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鹤都：大院的精神文化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发起者和初期红卫兵的主要领军人物大都是干部子弟。运动之所以首先发轫于北京，而且是在中学，与当时北京的政治气氛格外浓烈直接相关。更由于北京的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中学干部子弟的比例大大超过大学有着重要关系。因此，不了解北京干部子弟的成长环境和精神文化，即在建国后出现的大院文化，就无法理清初期红卫兵的思想脉络，这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关键点。

旧日的北京，是一个主要由四合院组成的文化古都。这种状态自北京建城后大约保持了几百年。而1949年以后，这种形态被改变了。各党政机关、军事机关形成了自己的群落，而这种群落不再是前朝的衙门归衙门、眷宅归眷宅，而是混成一体，办公区的周边新建了宿舍区，而宿舍区的外在形态不再是四合院而是楼房，内在形态则往往形成一个小社会。无论有没有围墙，在大院内，吃喝拉撒睡以致看病上学都可以一并解决。除少数机构留在北京“四九城”的墙内，大多数机关都出复兴门，从旧城墙外原来的乱坟岗子向西拓展新区。这是北京最早的楼群，以不同单位或住宅区为中心，一个个新型大院出现了。大院，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形态，它必然衍生出新的文化。尽管身处大院的成年人以言传身教奠定了这一文化的基调，但它真正开始形成文化，是在这个环境中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之时。

根据战时的规定，中共干部结婚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即“258团”：满25岁，参加革命8年，团职以上。由于环境动荡，结婚后的干部家属大部分随军，因而建国后就马上面临一个安置问题。北京建都后，这样一大批干部及家属的安家落户，是不可能在原有的市民住宅区解决的。再有，战时体制的后勤保障系统，在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供给制是主要形式。统一解决住房，也是供给制的组成部分。

北京干部子弟的婴儿潮是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出现的。这和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时间相吻合。到了文革前夕，这批干部子弟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有产生巨大动能的基础。而且，他们相对集中，一是集中于初中、高中这个年龄段，二是集中于大部分重点中学。这使得这批中学生和他们的兄长间有了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一些局部，他们的相对优势出现了。

相对批量、相对集中的大院子弟在文革前出现，这是和北京特殊的地域特点分不开的。除北京外，全国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众多的党政机关和军事机构大院，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众多的干部，也就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形成干部子弟这样一种社会阶层。

大院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势必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相对于传统的市井文化，大院文化显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就是初期红卫兵孕育的土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涉及面十分宽泛，这里仅围绕红卫兵这一主题，做个大致的归纳。

一、单纯与轻信

大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外界社会了解甚少，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大多是同一阶层的孩子，他们接受的基本都是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正面教育，因此思想相对简单、单纯。他们真诚地相信，全中国儿童都有和他们一样的金色童年。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北京25中红卫兵李冬民回忆：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来的大批饥民。我跟他们聊天，他们说从农村来的。我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有苏联阿姨照管。他们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他们都不信，但我信。(李冬民口述史《几度风雨几度秋》，米鹤都编，2011年)更有一些红卫兵，在大串联中见到了要饭的而震惊。单纯的另一面就是轻信，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完全来自教科书和文艺作品。这是一代人的通病，只不过干部子弟来得更纯正一些。

也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他们离开寄宿制学校或者大院环境而进入社会时，自然地感到一种陌生和不适应。曾经担任八一学校学生会主席的刘辉宣回忆，当他从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八一学校考入四中以后，感到非常不适应。一是感觉到观念的不同。他说：我原来根本就不想将来长大了干什么，认为自己的出路是组织上安排的事情。来到四中，才发觉人家很早就在设计自己了，准备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家。(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稿，米鹤都编，2014年)而这些在他看来，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和市侩人生观。二是原来同学们都是清一色的家庭背景，这时同学的家庭出身五花八门，反动官僚、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无所不有，于是他自然地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二、心理的健康环境

干部子弟的成长过程，远远脱离了当年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因为根正苗红，他们从小没有生活在类似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政治阴影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受到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没有工农所经受的贫穷生活的压力。在文革到来之前，干部阶层始终是社会的佼佼者。因此，干部子弟是在一种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受到过压抑，因此他们不仅相对直率，也相对强势。他们鄙视人情的俗气，看不起文人的酸腐，也少有市民的奴性，是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红色青少年。应当说，只有心理上的强势，才会培育出敢做敢为的担当，同时如果没有约束，也会衍生出目无法纪的狂傲。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干部子弟承受压力和打击的能力也明显更强一些。在文革初期，他们面对工作组的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打击，基本都采取了反抗而非隐忍的态度。恰恰由于这种有利于自由发展的环境，造就了社会的宠儿，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即整体优越感的滋生。这与今日独生子女一代的矫情同理。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其心理成长过程中，压抑就会造成其畸形地收缩，反之，则造成空间的膨胀。如果社会整个都处在一个有利于所有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健康环境中，也就难以形成部分人的优越感。

三、寄宿制的训练

红卫兵一代的一个文化特点，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这点上，干部子弟表现得更强烈。集体主义的熏陶，是和带有军事化传统的管理相联系的。大院的管理、特别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的管理，起重要作用。那一代革命者的信念要求他们必须把革命利益和工作放在首位，家庭的亲情始终是从属的。因此，相当多的干部把子女交给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管理。那一代的中小学生中，寄宿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教育是集体第一，个人要从属于集体。另一个因素，是干部子弟由于其父母为共同的事业奋斗，有共同的革命经历，大院的环境非常容易让这些子弟间建立起特殊的感情，而在市民阶层，就很难建立起这种社会关系。

在盛行集体英雄主义的年代，强调整体的荣誉感，是大院子弟们突出的特点。刘辉宣回忆，在临近中考时，八一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像战场上不让一个战友掉队那样，不让一个同学留级。北京翠微中学的王冀豫认为：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很快化革爆发，这些人就都凑到了一块儿。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编，2014年)

寄宿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认同感很强但也很窄。认同感强，使一些小院子弟(指散住在城区四合院里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弟)和没有经历过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可以很快就融合到这支队伍中去。但是它也很窄，文革前和初期，大院之间较少发生“战争”，因为大家属于同一族类;打群架往往是跟院外的“野孩子”、“小流氓”，而他们乃非我族类。这种认同感在文革中再上升到政治上，就彻底自外于社会的大多数。

四、尚武轻文的取向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大院类型中，这一性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在党政机关的大院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扎堆儿的大院中，在这点上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北京大院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市井文化相较，应当说一般小于他们之间的共性。如王冀豫所说：所谓的大院，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一样，因为共产党的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同质同源。另外，由于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传统，由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占绝大比例，由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因此在大院文化，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中，总是掺杂着尚武轻文和暴力倾向。即使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也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

北京玉渊潭中学的曹都都回忆：这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人子弟的集体英雄主义，最需要敢于牺牲的人。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在外受到挑衅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现在反思过去，不光是干部子女，几乎全国百姓都具有暴力潜质，也就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群体暴力倾向。(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编，2014年)

北京翠微路中学的王小点(王南生)的父亲是军队中的儒将，但王小点回忆，其家庭教育也是充满暴力：要打架，就要打胜，否则就是蛋。而且，这种教育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不能在外面欺负人。谁要是欺负人了，那回家一定要挨打。所以我一般都不敢打架。如果真打了架，被别人欺负了而不反抗，那就更丢人了!回家后家长还得打你，得挨两次打。这不是个别人家里的情况。

当年，在北京市民阶层的观念中和一般学校的教育中，“好孩子”和“坏孩子”概念，只要打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批评。而在大院文化中，一呼百应的孩子王必须是能伸张正义的“英雄”。由于上一辈人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稳定政权同样需要暴力，而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人们甚至认为它其实还是战争的继续，从而充分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中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因此，在干部子弟中这种观念耳濡目染，就形成大院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个区别。

由此延伸的，则是对待知识文化的态度。中国的古老传统一直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尊重读书人的风尚深深贯穿于这个社会的深层意识中。这种传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解构，我们相信“读书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是需要被劳动者改造的。但是在大院文化中，由于得突出政治的风气之先，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重工农干部轻知识分子干部，重权力轻文化知识的心理态势已然成型。在中国历史上打斗老师也是红卫兵们开启先河，至“老九”彻底臭了之后，彻底的反智就出现了。

五、畸形的政治热

全国流传着一句名言：北京人什么大话都敢说。这和天子脚下的皇城心态有关，但不能不说它受到北京大院文化的深刻影响。

北京大院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国家大事，个人生活也相当政治化。他们把热衷于家长里短视为市侩，把生活上精打细算看作庸俗，把埋头苦读说成“白专”之路。干部子弟的关注点，一是类似中苏论战里“九评”那样的政治理论，二是属于父辈革命传统的掌故、战例。另外一种谈资，则是干部阶层的内参了。如未经公布的小道政治新闻，如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是那个年代他们中流传最广的政治消息之一。另一方面，文革前的一些中学生，甚至能把国家军队机构的领导人职务履历倒背如流，有些人对各级干部配备的汽车型号、待遇如数家珍，有些人则对领导干部的山头派系了如指掌。对于后一部分谈资，出身市民阶层的学生，即使热衷于政治，也难于置喙。因为当年这些均属机密，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以学习来的。

文革前，确实有一批干部子弟成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小政治家，譬如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学潮中，一些高干子弟已经直接卷入到政治浪潮之中。中学生直接找中央领导也是自家的邻居汇报请示，中学生通过同学关系向国家主席、向中央书记处、向中宣部、向北京市委递送政治性的意见书，居然还得到了批示和中央级内参的两度刊发。而文革的巨浪，让他们还真过了一把瘾，只不过并未变身为政治家而成为了政治工具。

大院文化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开阔，它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接地气、不着四六的东西更多。

六、浓厚的等级观念

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以后，在消灭阶级差别上着力不少，却并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等级差别。干部评级时，中国的干部达20多个级别，不仅繁琐，级差也很大。差别不仅高于西方的文官制度，也高于苏联东欧。部队评军衔后，大院里肩上的星，汽车、保姆、住房，都从隐形变成了显形。从还不懂事的孩子开始，大院子弟就被灌输了等级概念。什么部长、局长，13级以上的高干还是一般干部;什么将军、校官;谁家有汽车，谁家配了勤务员。相应在市民阶层比谁家穷谁家阔，在工人子弟中比谁的家长是几级工，大院中面临的等级问题不仅要广泛得多，而且具体得多。

等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没落的封建文化，可它对这一代青少年的毒害是深远的。如北京四中的苏承德所说，它的延伸实质上也是一种血统论。如四中、六中、八中学潮中的四中“小核心”的成员，最后就无形中成为由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子弟所组成。

七、忠诚和献身精神

大院文化培养了一代人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子女一辈对党的事业的背叛，也就意味着对父母的背叛。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把一切交给党”。不言而喻的是，“一切”也包括自己的孩子，干部子弟也就是“党的孩子”。特别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教育中，把一切献给党是这一批人的最高理想。但是，这一代人往往不能将这种对党的忠诚升华到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上认识。

忠诚就意味着献身。所以在大院文化中崇尚牺牲精神，为人类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这点在文革中较其他群体表现得更加强烈。曹都都回忆：即使当老红卫兵像弃婴一样被摈除于社会主流之外时，我们还有信念：中国迟早要和美帝、苏修打仗，我们的命运就是要在战争中当炮灰。受伤甚至死亡对我们来说，好像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大不了是八宝山多出一片坟头。我们心甘情愿做革命的“炮灰”。(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编，2014年)

八、家国情怀

如前所述，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之一是心理优势，其强烈责任感是投身于父辈的事业、理念。但干部子女、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子女的责任感中，含有一种敢于把“国事”视为“家事”的心态。这点与中国传统中褒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所不同，与官方提倡的主人翁精神也不一样，它更像是传统封建大家庭中的“长房长子”的心态，这不能不说是干部子弟心理上的一种天然强势。

这种文化心理，一方面增强了其对于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增强了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感受，增强了正义感和担当精神。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他们这种责任感与毛泽东密不可分，毛泽东即是这一事业的化身。所以，他们发起红卫兵，捍卫毛的路线。直至个人迷信破灭后，他们的责任感开始转化，甚至对毛泽东本人的文革路线提出了质疑。这些都和他们的家国情怀相关。

他们虽然从小就被教育要有群众观念，不要脱离群众，不能有优越感。这种教育发自老一代内心深处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往往被忽视。“不要脱离群众”的本身，逻辑上意味着主体就不是群众;而“要有群众观念”也绝不等同于群众的观念，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当年，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和体味其中的差异，这个差异的烙印却深深印在了大院文化中。文革爆发，转眼到了红八月，干部子弟特有的、也是红卫兵的行头，一身黄军装就披挂起来，凡是能够显示父辈尊贵的外在形式就充当了割裂他们与群众的道具。其中的文化内涵是：我是革命后代，我和你们不一样。至此，所谓不脱离群众，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从小也曾被灌输了大量的艰苦朴素的教育，一度许多人以穿新衣服为耻，以打补丁为荣。但是，他们奉行的艰苦朴素、注意影响、追求外在形式的平民化，并不能使他们从内心真正体验到老百姓贫穷所带来的那种低下感受，苦行僧式的修行从来不能和真正的穷苦画等号。这些父母没有向他们指出来的差异，最终还是害了他们。

刘辉宣谈到：干部子弟身着军服时，使他们得以分享父辈的荣耀，这是不争的事实。文革前，我们一再受到鄙视特殊化和克服优越感的教育，所以当我们突然看到有些干部子弟竟公然用军装来包装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生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后来我们在与群众造反运动进行对抗时借势血统论，极其张扬地释放了干部子弟内心深处那种天然的优越感，对其他阶层出身的同学进行压制，其间更不乏无端的贬损和侮辱，这在理念和感情上又更加深了那一代人的裂痕。这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穿出的军装，也开始脱离了原来的动机与意义，而变成了真正的炫耀。到了后两年，将校级的军服、制帽、大衣、皮靴等大量出现在青少年的身上。那个风气，可以说已经将“继承传统”和“艰苦朴素”这样的理念冲得荡然无存了。(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米鹤都编，2014年)

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似乎来得更真诚一些。他们甚至以负疚、救赎之心，走入社会底层，去关注和同情劳动人民。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优越感，使他们终究难以有所作为。而真正能够走出聂赫留朵夫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在这代干部子弟当中尚属少数。文革风暴一起，无论内在和外在，他们立刻显露出其痼疾，而脱离了群众。因为，这种家国情怀伴随着“长房长子”的优越感，超出了“度”之后，其“嫡出”心态就必然视平民群众为“庶出”，也就成为了血统论的温床。这是大院文化的一个致命弱点。一些今天还津津乐道于此的人，实际上仍然未能脱出旧日的窠臼。只有那部分真正成为了民众一分子的人，才能够实施其抱负，发挥出潜在的能量。

九、敢说敢干的性格

与此相关的，是他们性格上的强势。当年这代人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两句话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此，他们在语言上更喜欢直来直去，在行动上更推崇雷厉风行。

北京的市井文化中，讲究客气留面子，讲究利用语言艺术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这种风格对于新一代的青少年，显然已经陈旧，被他们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软弱。大院子弟在群体性格上，代表了这代青少年的转向，他们在表达方式上，趋于更直截了当。因此，文革初期红卫兵不仅在维护“真理”方面敢于申明主张，而且在坚持错误理念的时候，也毫不隐瞒地把它张扬到极致，如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对联。“敢字当头”，藐视权威，这是他们从父辈革命的经历中学来的真谛之一。问题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强势性格的破坏性就更大。因此在文革中，他们盲目地自信自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盲目地自信其“革命行为”的正当性，因此他们语言的张扬和行为乖戾，就成为必然。另一面，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和大面积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感觉偏离了老一代共同奠定的道路，于是勇敢地要求“清君侧”，率先起来反抗文革路线的代言人——中央文革小组。

十、人性和党性

这一代人缺乏真善美的教育，党性原则历来都高于人性底线，这一点在文革中表露无遗。大院文化中的对敌狠、对友和，表现得同样突出。但他们“友”的圈子过窄，而“敌”的范围却很宽。这固然是总的方针政策使然，但也和大院与民众间的屏障有关。文革中，除了对一些阶级出身不好的群体滥施暴力外，在对待干部阶层内部一些先行倒台的“黑帮”，落井下石和讲义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也同时并存。一些干部子弟能够舍身保护已经沦为“黑帮”的老干部及其子女，但更多的干部子弟，对几天前还是亲密朋友的“黑帮”子女，却立即划清了界限。不仅视如路人，甚至加以批斗。这种行为，“革命性、讲原则”是一方面，但同时践踏了人性。

在党中央点名批判“彭罗陆杨”之后，率先上门侮辱、痛下毒手的，恰恰是一些熟门熟路的领导人子女。这样的事情，市井小民即使能够做到，也还需要适应和过渡。但是，即刻发生的多起惨剧，在干部子女、而且是高级干部的子女中却真实地上演了。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当时我还听说，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跑到彭真家去造反，并让彭真夫人在地上爬。(陈小鲁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米鹤都编，2011年)无独有偶，另一批领导人子女则跑到罗瑞卿家造反，让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在地上爬。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家中也未能幸免。而这些红卫兵，昨天还亲昵地称呼叔叔、阿姨，今日就干出如此卑劣的勾当。他们对待黑五类们更为变本加厉就是势所必然了。这些人的潜意识中，当人性和“党性”发生纠葛时，转瞬之间就会站到“党性”一边而抛弃人性。

十一、缺乏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

民国时的中国，走过了一个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进的过程，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法律和契约都远不成熟。进入新中国后，党内在这方面出现重大分歧。以董必武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力图将社会主义的发展纳入法治轨道，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领导人则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权力的不受约束而不予认可。于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法律战线出现了大规模的倒行逆施，大批法律工作者被打成右派。另一方面，从此党比法大、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意见成为准绳。在这一背景下，党内斗争必然首先影响到干部子弟群体，也必然反映到他们的文化观念中。而平民阶层的子弟，往往对此并不敏感，更多的还停留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传统观念中。在大院文化的是非评判中，很少有人会从法律和契约的角度诠释问题，而会把党的利益、阶级分析作为唯一的尺度。因此他们对法律意识的忽视，对生活中契约精神的淡漠，都远远超出了本已缺乏法律观念的同代人。这点和崇尚暴力的倾向结合，才展现出了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无法无天和残暴的一面。

十二、权威人格

这是第三代人共有的一个特征，权威人格，是家长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特点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把自己等同于权威所给定的社会角色，有义务意识而无权利意识，崇拜权威并遵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甚至会剥夺他人的权利。前述的等级观念和攀比，即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循此逻辑必然导致认同成王败寇、丛林法则，而形成权威人格。

上述对大院文化一般性的概括，仅仅意味着一种集合性的取向，绝非一概而论。其中每个个体由于家庭教育和本人境遇的不同，接受知识和理念的不同，即使同一个大院的孩子在文革中的表现依然差异很大。如初期对血统论“对联”的辩论，对立双方的领军人物，都是干部子弟，即其一例。另一方面，这一代青少年的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也有着更复杂的表象。

如果用建国后出现的大院文化，和社会中既存的市井文化做一对比，在很多方面实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由于社会的总体导向，使得这些文化精神成为红卫兵一代普遍具有的倾向，但身居大院的干部子弟在整体上领风气之先，使这些特征在大院文化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而恰恰是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却驱动着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干部子弟群体，掀起了一股足以改变历史的巨浪。大院文化的这些内涵，在文革前夕和初期，特别在北京，代表着一种时尚和潮流，领异于社会的市井文化，显示出一种超前的、示范性的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一代人的文化精神。

可以说，没有大院文化，就产生不了红卫兵运动，也不会形成一代人文化精神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