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怪胎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恩格斯
壹：前言
一代学术大师 季羡林老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中慨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可是他们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文学界的泰斗巴金老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也未能实现。环顾神州大地，国家出资建立的各种历史博物馆多矣，竟然没有一座官方设立的“文革”博物馆。可见当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国人彻底忘记那一段令国人愤怒、世人耻笑的历史。历时十年，祸及几亿中国人民的如此浩劫，竟然不许回忆、研究、探讨。
我们在研究和宣传中不应该抱着双重标准：对敌人或假想的敌人的错误抓住不放、上纲上线、反反复复、铺天盖地、大肆渲染;而对自己的错误却讳莫如深，极力遮遮掩掩，万不得已时则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一笔带过。这种文过饰非的典型例子是，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其实是一个弥天大谎。谎言制造者的目的在于推卸罪责。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在极左错误思想支配下头脑发热，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荒唐决策，导致经济大滑坡、粮食大减产、饿死几千万人的恶果。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民要闹事、议会要弹劾、责任人必须下台，甚至交付法庭审判。即使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也要被迫下罪己诏。可是毛泽东却发明了一个“三年自然灾害 ”的遁词，把责任推给了天老爷身上。直到上世纪末，才有气象学家公开当年的气象资料，原来那是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人民被欺骗了将近40年之后，才如梦初醒。
如果我们整个民族人人钳口、个个沉默，如果60~70年代所发生的那场浩劫只能成为一个未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留给未来的子孙后代，他们将会质问我们：“可敬的先辈们，你们的理性和良知哪里去了?”我们该如何回答?
报纸上经常宣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难道那场发生时间离我们最近、损失最惨重、伤害人数最多、给国人烙印最深的文化大革命却可以例外吗?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应该、不需要研究、总结，并从中吸取教训吗?
1981年6月中共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件。其中有专门一节对文革10年事件的性质、后果及原因做了初步分析和总结。《决议》一开头便明确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因此，研究其产生的根源，不可避免要涉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只能如实的剖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才有可能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做出正确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进行这种研究时，绝对不应该有“为尊者讳”的感情因素，而应该抱定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使命感、责任感，冷静而理智地分析一切。老革命家李锐先生说得好：“《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⑴既然《决议》开了头，我们自然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件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贰：极左路线发展的顶峰
《决议》在回顾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时，用极其简略的文字指出：“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文革十年’一节里又说：“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这个结论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左倾错误路线并非始于新中国成立，可以上溯到建党初期。从王明、李立三、根据地的肃清托派运动、审干中的抢救运动-------可以说，源远流长。正如李锐先生在中共15大召开前夕向党中央上书中所言：“左倾是我党76年历史中的痼疾。”
极左路线在革命战争年代表现在军事上急躁冒进(限于篇幅，不能展开分析)，在经济建设时期则表现为急功近利，幻想在一个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东方大国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5年赶美超英”等等。为此而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被老革命家杨献珍鄙夷地称之为“叫花子共产主义”⑵。实行的结果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败坏科学社会主义的声誉，玷污共产主义的形象。
极左路线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为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唯我独革、余皆异类。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认为绝大多数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陷入了对人与对己双重标准、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本人手不释卷，终生以书为伴，以书为友。他尤其酷爱读史，一部3259卷、四千多万字的《二十四史》他不仅通读过，而且对重点篇章阅读了两遍、三遍，甚至四遍。其用功之勤，令人叹为观止;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别人读书。他甚至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显然，在他看来，读书与思考只应该是极少数领袖人物的事情，其他的臣民不必学习，只要“事事紧跟、句句照办”便行了。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愚民政策吗?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看来毛泽东深得其中的奥妙。直到去世的前几年，毛泽东才开始反思。他承认文革有两个错误：其一是“打倒一切”⑶。应该说：‘打倒一切’既是他终身奉行的“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斗争哲学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使他陷入极左路线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
极左路线在文化方面的表现是文化专制主义，要求“舆论一律”，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只能用一种方式思考，用一个声音说话。在最具有个人特色的思想领域，偏偏要求消灭个性。
以上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分别对极左路线做了极为概括的分析。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极左路线能在漫长的岁月里延续并发展、达到顶峰呢?为什么许多领导人对左的一套特别钟情?我们还应该从毛泽东的言与行中去寻求答案。毛泽东说：“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⑷
在毛泽东看来，‘左’是方式方法问题;右则是阶级立场问题。‘左’是人民内部是非之争;右则是敌我之间生死存亡问题。因此，即使在左毒明显暴露、引起国人普遍不满、毛被迫做出一点纠正姿态时，仍然时时不忘反右，或者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立即转入反右(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或者用‘形左实右’的说法来扭转批判的矛头。后一种手法，据史料记载共有三次：1964年针对农村‘四清’运动中的偏差，刘少奇建议开会纠左，使运动健康发展。可是毛泽东却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⑸。1967年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他认为不是左了，而是右，即“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⑹1972年批判林彪时，批判什么呢?如果批判他的极左思潮，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毛泽东再一次用‘形左实右’来概括林彪的错误⑺。从以上的历史回顾可见：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觉得左比右好。左虽然也是错误，但错得可爱，可以原谅;右则不同。邓小平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这就是左祸为害长达半个世纪、始终难以扭转的根本原因。按照其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终于发展到顶峰——走向文革。
叁：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专制制度传统的巨大惯性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多次谈到封建主义影响的严重性。在写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过程中，他又指出：“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产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足够的权威。”
《决议》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指出究竟有哪些历史原因阻碍了我国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进程，现在可以自由地探讨这一点了。其中最大、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那位亲手点燃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的毛泽东本人对民主的排拒态度。
早在建国之前，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关于如何防止历代王朝兴衰周期率的问题时，毛泽东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不无自得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此话应该看成是他向全国人民所作的政治承诺。可惜的是，一朝权这手，马上就变脸。曾经是毛泽东的长辈的梁漱溟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说了几句逆耳的忠言，毛泽东便勃然大怒，给人扣上反动的政治帽子，并毫不掩饰地明确宣告：我就是“拒谏”⑻。到了1957年，则公开否定民主的重要性。他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什么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⑼以上都是公开发表的文字，更有一段对其侄子毛远新的密诏：“阶级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民主可言。”⑽这才是毛泽东的由衷之言!至于监督的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是中共多次公开昭告天下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在私下里对其侄子毛远新却是这样说的：“我们共产党也要学秦始皇，搞一党治天下----。”⑾这不是孤证，另据解密的资料表明，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打算胜利后立即取消民主党派。仅仅因为由于斯大林不同意，才暂时未能实施。⑿不过只是把时间推迟到十年以后，即反右派斗争之时。1957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济南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这样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天下是谁打下来的?”⒀按照他的逻辑：民主党派没有参与‘打天下’(这个论断显然与中国民主革命史的实际不符合)，所以没有资格监督共产党。那么曾经与毛泽东同甘共苦、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甚至是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可以不可以监督呢?毛泽东没有公开明说。我们只能从他的实际行动中来求答案：
曾经有过救驾之功,因而被毛泽东用诗歌热情赞颂过的‘彭大将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十分委婉地批评了一下,结果如何呢? 被罢官、批斗，最后惨死。又如曾经被毛一再誉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刘少奇在1962年7,000人大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了几句，其结果和下场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准确地说，彭德怀、刘少奇当时只是说了一点对形势的看法或批评、建议，根本谈不上‘监督’二字，毛泽东都不能接受，并全力予以反击。针对这一段历史，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多次指出：从50年代以来，“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恐怕不是无的放矢吧。
邓对毛的感情十分复杂。既不满其左的一套和‘一言堂’作风，又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邓的处理，总是手下留情(不同于对刘少奇)并多次强调‘人才难得’，一再让他复出，委以重任。因此，邓小平在批评毛的错误时，难免留有余地。其良苦用心，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他所说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不就是‘专制独裁’的同义语吗?
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权力来自何方?国家大事由谁做主?专制制度的权力来自于继承，因而国家大事由君主一人独断，人民民主制度则来自于广大人民的授权，因此，可以集中亿万人民的智慧与意志，集体决策。最高决策权力的独享性、排他性是君主专制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列宁在1919年《论国家》的讲演里指出：“君主制是一人独裁的政权。”“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⒁毛泽东在位时不正是如此吗?当然,毛泽东的最高统治权力也曾受到严重的挑战:1957年有人提出‘轮流坐庄’,就是其一;更严重的挑战出现在60年代。当时出现‘两个主席’的提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罗瑞卿在1960年元旦团拜会上公然喊‘两个万岁’，他忘记了‘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古训;‘两个万岁’的提法明显违背了最高统治权力不可分享、不可分割、一人独享的原则。更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所提出的两个“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提法无疑是对毛泽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三年自然灾害’等遁词的无情批驳。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杀机。目标既定，理由自然好找，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反修防修’、‘防止资产阶级复辟’、‘清除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便被陆续发明出来。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即时机的选择。
毛泽东公然对刘少奇叫板：“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听了此话，任何人都会明白，刘少奇心里更清楚：毛对自己不满意了，并打算取消他“继承人”的资格。但刘怎么想?可能是自以为威信高了，地位巩固了，你能奈我何?的确，无论是开中央委员会、或者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等等，毛泽东都不可能争取到大多数来扳倒刘。“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刘只是从君子的角度来估计形势，而没有防备小人手段。毛泽东恰恰善于出奇招，善于耍手腕，善于、也惯于不按规则出牌，即使用所谓‘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利用群众，假群众之手去消灭政敌。这种“奇招”果然令刘少奇猝不及防，中招倒下。这恐怕就是早年刘少奇所说的“党内斗争的黑幕”中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吧?
专制制度第二个特征就是终身制。终身制是从民主共和制通向君主专制制度阶梯上的最后一级。从这一级再往上迈一步，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君主制。上世纪初年，袁世凯便是从终身总统登上洪宪皇帝的宝座，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有此前车之鉴，后人再也不敢迈出最后一步，同时也没有必要迈出最后一步。终身制不是挺好吗?何必要那顶皇冠、那件龙袍?招来‘复辟’的恶名，遗臭万年。没有迈出最后一步，这是毛泽东的聪明之处，更是其狡猾之所在。对此，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李锐先生看得十分真切。他写道：“在毛泽东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⒂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领导职务的李新在其回忆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哪里有领导人实行终身制的民主国家呢?但在中国，2,000多年专制制度的传统，在各种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只能是终身制，也就只能出现事实上的皇帝，不管他叫什么名称：委员长、总统、主席，其实质都是一样。”⒃可以说，毛泽东拥有封建皇帝所应该有的一切，仅仅缺少一顶皇冠、一件龙袍。从实质来讲，文化大革命正是在反对虚幻的‘资本主义复辟’口号下所进行的真正的专制制度复辟。这里用‘复辟’二字，也是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的。按照中国最具有权威的训诂学著作《尔雅.释诂》的解释：‘辟’者，君也。复辟的本来意义就是恢复君主制。
专制制度第三个特点是指定继承人(或者叫接班人)。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他一言九鼎、一锤定音，对其性质做了高度概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呢?历史也作了最生动、最雄辩的回答：在中共党内几千万党员中，在全国几千万干部中，被毛泽东的慧眼相识、有幸入选者，只有两个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最忠实的学生”王洪文。前者明文写入了党章，后者也已内定。这两个接班人的下场如何，事实不是已经做了最好的结论吗?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毛泽东在‘知人’方面的智慧如何?无须多说了。更重要的是，还令人想起了汉代刘向的《说苑.臣术》。作者在该书中对考察臣下的方法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述。其第一条便是“贵视其所举”，意思是：评价一个有地位的人，可以从其所举荐的人身上看出其本人的品格。按照这个原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林彪、王洪文俩人身上看到毛泽东本人品格的投影呢?这正应了一句中国的古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近年来，许多探讨文革社会经济根源的文章经常用‘封建残余影响’之类的解释。不禁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在1957年批判《文汇报》那篇文章中的逻辑：“残存的一点资产阶级影响，够用吗?”⒄我们也不妨借来分析文革的情况：‘万寿无疆’的喊声直上云霄，‘最高指示’的威力无边，‘恶毒攻击’的帽子满天飞，致使监狱人满为患，‘早请示’、‘晚会报’之类的宗教仪式风行神州大地，‘忠字舞’的狂热席卷全国，……搞了这么多封建时代的东西，一点点封建专制的‘残余影响’够用吗?由此可见，“封建残余影响”的说法实在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其实说穿了还是‘为尊者讳’。这种心态显然与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相违背，也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值得称道的是，李锐先生的断语：“民主其表，专制其实”短短八个字，言简意赅。李锐还认为“终于导致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无政府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泛滥。”对了，是泛滥，而不是一点点‘残余’。泛滥必然成灾，其为害之烈、为祸之惨，世所罕见。
肆：结合——怪胎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以明白无误的语言向全世界公开昭告：“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时间仅仅过去了9年，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有了新的提法：“要把马克思和秦始皇结合起来。”⒅这句话值得注意，因为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治理国家指导思想即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因而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
第一、马克思主义从唯一的指导地位下降到1/2的指导地位，贬值50%;另一方面，沉睡在地下两千多年的政治僵尸，被历史学家们公认为专制暴君的秦始皇，忽然间倍受青睐，上升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各项事业的崇高地位。这一变化表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不够用、也不管用了，需要其他的指导思想相配合;而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手段却显得很可爱、很管用。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下降了、动摇了，而对秦始皇的感情却升温了。到了此时，毛泽东还能称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发轫于欧洲，20世纪风行于世界最热捧、最时髦的理论，而秦始皇所代表的则是中国历史上最落后、最反动专制制度，也是一具早已过时的政治僵尸。把两者相提并论、结合起来，其结果会是什么呢?只能产生历史的畸形儿——一个大怪胎。如果要问其姓名?按照中国父系宗嗣的传统，只能是姓“秦”!
第三、毛泽东所用以指导实际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和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又存在着相当距离。举例如下：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两对极其重要的范畴。两者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最起码的原理。对这两对关系中最基本、最起码的原理，毛泽东恰恰陷入了严重的误区。早在1937年所写的〈矛盾论〉中，他是这样 说的：“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最近，大陆著名的理论家吴江在其新著〈重新研究马克思〉里批评道：“这是用‘一定条件’实际上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置于同等地位，抹杀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区别。实践证明，全部问题在于所谓‘一定条件’是凭客观历史条件和经济事实来确定，还是凭主观意志来确定。一旦政治意志凌驾于客观经济规律之上，就为人为地不断变更生产关系大开方便之门。”⒆邓小平也批评说：“他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践表明：毛泽东特别热衷于频繁地改变生产关系，指望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最先进的生产关系。他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如下教导：“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⒇硬要催生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其结果只能是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对生产力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又如，何划分阶级，马克思和列宁都有关经典的表述。但这些表述对毛泽东来说却是生疏的。他根据什么划分阶级?不是根据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对生产成果的分配状况等经济因素，而是根据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倾向来划分阶级、区分敌我。而所谓政治思想倾向又仅仅根据人们的言论中有没有和他的意见不同、甚至相反的话来判断。因此，如果有人提了一点并非尖锐的意见就变成反党、反对党的总路线的阶级敌人。因此，开创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以言定罪、以言治罪。
再比如：关于“政治”的定义。列宁说：“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表现”并且批评了把政治当成阶级斗争的旧观点。(21)可是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却多次强调‘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并且把这个观点强加于列宁头上。这是误解，还是故意曲解?只有他自己知道。
最后，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马克思说：“在学校里，教师对于学校的老板，就是纯粹的雇用的劳动者。-----对雇用他的老板来说，都是生产工人;-----演员对于观众来说是艺术家，但对自己企业主人来说也是生产工人。”(22)列宁也说：“对于专家，我们不应该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奴仆，而是文化工作者。”(23)可是毛泽东却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敌对、仇视心理，除了政治运作方面的功利性考虑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变态的畸形心理。早年曾经受到过大知识分子(如傅斯年、罗家伦)的轻视，自尊心被伤害所造成的极端报复心理。关于这一点，朱正先生的新著《1957年的夏季》作了详细的披露，请读者参阅(24)。这使我们联想到希特勒，据说希特勒的妻子曾被犹太人诱奸过，于是他对一切犹太人都恨之入骨;一旦大权在握时便推行大规模的排犹运动。在偏执和变态方面俩人如出一辙，何等相似!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见毛泽东所用以指导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和原版的、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的偏离，甚至是南辕北辙。正如李锐所断言：“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极端僵化的斯大林教条，……教条主义只有拼命左倾，口号便是反修、防修。”
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必然导致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误导。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悲剧。再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对秦始皇的热情崇拜、认真学习的态度。他不无得意地宣称：自己“超过秦始皇100倍。”他从秦始皇的身上学习到什么呢?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过几句私房话：“他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他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也学了不少统治阶级的权术。”(25)古人说：“知君莫如臣”，还要加一句，知君莫如近臣。张闻天与毛泽东共事30多年，对其人、其品的评价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只是此时距离文革发生尚有几年时间，他的统治阶级权术尚未完全、充分施展出来。更有意思的是，在毛泽东身边最信得过的人不是党国重臣，而是一个小女子—张玉凤。张玉凤曾问毛泽东：“为什么不选总理为接班人?”他回答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同时用手做一个砍杀的动作。(26)看来他非常看重的正是‘这个’即秦始皇的铁腕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思想发展的顶峰。具体说来就是(一)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误读，导致极左错误路线;;(二)以秦始皇为代表的专制统治权术的迷恋与运用。两者相结合才产生中国现代史上这个怪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遗传基因借助以秦始皇这个政治僵尸为代表的专制传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上演了一幕君主制度复辟的闹剧。
伍：几点启示
其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位最激进的反封建斗士。他大半生时间都致力于推翻专制制度，从专制制度的压迫下解放中国人民并取得了成功。这样一位成功地摧毁了专制制度的勇士最终却未能战胜盘踞在中国大地上长达2,000多年专制传统的惯性作用，未能超越他曾经深恶痛绝的专制遗风。相反，却成了专制制度传统的俘虏，被这一传统所战胜、所改造。这是他本人的悲剧，也给中国人民带来大灾难。由此也证明专制制度的传统力量是何等的强大、深厚，它毁掉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后半生，毁掉了他的一世英名，而且差点儿毁掉了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看来，反对专制制度传统的任务远未完成，而且任重道远。
其二、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使毛的威望盛极一时，如日中天。正如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陈云所说：“如果在1956年去世，他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最伟大的领袖。”(27)遗憾的是，毛一直以为这种威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资源，因而无限度的支取、滥用。最后甚至不惜代价的‘透支’，终于出现了严重的赤字，——从威望的顶端跌落到谷底。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田家英早在50年代末就曾经忧心忡忡地慨叹：“独断专行，晚节不终”并留下了一副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可惜的是，秀才的忠告根本不起作用，田家英的警示却不幸而言中。由此可见，任何伟大的人物，即使建立了盖世功勋，也只有继续为人民作贡献的义务，而没有任何索取的权利，更没有权利向人民‘透支’信誉。
其三、针对斯大林晚年的错误，毛泽东曾经十分清醒地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28)但是几年以后他却比斯大林走得更远。由此我们不能不以五体投地的佩服重温唐代诗人杜牧在其传世名篇《阿房宫赋》所留下的千古名句：“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此外，通过毛泽东上面那段话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已经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有某些因素可以使我们避免斯大林式的灾难，同样也可以避免中国的‘文革’，因而值得我们重视与学习。那么，英、法、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究竟有什么机制，能够引起毕生与西方世界作长期斗争的毛泽东的如此重视，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并认真研究、吸取和借鉴吗?
资料来源
⑴⑹⒂李锐著《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80页、264页、313页
⑵《百年潮》1998年第6期第34页
⑶(28)〈邓小平文选〉(2)第305页 第293页
⑷⑻⑼⒄〈毛泽东选集〉(5)第423、115、368、323、437页
⑸⑺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546页、第584~585页
⑽⑾(26)青野、方雷著《邓小平在197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18、46、48页
⑿⒀(24)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68页、第87页、第83~84页
⒃萧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8页
⒅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及事件的回顾〉第706页
⒆〈随笔〉(广州出版)2002年第4期第52页并可参阅李锐著《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32~233页
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第83页
⒁(21)(23)〈列宁选集〉(4)第49、51页第370~371页、(3)第78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第1分册第443页
(25)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00、275页
(27)(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后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573页
(作者：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编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