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必须清算文革的四宗罪行

前不久，乌克兰政府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基里连科表示，乌克兰必须成立极权主义博物馆，让人们了解GC极权制度的犯罪规模和罪恶，和苏共统治的历史。乌克兰的极权主义博物馆还将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对年轻一代人可起到免疫作用，避免类似的极权制度死灰复燃。

然而在我们这里，回避文革，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当然是由社会、历史、政治等诸多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有一点是主要的也是致命的，这就是缺乏面对历史真实——面对自己的勇气。

有人说，“当今权贵对文革半遮半掩，源于他们不能缺少精神支柱”。我对此有不同看法，社会发展至今，耄早已不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只是他们全部谎言的支柱而已。他们恐惧一旦这根支柱倒下，用谎言建造的极权大厦将轰然倒塌。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经济的浩劫，也是一场文化、人性的灾难。它使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提醒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是在提醒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作为一个人，应承担的罪过。

文化大革命虽然与奥斯维茨集中营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都是人类的历史灾难，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漠视文革而获得拯救，漠视文革的存在绝不可能探寻到历史的真理。无论是参与者、亲历者、幸存者，还是后之来者，我们都将背负着文革这个历史的重负。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存在都将变得异常严峻和艰难。因为文革作为一场文化的毁灭性的灾难已先我们而存在了。

某个组织利用阻止出版，封锁言论，阻止人们了解真相的手段，再加上所谓一个未来的中国梦来做掩饰，妄图回避文革，让人们逐渐忘记那场灾难，企图以此来获得的拯救，那只能是虚妄。

文革——十年浩劫，是我们古老悠久的文化失败的一个见证，一个深刻至极的见证。这场浩劫使中华民族引为骄傲引为荣光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成为一个遥远而苍白的天方夜谭，礼仪之邦、温柔敦厚、仁义道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君子风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都成为美丽的神话。

面对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存在，那些“爱国的自大家”（鲁迅语）们的中国道德天下第一、文化天下第一、西方文化在向中国文化回归的美梦应该破产了。

一切企图绕开文革去编织道德、人性的美丽花环，或构想更完美更和谐的中国梦的做法只能是虚妄和欺骗。

文化革命用它那只布满灾难沾满血腥的手，把我们推到人和文化面前， 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

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对德国罪过问题的讨论中，将罪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指的是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

雅斯贝尔斯认为，每个德国人无论是否具体参与过纳粹政权的罪行，都必须以一国成员的身份“为一国的政体承担(政治)责任。”因为：第一，一国成员因政体组织关系而分享共同利益，他们因此必须分担政体的责任；第二，国家有制度化的决策机构和程序，公民既参与其中，就应对其结果负有共同责任；第三，即使国家不具有这样的政策结构和程序，其居民也不能完全推诿共同政治责任，因为他们必须为“屈从(权力)的环境“负责，正是由于他们的屈从，专制权力才有机会猖狂施虐。

“道德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剖析德国人之过的另一个重要范畴。如果说政治罪过是每个公民不容推卸的共同责任，那么道德罪过则是个人必须承担思想和行为责任。雅斯贝尔斯把道德罪过规定在私人领域内，但也为道德思过留下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道德思过虽为“个人独自的自我评价，但我们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在道德问题上取得较为清晰的认识。”在现实社会里，人们有时不得不为生存而在面具下苟活。雅斯贝尔斯强调，道德反思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以前过的是假面生活，进而重新看待自己现在的生活。

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恶，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无能为力”，于是选择了“随大流”。 的确，在严酷的现实生存中，人们为了自我保全，为了力争前途，不能不听任权力的摆布。人为了活下去，保住饭碗，抓住机会，不想干也得干。

雅斯贝尔斯承认，“无能为力可以成为(不行动的)理由，因为任何道德法则都不能要求人们去壮烈赴死。柏拉图就说过，在极度危险的灾难情况下，苟且偷生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因无能为力而不行动却并不能使人免于道德罪过，“无助的服从总是会有一些行动的余地，这种行动虽有风险，但仍然多少有一些效果。”同样，“随大流”和无能为力一样，它虽可理解，但却不可原谅。“因为事实上毕竟还有许多人不随大流，并为此付出代价。”

正因为道德选择往往源于世俗目的，并受环境所限制，所以它不能代替更为基本的人性良知。雅斯贝尔斯将因人性良知受损而产生的罪过感称作为“形而上罪过”。如果说道德罪过是“我处世的罪过”，那么形而上罪过就是“我为人的罪过”。

人性的原则高于道德原则，人性意识往往为道德意识所不能启及。雅斯贝尔斯指出，“形而上罪过包括幸存者的罪过和不象人的罪过，它指的是不能与人类彻底团结一致，不能完全按人性行事。”因此，“但凡我所眼见的坏事或恶事皆侵犯这种(人的)团结，即使我小心翼翼地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它，这仍不足以平息我的形而上罪过。如果恶事发生时我在场，别人死了，而我却活下来，我就会听到我对自己说，我因自己还活着而有罪过。”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我之所以为人”和“活得象个人”，是一种至高的良心境界。

雅斯贝尔斯是在德国纳粹的政治史中解释形而上的罪过感的。纳粹于1930年毁宪专制，1934年血腥清洗，1938年排犹，直到发动战争，“数以千记的德国人在与(纳粹)政权的抗争中找到了死亡，大多数无名无姓，我们这些存活者并没有这样做。”活着的人在邪恶昭彰的每时每刻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不象人”的地步，“我们选择苟活，……在（1934-1945）这十二年里，我们整个的人都已发生了蜕化。”

我们呢，在文革结束至今的五十年里，我们的生活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刑法罪责当年已由四人帮承担了；党天下体制必须承担文革的政治罪责，李九莲、林昭、遇罗克、王佩英、冯元春、陆兰秀、丁祖晓等文革反对者反抗者的存在，使我这样的服从顺从甚至是积极跟从的人必须要负起道德罪责；面对那那些死去的受难者，使每个从那个时代活下来的人都背负了为人的罪责。

当前，欲把改革继续推进，必须面对文革这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主导改革者必须与这笔涉及全民族的负遗产做全面切割，也即在“没有宪政民主，任何人都不是安全的”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才能获得继续推进的动力。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