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鹤鸣：“什么是文革？”——文革五十周年的思考

五二颂歌，招魂文革，一逞之心昭然。

晓力上书，一石激起，千层浪涌滔天。

树本欲静，左风不止，反促隆重纪念。

因为小文，略为理论，唯望有益清源。

文革是什么? 好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一个试图追究这个问题的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在此尝试进行本质上的追问。

 我们需要从文革的发动者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定义出发。对此从本质上要追问的是 : 第一，它是文化大革命吗？第二，它是具有无产阶级属性的革命吗？

                  一

我认为，首先要承认，文革确实可以称为一场革命。只是对革命要做中性的理解，不能给这个概念披上褒义的价值外衣。

革命通常指政治革命，有三个要素 : 革命对象、革命纲领、革命力量。在某个时机，革命力量行动起来了，形成了某种宏大景观（很多时候有大规模暴力发生。），使原有政治秩序中断，这就是发生革命了。至于革命是否具有正当性，那首先要看原统治者是否失去了正当性，然后要看革命力量要干什么，干了什么？绝不能披上革命外衣，干什么都可以。

文革在政治学意义上可以看做一场革命，因为它有明确的革命对象（且其对象并非虚构，后面有分析。），有其特定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意识形态，动员了广大群众的激情参与（充满了血腥暴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建构的努力。说它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说它只是一场动乱和浩劫，是站不住脚的，不利于反思文革，总结教训。

什么是革命？按照阿伦特的说法，革命是以自由为目的的启新。因此她特别推崇美国的立宪革命。我不大赞成她给革命赋予褒义、预设革命的进步价值。我更喜欢福柯的“疯癫”革命论。用福柯的话语说，革命就是疯癫，就是传统的断裂，因此革命会走向哪里，没有一定。这有点像企业家的创新，不确定性是它的属性；因为什么都确定，也就没有创新了。革命既可能为人类开启崭新的进步航程，也可能把人类引入深渊。对一场革命做价值评价，需要对那场革命进行具体分析。当然，由阿伦特的思想可以比较确认的是，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最可能实现进步和“启新”，而反自由的革命，很可能走入歧途。

那么，文革是一场“大革命”吗？迄今可以称为大革命的，也许只有三场。一是法国大革命，二是俄国革命，第三个就是中国革命。所谓“大革命”，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革命之手伸入到社会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通过广泛的民众动员，大规模地、根本性地改造社会。如果革命停止在狭义的政治领域，用暴力手段推翻失去合法性的政府，然后进行某种政治变革，那就是政治革命。超出这个界限，动员广大的群众暴力，以某种乌托邦信仰或信念为理由强行改造社会，那就是社会大革命了。这样的社会大革命必定走向灾难，走向浩劫，没有例外。因为社会是不能用暴力去强行改造的。

什么是社会？社会是人类族群的生态系统，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唯一家园。社会是承载着族群全部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之根的唯一“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时间的唯一中间站，联系着过去和未来。每代人都只是这个中间站的一个片段，没有任何权利用暴力贯彻自己的意志，把与祖先的联系斩断，使子孙失去选择。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人类文明的生命体本身，是我们朝夕相处的母亲，无论她是美是丑，我们都发自内心报以孝道。社会是自然演变的产物，无论她有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公正（实际上人们对此的看法非常分歧），我们都必须首先接受她，然后耐心改良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唯一可以藏垢纳污的地方，若非浑水，就不成其为社会。强制改造社会，必然动用暴力，因为必然遭受激烈的反抗。为改造社会而使用暴力，暴力会失控，仇恨会积累，人间伦理会荡然无存。中国的文革显然具有这样极端残暴的社会大革命的全部特征。在人类历史上，可以称为社会大革命的，中国文革的恶性程度登峰造极。如果把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大屠杀也纳入中国文革范围内来看的话（有足够理由这样做），那在人类历史上就更是空前了（但愿也是绝后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革又根本不是什么社会大革命，哪怕我们已经把社会大革命彻底否定并汚名化了。因为社会大革命毕竟要有一个社会在那里当做革命对象，而中国革命早就把社会彻底消灭掉了。试想一下，没有了私有财产，没有了市场，没有了单位之外的任何存身之所，甚至邻里关系都被居委会等管制了，哪里还有社会？所以，与文革相联系的那场社会大革命，是1949年前后若干年消灭社会的那个革命过程。那个革命既可以视为文革的序曲，准备，地基清理，和预演，也可以视为一场独立的社会大革命。这场社会大革命在苏联成为最终的革命，在中国则只是另一场大革命即文革的过渡革命。文革要把社会作为革命对象，但社会早就没有了，在社会的废墟上剩下还有人。虽然人人都被编入了单位，每一个人的几乎所有权利都被彻底剥夺，但人性还在。这是残留的、只属于生命和亲情的人性。但正是这残留的人性，在顽强抗拒着社会大革命。于是，文革“不得不”对人性下手，把暴力之手深入到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层面。它可以称为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依据是在这里。文革不仅是“文化大革命”，

而且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文化”在此要做中性的理解。

把文革定义为文化大革命，是指它的终极性目标，是把人改造为一种“新人”，一种可与理想社会的构想相一致的“新人”。为此，这场大革命实施了多种社会工程、文化工程、以及洗脑工程等。既然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这种“新人”就必须是雷锋式的。它用制造党内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方法保持各个单位内部的紧张和每一个人的精神紧张，以保证各种改造工程获得实效。文革精心排练推出的样板戏等文化工程，进入了每一个单位，占领了人们的全部业余生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这场大革命最响亮的口号。“红宝书”涌动的红海洋，是这场大革命最耀眼的视觉表象。等等等等。

无可否认，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被尖锐地判定为“大革文化命”。但这并没有否掉这场革命的文化属性。以“与历史彻底决裂”的态度“大革文化命”，正是这场大革命文化属性的独特表征，又是这场大革命的精神诉求。它有明确的矛头指向，把一切与自己异质的东西贴上“帝修反”、“四旧”等标签，不仅在物质上毁灭之，而且在思想上进行持续的学习“批判”。这样的“批判”，进入了毛的未来理想社会计划。在那里，人们工作之余，经常参加“批判”。毛的这种理想愿景，等于承认人性是永远不可改变的，需要用外在的手段来维持其紧张状态。

二

文革具有无产阶级属性吗？这个问题有点费解。我首先试着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角度来揭示其形成的新型阶级关系，然后又从极权主义革命的角度揭示其新型阶级关系的虚无。

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本质是反市场的，只能依靠一个庞大的党官僚权力体系进行运作。权力体系的唯一组织原则是科层制。科层制与利益结合便成为等级制。这样形成的等级被德热拉斯称为“新阶级”。被“新阶级”管理的则是劳动者群体，也不妨称为“新无产阶级”。但这里所谓的无产，不只是没有资产，而且没有权利和权力。“新阶级”也没有资产，但有权力和与权力结合的既得利益。“新无产阶级”则二者皆无。计划经济患有创新无能症，因此其利润只能来自系统压低劳动者工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我称为“分配利润”，与“创新利润”相对作为利润的两个来源。而且，计划经济的剥削率（“分配利润率”）远比资本主义高。因为后者的劳动者通过组织工会形成了集体权力，获得了与资方谈判的议价能力。但在前者，劳动者的自组织权利被剥夺，致使其与唯一的资方即政府的议价能力为零。这解释了计划经济高积累的来源。由此便不难理解，计划经济中的阶级关系似乎是确实存在的。

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传看过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那个故事深深触动了我！家畜家禽们造了主人的反，建立了自己的人人积极主动尽其所能劳动并公平分配的理想社会。但管理职能很快分离出“新阶级”，猪成为新主人，牛等成为新的被剥削阶级。想来想去，牛们反而更怀念被老主人统治的时代。我当时便曾感叹道，看来劳动者打天下坐江山是不可能的。

不过，毛的继续革命理论认定的“走资派”，全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是指这个“新阶级”，毛并没有认识或承认这样一个“新阶级”，而是指党内的修正主义派别，其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样的派别存在吗？

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确实有被列宁称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等派别。这与此处的论题关系不大，略去不谈。在苏联，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内，确实有过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不断革命派”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派”的残酷斗争。斗争虽以前者的失败告终，但革命与执政，革命与建设的矛盾却始终存在，只是在苏联表现的不大明显，因为建设派始终占据主流位置。

可是中国就不同了！在中国，以毛为领袖的继续革命派占据主导地位，使中国演出了远比苏联精彩太多的剧目。从新民主主义秩序到社会主义改造，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从三反五反到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四清运动，最后终于演变为十年文革。在这个过程中，步步被动的“建设派”被认定为具有修正主义特征的“走资派”。其实，这个所谓的“走资派”不过是“建设派”，是党内更倾向于寻求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派别。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等基本原则上，这两个派别并没有什么根本争议，尽管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这两个派别的冲突或斗争，却既不是虚构的，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反映了这种极权主义革命具有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因其悖论性质，是无解的。或者建设消磨了革命，“新阶级”确立了统治地位，但建设仍然不可能持续下去，如苏联那样，最终走向垮台。或者革命干扰建设，建设更不可能持续，革命则半是主动、半是被动地走向高潮和极端，如中国的文革这样，自己了断了自己。

从中苏的对比不难看到 : 建设消磨革命可能形成一段不算太短的收敛期，即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期，先兴旺，后维持，期间穿插着改革，最后终于不治身亡。革命干扰建设，则很可能形成正反馈过程，革命一浪高过一浪，终于走向自杀，建设迎来改革。文革曾用“新文革与旧政府”的说法来解释这两个派别的冲突，改革开放后曾有告别革命、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路线宣示，都表达了这种认识。历史在此给我们幽了一默 : 正是文革，促成了党官僚的复辟。只是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会再去尝试赫鲁晓夫那样的改革了，他们的改革开放这回真的有点像是资本主义复辟了。

至此，需要对极权主义革命简略讨论一下。通常以为极权主义就是比较极端的专制主义，是从政治传统继承的东西。这种理解偏差甚远。

极权主义当然有继承专制传统的一面，但其本质则是前述社会大革命的产物，而不是社会或政治自然演变的产物。简单说，极权主义是一种权力的极化现象。一极是领袖权力绝对化，不仅拥有一切政治权力，而且拥有思想权力、信仰权力，成为政教合一的绝对权威。另一极是民众失去一切权利和权力，成为与其社会联系分离的孤立个体的堆积。这个极化是通过社会大革命实现的。你要废除私有制、消灭市场、把每个人组织到革命单位中，情况就会如此。

阶级是一种社会存在。这个说法的真切含义是说，只有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作为各个阶级的群体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只有如此，作为阶级中一员的人才可能形成利益认同，也才可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权力去参与利益博弈。换句话说，个人权利归零，由个体堆积起来的群体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阶级或阶层，而只是被权力（领袖）定义、建构、和运动的群众。作为群众，没有任何独立利益，没有任何自主意识，没有任何主动行动；其利益被定义，其身份被建构，其行动被运动。这正是大革命的特征，也是大革命的组织需要。这场大革命的一切，掌握了真理的领袖已经想好了，剩下的就是领袖带领群众（领袖说“人民”，本质是“群众”）去实现了。

人权归零更深刻的含义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被革命抹平了。差异性是阿伦特非常重视的概念，她认为差异性是对自由的诠释，说白了，是自由的基础。正是因为人人都有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人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人的交往、沟通和自由才成为显著且强烈的欲求，人的行动才具有政治性（阿伦特的话语中，行动都是政治性的。）。但极权主义革命却要求整齐划一，竭力抹去人的差异性，由此彻底实现人的“群众化”。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无论是“新阶级”，还是“新无产阶级”，都是虚无，是仅仅在类似德热拉斯的那种理论中存在的东西。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没有阶级属性的革命，是极权主义革命的最后尝试。它把革命锋芒指向文化，指向人性，是对自身正当性的绝望，而不是自信。

一种相当普遍的偏向认识是，毛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夺回逐渐失去的权力。我不认为这与他的乌托邦革命冲动有什么矛盾，毋宁说，二者还是互为表里的。

毛的文革，当然有它继续革命的一个面向，但同时有它极端私心的一个面向。这个面向不仅是对个人权力的无限追求，而且是把个人事业置于一切人之上，即把他之外的一切人都仅仅看做他的事业的试验品和牺牲品。只有这样双重视角看，才能理解他不惜使用一切暴力的行为。在此需要特别指出，极权主义革命把贯彻权力意志的私心作为它的动力机制，使革命者能够很“和谐”地把这种更极端的私心与其革命信仰调和起来，相互激励。这也许是这种暴力大革命有着内在矛盾的一个心理学层面的解释。

毛在他的这种革命与私心的双重变奏中，陷入了极权主义革命与中国强权政治传统的漩涡中，好像穿上了有无限魔力的红舞鞋，停不下来了。以致我们很难看得更清楚，到底他是历史的一个极端革命者，还是一个被施了魔法的极端专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