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林：中华文明如何实现突破？

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涌起的文化批判浪潮，实际上是接续五四力图实现第二次精神突破。但是到了九十年代，这次尝试又戛然而止。历史又出现了所谓“思想淡出，学问凸现”的局面。

然而毕竟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思想或明或暗，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思想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博弈状态。除了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自由主义、传统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等，各擅胜场，十分活跃。

不管各派思想如何异见纷呈，怎样面对第二次精神突破，却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新左派批判启蒙，传统派批判五四，似乎拒绝第二次精神突破，但是它们都看错了时代。

中国的所谓新左派批判启蒙，完全是错置后现代的西方问题意识于前现代的中国，可谓冷病当作热病治。况且他们不了解，即便是西方的新左派也不过是用批判的方式肯定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成果，西方新左派对经历第二次精神突破（以启蒙运动为最高形式）形成的自由平等个人权利等价值观、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政经制度，或者无法正面反对，或者力图解构颠覆却根本没有提供替代方案、指出更好的愿景。它们在西方的最积极的意义就是补苴罅漏，从反面刺激体制增强更新意识和修复能力（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也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有的时候确实就是体制的某种装饰。

传统派批判五四，意在颠覆五四实现中华民族第二次精神突破的努力，但十分矛盾的是，他们不能否定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思想果实，而是希望从传统文化首先是儒学那里寻找这些思想果实的根基。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第一次精神突破中，已经包含了第二次精神突破的价值取向。但他们显然是错置古代的问题意识于现代的中国，可谓新病当作老病治。

他们无法提供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转换为现代民主意识的可行路径，他们更回避淡化儒家为什么能够被帝国体制选择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问题，种种儒家现代价值的重估（包括套用韦伯范式以儒家价值观解释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以及儒家宪政论）只会贻笑大方（李光耀公开否认儒家价值促进四小龙腾飞，认为是法治和市场经济成就了新加坡，可以说是对这种重估的沉重打击）。值得警惕的是，传统派中的极端者确实根本否定第二次精神突破形成的普遍价值，主张回到古代人治，例如所谓“通儒院”的设计，不仅是痴人说梦，而且是万劫不复的倒退。对所谓“贤人政治”的鼓吹也是如此。

还有所谓民族主义思潮。如同霍梅尼主导的伊斯兰革命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是“不要美国，不要朝鲜，只要中国”。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空前高涨，民族主义的情绪也成比例地膨胀。中国模式拯救世界，舍我其谁，已经成了十分自豪的民族情结。

但是民族主义者同样绕不过第二次精神突破的问题。什么样的中国模式？如果不以第二次精神突破为基础，中国模式秉持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也明确肯认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成果，并且它也是第二次精神突破的产物。

实际上，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已经明确公开地肯认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成果，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所有这些成果都吸收进来，诸如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等等，都赫然在目。问题只在于如何解释。这里我想起孔子的正名说，正名太重要了，真的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个字都没错，都十分重要，关键在正名，也就是按照它们的本来意思理解它们，解释它们，落实它们。特色也好，国情也好，都应该是落实它们的路径选择和技术调适。换言之，只有实现了第二次精神突破，才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的第二次精神突破，无论民主意识、公民社会、法治精神、个人自由、契约精神、科学态度等都和第一次精神突破具有某种程度的接续性，因此能够获得成功。中国的第二次精神突破，由于和第一次精神突破完全异质，它不是文化体内自生长的自然结晶，而是移植外来文明的颠覆重建，因此格外艰难，格外复杂。

从明中叶算起已经五百多年，从戊戌五四算起也已百年，中国的志士仁人，屡踣屡起，前赴后继，至今尚未完成第二次精神突破。个中原因多多，不遑细论。有一点毋庸置疑，确乎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国情来考虑如何实现精神突破。简单化地走西方走过的路，肯定走不通。例如有人呼吁文艺复兴，就是一种热情有余但失之简单化的主张。

在中国号召文艺复兴，要碰到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历史演进的问题。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中断，谈不上文艺复兴，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复兴已经中断上千年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精神，当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又有升华，因此才开启了第二次精神突破。

第二是复兴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欧洲文艺复兴的标的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希腊有自由民传统，罗马有共和传统，特别是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自由的公民意识、平等契约精神可以直接为文艺复兴提供养料，中国则从古代到今天没有这个精神土壤，尽管先秦有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意识或原始民主精神，有庄子的个人精神自由，但整个古代意识形态收拢于天地君亲师的框架中，复兴不出近代自由民主意识。

第三是复兴的社会条件。如果真要复兴什么，还有一个复兴的社会条件问题。首先，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前夜，有教权和王权的冲突，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可以逼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门外下跪三天求饶，法王腓力四世又可以将教皇克里门特五世请到法国，将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实际上控制了教廷。这种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冲突，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空间，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可以颠覆基督教道德，强调政治游戏规则的非道德性，而中国则一直是铁板一块的权力体系。其次，文艺复兴摇篮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由商业暴发，鼎力支持近代性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繁荣（波提切利及画坛三杰等皆受到这个家族的荫蔽，虽然达芬奇较失意），这和中国的背景也不同。

凡斯种种，都表明在中国提出文艺复兴，只能是一种诗意的召唤，其空泛不可行则不言而喻。

更有开辟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吁，这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

当代中国社会，欲走出现代化困境，必须实现第二次精神突破。否则经济再强大也只能是跛足巨人，埋藏的隐患令人忧虑。一方面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另方面更要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目前的当务之急，其实也就八个字：尊重常识，允许讲理。

尊重常识，就是尊重、认同世界潮流，对第二次精神突破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允许讲理，就是还思想界以自由，放开民间言论空间，在充分的思想讨论中形成成熟的方案，为中华民族完成第二次精神突破，提供足够的文化条件，乃至必要的政治经济社会举措。

政治家的良知，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公众的责任心，是实现中华民族第二次精神突破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尽管使命艰巨，但我们还是有理由乐观。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都不敢公然号召向往奴役而反对自由，向往专制而反对民主。就是说，都不能公然否定第二次精神突破结出的思想果实、推动的社会进步。

本文系赵士林《中华民族：未完成的精神突破》一文的第四部分。文中图片皆为编辑所加，图片来自网络。编辑：张宁。

作者简介

赵士林，吉林人。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博士学位（导师为李泽厚）。曾任东京大学特邀研究员，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学术著作有《当代中国美学》《李泽厚美学》《心学与美学》《心灵学问》《荀子》《交叉的视野》《中国的智慧》《国学六法》《不识时务》《中华传统文化开讲》《美学十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