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柳青:中国制度是好的但成员水平太低

作家柳青（资料图）。

忆“文革”中的柳青

□张耀富

1967年元旦，柳青被揪回西安作协接受审查批判。几个月后我去看他，柳青虽消瘦了些，精神却依然如前。问及造反派怎样批《创业史》，他说：“《创业史》已经是客观存在，一个字也抠不掉了。我说了不算，他们说了也不算，只能由读者评说。我不去想它。”谈到如何对待“文革”，他叮嘱我：“不要轻举妄动，两只眼睛多看看，两只耳朵多听听，用脑袋多想想，这不是耍滑头，是调查研究，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次年，也恰是元旦，我在韦曲车站惊喜地见柳青下了公共汽车，便疾步上前问他去哪里。他乐呵呵地说：“回家呀！”那个家字说得那么亲切情深。见我有点疑惑，便笑道：“皇甫嘛！昨天下午4点32分造反派解放了我。我现在是革命群众柳青了，不是黑作家柳青了！”我遂用自行车带着他同行。上了神禾塬，柳青贪婪地举目四望，触景生情：“回来了啊！这里的一草一木，连每一块土疙瘩都是我熟悉的。皇甫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皇甫的人啊！”

不久，他却又进了“牛棚”。1968年春节后的一天，柳青同郑柏奇、胡采、杜鹏程被押到皇甫村游街示众。返回时，我也上了押他们的卡车去作协，下车后跟着柳青进了他的房子。柳青摘下挂在脖子上的“黑作家柳青”的大牌子，问我：“你看我今天有没有灰败情绪？”我说：“没有。”“那么有没有抵触情绪？”“也没有。”他若有所思地说：“嗯，这是最重要的。要正确对待刚刚起来的群众运动嘛。”停了一会儿又告诉我：“今天在郭家十字，一位老大娘走到车前招呼我：‘柳书记你来了’。车到我家门前坡下；我看见我的小儿子惊吓地趴在半坡偷偷地望着我”。我闻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动、酸楚涌上心头。

记不清过了多少时日，我去作协，马葳告诉我：“一会儿开会批判柳青，你可以去听听。”我走进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面坐着十多个人，其中有我认识的业余作者，看那架势是要同柳青“拼刺刀”。发言的有四五个人。首先质问柳青：“梁生宝是个长工，哪有钱买牛？”，柳青回答：“是个小牛”。“小牛也要钱！”柳青：“他有工资嘛。”又问：“梁生宝买稻种在郭县车站避雨，怎么能想起改霞呢？这不是诬蔑英雄人物吗！”柳青说：“他没事嘛。”第三个发言者将质问变为批判：“柳青是个伪君子。写什么《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装作很深入生活的样子，实质是想捞取大的政治资本”然后话锋指向胡采：“而胡采竟然就此写文章肉麻吹捧柳青不是浮在生活面上，而是深入生活的深层，这是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最后发言的就柳青1940年随军转战中怀里老揣着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事上纲上线地批柳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文艺观。

造反派对柳青的迫害逐步升级，说他是“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柳青似乎对个人的命运不怎么萦怀，倒是为国家的前途忧虑。这期间他读了许多中外史书。曾对我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好的，但社会成员的水平太低。不是知识水平低而是道德水平低，不是见义勇为，而是见利勇为。”然而柳青并没有消沉，斗志更加坚强。造反派诱劝他只要承认“三反”言行，就可进“三结合”领导班子。他拒不就范、不表态。后来对我说：“我宁愿作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不进他们那个啥三结合班子。”

马葳的自尽，对柳青真是毁灭性的一击。哮喘病、肺心病几度复发、加重；膝下几个孩子无人照管；最令他忧心如焚的是《创业史》写不下去了。1975年3月2日，我去他的住所看他。一进门一下子惊呆了：“他躺在小床上，鼻孔里插着输氧管子，墙上挂着氧气瓶子，口微张着。见我来了，他拔掉管子，同我说起《创业史》的写作来。说写得很慢。停一会儿，话题由他转到找老伴的事。说有人劝他找个能伺候、照管他生活的人，他不同意，他说想找个能帮他写作的助手，高中文化程度或中学教员都可以，“可我孩子多，很难呀！”又说“我想回皇甫去住，但无家可归！”我心里酸涩得一时竟找不出一句可堪安慰他的话语。

1978年6月中旬，我最担怕的噩耗终归传来了：柳青走了———带着无尽的憾恨和天才的智慧离开了他毕生为之苦恋苦斗的文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