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抗战中的知识分子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抗战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重新引起讨论。我们知道，大概从2011年开始，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关节点纷纷步入百年纪念，且重新予以了讨论。重新讨论的过程中，过去比较教条的史观得以发生变化和动摇，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网络、公众讲坛的普及。事实上，这些史观变化早就在学术界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只是少为大众所知罢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教材，并没有随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步更新。

就如何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吸纳进教材中去这一问题，多年来我们和有关部门以及那些编教材的朋友有过多次讨论。只是这一问题太难解决了。在自由民主国家，通过吸纳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实现教材的更新，大概需要二十年的时间，而我们则需要更为长远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行的全国统一教育模式，决定了我们对教材稳定性的要求远远超过自由民主国家。要是教材更新得太快，考生就不干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讲抗战，说抗战的领导力量、中流砥柱可以重新讨论。但是得告诉现场的中学生，考试的时候不能这么答。考试的要求与我们对一般历史知识的了解脱节了，这就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

针对这一问题，我的建议是，像历史学课(尤其是近代史)的知识问题，就不应该纳入到考试的环节，而是应该拿到公民教育的环节中去处理。如果这样，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一般公众的知识之间，可能不会形成太大的落差。当然，这是一点闲话。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抗战中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二十年前的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我就参与研究抗战史。当时我的研究重点是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学术。1995年出版了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老所长刘大年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该书中的思想文化部分(约七八万字)就是我执笔的。当年在我写这部分内容之前，学界还没人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脉络、架构进行研究。毕竟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不长，又发生了1989年的事件。

《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之后被翻译成几个国家的语言在海外出版。在抗战史的研究上，该书具有科学奠基的意义，提出了很多好的问题。刘大年先生就提出，我们重新研究抗战史，要把抗战作为中国民族复兴的关键点来审视。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即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很教条的去讲一党抗战、政党抗战，抗战实质上是全民族的抗战;日本发起侵华战争，是整个民族的危机，不仅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第三党派哪个党派所面临的危机;正是通过抗战，整个中华民族得到了重新的整合。我们注意到，在抗战之前中国还不存在“中华民族”的概念。当然，考据学的研究说1901年就出现了“中华民族”这一名词，但这一名词仍然不成其为当时中国人的身份自觉。恰恰是在八年抗战的过程当中，中国的知识界、普通民众慢慢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基于这一视角，再争论抗战的领导权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一问题，就显得没有多大的意义。

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七七抗战和中国知识分子》，专门讲“七七事件”爆发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有何反应。我们知道，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因为五四以后，随着现代中国学术架构的形成、现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完成，传统社会的士大夫阶层消失了。士大夫阶层在传统中国背景下，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人，其目的是治国、平天下，他们承担着为处于沉默状态的农、工、商代言的责任。到抗战爆发前一段时间，中国的知识人已经非常专业化，就是说能够知道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人越来越少。即便这样，还是有一批在专业之外能够发声的知识分子，这一批人一直引领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政治有着适当的制约。

现在我们讲抗战，都知道是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中日之间发生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漫长的过程。

2014年是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的向西方学习之路比中国走得更彻底、更快。在这样一种差异当中，中日之间发生利益交集与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事。1894年的甲午海战就是一个必然。但我们注意到，甲午战争中国被打败时，中国没有人去抱怨日本。1895年开始，中国的知识界、政治界不再纯粹向西方学习，而是转身向日本学习。从1895年到1915年之间，是中日关系相对比较好的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中国以日本为模板，逐步走向维新、变革、新政、宪政，中国基本上是按照日本走过的路径亦步亦趋地跟着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向日本学习了不少东西，日本给中国提供了真诚的帮助。

“真诚的帮助”是指什么呢?当时的日本有着一种类似“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即作为同文同种的亚洲国家，在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得联合起来应对西方白人国家。这一情况到1915年发生了大的变革，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改变中日两国国民心态的重大事件，即“二十一条”。1915年正处于“一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在中国看来，“二十一条”是要灭亡中国。经过讨价还价，中日两国于当年的3月份达成《民四条约》，删掉了“二十一条”中的许多条款，但保留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问题。1918年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就要求日本归还山东，但日本不愿意归还，这直接导致了次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日之间国民心态发生变化。我们注意到，1919年之前到日本留学的新一代中国知识人，在1919年一改对日本的亲近态度，逐渐开始疏离、敌视。到了1920年代，中日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相互之间不理解，彼此都弄不清对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到了192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发展、苏联的发展，又一下子改变了整个亚洲的格局。至此，影响中日关系的，除了原来的民族主义之外，又增加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因素。

我们注意到，整个1920年代，不论是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还是中国重建统一之后，日本、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到了1926年，中国发生了“赤化运动”和“反赤化运动”。“赤化运动”是指北伐战争胜利后，希望向苏联转身。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之前中国所走的路径，是一条西方典型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但就在这一过程当中，人类遇到了一大挑战，即于1929年爆发的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当中，唯独苏联未受冲击。苏联的一枝独秀，让一部分中国知识人觉得“社会主义”可以成为未来中国的一种选择。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许多中国知识人开始向往苏联的社会主义，连一向沉稳的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也在欢呼“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当然，当时这只是局限在很小的知识界层面，未能转化为一种社会的力量。但我们注意到，1920年代末资本主义的大危机，恰是中国社会发展非常快的时候。所以到了1931年11月7日，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就表明，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认为，过去中国所走的西方经典资本主义路径有问题，苏联可能是中国的榜样。

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策动了“九一八事件”。当然“九一八”牵扯的问题很多。如1925年的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演变，冯玉祥将清废帝宣统驱逐出宫;还牵扯到辛亥革命当中，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深入人心的重要革命口号“驱除鞑虏”。这一系列因素都被政治所利用，直接导致“九一八”发生后次年满洲国的建立。到了1930年代，刚刚统一的中国又开始“三分天下”：共产党一块，满洲国一块，国民党一块。

这一过程当中，中国的知识人有何选择呢?

我们注意到，1931年之后的中国知识人出现了一个“两极状态”。

一方面，由于“九一八”导致的国家民族危机，相当一部分带有左倾倾向的知识人，都认为中华民族到了很严峻的时刻，1931年，民族救亡运动开始发生。上海的知识界出现了一大批从事救亡运动的新人物，包括胡绳、邹韬奋等。救亡运动的正当性、合理性都是没有问题的，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的“西安事变”，这些事件勾勒出了救亡运动的发展脉络。也就是说，救亡运动一直在推动中国的发展，推动着中国政治力量的变化和组合。

另一方面，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即能够获得政府认同，与政府互动的知识群体)的看法并非与“救亡运动”完全一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九一八”之后慢慢形成的“低调俱乐部”。这一批人都是大知识分子，胡适、汪精卫、周佛海、丁文江等等均包括在内。这些大知识分子认为，“九一八”之后中国被肢解，这对中国当然是不利的，那中国该如何应对呢，是去抵抗、去光复东北么?他们认为要重新掂量这个问题，要找到国家力量在哪。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不抵抗。张学良在其晚年回忆录时提的一个问题：如果当时抵抗会怎样?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国家力量，抵抗失败必然会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基于此，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给政府提出的发展路径是：要发愤去建设国家，要好好的去建设国家，要埋头去建设国家，同时做好战争的准备。这条路线恰就是1931年至1937年我们国家所坚守的路线，或者说就是那个饱受争议、责难的“攘外必先安内”方略。

其实，1931年之后，中国政府就为中日之间迟早会有一战作准备。各位可以注意到，1931年之后，教育重镇北平的各所高校都陆续向南方、西南寻找新的落脚点。比如，清华大学就考虑到“未来华北若发生战争我们应当到哪去”的问题，为此他们专门去湖南选址;同时，北平故宫的宝贝开始装箱向南迁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931年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坚守的路线是：不轻言抵抗，但做好抵抗的充分准备。

这就是1937年抗战爆发前几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抗战爆发前几年，中国的政治版图也在发生变化。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派系基本消除掉，整合基本完成;同时，国共之间的内战加剧，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政权的围剿力度在加大。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要求，普遍是做好耐心的、足够的准备。[page]

但民族危机的加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日本采取蚕食中国的策略，不断向华北推进，利用中国人去统治中国人。到了1935年，华北地区成为了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政权。即便这样，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还是坚持要沉着应对，不要将与日本的局部冲突发展成全面冲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可以说明问题。1937年5月，梁漱溟前往日本考察两个月归来，他在一些地方作演讲，演讲的基调是：中日之间不会很快爆发全面战争，中国不应将经济建设的常规形态转化为战争形态。当时他在山东做乡村建设实验，他要求自己的乡建同仁坚守自己的岗位，从事实实在在的建设。类似于梁漱溟这样“中日之间不会很快爆发全面战争”的判断，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中还有很多。

为何当年中日之间就走向了全面战争呢?通过检讨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有几个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叫“华北之大，但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一下子激活了年轻一代的学生，让他们意识到民族危机的严峻性。我们可以看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的回忆录，当时他是清华的学生。他说，“一二九”爆发之后，华北的知识领袖(包括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胡适等)仍然号召学生们不要推动中日战争很快爆发，而是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让中日之间的冲突定位在地方冲突上，就事论事的解决地方冲突。他们给出理据是，只要中日冲突局限在地方上，可以为中国的建设、发展、准备争取时间;如果当即爆发全面冲突，中日力量悬殊，中国非输不可。

二是1936年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现在我们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已经很充分，该事件背后有共产国际、东北军本身、西北军、中共等几方面的因素。“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导致了大格局的变化，尤其是蒋介石心理的变化。“西安事变”发生之时，华北、上海的报纸一致谴责张学良，以至于“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的地位空前提高，蒋介石被称为“至上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也认为，如果发生抗战，非蒋介石统一领导不可。1927年以来长达近十年之间的国共冲突，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缓和。至此，蒋介石心理发生了变化，对当时在西安的承诺信以为真。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在《蒋介石日记》中有体现。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影响了蒋介石对次年即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的判断。我们现在知道，“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关键点。但倘若还原到历史场景本身中去，“卢沟桥事变”还是一个很小的局部冲突，完全可以按照以往处理局部冲突的方式，达成中日之间的局部妥协。要知道，当时的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之间还处于相互遏制的状态之下，通过外交的谈判和斡旋，完全可以将“卢沟桥事变”作为一个局部事件给消解掉。如果真这样处理了，历史的走向可能完全不一样。但真实的历史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十天后，蒋介石在庐山向全国发表谈话，谈话的基调是：要借助“卢沟桥事变”推动全面抗战的爆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发起全民族的抵抗。也就是说，“庐山谈话”意味着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开始。

“庐山谈话”发布之后，大多数“低调俱乐部”的成员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是胡适，尽管他之前属于低调俱乐部最坚定的成员，坚信中国即便将来一定要通过战争与日本一决胜负，但在目前，中国仍应该守住和平，抓紧时间发展壮大自己。甚至当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发表之后，胡适还找准机会劝说蒋介石不要放弃和平的最后机会。然后当和平无望，战争不可避免时，胡适迅速接受蒋介石的委托，披挂上阵，前往欧美从事民间外交，大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稍后，胡适正式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出任驻美大使。

当时另一位很有学术成就的学者蒋廷黻，也应政府的征召参与战时外交工作，从一个讲授外交史的教授转变成为一位外交官。像胡适、蒋廷黻这样的知识人，在那时还有很多。当然，这些知识人当年都有一个愿望，就是等到战争结束再回到学术。

带有中共背景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当时中共最大的知识分子是郭沫若，1927年中共领导的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蒋介石通缉。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十年，在日期间依据新发现的甲骨文，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且取得了重大的学术进步和学术成就。1937年全面抗战后，郭沫若抛妻弃子，孤身回国，直接投身于抗战洪流中去。

再就是持“中日之间不会很快爆发全面冲突”观点的梁漱溟，很快也转身参加抗战。他一方面组织山东乡村建设的力量向西转移，从河南转到武汉等大后方，将地方武装交给政府改变为比较正规的军事力量，随后再转回去组织敌后抵抗。稍后，梁漱溟冒着生命危险，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前往敌后区视察。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他写的敌后区视察日记，就知道风险相当的大，他的随身警卫就是在视察当中牺牲掉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面抗战之前，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不论怎么强调要妥协、不要打，但当国家一声令下说要打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不服从，且纷纷从纯粹的学者走向抗战。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出于何种政治信仰，也不论隶属于何种党派，他们在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危难时刻，都义无反顾放弃自己的信仰、见解和专业，亲自践履中国知识分子“忧以天下”的道德训条，以“大我”牺牲“小我”，以民族安危作为个人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

1937年，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原以为经过多年的准备，已经有一定的力量和日本对抗。但很快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全面溃败，战局便陷入到战略相持、苦撑待变的局面，也就是等待世界格局的变化。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世界格局不会发生变化。抗战格局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当时许多中国人都有一个基本判断，只有美国参战，中国的抗战才有希望，否则中国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坚持不投降。据说，蒋介石，以及许多知识人获悉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后，普遍松了一口气，说“我们终于等到了机会”。这一点在于美国有着密切关系的燕京大学里更加突出。如果我们有机会阅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系狱录》，就可以看到燕京大学的教授们知道日美战争爆发之后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燕京大学与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日本一定会向燕京大学动手，但燕京大学的教授们普遍欢迎美国的参战，像燕大哲学教授张东荪，即便因日美开战身陷囹圄，依然不断向难友宣传中国必胜的信心。美国的介入使得中国抗战格局发生改变，不论是国民心态还是中国同世界他国的联系。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共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些年来，由于国内知识界的分裂，这个问题总是讲不清楚。就我的研究，中共在推动全面抗战爆发，推动国共两党重新建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内政治和解所作的贡献非常大。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共谨守一个原则：不争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我们去读毛泽东的文献，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一点。但今天有很多的评论，为了恭维共产党，就说共产党是抗战的领导力量。这就不对了。一是毛泽东当年不是这么想的;二是以当时中共的力量，不足以成为抗战的领导者;三是中日战争中，中国能够坚持下去一定要靠蒋介石，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抗战当中不论发生多大的挫折，即便是最危机的1939至1940年之间，国共之间在共同抗战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中共也确实做了力所能及的抵抗。但同时，我们不得不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共并没有交出自己的军队。要知道，1938年张君劢给毛泽东写过一封很有影响的公开信，说“既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毛先生就应当交出军队、交出边区，统一在蒋先生的领导下，进行中华民族的抵抗。”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张君劢这封公开信的回应，但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抗战中采取的策略，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怎么理解毛泽东的选择呢?我们可以说这是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选择使得延安成为第二个抗日中心。这一中心的重要性在于给中国留了一种可能性。因为未来的政治格局、战争格局无法预测，如果抗战出现意外，至少在中国的西北还有一个抵抗的力量。当时的延安作为一个新的抗战中心，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左倾倾向的知识分子。在抗战爆发之后，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华北、华东抱着理想前往延安。必须说明的是，国民党政府确实有腐败的一面，国民党的体制在中共的批评中确实暴露了很多的问题，国统区的许多年青知识分子向往真理、向往光明，他们选择了延安，将延安视为圣地，视为中国未来的一个希望。这里当然有国民党统治区腐败造成的反弹，也有共产党的宣传，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那时在延安的中国知识人，确实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人，他们在抗战初期，并没有提出与国民党很不一样的政治主张，而是竭力推动国民党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共识，推动中国政治改造，推动国家在抗战中“建国”，实现民主，走向宪政。或许正是这样的理想，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来自海外的华侨知识分子，克服无数困难险阻前往延安。这是历史事实。据毛泽东1944年春天一次讲话估计，延安当时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至于青年知识分子，据其他方面的估计，应该有六万之多。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安慢慢的成长，不仅成为抗日的骨干，而且成为1949年后新政权的干部主体。

1938至1940年间，去延安参观访问的大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比如黄炎培，梁漱溟。这些知识分子对延安的看法不尽相同。那当时的延安到底是怎样的呢?梁漱溟对延安的看法是，中共走的这条新的政治路径，让当地的人民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延安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处于一种被监督的状态。梁漱溟对延安的描写，就不同于《萧军日记》的记载。至于高华先生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分析，那时的延安是相当有问题的了。现在我们对延安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我想说的是，我们要从客观历史的角度认识延安，可能需要先看完各方面的材料，再慢慢去体会。我的认识是，延安共产党领导的新的知识群体，不论是年轻年长，确实想给中国找出一个新的政治方案。这个新的政治方案是在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正式成型。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方案探索史的层面说，毛泽东、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并不是一个很坏的方案，不论是其主观诉求，还是政治比较，这个方案未必不可以一试。新民主主义方案，就其理论架构而言，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极为相似，事实上，毛泽东建构这个思想体系，也是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这个新政治架构一方面容纳资本主义优长之处，另一方面竭力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不足、矛盾，具有超越经典资本主义的主观诉求。至于社会主义要素，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解释，那是未来很远的事：我们要有更理想的未来，同时又要在现实当中容忍资本主义的路径。

当时已经有了“三民主义”，毛泽东为何要提出“新民主主义”呢?当然现在有很多的解读。多年前我也发表过一篇相关的文章，就是说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有一个重大讨论，关于三民主义的遗产问题。刘大年先生就曾对我说，如果说有一个近代中国文化的话，近代中国的文化就是三民主义。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国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就是三民主义的重新解读。蒋介石的解读当然很重要，他给中国指出了一条宪政的路径。但蒋介石错过几次机会。他有几次机会，可以选择退出国民党，去担任整个中国非政治性、非党派性的最高职务，也就是总统，总统同时也就是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前提是不要去做国民党的总裁。且当时中共是真诚的推戴他担任这一职务的。可惜的是蒋介石不愿意超越党派之外，以至于在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和延安不得不考虑这一特殊的中国政治格局。

我想说的是，只有把中共整个历史脉络看明白，才能体会抗战时期一批到延安去的新知识分子的心情。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止以上这些，还有两大群体我们应当注意。[page]

一个是纯粹的知识群体。抗战一爆发，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提议，希望中国的教育也转为战争状态。比如1938年，吴玉章在长沙建议国民政府应该把全国的教育转变为战时状态，学生开始进行军事训练，随时要到战场上去。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和中国主流教育家经过仔细的分析，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相对于人类历史而言，相对于中国国家民族的历史，战争永远是短暂的，战时教育应该按照平时那样办，不能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不能够影响学校正常的知识教育。为此政府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将华北、华东的工业设施往内地迁，以保证国民经济;另一个就是将华北及沿海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往内地迁，这是中国史上最大的知识人口的迁移，他们恰恰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比如当时的清华、北大、南开迁到昆明逐渐西南联大，浙大迁到贵州，另外一批高校迁往西北。这批知识人是中国知识群体当中最纯粹、最专业的，他们为中华民族保留了读书的种子。

我们现在去看抗战时期，不难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场景：在战争的艰难状态下，西南联大的读书气氛比现在许多大学都好得多。《吴宓日记》对西南联大的生活有着非常细致的记录，里面提到晚上大学的讲座，有讲《红楼梦》的，有讲青春爱情的;茶馆里有侃大山摆龙门阵的……让人丝毫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这些人很纯粹的为国家为民族追求着知识。所以中华民族经过八年的抗战，前后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战争，但期间中国的科学进步恰恰和世界的距离是在拉近的。我们去看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真正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最重要的进步，那就是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做出的;这一批学生实际上是1949年之后中国工业发展最重要的骨干力量。

由此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的主体对知识的纯粹追求，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我们千万不能认为，战争时期的知识人一定要到战场上去。若如此，就显得非常的狭隘。要是没有政府刻意保留保护的这一知识群体，战后的中国可能真的就是一片文化的荒漠了。

再一个就是沦陷区的知识人，他们的历史境遇就比较尴尬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氛围比较宽松的年代，许多学者就试图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即究竟怎么看待沦陷区的知识分子。我们知道，抗战胜利之后，迁徙到大后方的高校纷纷“复校”，迁回原址。但沦陷区的高校被傅斯年称之为“伪大学”，沦陷区的知识分子被傅斯年称为“汉奸”，“伪学生”。连当时北大校长授权留在北平的“留平四教授”周作人、马裕藻、孟森、冯祖荀，都差点被傅斯年定性为汉奸。

我们知道，当时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是沦陷区，在根本看不到希望的沦陷区，不去和日本人合作的知识分子很少。在北平，不合作的知识分子可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梅兰芳，一个是齐如山。八年间，梅兰芳没有登过台，齐如山没有走出他家的院子。但是须知，他们两个都不缺钱。作为要生存下去的沦陷区其他知识分子，能要求他们怎么样呢?所以1945年以后傅斯年被很多人批判，认为他太苛求别人了，沦陷区的人民也是人民，总不能鼓励他们全都自杀吧?所以，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更为艰难。这一个群体中，如果有人是站在日本的国家立场上灭中国，那就是过了八百年，他都不会被原谅的。但是，他们倘若在沦陷区没有抵抗，只是苟且的活着，同时又不是大奸大恶，那怎么去解读他们?只能说，如果完全无视沦陷区知识人所做的有益的工作，是说不过去的。

在沦陷区还有一些直到今天也让人敬佩的知识人，比如辅仁大学的陈垣先生。陈垣在沦陷区八年间身居危城，不就伪职，杜门谢客，独居书斋，不与外界往来，潜心于学术，且“颇趋重实用”，推重不懈抵抗满洲人入关的顾炎武，倡导“有意义之史学”，讲顾炎武的《日知录》，讲全祖望的《鲒埼亭》，“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由此回看陈垣抗战八年留在北平所做的工作，不论其《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道教考》，还是其名著《通鉴胡注表微》，都蕴含着非常现实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是在鼓励一个民族的文化坚守与抵抗。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公平的去看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真正和日本人合作去对付中国人的知识分子是有，但对大部分沦陷区知识分子我们可能还是应该报以同情。

当然，抗战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它牵扯到我们对历史的全新认识。通过今年对抗战七十周年的纪念，对抗战的过程，以及各个党派、知识人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进行充分的研讨，我们也许对抗战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观感，推动对历史认识的进步。对历史认知的进步，其实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本文来自作者2015年1月在贵阳知行讲坛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