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主编:文革是悲剧 让毛泽东跌到谷底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本文摘自《习近平时代》绪论作者：［美］熊玠主编

    创业难，还是守业难

    对于开国的政治领袖来说，这又是一道无法绕开的难题。

    《贞观政要》记载，公元7世纪初，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大臣们就此进行了一次专题辩论：

    “究竟是创业艰难还是守业困难？”唐太宗向群臣咨询。

    “当然是创业艰难，因为缔造国家需要流血、战争和残酷的厮杀，经常面临着生死考验。”众多大臣不假思索地回答。

    但大臣魏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开国创业当然艰难，但那种生死考验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而且当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反而不容易犯错误。而守业就不同，它必然是漫长的枯燥的，更可怕的是时刻面临着腐化堕落的考验，领导者很容易在歌舞升平中丧失意志力，最后在意志消沉和政治腐败中丧失政权。

    唐太宗表示很认可魏征的判断。

    一生熟读历史著作的毛泽东对此段历史论辩自然谙熟于胸。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庞大而统一的政权开始运转，新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多方面的。在国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结成了同盟，但谁都知道，这种实力不对等的结盟是不稳固的。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退守到了台湾，美国与台湾地区很快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使蒋介石有可能反攻大陆。美国在远东朝鲜战场失利后，将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以及中国台湾打造成了一条新月形的遏制锁链。雪上加霜的是，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对前任进行反攻倒算，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缝，苏联成为新中国北边的巨大威胁。苏联和英联邦的成员印度打得火热起来，印度迅疾成为中国在西南部的主要挑战者。看似“四面楚歌”，但毛泽东的内心中，对这种“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国际包围遏制圈倒不是很畏惧，他在诗中自比傲雪的梅花——“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的心腹大患是魏征指出的政治家意志懈怠，进而言之，是政治家整体性的被腐朽生活方式腐蚀，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红色政权进行改旗易帜，使无产阶级丧失在政治上的绝对主导权。为了防止“赫鲁晓夫睡在身边”，也为了挖出潜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赫鲁晓夫”，保持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毛泽东毅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被证明是悲剧性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5年后的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这样的语言为“文化大革命”盖棺论定：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以阶级斗争为纲”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份“历史问题决议”已经作了结论，邓小平也从宏观上多次论述过。邓小平指出：“在这二十年（指1957—1978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邓小平说：“拿中国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在1991年8月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说：“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虽然并不是在专讲历史，但是，痛惜中国失去20年宝贵的发展时间的心态已跃然纸上。

    历史的悲剧也是宝贵遗产

    “当环境和条件改变时，领袖如果不愿意改变，那他大概不适合带领这个国家进入另一个阶段。”不久前过世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晚年对媒体谈及毛泽东时，做出了这样深沉的慨叹。

    没有人怀疑毛泽东要把中国带入富强道路的坚强决心，但现实却给这位历史巨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留下的是一个并不发达的中国。

    固守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将斯大林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视为社会主义的标杆，对市场的恐惧和对知识分子的严重不信任，历史证明不可能适应新的时代。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在这里，毛泽东确实有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憧憬，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因此，他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所抱有的真诚愿望，就走向了反面，结果酿成一场空前的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从辉煌的顶峰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谷底，其自身所涂抹的悲剧性色彩就更加浓重。

    “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和“顶峰论”，是毛泽东能够将这场浩劫持续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产生的个人崇拜现象，并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他提议党中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名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正确决定。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报告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防止个人崇拜这种现象的发生，已成为党内的共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却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的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毛泽东思想，本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如火如荼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有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肉体上的时候，则使这种正确的思想，也只能成为空洞的教条。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的“语录战”，即是这方面的最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中各类组织的造反派，打砸抢抄、造反夺权，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造反派一些非法、犯罪行为所援引的某些“理论”根据，均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断章取义，大多是出自《毛泽东选集》和“最高指示”。

    另一方面，这种个人崇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政治学习运动”。在伴随着“反修、防修”运动展开的空前规模的“雷打不动”的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为了“理解、领会”伟大领袖的那些思想，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那是无法计算的了。

    历史的损失只有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才能弥补。毛泽东晚年的悲剧让人在感受历史的无情和残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历史的警示意义：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而不能脱离这样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政治权力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必然是方向性、全局性的错误。特别是脱离实际，意欲凭借空想主义跑步建成富强中国的目标，被实践证明是绝无可能的。这样严重的历史教训深深刺痛了后来的中国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