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一个中南海右派分子的悲剧人生

楔子：公路上的男尸

1998年5月26日上午八点前后，在辽宁省昌图县境内的公路上发现一具男尸和一辆破损的自行车。经查证，死者名叫王文，70多岁，是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离休干部。因为找不到证人证据，所以无法对他的死因做出判断。

为什么全国人大的一位局级离休干部，会孤零零地死在东北的一条普通公路上呢?

有关部门很快通知了死者家属，但家属反应出人意料。王文的女儿王晓文说：

我认为这种结局是早晚的事，即使不出车祸，也可能会碰上其他的事儿。我的父亲是个很固执的人，这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要他作出一种选择，就会无怨无悔地一脑门子往前走。总之他的思路和别人不一样。

当然，这件事最终的原因还是在他自己。如果他好好在家呆着，不就没这事了?是他自己选择了一条有风险的路，他已经用生命的代价把风险承担了。能这么想，其他事就不重要了。

人常说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尽管王晓文能从“性格决定命运”中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但是她也不知道父亲此行的目的何在。

事后了解到，王文骑自行车去东北，是自费考察“一胎化”政策的问题和下岗工人生活状况的。没想到那天早晨刚一上路，就出了车祸。

王文去世以后，家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他曾经写过许多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我们这一代，无疑地有责任对这一段历史作出交代：我们是在怎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开始我们的实践活动的?我们为什么走上了那样一条革命道路?我们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什么和毁坏了些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个悲剧结局?它留给下一代人什么经验和教训?”

由此可见，王文的死与三个关键词有关。它们是一胎化政策、下岗工人和革命道路。

王文出事以后，我受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中堂委托，去北京采访了一大批王文的同学和同事草成此稿。梁是王文的好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二胎加间隔”计划生育方案，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进行实验。草稿完成后，因为其中涉及到中南海内幕、林希翎平反、计划生育政策等敏感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公开发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已经“脱敏”，所以回顾一下王文先生“一入中南深似海”的悲剧命运，也许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一、进入中南海

王文原名刘郁文，1922年8月9日出生于河北蓟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3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四中。六年后因家庭困难，他只好投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44年，他投奔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命，并依照组织惯例改名王文。1945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潜入北平，从事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因为身份暴露，他只好返回根据地。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王文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职务是秘书组组长。一开始他还兼任叶剑英的秘书，叶剑英南下时本想把他带走，但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当时王汉斌与他是同事，二人的地位不相上下。后来王文担任市委副书记刘仁的政治秘书，陈希同则是刘的生活秘书。因此有人说，王文这个人太老实，否则早就上去了。

195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需要扩充人员，王文因工作能力较强被选中。关于这件事，当时的秘书室负责人何载回忆说：“中办秘书室是在毛主席秘书收发组的基础上成立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对内叫毛主席的秘书室，任务是帮助毛主席处理信件，其中大部分是群众来信，一部分是他的亲朋好友来信，还有一部分是机关干部来信。解放后，这些信件越来越多，需要有人专门处理。杨尚昆要我调人，我就从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委挑选。王文是通过市委推荐、经中央组织部审查调来的。入选的条件很严格，党性要强，忠诚可靠，作风正派，遵守纪律。王文来到中南海后表现很好，好学上进，工作认真，团结同志，处理问题比较稳重。由于他有以上特点，所以让他当华北科副科长，分管北京地区来信。”(1998年10月19日谈话录音)

作为王文的同事，张维诚不仅谈了自己的一般印象，还提供了一些具体事例。他说：“我和王文是1953年先后调到秘书室的，虽然住在同一座楼，但因为纪律约束，一开始没有什么来往。1954年秘书室支部改选，他担任支部副书记，我担任组织委员，这才开始有了接触。我对他的印象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是对党的事业认真负责，从来不计较个人名利。当时他是行政14级，科长戚本禹比他低两三级，但他没有一点情绪。第二是对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能一丝不苟严肃对待。大事比如审干，他曾经一个人到云南的思茅、大理走了三个多月，那时候当地情况非常复杂，条件也很差。他一路上风餐露宿，省吃俭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经他审查的结论一直没有出过问题。小的事情比如为领导人抄写家信，总是一笔一划，非常认真。第三是平易近人，能与同志们以诚相待。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地下党的，资格比较老，但没有一点架子，也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人。他和大家相当融洽，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第四是富于理想，信念非常坚定，无论顺境逆境，他的理想始终如一，即使在倍受冤枉的时候也是这样。”(1998年10月18日谈话纪录)

进入中南海以后，王文与戚本禹分在同一个科室，戚是科长，王是副科长。对于这一安排，1955年进入中南海的沈国戚很不理解。他说：“我和王文是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认识的。我这一生接触过许多人，但我最佩服的就是王文。我感到王文对我们年轻人特别好，生活上思想上经常帮助我们。我是秘书室二科科员，王文是一科副科长，正科长是戚本禹。我和一科的景文焕曾经私下议论，王在思想上，业务上都比戚本禹强得多，而且戚是49年入党的，王在45年就是地下党总支书记，怎么会把王文安排在戚本禹之下呢?后来，王文听说我们议论这件事，狠狠把我们批评了一顿。他从心眼里讨厌这种想法，觉得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注意这些种事情?”(1998年10月14日谈话录音)

沈国威还说：“当时，戚可是真钻研毛主席著作。我与戚同住一个宿舍，他那时还没有结婚，他学‘毛选’常常学到深夜。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去秘书室时间早，对中南海的事情了解多。他这样做是专门迎合毛主席的需要，写东西也是投其所好。结果戚本禹爬上去了，王文却栽了个大跟头。这就是王文和他的最大区别。”(同上)

为进一步了解上述情况，我又走访了景文焕女士。快人快语的景女士说：“我比王文去中办秘书室早几个月。王是一个老同志，被安排在戚本禹之下，我总觉得不合适。但他对待遇、地位这类事根本就不考虑。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生活上也很简朴，夏天穿草绿衬衣，灰裤子，圆口鞋，冬天也是一身灰棉衣。完全是工农干部的形象。相比之下，戚本禹这个人就是想方设法往上爬，写文章总是看风向。后来他写李秀成的文章，批翦伯赞，你说他对历史有什么系统研究?文革中他回到中南海，把杨尚昆打成地下司令部的黑司令，当时我们提了点意见，就成了杨家死党，其实我们和杨尚昆连话都没说过。”(1998年10月15日谈话录音)

当然，也有人在评价王文时有所保留。采访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我听说何载是在一次信访工作会议上碰到王文的，认为这个同志不错，就调到中南海了。刚来时他在一组，我在三组，业务上接触不太多，支部工作中接触多些。我对他印象很好，老老实实的，字写得不错，工作很认真，文字能力也强。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政治水平如何，我不大清楚。”(1998年10月17日笔者的采访录音)

也许人们对戚本禹的评论受到时代的影响，但是对王文人品和能力的肯定却没有问题，也比较一致。

二、遭遇林希翎

进入中南海以后，老实巴交的王文怎么也没有想到，林希翎的出现居然会改变他的命运。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调干生。此人思想活跃，爱好文学，现在这个名字是从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的。她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文艺评论，据说曾经被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

据王文回忆，苏共十九大以后，林希翎对马林科夫提出的关于文学的任务有不同意见，便要写文章提出质疑。当时吴玉章是人大校长，为此校方还给了她创作假。后来她的观点引起激烈的争论，《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灵魂深处的脓疮——评青年女作家林希翎》。林希翎认为这是人身攻击，便要求为她公开恢复名誉。随后，她又萌生了“告御状”的念头。不久，她将一封上访信和她所写的《与马林科夫商榷》的文章寄到中南海，希望得到公正的评价。

王文是处理北京地区来信的。他看到林希翎的来信以后，认为应该予以重视。于是他首先打电话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询问有关情况，然后写信约林希翎前来面谈。见面后，林不仅谈了上述问题，还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这时苏共二十大已经召开，并通过了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东欧发生了摆脱苏联控制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王文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已经接触到这方面的意见。他认为“其中有些意见未免偏激，但是忠诚和热情是跃然纸上的，因为没有对党的信任和殷切期待，也就不会给党中央的领导人写信来了。”(王文未刊稿：《从进中央秘书室到被划右派》)

林希翎应邀来到中南海以后，王文在交谈过程中发现她具有对党忠诚、为人热情等特点，再加上他比较同意林的观点，因此对她产生由衷的敬佩。林希翎走后，王文根据惯例将谈话记录整理后向何载作了汇报，并送呈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审阅，然后又作了存档处理。

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林希翎突然打来电话，说人民大学安排她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希望中央办公厅能派人来听一听。正好这也是王文的工作需要和职责所在，于是他请示领导后如约去而至。当时整个礼堂已经爆满，礼堂四周人头攒动。王文找到一个位置后听林希翎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多小时。他觉得那天林希翎所讲的观点他都熟悉，只是更系统更具体了。回来后他向何载作了汇报。他认为从林希翎身上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党采取一个热情关怀积极引导的方针，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会成为党的积极的拥护者，从而百倍加强进步的力量，把革命事业推向新的高潮。”(同上)后来，他与何载还接见过北京大学百花学社的谭天荣等人。其中有些人的意见尽管比较尖锐，但是在对话时还是比较融洽的。

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林希翎再次来到中南海请求接见，王文和何载一同接待了她。一见面，林就表白说：“我是诚心给党提意见的，大会发言也是学校领导安排的，但如今却说我是向党进攻，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甚至还造谣诬蔑，肆意丑化，所以我实在受不了，希望你们给我指一条活路。”

面对这种情况，王文也十分为难。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经验，他一方面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深知运动起来后会出现许多过头的作法。至于林希翎反映的在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倾向，他觉得只能到运动后期才能纠正，否则就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他对林希翎说：“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他还说，尽管“群众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但是领导上最后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不会冤枉你。”(同上)

关于上述情况，何载也印象深刻。他在接受采访时谈了当时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他说：“林希翎初次上访，是1955年底或1956年初。当时她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写文章，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人爱出风头，抬高自已，看问题有些偏激。她在班上受到批判后，就写信给毛主席。王文分管北京来信，所以就接待了她。当时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是团结教育，王文完全是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的。

何载还说：到了1957年6月上旬《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后，反右已成定局，林希翎又来到新华门要见杨尚昆。这时，公安部门已经知道她是从谭惕吾家来的，并认为是谭派她来摸底的。杨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见她，于是我和王文一起接见了她。由于秘书室是搞内务的，所以警卫局也派了几个科长坐在屏风后面。林希翎来了后并没有摸底的意图，而是从一开始就滔滔不绝地尽讲她的道理。讲的中间当然有错误的东西。我记得她在农民问题上有托派观点，认为农民不革命，并强调学校不民主，等等。她只认识王文，也不知道我是谁，我驳斥了她的观点，等于是吵了一架，结果不欢而散。王文没说什么话，吵完后王文把她送出大门，他们在路上谈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1998年10月19日谈话录音)

何载所说的谭惕吾是一位叱咤风云女性，她当时任民革中央委员，因为在整风运动中提出“党不应该另搞一套机构”等观点，被为敌对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急先锋”。

两三天以后，人民大学党委打来电话询问林希翎上访的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林回去后又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她受到无理围攻诽谤，本想自杀，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以她准备采取积极的态度，接受正确的批评，并要针对不正确的意见据理力争。听到这一情况以后，何载要了一部汽车，与王文以及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陈旭一同前往人民大学。他们看了大字报以后，便去了校党委办公室，说明他们并没有支持林希翎。

三、“交待出来”的右派

没过几天，中南海秘书室办公楼里突然贴满了大字报，揭发王文支持林希翎向党进攻，要王交待他与林的关系。随后，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派王刚和晓岚到秘书室领导整风运动，并责令王文停职检查，接受批判。与此同时，何载也受到相应的处分。

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料到王文会由一个好党员、好干部突然变成了运动的重点、批判的对象。面对这一切，王文一开始还很坦然，他认为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后来他看到刘少奇在《人民日报》的一份《情况反映》上作了“林希翎是极右分子，请公安部注意”的批示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即便如此，他还是想给刘少奇写一个报告，提醒他不要错整了人。

但是，来势凶猛的反右运动很快摧毁了他的自信。于是他只能进行痛苦的反思：“为什么别的同志都没有象我这样在紧关头趑趄不前呢?作为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党员，这时我已不应该多想是否要为自己辩护，我唯一应该和可能做的就是认真检查自己思想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障碍我，使我和党的看法有距离”(王文未刊稿：《从进中央秘书室到被划右派》)。后来，王文陷入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深渊，他甚至想从北海大桥上纵向一跃跳将下去……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认定：“既然我自己没有能力解救自己，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思想的反动实质，那就只能依靠党依靠同志们帮助，为了使医生能更好地了解病情，我应该披肝沥胆，剖心刳腹，把自己摆出来，让组织和同志们了解自己……”(同上)想到这里，他似乎轻松起来，并把自己这些年来想过的问题统统交待出来。

谈到当年批判王文的场面，人们的印象非常很深。曾在秘书室工作过的张万祥说：“当时有一种作法，叫‘拖观点’。大会批判时一直追问被批者还有什么观点，王文就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了。我记得他当时很老实地坦白说，刚参加革命的时候，一听到喊毛主席万岁，觉得有点刺耳，心想共产党怎么还搞万岁?这不是封建的东西吗?还有，他说他对京华盛事已经是看够了，有点看破红尘，不象参加革命时那么单纯了，甚至想脱离尘世，找个世外桃园。这些东西都变成批判材料，一批一批印出来供批判斗争。(1998年10月16日谈话录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也说：“王文比较老实，一检查就什么问题也交待了，他自己思想是怎么想的，也都交待。比如：他说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他还说党员和组织的关系，即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是盲从，就象狗对主人一样。我们听了后大吃一惊：他怎么会有这些想法!我们一方面觉得他态度不错，一方面也觉得他思想太成问题。”(1998年10月17日谈话录音)

作为顶头上司，何载在谈到当时的情景时，仍然感慨万分。他说：“王文这个人哪，有些事我也搞不清楚。叫他交待问题，他就乘此机会总结思想，交待了一大堆糊涂事。所以人们说他这个右派是交待出来的。比如他说他觉得林希翎这个人很不简单，不拿稿子登台就讲，很有见解，虽然言词过激，但有些事情是存在的。于是有那么几个人就对他揪住不放。我还说，那是个书呆子，老实人，别揪他了，他又不讨人家做老婆。这话也成了严重的问题。王文的老婆很漂亮，是北京市的一个局长，我不过是开个玩笑，也没有攻击党。我们那个时代对党要绝对忠诚，甚至谈过几次恋爱都要交待。王文就从他爷爷起开始交待，把许多不需讲的事情都讲了。我一直说他有书呆子气，他能写，写了好几万字，许多是思想中的一闪念，思想不等于言行，在法律上不构成罪嘛。他曾经向我反映，林希翎有才干，如果在一个严格的机关好好锻炼一下，说不定还是个人才。这大概是1955年5、6月间说的，我也随便回答说，在其他机关可以，在中南海不行，因为她不是党员。后来斗争我时，我说我不记得说过这些话，有人说你怎么能记不得呢?这么大的事情，王文准备把她调进中南海，你还想向毛主席汇报，怎么能记不得呢?”(1998年10月19日谈话录音)

1957年12月批判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整风领导小组正式宣布王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因其问题十分严重，但检查态度尚好，故从轻处理，被定为第五类。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秘书室的张维诚。张是在北京市委党校学习时，因为讲了几句真话被打成右派的。决定宣布后，他们当即被逐出中南海，暂时住在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听候发落。

四、所谓“黑旗事件”

王文被打成右派以后，中南海又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黑旗事件”。因为这一事件的起因与王文有关，所以在我采访的时候，大家都难免要谈到它的来龙去脉。

反右运动结束后，紧接着又是“双反运动”。这时秘书室的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分岐也逐渐公开。以戚本禹、林克、李公绰为首几位年轻的科级干部，认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何载不但是王文和林希翎的支持者，而且还欺上瞒下，压制群众，包庇右派，企图将运动引上邪路。以王刚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则认为何载虽然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是敌我矛盾。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说，王刚曾整理了一份诬陷他的材料，由叶子龙送交毛泽东。毛问叶林克是好人还是坏人，叶含糊其词不置可否。毛又问田家英，田表示“我不相信林克是坏人。”后来，在田家英的支持下，林到毛泽东那里告了王刚一状，结果毛泽东龙颜大怒，说王刚是拔红旗插黑旗的反党分子，并说林克他们是敢于革新的“八司马”，他本人要“拔剑相助”。所谓“黑旗事件”由此而得名。

在“黑旗事件”中，包括杨尚昆、曾三、刘华峰、李东治、王刚、晓岚在内的数十人都受到处分或牵连。这一案件本来在80年代初已经正式平反，但是到了1996年，身患癌症的林克又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人间相——林克答客问》一书中，以当年毛泽东的话为依据重提旧事。该书在写到“黑旗事件”始末时，引述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比如毛在1958年4月召开的广州会议上说：

就在中南海，有一个专门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叫做秘书室。这个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青人，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上边的党组织，中办总支和中直机关党委，不支持这群年青人，反而支持何载和王文，打击这些年青人。他们动用一切组织力量，采取轰麻雀战术，对这些年青人进行围攻、围剿。但是，没有把这些年青人轰倒，也没有把他们压扁。因此，出了个“八司马”。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可见“天子脚下”也不那么太平啊!(《毛泽东的人间相》第214页，香港利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

同年5月3日，毛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见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原秘书室主任彭达章，以及王刚、晓岚、林克、李公绰等人。对于当时的情景，林克在书中也有详细描述。他说当时毛泽东在怒斥王刚使用“法西斯、贝利亚的手段”为何载翻案、替林希翎报信之后，又气势汹汹地质问杨尚昆等人：“你们插的是甚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

当天晚上，秘书室立即召开大会，由杨尚昆传达了毛的讲话。林克说，听了传达之后，“许多人热泪盈眶，痛哭流涕，直到午夜仍不肯离去。”(同上，第218页)

在采访中，也有个别人对“黑旗事件”讳莫如深，劝我不要打听这些事情。后来我发现，这一事件与何载、戚本禹、田家英等人的私人恩怨有关。

有人说，何载与田家英有矛盾，是因为何载在生活会上给田家英提过意见。意见的内容是批评田家英与一位姓马的女青年关系不正常，把人家肚子搞大了，所以田家英特别恨何载。田要想抓何载的把柄，就只能从林希翎问题下手。因为王文经手了这件事，所以要搞何载就一定要打击王文。那么，王刚为什么会卷了进去呢?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何载没有什么问题。(1998年10月15日谈话录音)

他还说，当时秘书室有数十人，大致分两部分，王文他们年纪较大，戚本禹他们比较年轻。作为领导，何载对戚本禹等人还是很器重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些人在双反运动中批何载批得那么凶。特别是李公绰，对何载简直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另外，田家英这个人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他在整何载和王刚时，也是太狠毒了。当然，林克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好些事都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无耻。(同上)

还有位了解内情的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说：“起初秘书室的负责人是田家英，后来田到了政治研究室，何载才负责秘书室的工作。田可能是想回来，因为研究室不在中南海，这大不一样啊!他整何载也许和这种打算有关。”对于林克，此人的评价不高：“他当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但不是什么英文秘书。毛去世后他夸自己是毛的老师，一下子高得不得了。他本来可以不管这些事，是田家英在这里面起了作用，算他们的后台吧。在讨论定性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们太左了，许多观点是拖出来的，是无限上纲。秘书室机关负责人王刚和中直党委也是这个意见，于是林克他们就有点紧张，就跑到广州向毛主席告状。毛主席回来后，召集杨尚昆、曾三、刘华峰、王刚、晓岚到他的书房，说你们为什么支持右派，打击左派?晓岚不服气，举手发言，说情况不是那样，好象还顶撞了主席。主席说，好，好，既然是这样，你们就发动群众，讨论，到底是插了红旗还是黑旗。结果这些人就倒霉了。黑旗事件涉及到几十个人，没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也是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后来中直党委也撤消了，一下子空了许多年。杨尚昆因为田家英袒护了一下，表面上还是办公厅主任，剩下的都撤下来了。”黑旗事件以后，田家英果然又回到中南海，负责秘书室工作。

这位人士还谈了一个插曲：“黑旗事件结束后，我们到长辛店劳动，由戚本禹带队。有一次王刚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李东冶出任辽宁省委工业书记，刘华峰担任了西北局办公厅主任，他就委屈地说，同样是犯错误，他们分配了工作，我还在这里劳动改造。戚就把这话汇报了田家英，毛主席正好对刘少奇有意见，就说：‘这事我怎么不知道?李东治犯错误还升官啦?’于是刘少奇便挨了批评。本来当时是刘少文主持中央工作，干部任命毛主席不管。这一下子不得了啦，只好把李东冶又下放大连钢厂当副厂长，降了好几级，把刘华峰撤了职，后来又投入监狱，下场很惨。1960年以后，王刚被调到江苏省教育厅任副厅长，到了文革时斗了个一塌糊涂，又下放到农村当了农民。黑旗事件简单情况就这样，要详细讲，三天五天也讲不完。”

他还说：“杨尚昆在世时曾想在回忆录中写这件事，但没有写到这里就死了。据说杨尚昆还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也可以写嘛。’许多人想写，但一来身体不好，力不从心，二来许多当事人都是工农干部出身，拿笔杆子有困难。也有些人觉得七八十岁的人了，忍了算啦。黑旗事件实际上是文革的一个缩影，一个前奏。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样。田家英春风得意的时候，他自己有个顺口溜，说他是‘头戴乌纱帽，脚踩腾云船，逍遥中南海，要坐第一排(指开会看戏都要坐最好的座位)。戚本禹本来是靠田家英发家的，文革中他返回中南海反把田家英整了一下。第二天田家英就自杀了，这里面多少也有个面子上下不来的问题。”(1998年10月16日谈话录音)从这些口述材料中，似乎可以看出田家英的另一面。

关于黑旗事件的影响，这位人士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本来以为中南海秘书室不应该有右派，但是当时的理论是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何况抓右派也是有任务的。叶子龙这个人尽管生活比较糜烂，但对人还是比较宽厚的。他不整人。后来黑旗事件的受害者大大超过了中办秘书室的范围，凡是同情黑旗的人都受到批判和斗争，包括警卫局的副局长王敬贤和中央办公厅直属单位的许多人，都成了杨尚昆的黑干将。值得一提的是，晓岚的结局也很惨，她是个女同志，下放劳动回来后一直没有工作。文革中斗她，她还是不服，造反派就打，打的不得了，结果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一个好人就这样被毁掉了。”(同上)

对上述说法，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认为：“整风开始后揭发何载有问题，现在看来也许是拔高了，但一般人都认为批判应该从严。后来何载说秘书室有浓疮，要挤出去，听说还要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小集团，这下子问题就复杂了。秘书室一部分同志来得很晚，不了解情况，包括王刚犯错误都是受了何的影响。何有两个“建议书”，第一个是给王文的，第二个是给王刚的，后来都被揭发出来了。有人把这件事与江青联系起来，其实与江青没有多大关系。大会批判时江青来过几次，当时江青、戚本禹没有文革时那种作用。何载、田家英、彭达彰、江青在一个党小组，我听说他们在组织生活会上经常批评何载。至于何载给田家英提了什么意见，我就不知道了。”

他还说：“我们秘书室整风比较晚，社会上反右开始了，我们还在整风，给领导提意见。秘书室分两部分人，一部分来的早些，多数是学生。还有一部分人是56年来的，是从书记处二办、四办调来的，这些同志参加革命时间早，资格老，多数是工农干部。因为我们这些人与何载在一起时间长了，而且大部分担任中层干部，给何载提意见多些，认为何在工作上有官僚主义作风、不实事求是，思想上追求名利，爱吹嘘。意见很尖锐，但没有涉及到政治问题。林希翎的问题揭发出来后，何载也停职反省了。后来王文在检查时交待了何载给他写的建议书，他还涉及到一些同志的历史问题，这样问题就严重了。王刚到秘书室以后，运动发生波折。我们这些人大部分准备调到办公厅的后楼，去搞工业、财贸、政法等方面的研究，从二办、四办来的那部分同志不了解情况，对我们这些提意见的人产生怀疑。再加上接交工作时，何载给王刚灌输了许多东西，结果在双反运动中又要整提意见的同志，这就发生了黑旗事件。后来了解到，王刚他们受到中直党委的支持，所以杨尚昆、曾三也受到批评。我看到林克写的那本书，他写的黑旗事件实事求是。当时对黑旗事件的定性是重了，但何载他们也不对，比如盯梢啊，逼人家夫妻之间划清界线啊，有一个同志先兆性流产，不能参加批判大会，他们就说人家是逃避，到医院查人家的病历。王文不应该被打成右派，并不等于他没有错误;不能因为他受了冤枉，就说批评他的人全错了。我认为反右派还是必要的，不能不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国际环境。右派有三种情况：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是思想糊涂认识不清的，一部分是好心给党提意见的。我当时认为王文这个同志不错，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思想，觉得他起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1998年10月18日谈话录音)

对于王文和黑旗事件，也有人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比如一位不愿意露面的人士在电话中是这样说的：“中央对这个事件有结论，我个人不想多谈。在秘书室整风时我算是红旗方面的。当时虽然是黑旗方面的倒霉了，但如果毛主席支持了他们，我们的命运也许更惨。我和王文私人关系很好，他为人好，有个性，优点很多，大家对他印象不错，但他的缺点也很突出。有些人对这些事耿耿于怀，无非是要论个是非。其实争来争去没好处，最好是个人总结和反思，否则就很容易流于泄私愤，闹意气。各人有各人的观点和看法，我不想强求别人。再说就没意思了。也许有人以为我不说话是因为自己没理，实际上我是不愿意重提那段伤心的往事。”(1998年10月17日电话访谈记录)

关于建议书的问题，何载是这样讲的：“所谓两个‘建议书’其实不是建议书。第一个是关于整风的总结报告，第二个是我走的时候的工作安排。可能其中有一两句刺激了一些人，他们就揪住不放了。”80年代，何载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后直接参与过平反工作。他强调：“黑旗事件是个冤假错案，中秘室那么个单位连勤务员不到100人就处分了90多个人，右派划了七个，有两个坏分子，死了好几个，还有两个疯了，你能说这件事对吗?所以我认为林克那本书是给毛主席脸上摸黑。”(1998年10月19日谈话录音)

五、右派生涯

王文被打成右派以后，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干部下放。据张维诚回忆，他和王文是在1958年2月春节刚过，被持枪警卫押出中南海的。不久，他们便跟随中央办公厅第一批下放干部到了河南省荥阳县参加劳动。王文说，出发前，田家英对他们说，你们虽然入了党，但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因而只是有名无实的共产党员。下去后你们要在劳动中认真改造自己，争取将来能成为一名有名有实的共产党员。下放之后不久，王文又被招了回来，名义上是继续交待问题，其实是审查他与黑旗事件相关人员的关系。

为期一年的下放劳动结束后，田家英又找他们谈了一次话，除了解一般情况外，还特别问到农民够不够吃。1959年年初，王文与张维诚又跟随中央办公厅第二批下放干部到北京市延庆县八里店公社曹官营村参加劳动。这一回他俩被分在一个小组，组长是中办机要局的丁光，副组长是秘书室的沈国戚。据沈回忆：“我在双反运动以后被下放到延庆县城关公社八里店大队曹官营村。跟我谈话时，说让我监视右派分子王文和张维诚。我们下放劳动整整一年，待遇一模一样。他们都有家室，但没有回家探过亲。”谈到当时的劳动生活，沈对王、张的表现非常佩服：“他俩干活可真卖力。当时讲三同，就是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是下放干部，农民不歧视我们，只是下放组长开会时爱敲打他们。其他人都是机要局的，十来个人，就他俩是右派。至于我为什么下放，我不知道。是不是认为我是中右，和他们接近，到现在我也闹不清楚。”(1998年10月14日谈话录音)

关于当年的情况，张维诚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还是很天真的。比如，我们以为自己犯错误是与贫下中农感情不够，这一次可有机会接近贫下中农了。于是有一天在地头休息时，我就主动与生产队长攀谈起来，问他咱们这里谁的成分高，谁的成分低。不料他一下子翻了脸，说：‘怎么啦?你想联系地主富农造反呀!’一下子把我噎得几乎背过气去。这种人格的污辱谁也受不了。我在河南时没有这种感觉，我住在老乡赵大娘家，她说，我看你是好人，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在延庆时，有个张大嫂是村干部，也说我不是坏人，让我心里有个谱就是了。不过，当时广播里整天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的歌曲。我觉得后面那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好象是冲我来的，真让人受不了。我只说过两句错话，就遭如此厄运，下面说怪话发牢骚的那么多，都没事，实在是想不通。”

一年以后，第二批下放劳动也结束了。这时，中央办公厅认为他们不适于继续留在中南海工作，便把沈国戚流放到西北局，把王文和张维诚交回北京市发落，因为他们是从北京调来的。后来，他们被转为农村户口，发配到丰台区黄土岗公社马家楼大队监督劳动。到了目的地以后，当地的生产队长对他俩恶狠狠地说：你们在这里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时候，他们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专政对象了。

当时王文的内心极其痛苦，表现也十分沉闷。张维城说，马家楼是紧靠城市的种菜区，菜区的劳动强度很大，尤其是到了六七月份，从凌晨五点左右开始，一直要干到晚上八九点钟。吃罢晚饭后，社员休息了，他和王文还必须继续干活，任务是从汽车上卸城市运来的垃圾。有时候从晚上十点左右，一直要干到后半夜四五点钟，然后打个盹儿，就接上第二天的劳动了。有一次，村里组织开会，讨论公社食堂能不能办下去。张维诚说了句这要看群众的意见如何，就被指责为坚持反动立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此外，村里每次开批斗会，都要拉他们去陪斗。

由于劳动强度极大，再加上恶劣的处境，他们很少谈心。张维诚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争取早点重新做人，王文大概也不例外。1961年秋，他们被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王佐公社当农业干事。农业干事的工作是跑大队调查，催生产进度。看到普通农民的生活状态，再回想自己的人生经历，张维诚感慨地说，老百姓目不识丁，不是也活得很好吗?所以他有点万念俱灰，意志消沉。相比之下王文则不大一样。有一天王对张说，他准备花几年时间，把马列原著好好读一读，以便清理一下思想上搞不清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张认为这话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他想弄清楚自己为什么在反右前后出了问题，二是他想对国家的一些事情及其变化做些探讨和研究。后来王文对张维诚说，那一段读书确实很有好处，让他弄清了许多重大的问题。

六、家庭变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凡是有政治历史问题者，他们的家人都会受到牵连。文革开始以后，这种状况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于是，王文的妻子耿晓和次子王幼文，便先后走上绝望自杀的道路。

耿晓出身于湖北的一个世家大族。其父耿丹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留学归来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和武昌商科大学教授，后因参加革命被北洋军阀杀害。耿晓从小在舅舅张笃伦家生活，张当年是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曾担任西昌行营主任和重庆市市长等重要职务。抗日战争时，耿晓在重庆上学就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在西南联大又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当时彭佩云是党支部书记。王、耿二人是在1950年进城以后结婚的。对于他们的结合，作为女儿的王晓文始终无法理解。在她看来，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个人气质，两人都不大般配，所以她曾开玩笑地问父亲：“爸，我妈怎么就看上你了?你那么脏，那么邋遢，也不爱洗脚，要是我，就看不上你!”

新中国成立后，耿晓一直在北京市工业系统工作，是位很能干的基层领导干部。王文被打成右派以后，她顶住各方面压力，对丈夫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但是在文革中她却再也扛不过去了。王晓文回忆说：“妈妈自杀是有准备的，当时我从丰台回来要去通县，在家住了一夜，临走时她送给两本书，一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一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她让我好好向雷锋叔叔和王杰叔叔学习，然后就上班了。通县是她搞‘四清’运动的地方，她还给了我五块钱，让我给房东老奶奶买些点心，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妈妈见面。第二天，她就喝了滴滴畏，然后就上医院了。她大概是不想死在家里。我们当时都很小，还有我外婆。应该说她实在是撑不住了，才选择这条路。”(1998年11月1日谈话录音)

1969年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王文的次子王幼文本想去生产建设兵团，但因家庭问题未能如愿，便只好去黑龙江嫩江农场插场。这原来是个劳改农场，许多犯人释放后便就地转成农业工人。据说那是个非常落后非常闭塞的地方，王幼文刚去时与指导员关系很好，还当上学毛著积极分子。他很单纯，性格内向，插场之前读了许多理论书籍，比如马恩全集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著作。他有点象父亲，爱读书思考，爱写文章。不久，生产连队换了指导员，好象跟前任指导员有矛盾，对他就不好了。他写日记，其中自然有些对于农场和社会的看法，不知是谁偷看了他的日记，汇报上去，指导员说他的日记里有反动言论，是现行反革命。于是，农场就把他关在小号里隔离审查。后来因为够不上犯罪，又把他放了出来。从那以后，他的精神就不正常了。后来家里人把他接回北京，医院大夫说他的病已经到了晚期。他曾经跳过楼，但自杀未遂。又过了两年，还是悬梁自尽了。

也许是太理想主义了吧，王文的许多想法都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比如在妻子自杀、儿子下乡以后，他让女儿去住集体宿舍，然后要把原来住的公房退掉。女儿问：“我哥哥他们回来探亲住哪儿?”他说：“他们为什么要探亲?那么多人都能在农村生活，他们为什么不能象农民一样?”那时候，他甚至想把工资退掉。他对女儿说，国家给我这么多钱是用来抚养你们的，现在你们已经能自立了，用不着这么多钱了。王晓文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感概地说：“我不知道父亲的想法是特别简单，特别偏激呢，还是确实有些道理。他不讲究穿戴，有时候就好象没人管似的，穿得都有点丢人，都影响到我们的声誉了。但他不在乎，总是那个样子。他在生活上没有任何要求，烟、酒、茶都不沾，没有嗜好，极其简单。正因为简单，也就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读书方面。”(同上)

七、平反前后

1973年春，停办多年的学校恢复招生以后，王文被调到北京丰台区师范学校担任教师。该校负责人姓曹，这个人入党和到解放区参加革命都是王文介绍的，所以对王非常了解，也也很同情。关于这一段经历，曾在该校担任过教师的侯小娟说起王文来还是充满敬意。她说：“我是1975年调到丰台师范学校的。王文的事情，我是从其他人那里听说的，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家庭和孩子。我们是两代人，都属狗，他比我整整大两轮。我在大学是学历史的，因为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古汉语底子差，很想找个老师补补课。我听说他是学历史的，就经常向他请教。我的问题他几乎都能解答出来，所以我对他的学识非常钦佩。我还跟他学过毛笔字，他的字写得很好，人也非常正直，我听说他是因为林希翎打成右派的。但我觉得，他为林希翎说话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显然是无私的。”

说到王文的作派和为人，侯女士讲了几个事例：“有一次参加劳动，摇煤球，又脏又累。中午吃饭时手非常黑，他拿起窝头来就吃。我说你怎么不洗手就吃呢?他说饿得顾不上。我因为他年纪大了，曾经送给他一点很普通的补品，他无论如何也不收。他说他不是靠这些东西来维持生命的，他要靠思考，靠运动。后来我去美国探亲，给他带回点小礼物他也不要，让我觉得他有点不近人情。”

侯女士还说：“王文有一个弱点，他虽然是满腹经纶，一肚子学问，但他不善言辞，学生不爱听他的课。所以在学校里他只能起一种辅导教师的作用。尽管他是摘帽右派，但是老师同学们对他都很尊重，很同情。交往中，我还觉得王文不是因为受剥削受压迫被逼无奈而参加革命的，他走上这条道路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美好社会的向往。他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几个孩子也因为受他的影响而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特别是小儿子，很聪明，也因为他的事情，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挨整，得了精神病，最后也自杀了。那时我们还在一块儿，他对儿子的死很平静，没有愤慨，没有悲哀，好像有点古怪。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委屈和埋怨的话。我不知道他当时的思想感情和真实想法是什么，但我觉得他是很坚强的，他没有因为这些事影响工作。”(1998年10月17日谈话录音)

文革结束后，王文曾要求到丰台区一个工读学校工作。该校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人们认为他没有必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但是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为了教育那些“失足青年”才主动提出这个要求。

不久，王文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纠正。对于这件事，王文的看法是这样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是冤枉的，因为我没有提过任何一条可以说是向党进攻的意见，按照右派的标准，我够不上。但是如果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来考察，“我之成为右派又是在劫难逃。像我这样一个人，我的性格，我做人的准则，如果不被划成右派倒是不可思议的。我为我能够跻身‘右派’而感到荣幸，由于当了‘右派’我得以逃脱被动整人的厄运，我不处于掌权的地位，也就没有可能因必须执行左的错误政策而留下永远的悔恨。”

在谈到林希翎的问题时王文认为：作为一名学生，她在当时就大胆指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的问题真不简单，她敢于替胡风反革命集团鸣冤叫屈也难能可贵。总之，他特别欣赏林希翎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精神。但是，自己这些正确意见竟被说成是恶毒攻击，并迟迟不能获得平反，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王文未刊稿：《从进中央秘书室到被划右派》)

八、最后的努力

1979年3月，王文被调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担任信访组组长。不久，候小娟也被调到这个单位。候女士说：“我们在那里是搞信访的。这种工作接触的社会阴暗面多，什么冤假错案啦，干部的不正之风啦，全是这方面的事。我在学校时对社会不了解，搞了信访工作后才发现有许多问题带有普遍性。我当时三十多岁，对许多事情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这是共产党干的事情吗?象这个样子共产党还能维持下去吗?大家议论起不正之风时往往很气愤，可是我注意到王文总是很平和，总是引导大家去探讨问题，不要急于得出什么结论。比如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怎么才能解决?而不是单纯地发牢骚。”(1998年10月17日谈话录音)

对于王文的工作安排，当时在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长的何载也深表同情。他说：“当年刘仁有两个秘书，王文是政治秘书，陈希同是生活秘书，但是陈希同比他本事大。他要是不离开北京市，当个局长不成问题。不过他这人对名利非常淡泊。”何载还透露这样一件事：“杨尚昆生前曾问我，你们对当年的事情有什么意见。我正式找王文谈，让他写个东西我好递上去，他不但不写，还说‘当右派有什么关系，老百姓说我是好人，象我这样的右派多几个还好呢。’后来我逼他写，他勉强在稿纸上写了十几页，连段落都不分，我一看这怎么能递上去让老头看呢，只好放在一边算了。”(1998年10月19日谈话录音)

王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林希翎平反。随后林希翎收到王文的来信，让她及早到北京向有关方面提起申诉。当时林正在生病，她不顾家人反对，把老母亲积蓄多年留着办后事的一点钱“借”了出来，买了一张硬座车票抱病赶到北京。

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但是林希翎将申诉递上去以后，却迟迟没有回音。直到11月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以后，林希翎还向与会者寻求帮助。林希翎之所以得不到平反，据说是因为高层有人阻拦。

据说王文的顶头上司曾向他打过招呼，如果你一意孤行，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他做好了迎接不测的准备。候小娟在谈到此事时也感慨地说：“这是挺悲惨的。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王文就太不公平了。他不过就是为林希翎平反嘛，又不是为了自己。”，

此后不久王文就离休了，当时离退休制度并不严格，他刚满60岁，许多年龄大的人都还留在工作岗位。

九、离休之后

离休之前，王文受人大法工委指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起草工作。随后，他便一直关注这方面的情况。为了寻找合理有效的控制人口办法，他多次外出调查，并向有关专家请教。他发现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比如在实行一胎化政策以后，许多地区多胎生育的人口仍然居高不下，隐瞒漏报的现象非常严重。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采取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方式，致使群众被迫流离失所、远走他乡，甚至还多次出现逼死人命的恶性事件。

王文给人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宁夏一个老头，有一个孙女，还想要个孙子，便到派出所问能不能再生一个，派出所说不行，他说那我不是绝后了?随后，老汉要求用自己的户口换一个孙子，派出所说你活着呢，这怎么能换呢?老汉回家后写下遗嘱就上吊了，遗嘱上说要把户口留给自己的孙子，为的是不给国家增加负担。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是他关注计划生育的主要原因。

通过实地考察，王文写了工作研究、调查报告数十篇。他认为我国在计划生育工作上存在着底数不清、任务不明、政策不稳、急欲求成和强迫坠胎、强迫结扎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强制推行一胎化导致的不良后果，认为梁中堂提出的“二胎加间隔”的生育模式，也能实现控制人口的战略目标。

别人搞调查研究，都是公车接送，公费接待，但王文却不是这样，他完全是依靠一辆自行车和自己的工资干这些事情的。如果遇到公款接待或变相的公费旅游，他甚至会逃之夭夭。有一次，他和几位老干部外出视察，到了温州、绍兴之后，他对这些人住高级宾馆、吃山珍海味、坐豪华轿车颇为不满，便借了一辆自行车单独行动，并表示再有这种机会说什么也不去了。为此，他的老上级何载对我说：“他这人有佛教的慈悲心肠，与人为善，救世济民，他省吃节用，研究计划生育，办社会大学，骑自行车搞社会调查，帮助家乡脱贫致富，一般人都做不到。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许多旧社会知识分子固有的东西，如果要研究中国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是很特殊很典型的。”

说到帮助家乡脱贫致富，《天津老年时报》在1998年8月15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写了王文的几件轶事。文章说，1994年，天津的几位老同事与蓟县洪水庄等地建立联系，计划每人每年拿出600至800元作为奖学金，帮助当地的贫困学生。王文闻讯后主动加入其中。第一次活动，大家约好上午十点到达，他下午两点才到。问及原因，才知道他是从北京骑自行车赶来的。为了按时到达，他前一天就住在通县，并于凌晨两点就上了路。不料半路上自行车坏了，他只好推着自行车走到天亮，找人修好车以后继续赶路。后来，王文又用自己的稿费和子女的赞助共8000元，买了七只优种小尾寒羊，亲自用车送到洪水庄。途中因为司机迷路，直到半夜才到目的地。

尽管他乐于为贫困农民慷慨解囊，但是每逢外出调查，他总是住最便宜的旅店，吃最便宜的饭菜。退休之前，机关有一个专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食堂，他本来也可以进去就餐，但他从来不去，因为他反对搞特殊化。女儿说他是个很简单的人，平时煮点面条、熬点棒子面粥，就把自己打发了。他爱吃饺子和馅儿饼，如果能给他包一顿饺子或烙点馅儿饼，他就特别高兴。

十、给历史一个交待

王文离休以后，还参与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和《刘仁传》等书籍的编写工作。有些书稿在写作过程中反复很大，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对署不署自己的名字也不当回事。遇到非要脱离事实、歌功颂德的时候，他既反感又不好推托，因此非常难受。

离休以后，他最感兴趣的是思考重大理论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随着岁月的消逝，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圭臬，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标榜的时代，一个以亿万人民群众奋起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历经万千动难，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悲剧时代宣告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完整地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始终，感受了这个悲剧的全部进程，分享过胜利的喜悦，备尝了挫折的艰辛，而后又亲身吞噬下失败的苦果”，所以我们有责任对这一段历史做个交代，以便告诉后人：“我们是在怎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开始我们的实践活动的?我们为什么走上了那样一条革命的道路?我们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什么和毁坏了些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个悲剧结局?它留给下一代人什么经验和教训?”(王文未刊稿：《“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导言》)

王文认为，要弄清楚数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和失败教训，首先应该从解剖社会主义理论入手，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着一系列的谬误、矛盾和混乱。他说这些问题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如果能把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说清楚，那就会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子似的，起到一语道破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小孩子依靠的是生活常识，而王文则选择了灰色的理论。

当然，王文的研究还是有意义的。他不同意把失败的教训归结为文化决定论、封建传统影响论和革命领导人的唯意志论。他认为，当人们连吃饭的权利都操纵在别人手里时，是谈不上任何独立性和主动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主义的基础是高度集中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不过，由于这个基础十分脆弱，所以专制主义者又必须依靠宣传个人迷信、树立绝对权威、加强思想灌输、加强言论管制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有时候，甚至要通过残酷的镇压和制造冤狱来苟延残喘。他还说，他一直觉得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存在很大的误区，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他希望结合数十年来失败的实践，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以便清理人们的糊涂认识。

在谈到当年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时，他认为这些运动并不是什么个别领导人的失误，而是这些运动支撑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由于我们所搞的那一套“违反历史客观规律，违反经济规律，因而缺乏经济的和群众的牢固客观基础，所以没有强大的独立自存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不断地排击(打击，排斥)——反对意见、倾向、社会势力，藉以鼓舞自己，麻痹、蒙蔽群众，震慑反对派，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王文未刊稿：《论右》)此外，他还计划把亲身经历和理论思考结合起来写一部自传。他虽然留下了数万字的手稿，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思考完全诉诸文字(有些题目只写了一半，或者仅仅是开了个头)，便撒手人寰了。

1998年5月，王文又一次骑着那辆自行车，前往东北三省去调查当地工人的下岗情况。前几年，他骑自行车到过山西、山东，去年他走得最远，到了广州。没想到这一次他刚刚过了沈阳，在前往吉林途中竟出了意外。

临行前，女儿王晓文对他说：“爸，其实我认为你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这种方式，我们应该尊重。就像你尊重我们的选择一样。我们也知道这种方式会有风险，但是你既然选择了它，我们就不拦你，只要你记住我们非常爱你，把我们这份心意带上，能平平安安回来，就行了。”

苦劝不从，一意孤行壮士去;细论难再，寸心犹望老兄回。

高风亮节励吾侪，长才未展;立说著书成泡影，遗恨永存。

这是老朋友徐康在王文去世后写的一副挽联。它在表达崇敬之情的同时，也道出了某些遗憾。

1998年12月初稿，

2013年3月修改，

2014年1月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