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毛泽东“顶”了陈伯达？

1958年4、5月间，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大跃进期间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不仅轰动全国，而且震惊全球。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完全是一出闹剧，一场悲剧。但是，这出闹剧是如何“闹”起来的?谁是这场悲剧最主要的的幕后推手?

近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有关资料，发现陈伯达当着毛泽东的面，谈起他在1958年去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调查之事。这段谈话令人疑惑，又耐人寻味，兹录如下——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好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作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毛泽东说道：“还有吴芝圃。”陈伯达说：“这事实际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你们就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按照陈伯达的说法，他在1958年去嵖岈山调查，受到了当地干部的糊弄。那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事先作了精心设计，统一口径，用大话假话蒙骗了陈伯达。陈伯达根据这些虚假的材料写了一些调查报告，不仅这个报告是“完全失败”的，而且在毛主席面前将嵖岈山经验胡乱吹捧了一通，那简直是“胡说八道”。幸而毛主席英明，一下就识破了陈伯达的虚假不实，将陈顶了回去。又在会议上批评了陈伯达和吴芝圃造假和传假的错误。后来经过毛主席的一系列纠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便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了……。那意思就是说，毛主席是一贯英明正确的，大跃进发生的错误都是下面的人弄坏的。

真的是这样吗?陈伯达的话符合事实吗?历史证明，陈伯达的话是违心之语，不合事实;他故意贬低自己，抬高领袖，取悦领袖，以捞取政治资本，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陈伯达从嵖岈山调查回来以后，对毛主席“胡说八道”了什么?很可能是将嵖岈山的浮夸风、共产风美化了一番，将自己制定的《嵖岈山人民公社简章》吹嘘了一番，又将自己配合嵖岈山公社化，提出的取消货币、取消商品、取消价值规律等“创新”理论炫耀了一番。那么，毛主席“顶”了他，如何顶的?陈伯达没有说，只是说，毛主席对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极左问题是了解的，并且已经加以解决。

笔者翻来覆去，搜来搜去，查了很多材料，很想发现毛泽东是如何解决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极左风潮，主要是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瞎指挥，使其走上正规的。果然，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纠左时确实“顶”了陈伯达一下。

在大跃进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连续召开4次纠左会议，就有两次在郑州召开，很可能就是因为河南是全国共产主义重点样板区，信阳地区嵖岈山公社是全国人民公社的发源地，现在出了一些乱子，需要大力纠正，以推动全国的公社化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所以频频光顾河南。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既批评了张春桥取消一切资产阶级法权、主张“穷过渡”的错误思想，又批评了陈伯达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和价值法则的错误理论。毛泽东认为，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在我们的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计划，但商品这种形式还要保留下来。在紧接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不点名地批判了陈伯达的谬论：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这段语气严厉的批判，其他人可能有点莫名其妙，而陈伯达明白，这是冲着自己的，可能如芒在背，头上冒汗。这可能就是毛泽东“顶”他的具体过程。其实，陈伯达提出取消货币和商品，并非无事生非，有意极左，而是他故意迎合上意，急欲立功的表现。因为毛泽东在大跃进之初一直主张要“冒”一点，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毛在听了食堂化的汇报后，高兴地说：“吃饭不要钱，这就是共产主义。”“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那么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既然吃饭穿衣不要钱，加上幼儿园、敬老院养儿养老都不要钱，一切都是免费供给，一切都是按需分配，那还要钱干什么?要商业干什么?于是陈伯达灵机一动，欲搞一番“冒进”理论走在时代前列，以博得领袖的青睐。不料弄巧成拙，极左过了头，受到了毛泽东的敲打。

但是，毛泽东通过对陈伯达的敲打，通过一系列的纠左，是不是就洞穿了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弄虚作假的把戏，消除了此地的共产风、浮夸风等极左风潮，使嵖岈山的疯狂归于正常呢?

咱们先来看看嵖岈山，这个当年红极一时的所谓共产主义典型的兴衰史吧!

1958年4月20日，在极左冒进思潮的推动下，遂平县嵖岈山大社成立，4月22日，改名为“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河南调研时说：“嵖岈山集体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比苏联集体农庄层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政权机构，又包揽了整个经济，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至于叫农庄好还是叫公社好，我做不了主，还要向毛主席汇报。”(也可能是谭震林树起嵖岈山这面红旗，善于放炮，过于极左，很快就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5月中旬，《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李友久到遂平嵖岈山访问(很可能受陈伯达派遣)，他建议，“你们这个公社有发展前途，要带个地名。嵖岈山最出名，可那是个小村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应该加上‘人民’二字，就叫‘人民公社’。”得到当地干部群众一致同意。就这样，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短短一个月内，大社——农庄——公社——人民公社就完成了孕育过程，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人民公社就此诞生!

第一个人民公社当然要有第一的业绩。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第二生产大队的5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每亩平均产量达2150斤。这是全国第一颗“卫星”，引人注目。紧接着6月12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均在头版头条推出重头新闻：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一块小麦试验田亩产3530斤。这两颗卫星升上天空，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国内外前来参观取经的人络绎不绝，7、8、9三个月的参观者达30多万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先后两次来嵖岈山调研，第二次可能是8月间。其主要内容是如何取消货币、实行粮食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农民大学等;组织上实行军事化管理。并帮助起草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该简章经过毛泽东修改、批示，在北戴河会议上印发;9月1日，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发表。

还有的资料说，毛泽东于1958年8月6日，在视察了河北徐水县、安国县后，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到新乡七里营视察。当他看到门口挂着“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时，点头称赞：“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8月7日，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在专列上向毛主席汇报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情况。当他专注地听完《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后，非常高兴地说：“这个东西好，给我!”

可见，毛泽东见到陈伯达帮助起草的嵖岈山人民公社简章，如获至宝，激动兴奋，又是在会议上发布，又是在杂志上刊登，并作出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让全国人民都如此这般，向嵖岈山人民公社学习。此时不见毛有任何的质疑和反对。

1958年11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即将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准备纠左的时候，特意来到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视察。由于当时由县城通往嵖岈山的公路既狭窄又坎坷不平，毛泽东到了遂平后，便在自己的专列上接见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干部代表。毛主席亲切地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世界第二个人民公社。”并和干部代表进行了亲切交谈，对其取得的成绩予以高度评价。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着手纠左的时候，对嵖岈山地方干部弄虚作假、胡乱浮夸的问题并没有发现，对这个驰名中外的大跃进典型仍然是满腔热情，予以高度嘉赞。

按照陈伯达的说法，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弄虚作假的典型，他去当地调查时，那些干部群众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编好假话来糊弄他。是毛主席最早发现了这种问题，并予以纠正。但是，据上面所说，1958年11月毛泽东大力纠左时并未发现嵖岈山虚假不实的问题。那么，毛泽东一连进行9个月纠左，一直到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自认为纠左已经取得成功，共产风、浮夸风已经消失，嵖岈山的问题解决了吗?

从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来看，他根本没有发现嵖岈山浮夸、蒙人的问题，嵖岈山人民公社在他眼里依然是红旗高扬、红透全国的先进典型。在著名的批判彭德怀的“723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说道：

“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三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高度赞扬嵖岈山人民公社，称他们“创造了真理”，“搞了共产主义”，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和批评?所以，陈伯达说是嵖岈山人蒙骗了他，他又蒙骗了主席，主席一眼就看穿了嵖岈山弄虚作假的把戏，并予以纠正，完全是不合事实的阿谀奉承!

那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这个由党中央和河南省委树立的共产主义典型，后果如何呢?

1958年夏、秋两季征购，就让红得发紫、一直罩在巨大荣誉光环里的嵖岈山人民吃尽苦头，如同大难临头。遂平县当年实际粮食产量是2440万斤，在嵖岈山的带动下，却浮夸报成了10279万斤，上面的征购任务是根据这个浮夸的数字，规定为9000万斤。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在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上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会议上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过一千斤，已向党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气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省委书记的高压下，全省、全国的大跃进先进单位信阳地区，地委书记骆宪文也召开大会，逼着县委书记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亩产不得低于1000斤;谁报低，骆宪文便组织人辩论(实为批斗)，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高征购便随之而来。嵖岈山所在地遂平县，更是先进中的先进，典型中的典型，在高指标、高征购上要走在全省前列，9000万斤任务一斤也不能少。可是把粮食征光，老百姓吃啥?遂平县委书记说：“先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遂平县也有硬汉子。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心里牵着百姓，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口粮，其它都扯淡，咱有多少交多少。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公粮，他推说没有。上级急了眼，派“找粮队”半夜偷袭进村，硬是挖出了他们藏的粮食，便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时含泪对乡亲们说：“老少爷们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老百姓无奈，只得把所有的种子、口粮挖光挖净，全部上交还不够，怎么办?就开始掺假，在粮食里兑些沙土。9000万斤征购任务终于完成了，遂平人民饿肚子要命的日子也就开始了!

1959年8月，就在嵖岈山公共食堂缺粮断顿，多数人脸上浮肿之时，庐山会议的狂风恶浪扑过来了。在会议上受过领袖表扬的遂平县和嵖岈山人民，虽然饥肠辘辘，竟也掀起批判彭德怀的运动。不愧是全国第一社，就是点子多，公社干部竟然要每个生产队找出一个“小彭德怀”，让他站在中间，让群众联系“实际”，狠批彭德怀破坏大跃进的罪行。遂平县委高度评价和推广了这种“先进经验”。据说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被当成“小彭德怀”，另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饲料被打成“右倾分子”。他们一个个被斗得鼻青脸肿。

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右倾、反瞒产、追逼粮食的斗争中，公安机关逮捕了1774人，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667人。同时，由政府发出文告，严禁外出逃荒，不听劝阻者予以拘留;严厉查封向外发出的求救和揭发的信件。在大饥荒来临之时，信阳地区却被封锁得如铁通一般，农民们逃命的渠道被统统堵死。于是，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信阳事件”最早被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获知，习仲勋报于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董派人到信阳调查。然后副总理李先念、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亲自到信阳调查。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又经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意，确定“信阳事件”导致饿死人(又叫“非正常死亡”)100万有余。遂平县至少饿死5万人以上，而嵖岈山人民公社至少饿死4000人以上。中央调查组李先念等人证实，不少村子死人大半，尸体无人掩埋，可谓家家戴孝，户户哭声;有不少村子竟然死绝了人，真是“万户萧疏鬼唱歌”!

开封地委原书记张申(焦裕禄的上级、任命者)，是信阳人;兰考县委原书记周化民(焦裕禄的继任者)，曾担任驻信阳遂平工作队队长。此二人后来曾向媒体谈起此事，印证了“信阳事件”的悲剧。张申的父亲1960年回到家乡信阳，目睹了事件的惨烈。他转述父亲的话说：“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双方死的人多得多啊!饿死100多万百姓，是可以活的!如果1958年冬天，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解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周化民也谈起了他在遂平嵖岈山的经历。是他亲自调查统计了嵖岈山公社饿死4000人的具体数字，揭穿了当地干部编造的“饿死300人”的谎言。谈起当地人吃人的故事，更是触目惊心。

嵖岈山人民公社有个南尧大队，有一家大人都饿死了，只剩下三个孩子：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弟兄俩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放在火里烤着吃。本家叔叔闻到烤肉味，过来一看，兄弟俩正烤着妹妹的大腿撕着吃呢!便大骂他们，兄弟俩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骨头放在窗台上。愤怒的叔叔报告了公安局。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被送回来，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周化民去调查时，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啊!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伯达对毛泽东说，他在1958年8月去河南嵖岈山调查，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蒙骗，回来写了一篇完全失败的调查报告，被毛泽东当场揭穿，毛当场“顶”了陈伯达，又批评了吴芝圃，进行了一系列的纠左，嵖岈山的问题得到了纠正，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我们通过上面一系列的叙述和评论，可知问题根本不是陈伯达说的那样。批判“取消商品和货币”的谬论对正在饿肚子的老百姓无关痛痒;嵖岈山公社存在的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庐山会议后，极左恶魔更加肆虐，终于酿成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正如焦裕禄的老领导张申所说：如果在1958年冬天(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解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陈伯达在1962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故意歪曲事实、趋炎附势，是何用意?原来这也是一种政治投资。几年后，这位极左大将一路蹿红，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第四号大人物，原因可能就是首先在此起步。

但是，那些不顾事实，动机不纯，一味迎合上意、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最终会有好下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