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泽东产生过放刘少奇一马的念头吗？

在文革开始后最初的那几个月中，从毛泽东对刘少奇本人态度的一系列变化中，也可以看出他毛泽东当初也曾产生过放刘一马念头。但是，事情远不像身临绝境时的刘少奇想像的那样简单：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老家或回延安种地。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众多中央委员对刘少奇及其工作组问题的暧昧上，毛泽东已经觉察到在党内的习惯思维中，潜伏着一股强大的、和他毛泽东“超常规”的所作所为相对抗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能量难以估计，对他和党内“左派”们构成的威胁是致命的。而刘少奇所受到的政治遭遇，已经把他推到这种力量的代表人物的位置上。因此，怎样处置刘少奇，则直接关系到能否对这种极其危险的潜在力量和思维定势实施摧毁性的打击。此时，刘少奇已成为这股潜在力量浮在水面上最大的标靶，对标靶的任何心慈手软或处置失当，都会直接导致潜在力量演化为政治现实的直接对抗。

对此，毛泽东已别无选择。请看，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的措施是怎样步步升级的。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被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做了检查。对刘少奇的检查，毛泽东似乎比较满意，在其初稿上作了表示肯定的批示。但刘的检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时，毛泽东的批语却被删掉了。尽管此次会议对刘的批判升了级，但关于刘的处理问题毛泽东态度比较和缓，似乎不想一棍子把他打死，还提出刘的问题不宜弄到社会上去。

但是，毛泽东对刘的态度不可能不流传到社会上去，而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已成为毛泽东以政治暴力荡涤一切政敌的无所不在、“无坚不摧”的力量。应该说，党内“左派”们和声势浩大、“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运动在猛烈攻击毛泽东树立的政治靶子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的过火行为和走极端的方式有时是毛泽东本人也无法预料和控制的，但如果他想真心保护一个人，只要出面多打几个招呼而已。要想置一个人于死地，又不想脏了自己的手，则更容易，只需对“左派”和“暴民”们的极端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在公开出版的官方史料中，迫害刘少奇的一系列行动似乎都是林彪和四人帮背着毛泽东指使红卫兵干的。如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头目蒯大富于1966年12月5日组织5000人在北京闹市区游行、演讲，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就是张春桥秘密授意蒯大富采取行动搞臭刘邓的。

再如12月24日、27日戚本禹、江青分别对北京高校师生公开宣传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煽动打倒刘少奇。看来，中央文革成员如此行动一致地把批判刘邓推向社会，显然是有预谋，有部署的。这个策划事先有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或者得到他的默许?甚至是经过毛泽东本人的授意?总之，毛泽东的态度究竟如何?似乎没有任何可靠资料可以说明。

从1966年12月下旬到1967年1月上旬，中南海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成员的精心策划下开始批判、揪斗刘少奇、王光美，并步步升级。而此时毛泽东对刘的态度却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暧昧。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找刘少奇谈话，刘少奇再次向毛主动承担责任，提出辞职，要求回老家或延安种地。毛泽东不置可否，建议刘认真读几本书，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18世纪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为什么向刘推荐这两本书，很难猜测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的态度是温和的，不仅嘱刘“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而且亲自把刘送到门口。

此时的刘少奇已面临灭顶之灾，毛泽东的接见是最后的告别，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想拉他一把?或者在打倒和挽救之间，毛泽东还在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但从事态的前后发展来看，毛泽东即使想拉刘少奇一把，也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处于危机四伏的政治惊涛中，他必须打倒刘少奇，否则他只能等待别人打倒自己。只是这样的决心下得还不够坚定，时有动摇。早在66年12月18日，中央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为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作了铺垫。这样的大事显然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但整刘少奇整到什么程度，是否给他个人一条出路，毛泽东仍在举棋不定。如1967年2月间毛泽东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谈到刘少奇时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反马列主义的。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实录》第552页)毛泽东说这样的话，也许有几分诚意，但也许是言不由衷。从良知上说，他应该这样做，但从政治潜规则考虑，这样做很可能是危险的。

仅仅一个月以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同意康生的提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是他真的相信康生提供的关于刘少奇历史上有重大叛变嫌疑的材料?以他对刘少奇的长期了解，他就这么轻信?其实，毛泽东历来以“路线”区分亲疏敌我，对身边人的历史问题，除了用作借口，一般不大计较。如江青，如张春桥，如姚文元。而这次毛泽东如此重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说明他下决心把刘少奇往死里整了。刘少奇一旦成了叛徒，他的性质就整个地变了，那就不是当不当中央委员的问题，而是开除党籍、下牢狱的事了。

究竟是什么促使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决心借用左派将刘一棍子打死的?在1967年1月到3月之间，发生了一件震动了中南海、激怒了毛泽东的大事，这就是左派们称之为“二月逆流”的事件。几个副总理和老将们大闹怀仁堂，公然和中央文革成员对抗，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文化大革命运动遇到了强大阻力的信号。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外潜藏的这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实质上支撑着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你是根本无法扑灭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不要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只是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政治洗牌。既然是洗牌，就要先彻底打乱原来的牌序。因此，不暂时打乱原先的政治秩序，并且一定要乱深、乱透，彻底的政治洗牌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这股政治力量恰恰在才开始乱、乱得远不够深、不够透的关键时刻跳出来叫板，是要坏大事的。如此，只有牺牲这股政治力量的总代表——刘少奇了。

从1967年初到当年夏天，批判刘少奇的运动从中南海推向全国，进入了全民大批判的阶段。4月10日，经中央批准，在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的批斗会，批斗王光美。7月13日起，由于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群众组织写的一个检查激怒了红卫兵，数百个单位的群众组织陆续赶到中南海的西门和北门，安营扎寨，组织“揪刘火线”，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只是正在南方视察的毛泽东传话予以制止，中央文革才被迫动员群众撤回。期间，刘少奇的境况日益险恶。由此可见，尽管刘少奇遭受如此劫难，受着非人的折磨，毛泽东却没有伸手拉他一把的意思。当然，仅仅以路线错误来整掉刘少奇，是远远不够的。党内有惯例，犯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不会一棍子打死，起码要在政治上留出路。因此，真正能置刘少奇于死地、并永远不能翻案的致命一刀，是刘少奇的专案组，是这个专案组能否提供充分的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官方史家都极力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听信了“左派”的谗言才批准专案组提供的材料和结论的。请看这一段记载：“由于康生所要求能使报告‘完满’的材料怎么也弄不到，所以尽管江青、康生等一再向专案组施加压力，综合定案报告还是迟迟写不出来。这样拖到1968年9月，专案组只得先将1925年、1927年、1929年三段历史问题写成三个材料，作为三个单件上报。”江青、康生、陈百达、林彪等看了材料后的表态自不必说，看看毛泽东是什么态度。“毛泽东也看了这些材料，但他没有明确批示意见，只是圈阅。在对刘少奇专案审查的过程中，江青等人利用群众揭发和专案材料的名义，有计划、有预谋地报送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对毛泽东施加影响。在真假莫辨的情况下，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类报告，而且这些报告都是来自那些地位很高的人，终于使他听信了这些谎言。

但应当指出，毛泽东对报来的材料也不是全信。例如1968年5月8日他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其逊。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美国大批出兵，当时国民党都还不愿意呢。”毛泽东之所以出此言，是提醒专案组，这些材料太离奇，太荒唐了，弄出去是要闹大笑话的。然而，毛泽东如真有良知，如此笑话，他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的人难道不会举一反三，认真思索一下其他有关材料的真实性，或者指令专案组作实事求是的调查?

毛泽东难道真的猜不出专案组搞的那些材料有假，有讹，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之嫌?其实，从他批准专案组成立时起，他心里就十分清楚那些“左派们”要把刘往死里整，会无所不用其极。他只是装傻，装着轻信，将错就错，否则，怎能达到把刘一棍打死的政治目的?这种假他人之手剪除异已的伎俩，中国历史上不知被多少帝王将相们用过，不足为奇!当然，玩这种借刀子杀人的权术是要受到良知的谴责和折磨的，毛泽东内心是否受到这样的谴责和折磨，不得而知。但他只圈阅，不表态，似乎传达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心理信息。(以上资料均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

在中共“九大”上务必彻底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以便从根子上铲除“刘氏集团及其路线”，实现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力洗牌，是毛泽东志在必得的政治目标。而对刘少奇的定性问题，又必须在“九大”前的中央全会上解决。“九大”召开的日期之所以一拖再拖，就是等专案组拿出足以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结论。专案组材料实际上是在仓促之间定稿、作出结论的。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名义提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于10月31日批准了《审查报告》，同意《审查报告》提出的对刘少奇的处理意见。全会《公报》是这样作出对刘少奇的处理决定的：“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至此，终于从中共法定的组织程序和手续上，根除了毛泽东的心腹之患。

当然，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中共“九大”重要的筹备会议，为刘少奇定案固然是重头戏，但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内部进行政治洗牌打造出一个基本成形的格局，同样是重中之重。这个目标和打倒刘少奇连为一体，两者不可缺一。这个任务，全会也基本完成了。其标志为：

      1、从与会人员的成分上看，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有52.7的人已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八届中央委员共97人，除去世10人外，应出席87人，但只有40人被允许出席，不足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但只有19人能出席。会议开始后，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使中央委员超出了半数。这样，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59人，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全会对刘少奇专案组的《审查报告》的通过，另一方面也为中共“九大”“班子成员”的组织提供了一支“预备队”。

2、全会先声夺人，一开始就发动了对“二月逆流”中的“干将”、“一贯右倾”的中央领导人的批判、围攻，这些人中有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心理攻势实际上是堵他们的嘴，防止他们像在二月碰头会那样突然发难，“大放厥词”。总之，为保证“九大”政治洗牌的最后成功，中共十二中全会可谓策划组织得别出心裁，“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