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戚本禹与“二王八司马事件”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戚本禹有“戚大帅”之称，是一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的讲话，哪怕只是三言两语，也会被红卫兵造反派以“中央首长指示”的名义写成大字报贴得满街都是，印成传单到处散发。戚本禹热衷于在运动中兴风作浪，并非从“文革”始，也非从批判李秀成始，而是早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就在中南海挑起了一起所谓的“黑旗事件”，此事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将这一事件与唐代“二王八司马”革新失败受到贬斥相类比，为他别有用心、上纲上线、刻意整人、踏着别人的头颅往上爬的丑恶嘴脸涂上反对“右派”的“左派”油彩，仿佛他是一位“拔黑旗、插红旗”的“英雄”，大大提高了戚本禹的身价，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政治野心，从而导致他利令智昏，忘乎所以，终因疯狂至极而在“文革”高潮时的1968年1月13日晚，“雄才”尚未尽展就被中央断然决定逮捕。在秦城监狱销声匿迹多年。当人们想起他时，是把他押上法庭接受18年徒刑的庄严审判，一个痴迷于兴风作浪的跳梁小丑终于被捆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戚本禹在中南海挑起的“黑旗事件”被称之为“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笔者认为，这种类比牵强附会，两者本质上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中南海“二王八司马事件”的由来

据孙言诚先生《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一文披露，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决心开展整风运动。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初，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大鸣大放。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整风是5月4日启动的。对于身边的中秘室，整风一开始，毛泽东就说：“要把秘书室做个点，摸摸如何进行整风，党风中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什么解决问题的经验”。中秘室的整风，矛盾集中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载身上。容全堂说，是何载对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所以结下了思想疙瘩。据说，何载向中办汇报，说中秘室的人对秘书室的整风没兴趣，感兴趣的是社会上的整风。此事，容全堂说子虚乌有，林克却言之凿凿，并认为这是何载企图转移视线。于是群情哗然，纷纷给何载写大字报，中秘室的鸣放由此展开。

据戚本禹回忆，他曾揭批何载三大“罪状”：

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50年代，有的失业工人或遭打击迫害的群众，衣食无着几欲自杀，他们来访求见领导，我们反映上去，何载和中办领导从来不见。杨家岭一位姓杨的老农，怀念延安生活，几次来访希望见见领导，毛泽东都见了一次，何载和中办领导却不见。

二、棘手问题绕道避开。有一次，一批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大姐来反映军内一些高级干部生活腐化、厌弃糟糠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此高级干部的问题，不宜由我们处理，领导应该出面。可何载和中办领导根本不理，最后还是主席批示军委处理。

三、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何载派王文参加，林得意地说中办支持她。那次演讲，毛泽东也让林克去了，林克回来汇报后，毛泽东说：“林希翎是右派。”

揭批何载的第一条，戚本禹把自己装扮成为民请命的“青天”，危言耸听地说“有的失业工人或遭打击迫害的群众，衣食无着几欲自杀，他们来访求见领导，我们反映上去，何载和中办领导从来不见。”失业工人或上访群众能随便进中南海反映问题吗?戚本禹说延安的一位老农，“几次来访希望见见领导，毛泽东都见了一次，何载和中办领导却不见。”言下之意是：何载和中办领导对群众疾苦如此漠不关心，还能继续在这里当领导吗?

揭批何载的第二条是对“老大姐来反映军内一些高级干部生活腐化、厌弃糟糠的问题”，“何载和中办领导根本不理，最后还是主席批示军委处理。”言下之意是：何载和中办领导包庇腐败，还能继续在这里当领导吗?

揭批何载的第三条是说何载“思想右倾”，“公开吹捧赫鲁晓夫”，支持右派大学生林希翎，这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还能继续在这里当领导吗?

看了戚本禹对何载和中办领导的揭发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特别是第三条，人所共知，建国后，毛泽东最反对“右倾”，当时已经箭在弦上，马上就要大反右派，你何载和中办领导居然支持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分子林希翎，毛泽东能不气愤吗?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最反对赫鲁晓夫，把他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戚本禹揣摩透了毛泽东的心理，于是揭批何载“右倾”和“公开吹捧赫鲁晓夫”，“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 言下之意是：这个何载胆大包天，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竟敢跟毛主席对着干!毛泽东听了这样的揭批，能不气愤吗?

这一招确实高，也特别狠，是要把何载一举置之于死地的。戚本禹像下赌注一样，百分之百的稳操赢局----既可置何载于死地，又可赢得毛泽东的信任，绝对的一箭双雕。

当时的戚本禹年仅26岁，一个本来应该善良单纯、谦虚谨慎的青年，心机竟是如此险恶，下手竟是如此狠毒!如果是一般人揭发批判何载，只会直接地讲何载什么什么问题，是不会提毛泽东怎样怎样的。戚本禹比一般人高明的是，他在揭发批判何载的三条中，不仅每一条都提高到政治性错误的高度，而且每一条都把毛泽东请出来，以对毛泽东的颂扬与对何载政治性“错误”的抨击作为对比，硬是把何载和中办领导推到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样不仅大大加强了揭发批判的杀伤力，而且等于向毛泽东呈上了一份自荐书，既彰显自己对官僚主义和“右派”的义愤和批判，又呈献自己对毛泽东的颂扬和忠诚，毛泽东看了这个揭批材料当然感到极为受用，当然对何载和中办领导严重不满，当然对揭批者戚本禹欣赏有加。

在中央办公厅，当时有不少同志不赞成戚本禹无限上纲的做法，认为何载工作中即使存在某些缺点错误也不是政治、路线问题，应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戚本禹可不是吃素的，他一不做二不休，立马把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认为何载问题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意见，上纲上线为“执行了一条没有何载的何载路线”。把为何载说公道话的领导和同志统统与何载捆绑在一起，看你们谁还敢提不同意见?

戚本禹整人是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的。1958年8月形成了长达5000多字的“关于何载错误结论”。结论给何载定了4大罪状：1、“诋毁毛主席”。有一来信反映一木匠制做神龛供奉着主席像，每日烧香跪拜三次，要求给予表扬。何载对此事提出了不同看法，呈送杨尚昆、邓小平同志。小平批示：“请河北省制止。”这本来是一件维护领袖形象的事，竟被扣上“诋毁毛主席”的罪名;2、“污蔑1942年整风，说‘抢救运动’中制造‘红旗党’事件。”早在1952年夏天一个晚上，戚本禹几位年轻人问何载当年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是怎么回事，何载以亲历者的身份讲了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情况，明确说明这是两回事，特意强调“红旗党”是康生一手在抢救运动中酿成的事件。戚本禹等人硬是诬陷何载“污蔑1942年整风”;3、“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何载、王文两人奉命在中南海西门接待过林希翎;何载按规定将石油学院教授罗伟之(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建议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来信批转给高教部。这本来是何载等同志正常履行公务的行为，竟被诬陷为“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4、“陷害积极分子，抗拒整风和反右斗争”。

从整风开始时对何载的3条揭批发展到性质更为严重的4条“结论”：“诋毁毛主席”、“ 污蔑1942年整风”、 “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 “陷害积极分子，抗拒整风和反右斗争”，乖乖，野心家、整人狂整人的蛇蝎之心和狠毒手段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戚本禹强加在何载头上的四大罪状，字字带血，条条致命，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置其于死地!

很快，戚本禹大获全胜：何载受到严厉地批判，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逐出中南海，下放劳改。

王刚接手中秘室工作后，中秘室关于谁是右派的辩论仍在持续：一方面是戚本禹等人见何载下放，认为斗争取得成绩，继续写大字报;另一方面是一些老同志在党委支持下反对戚本禹等人的行为。“据说，刘少奇同志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同志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于是中直机关党委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

戚本禹只听毛泽东、江青的，当然有恃无恐，不把工作组放在眼里。他又攻击工作组，说“正是这个工作组，在中直党委的支持下，把我们八个青年打成反党小集团。”

1958年4月27日，林克飞抵广州。 “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容文)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强调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不可调和”之后说：“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轻人， 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上边的党组织，中办总支和中直机关党委，不支持这些年轻人，反而支持何载和王文，打击这些年轻人……因此，出了个 ‘八司马’。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可见‘天子脚下’也不那么太平哪!……我提请注意这件事，并建议由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组织力量，彻底查清，向党中央报告。”(林文)

杨尚昆回忆说：“1958年4月，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到了广州，就打电话叫我马上去他那里。……毛泽东把我找去谈话时，江青也在场。毛泽东说， 你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是怎么当的?怎么搞秘密工作，使用党内不允许使用的盯梢手段。他还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叫做‘扶右反左插黑旗’。江青在一旁煽风点火，说 ‘八司马’都是好同志，你们整他们，要作检讨，向他们承认错误。毛泽东要我和江青去找小平同志，把这件事说清楚。小平同志听了江青和我的汇报后说：‘江青同志，你不是有意见吗?你们两边口说无凭，江青，你写一份材料给我，尚昆，你们中直党委也写一份材料给我，我们回北京以后再解决。’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把江青给挡回去了。”“春耦斋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去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说，主席从广州回来以后没有再向他提起这件事，他也乐得不管了。”(苏文)

5月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便在卧室菊香书屋召开了由中秘室对立双方都参加的会议，表明了支持戚本禹等人的态度。

最后，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说：“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按兵不动，也就是消极对抗。”“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谁叫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久仰大名，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林文)

当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原原本本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大家立即展开讨论和揭发。随后在春耦斋召开有中办各单位17级以上干部旁听的揭批大会，一连开了七、八天，“八司马”成了整风领导小组的领导，展开对对立面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何载、王文等被开除党籍，降级下放。王刚和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等受到党纪处分。秘书室受到党纪处分和在鉴定中作思想右倾评语的人，占总人数的60%。这些人在此后几十年中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何载等人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和原工资待遇，重新安排了工作，何载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局长、秘书长。与何载一起受到党纪处分和鉴定中定为思想右倾的同志，也都得到平反。所谓的“中南海二王八司马事件”即“黑旗事件”终于划上了句号。

有朋友认为， “八司马”在毛泽东支持下，把一些同志打成右派、右倾，当然不对，是极“左”;但是，因为年轻人给党组织提意见，甚至反对党组织的结论，就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正确。

笔者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特别是对把包括戚本禹在内揭批何载等人的行为不加区别地统统界定为“年轻人给党组织提意见”这一观点尤其不敢苟同。除戚本禹外，其他同志贴了哪些大字报，揭批何载等人哪些问题，我不清楚，也许是真正的“提意见”，但戚本禹揭批何载等人的“问题”无论是动机还是内容，都不是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提意见”， 而是别有用心，意在整人，如揭批何载“公开吹捧赫鲁晓夫”、 “诋毁毛主席”、“污蔑1942年整风”、 “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和“陷害积极分子，抗拒整风和反右斗争”等等罪状，无论哪一条都是政治性的罪错，在当时不管给予多么重的处理都有可能，这完全是罗织罪状、无限上纲、混淆黑白、诬陷无辜，与同志之间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提意见”毫无共同之处，不能混为一谈。[page]

唐朝发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既然把戚本禹挑起的“黑旗事件”类比为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那么，“二王八司马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泾原卢龙节度使朱泚举兵造反，公然称帝，国号秦，年号应天。兴元元年(784年)，改国号为汉，年号天皇。德宗皇帝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次年七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京城岌岌可危。

宦官专权是威胁唐王朝政权的又一大患。唐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都是执掌兵符、权力很大的宦官。鱼朝恩被杀之后，宦官就不再掌握兵权了。但泾师之乱时，德宗狼狈地出奔奉天，下诏勤王，白志贞统领的禁军竟然无一人赴命，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率众宦官护驾出走。德宗返京后，对护驾有功的窦文场、霍仙鸣倍加宠信，封窦文场、霍仙鸣二人为神策中尉，统辖禁军，宦官主管禁军成为制度。此后，宦官以军权在手，更加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已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王伾，杭州人。唐德宗李适时，“二王”负责侍候太子李诵。李诵常与东宫的侍读们谈论时事，对王叔文的政治见解颇为赏识，因此对王叔文深为信任。当时一批有才能的士大夫如陆质(原名淳)﹑吕温﹑李景俭﹑李谅﹑李位等人，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领袖，以“二王”﹑刘禹锡﹑柳宗元等为核心的革新集团。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病死，李诵继位，是为顺宗。李诵即位后立即起用早就赏识的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着手进行改革，希图改变这种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社会动乱、民怨沸腾的混乱局面。

在顺宗的支持下，王叔文集团掌权，以韦执谊为宰相，颁布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颇得人心，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为了统一事权，革除弊政，王叔文集团特别注意掌握财权和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乃以与刘禹锡有联系的宰相杜佑兼度支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 韩晔﹑陈谏﹑刘禹锡﹑凌准判案，李谅为巡官，程异为扬子院留后。又以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李位为推官，以便夺取宦官掌握的京西诸镇神策军兵权。

不久，唐顺宗李诵中风，经过治疗后哑了，难于正常履行执政权力。而王叔文因为母亲去世，按例要告假回家守丧，王伾也突然患了中风，革新派一时失去了中坚力量。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乘机和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串通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的革新，策动神策军将官拒绝范希朝接权，又暗中策划宫廷政变，胁迫顺宗禅位，立李淳为太子，顺宗久病失语，又遭宦官与藩镇激烈反抗，八月被迫禅位，第二年的正月因病去世。唐顺宗在位仅8个月。因顺宗在位期间的年号为“永贞”，所以又称这次政治革新为“永贞革新”，由于藩镇和宦官的激烈反对，革新很快失败，新政前后仅维持146天。

公元805年八月，唐宪宗李纯即位。革新失败，宦官得势后，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卒; 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司马，陈谏被贬为台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韩晔被贬为饶州司马，凌准被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被贬为郴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戚本禹与“二王八司马事件”没有共同之处

唐朝发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是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有识之士面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民生凋敝、社会混乱的弊政进行的革新，不久就取得了“市里欢呼”、“人情大悦”的成效。但是，由于革新触动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和在朝中专权的宦官们的利益，他们内外勾结，反击革新。在革新成败最关键的时候，支持革新的顺宗去世，听信宦官、反对革新的宪宗李纯即位，加之革新团队内部出现一些问题，这就决定了“永贞革新”必然失败的命运。尽管革新失败了，革新派人士都受到贬斥和打击。但他们的革新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利于民众的福祉，有利于推动历史的发展和前进，是在史册中有定评的改革之举。

而“中南海黑旗事件”则完全不同。由于毛泽东当时公开讲：“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后来在不同场合又多次讲过对北京市委严重不满的话。戚本禹为了迎合毛泽东对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委严重不满的心理，于是利用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罗织罪状，构陷秘书室和中办领导，为后来毛泽东整肃北京市委作好铺垫。后来，毛泽东以改组北京市委为发端，正式掀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酿成十年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

由此可见，戚本禹挑起的“黑旗事件”既不是同志之间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提意见”，更不是为国为民的革新，完全是罗织罪状，用“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诋毁毛主席”、“污蔑1942年整风”、 “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和“陷害积极分子，抗拒整风和反右斗争”等政治性大帽子诬陷何载，并以此迎合毛泽东，以达到整垮何载等人，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与唐朝发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可比性和共同之处。仅仅因为两个事件都是8个人就把两者扯在一起，相提并论，未免太牵强附会了。

“中南海黑旗事件”是由戚本禹揭批何载引发的，我觉得有必要将自己近些年来与何载老人的接触和交往略作介绍。

粉碎“四人帮”后，何载的冤案获得平反，并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局长，参与胡耀邦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二十一世纪初，我读了何载写的《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一书(1999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我看了之后，深得教益，但也发觉书中在文字和史实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于是不知天高地厚地给作者何载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他再版时核实、校正。

根据我的经验，位高权重的高官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大多傲慢，一般是不屑于理睬无名之辈、草野之人意见的，更不要说批评意见了。所以我写好寄出去后压根儿就没有奢望会有回音。哪知没过几天，我便收到一封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件，何老在亲笔信中说：你提出的意见太好了，正好赶上第三次再版。对我提出的意见不仅虚心接受，而且深表感谢。还将他在万寿路的住址门牌和电话号码都告诉我，要我去北京一定到他家中见面畅谈。

该书三版后，何老寄给我一本，扉页上用软笔亲笔题写了：“敬请彭劲秀同志指正(此系第三版，感谢您提的宝贵意见，已改正，并有增加)。何载2000年元月26日”，还盖上 篆字“何载”的朱文印章。

从此以后，我俩成为朋友，书来信往十多年。还多次在北京、深圳促膝面谈。他离休后写的几本书付印前都寄给我征求意见。我也不客气，实话实说，有什么意见就直言不讳地提出来，还曾为一些史实或提法进行过争论。

记得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经自我反省“不能控制自己的直言不讳，我想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我有时与何老争论后回想，觉得自己有时的直言不讳欠妥——对一位九十多岁的老资格前辈如此生硬、直白是不应该的。这也是我的一个缺点。然而，他一点都不生气，多次称我是他的“诤友”。

通过十多年的交往和接触，我深深地感到何载老人是一位为人宽厚、谦虚和善、平易近人、任劳任怨、顾全大局、善于忍耐的长者。戚本禹揭批他“公开吹捧赫鲁晓夫”、 “诋毁毛主席”、“污蔑1942年整风”、 “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和“陷害积极分子，抗拒整风和反右斗争”等等罪状，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戚本禹肆无忌惮地欺负老实人。对戚本禹的诬陷和欺负，何载无力反击，只好随他摆布。

何载一贯尊重领导，崇敬领袖，即使在毛泽东听信了戚本禹的谗毁和诬陷之后，声色俱厉地斥责：“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后，何载因此蒙受20年的冤屈和磨难，但是我从来没有听他为此发过牢骚。相反，他对领袖仍是一如既往地颂扬。

何老出生地——甘肃成县的赵怀仁先生在《走进中南海的陇原赤子》一文中说：“1957年5月，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何载还是那么真、那么纯，痴心在工作上。但是他手下的野心家戚本禹等人，乘何载去参加中央信访会议之机，发动突然袭击，开展‘大鸣大放’，提出‘领导无能，阻碍鸣放，要求撤换’的叫嚣。他们罗织罪名，疯狂诬陷，炮制了中南海的‘黑旗事件’，把何载打成‘反革命’。当时中秘室70多名工作人员，就有50多人被扣上‘右派’、‘坏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统统被赶出中南海。何载是这些人的头头，从严惩处，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先后下放到河北唐山劳改农场和山西运城劳动改造。在这20年的岁月里，何老受尽折磨，九死一生。”

我有时觉得他是一位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老实人，戚本禹却把他的老实当作“无能”欺侮，居然公开发出“领导无能，阻碍鸣放，要求撤换”的叫嚣，可见当时的戚本禹猖狂到了何等程度!

何老离休后，矢志于扶贫事业，不顾年迈，踏遍了老、少、边、贫地区的穷困乡村，访贫问苦，与当地干部群众商讨脱贫大计。1993年，74岁的何老来到云南省禄劝县一个离县城32里的乾海子村，当他来到一个6口之家看到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时，老人热泪盈眶，当即脱下身上的外衣，连同口袋中的几百元钱都给了这位老乡。(《赤诚为民——青山屣痕的回眸》第221页)何载的德性和为人由此可见一斑。[page]

戚本禹是一个有才无德的奸佞典型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曾将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读了17遍。司马光在这本书中就人的德才问题作过极为深刻、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盔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来辅助自己，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为什么呢?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来做善事;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做恶事。持有才干作善事，能无善不为;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即使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没有能力，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的心机足以使他的阴谋得逞，他的力量又足以施展他的暴虐，这就如恶虎长了翅膀，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是令人敬畏的人，有才的人是让人喜爱的人;对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敬畏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难道仅仅是智瑶吗?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我觉得司马光这一段关于德与才的论述极其深刻、精辟，对剖析、评价戚本禹并从中吸取教训很有意义。

戚本禹善于写作，确有才能，但是他极善于观颜察色，迎合上意，罗织罪状，制造冤案，构陷忠良，是一个典型的“才胜德”即有才无德的奸佞小人。正如鲁迅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 和“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此人到死都没有反思，没有忏悔，没有跳出对当年罪恶辉煌的迷恋，所以，他这种人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反面教员 。

有才无德的奸佞小人混迹于国家高层和权力中枢，必然乱党祸国，戚本禹的罪恶行径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我曾经想过，如果戚本禹不在“文革”高潮中的1968年初倒台，而是继续受到最高领导人的信任和重用，那么，他将犯下的罪恶与党内大奸康生相比必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国家和人民受到的祸害必将更为严重!

当年，戚本禹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中南海挑起“黑旗事件”，为后来整肃“彭罗陆杨”和发动“文革”作了铺垫。然而，当时却把他的卑劣行径类比为唐朝鼎故革新的“二王八司马”，大大提高了这个奸佞小人的身价，为他在“文革”前后兴风作浪、乱党祸国提供了有利条件。所幸的是，由于他疯狂到了极点，“文革”刚进入高潮就自取灭亡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的教训不能须臾忘却，必须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