助放大镜。他写文章，要用手撑开眼睑。他出门采访，要有老伴陪同。他去郑州采访曹海鑫案时，遇雨，他采访、记录，老伴为他打伞。风雨中，两位白发老人为一个普通农民辩冤情，讨公道，百难不辞，在场者莫不动容。

上世纪50年代，戴煌是新华社大尉军衔的军事记者，平反后担任新华社机动记者，专事重大题材、专题和调查性报道，完成了自己思想的转型，也完成了在写作上的突破。戴煌如果平反后如果继续担任军事记者，再升个一官半职，以上的故事未必就都没有了，但不专注、不纯粹，达不到应有的力度和声望，则是肯定的。

自从2005年中风后，戴煌行动不便，常跟女儿住在北京郊区，逐渐淡出了我们经常聚会的圈子。很长时间没见他了。想他。灯捻儿倏忽地一闪，在眼前熄灭了。我在外地得到戴煌病重的消息是2016年2月18日。第二天，他走了，88岁。在众声喧哗的世道里，戴煌走了。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人，这很正常。高贵的灵魂常会现实消解。然而，老战士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