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被政治运动消耗的天才物理学家（上）

——束星北之女束美新访谈录

采访、撰文：许水涛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本文围绕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束星北教授展开，因篇幅原因分为上、下部分（“下”见今日公号二条），为保持谈话原貌，基本保留了访谈全文。这也是该访谈原文首次完整刊发。

科学救国者：教育与经历

许水涛（以下简称“许”）：自2005年刘海军先生撰写的《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出版以来，您父亲束星北的坎坷人生让读者深刻认识到那个时代的荒谬，成为人们解读历次政治运动危害性的鲜活样本，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在阅读的时候常常有不寒而栗的感觉，相信您会有更鲜明更直接的体验。

束美新（以下简称“束）：《束星北档案》出版后，科技界、教育界反映极其强烈。父亲的很多朋友和学生，纷纷给我来信、打电话，让我替他们感谢刘海军先生。我在阅读《束星北档案》的过程中感到很震撼，可以说是一边阅读一边掉泪。看到已经50多岁的父亲从月子口水库回家，因为饥饿站不住了，一位解放军战士抱着他，他说：“您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我竟是人民的敌人，一只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啊！”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

许：只有家人才能完整地了解他那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比档案记载具有更加鲜活的力量。父亲离开人世已经32年了，系统地回忆他的人生应该是你们家人的责任。请简要介绍一下父亲的人生经历。

束：我同意你的看法，20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收集父亲的资料，试图让人们全面地了解父亲的历史，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父亲1907年10月1日出生，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人，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有深厚的数学和物理基础，是我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后转向气象科学研究，著有《狭义相对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物理人才，如李政道、程开甲、吴健雄、李寿枬、胡济民等，晚年为开创我国海洋物理研究做出了贡献。父亲1924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第二年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4月自费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1927年2月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7月，经日本、朝鲜、苏联、波兰，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所长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助手，协助爱因斯坦查找资料、研究问题、批改学生作业等。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1930年1月以《论数学和物理的基础》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1930年9月返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思特罗克教授，于1931年5月以《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学中的应用的初步研究》再获理学硕士学位。

“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放弃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研究，回国效力。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因触犯蒋介石于当年7月离去。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6年升为教授。抗战期间，他随学校到贵州遵义、湄潭，1944年曾被借聘到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室研究国防武器，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雷达。1945年,日本人宣布投降后,他意识到内战即将开始,便亲手拆除了已研制成功的探至地面10公里的雷达。1946年随学校回杭州。父亲在浙江大学任教20年，先后讲授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等课程。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和气象学研究。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停职审查。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受到批判，1958年10月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劳动”三年的处分。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继续管制劳动。1978年5月，被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1979年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3年10月病逝。

我的家庭情况是母亲葛楚华。束越新是长子，束沪新是长女，排老二，束孝新是二子，排行老三，束庆星是三子，排老四，束义新是四子，排老五，束润新是五子，排老六，我是二女，排老七。

父亲的历史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知，《束星北档案》出版后才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

许：早年的经历和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的。您父亲的早年都有什么值得讲述的?

束：父亲在世时经常会说到家乡扬州，我于2014年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看了他的故居和读书的学堂，感到非常亲切。父亲出生于望族家庭，祖父束曰璐是江南陆师学校优等毕业生、清末曾任参领，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主事，后为张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南通有自己的企业。祖父为人豪爽、热心，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祖父有二房，父亲和叔叔束佺保均为长房所生，叔叔上世纪40年代曾任英文版刊物《自由论坛》的主编。

父亲少年时代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遇到了家庭变故，就是我的祖父母分开了，这对他的个性有很大的影响，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意识，生活自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父亲小时候非常顽皮，几乎天天挨打，奶奶说，你要有一天不挨打，就给你搭台戏。父亲跟我讲，他就忍着，好好表现，没挨打，到了晚上，非缠着奶奶要给他搭台戏，把我奶奶缠不过了，再挨一顿打了事。父亲秉承了祖父豪爽、乐于助人的性格。

少年时代，父亲偶然间读到一部关于四度空间的科幻小说，开始迷恋于物理世界的神奇，并确定献身物理科学的人生志向。

许：父亲和您说过国外求学的经历吗？

束：说过。我祖父是很有眼光的，我的表伯父严仲简（原上海纺织工学院教授）在世时曾对我讲，他9岁时，他们的母亲（祖父的亲姐姐）便去世了，我祖父便一直抚养他们弟兄两人并安排出国留学，将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第一代纺织人才。

父亲到美国发奋读书的时候，基本上不用家里的钱，在码头打工扛包，礼拜天还到教堂蹭饭。在美求学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外国人的歧视。他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结很浓，认为一个人背后没有国家的支撑是不行的，会被人家瞧不起的。记得1980年在海洋一所工作时，他的一个学生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太满意，发牢骚，父亲听见后就说：“你们不要动不动就发牢骚，而且发牢骚也是没有用的。邓小平能把一个走下坡的中国扭转过来开始走上坡了，就非常不容易，让你当主席，你该怎么办？你能一下子把中国变富吗？”，那个学生回答：“让我当主席，我就请卡特来当总理。”父亲听后非常生气，对我说：“你们年轻人没有在国外呆过，光感觉国外好，但你们不了解，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大，国人是多么受气啊！当年在美国，有一个黑人骂我‘黄狗’，他骂我，我可以和他对打。有一次，到饭馆里吃饭，桌上坐了一个白人，我在他旁边坐下后，他抬起屁股就走了，表现出不屑于和中国人一起吃饭的样子。那时受到的侮辱，我永生都不会忘记。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超过白种人，为中国人争光！”

他的爱国思想是长期形成的。头桥《束氏族谱》所载“家训”二十条，其中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共御外侮”条，这条祖训对父亲一生的影响很大。他常常说中国落后国外太远了，早在留学的时候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念，终其一生未曾动摇过。抗战时期，看到日本飞机轰炸，他就有刻骨铭心的仇恨，要报名参军，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以防范日本飞机空袭。他和王淦昌一起把家里的金子绑在裤子里，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捐给国家，这和为三毛两毛钱计较的人不在一个档次上。1979年，我上海的哥哥出国留学，他希望哥哥学成后一定要回国效力。2013年，在青岛举行的束星北逝世30周年大会上，李政道专门题词：“浙大人，民族魂”。这是对父亲爱国思想的高度评价。

许：科学救国的理念贯穿了您父亲的一生，那他的科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束：他是理论物理学家，作为我国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先行者，上世纪30—50年代，对相对论和统一场论做出过创造性的研究。同时在电磁学、热力学、气象学、海洋学、航天航空等研究方面，均有建树。我在整理父亲学术论文选集的过程中非常惊讶地发现，他的学术论文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30年代留学期间，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第二个阶段是40年代，尤其是在湄潭浙江大学的时候，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他一生当中的最高点，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有两篇文章是在世界一流杂志《Nature》上发表的。第三个阶段是肃反和反右之间的一年多时间，连续在气象研究方面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在国内引起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的降水是从印度洋来的，纠正了从西伯利亚来的传统说法，对苏联专家的这一结论提出质疑，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久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无法继续从事科学研究。1965年，他在长年教学科研的基础上完成《狭义相对论》的写作。晚年在海洋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2

不能工作的痛苦

许：刘海军认为“他所有的能量，大都在同暗夜的角斗中消耗了”。你是不是觉得他的人生很可惜？

束：是可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他的追求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个安静的教学环境和研究环境，没有什么更多要求的。胡锦涛说不折腾，我深有同感。假如没有内战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父亲肯定会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李政道认为自己的物理基础和成就，都是受父亲之益。程开甲说：“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群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或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假如、没有可能，现实是残酷和令人无奈的。

有一点必须承认，大哥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从整体素质来说都不如我父亲那一代，他们堪称大师级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真正出了多少大师？

许：您父亲天资聪颖，早年成名，被认为是“中国的爱因斯坦”、“天下第一才子”、“中国雷达之父”，获得了科学界的高度评价。那么，他自己有天才情结吗？

束：应该有。他评价他的学生程开甲和李政道时说到，在科学研究上出成果，要兼具天赋和勤奋，两者缺一不可。李政道之所以成功，天赋的因素可能偏大一些，而程开甲更勤奋一些。但李的一生也很勤奋，到现在还在做学问，实际上都是天赋加勤奋。父亲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如此，他是具有天才情结的。他晚年提出要捐献遗体，解剖他的大脑，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自己的大脑比别人重一些。他是很有自信心的。

许：1954年到1955年，他从事气象研究，认为能够改善农民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比较顺，但好景不长。

束：父亲在山东大学工作的初期，因在物理系工作受阻，便转攻气象。我后来与青岛海洋大学王彬华教授关系很好，一直拿他当父亲一样，经常去看他。他谈到，我父亲认为研究相对论有点高深，意识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还需要靠天吃饭，最大的问题是要解决5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就决定以自己深厚的数理功底研究气象学，搞长期天气预报。为此，他和王彬华夫妇一拍即合，王彬华夫妇实践经验丰富，我父亲长于理论研究。他觉得和王彬华夫妇合作，一起进行气象研究会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1954年，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设有气象研究室，是竺可桢先生和涂长望先生直接支持和领导的。那段时期，父亲几乎是一月一篇论文，到1955年，事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于1944至1945年父亲曾被借调到重庆军令部研制雷达之事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研究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多就中断了，并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迫害。

许：他自己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了，还写信希望恢复气象研究，这样的做法一般人做不到。

束：做不到。王彬华挨斗，他被停职，却仍然惦念着气象研究事业。你说的信是1955年10月13日写给青岛市委的：

我为什么要宣传父亲？从我懂事起，父亲就开始经历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他从未放弃过对国家的爱和对真理执着的追求。我觉得他们这一批科学家，无私爱国，是忘我的，真的可以舍去自己，命都可以豁上的。他认为人在乎自身的得失是没有出息的，他永远把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他的生命。

许：他的第一封检讨材料是反右后期写的，就是在您大哥从部队回来后，我觉得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妥协。夹杂着辩解成分的长篇检讨尽管没有交上去，却是他矛盾心迹的流露，标志着他人生的重大转变，你怎么看这封带有自我否定甚至自我侮辱的检讨？是什么力量导致他写这样的检讨？

束：很简单，之所以检讨都是为了能够工作。我看了父亲的档案和笔记本上写的检查。人家批斗他，谁给他提的什么意见，他都记。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觉得自己确实错了，为什么？正因为他一直抗争，说得难听，就是犟嘴，犟到最后你什么事都不用干了。他是个科学家，应该把他的才能和本事奉献给民族和国家，但不幸却纠缠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了。

许：他多次表达了不能工作的痛苦，不能出来工作让他特别纠结。

束：对，那是最大的痛苦。1960年，父亲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的门卫室，打扫学校的公共厕所，继续管制劳动。在没有专业电路基础的情况下，他主动申请并修好了一个废弃多年的脑电图机，使这台从丹麦引进的世界尖端医疗器械起死回生，并顺手作了一个改装，使它的寿命延长了三倍，引起全院轰动。此后，学院通知减免父亲打扫厕所等一些劳动，专心备课辅导青年教师，为此他尽心尽力地讲授电动力学、傅里叶级数、普通物理学、微分方程、矩阵、医学生物统计等课程。十几年间，他修遍了山东省所有地方和部队的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等，不但解决了工作的急需，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当时是领着束义新到处给人修，不过他认为这是雕虫小技。1972年，他完成了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委托的冲击力对金属胶粘结的破坏因素研究。他是搞理论物理的，但他的技术折服了所有人。

许：我觉得一技之长保护了他。

束：是的。他做具体工作的时候，就把外面的烦恼都淡化了。在青岛医学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打扫厕所，即使如此，他依然心系教育，不忘科研。他根据学校教学现状和需要，计划写理论物理丛书和电子丛书，并已详细列出提纲。他真的是争取一切机会发挥特长，为国家效力。

许：父亲兼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具有宽广的视野、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炽热的社会责任，一直秉持强烈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我想这也正是我们走进他的人生、理解他的追求所需要把握的。那么，他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束：父亲告诉我们，做一个实验，只从一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准确，要从几种方法得到同样的结论，结论才能立得住。在科学研究上，他常常对学生讲，你们写文章，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东抄西抄。

在海洋一所工作期间，他与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汪德昭所长共同倡导，组建了由他领导的海洋内波研究组。他深知海洋内波在动力海洋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对潜艇安全潜航构成的威胁，组织开展了以实测为基础的海洋内波研究。在组织学生出海回来后，他根据实验数据预测内波的方向，利用学生提出的问题，加以启发，指导学生进行研究。

从“动力海洋学进修班”到内波研究组，他规定没有他的同意，谁都不准擅自发表论文。在进修班时，这样规定是为了让学员专心学习，不要分神。在研究阶段，主要强调研究论文必须有感而发，要讲究原创性。但是总不发表文章，来自外界的压力就大了。当时所内就有人讥讽说，内波组理论水平高，怎么就写不出文章呢？那时的学术风气是严谨的，进修班的学生要评职称，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但因为父亲的严格就难以达到。所以进修班结束后，大家就找我父亲搞内部课题，通过出海实验，拿到数据，大功告成，才可以发表文章。他自己也是不轻易发表文章的，五年中也只写了两篇论文。

他在做学问方面能够达到忘我的程度。灾荒那年，母亲上街买菜，让他照看炉子，嘱咐他搅和锅，他就一边看书一边搅，待我母亲回来时还在搅。一看炉火早灭了，锅也糊了。

父亲一直主张，对科学研究，疑则灵，对人，诚则灵。上世纪80年代初，特异功能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写了十几封信，提出质疑，有给报纸的，有给科学家的，叫我抄好，分别寄出去，问人家这个实验是你在场亲眼看到的吗？即便有，对人体真正有多大的作用和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他表达了冷静和理性的立场。

许：看到中苏关系紧张的态势，他以戴罪之身，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中国要搞自己的原子弹，并表示要参与其中。

束：他认为，一个国家说什么都没有用，得靠实力，得有原子弹，没有硬东西说话，是不行的。这极大地启发了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不和同学争，而是比，比学习成绩比文艺比体育，哪一点我都不差，这可能是逆反心理，我靠的是实力。中国人也必须要靠实力去和别人竞争。

许：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父亲的表现是不是让您感到意外？

束：是啊！我是在秋收劳动回来的路上听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回到家后，父亲起先高兴地拿出酒喝，随后竟嚎啕大哭起来，全家人为之愕然，他边哭边喊王淦昌、程开甲的名字，一位是他的挚友，一位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学生，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两个人参与研制原子弹了，并为不能亲自参加这么重要的工作感到痛苦。

许：父亲喝酒痛哭，你们也不理解？

束：我们感到奇怪，不大理解，只知道他难过，想工作，为什么老是检查？他曾经表示，最怕的不是政治压力，而是不让做事情，对他来说，做事情才是活下去的理由，不让做事情的痛苦是难以想像的，这种情绪是他刻骨铭心的一种感受。后来我到北京见到程开甲的时候，他说，1941年，束先生和王淦昌带领他一起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是这样建议的，实际上我们当时的研究和爱因斯坦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父亲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国家做贡献，就因为被打成极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无法发挥。哪怕检讨，哪怕做农机改造，哪怕做修修补补的事情，他都愿意干，能做的一定做，就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实现人生的价值，喊口号是没有用的。

许：1949年，在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关头，他是如何应对的？

束：我叔叔是《自由论坛》的主编，婶子是“国大代表”、宋美龄的秘书，都是搞政治的。叔叔动员他到台湾，他说国民党已经腐败透顶了，人各有志，新中国成立也得需要物理，共产党不会坏到那里去，这是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他觉得我是科学家，在哪里都能生活，干嘛到台湾？再就是他相信已是共产党员的李文铸了，说李文铸是个非常厚道的好人，对李文铸的信任甚至超过他的亲弟弟。

许：对南通面粉厂的处理是怎么一个过程？

束：面粉厂实际上是我叔叔的，叔叔到台湾时，就把这个财产交给我父亲，就归我父亲所有了。我奶奶在老家有许多房产，父亲没有回去继承，并且把我叔叔留给他的面粉厂、纺织厂都捐给国家了。他一向看淡钱财，对生活上的要求极其简单，平时吃饭，只要一荤一素。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你做多了菜，我也分不出味道来，只要营养够就行了，不要浪费了。”

3

敢言的代价

许：1949年后，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父亲一向与潮流保持着距离，强烈的批判意识、特立独行的精神和刚正不阿的个性致使他不断地与大的政治环境发生对立和冲突，最终的结果就是与自己钟爱和擅长的科学研究事业渐行渐远，并承受着为基本生存苦苦挣扎和精神世界遭受阉割的双重苦难。

束：这是个沉重的话题，我愿意就我所知向人们展现一个真实的父亲。

许：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父亲是浙江大学惟一一个不写“忏悔书”、抗拒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您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束：我也一样，我是我们班唯一不写入团申请书的。1964年，有一阵子说我们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和我坐在一起，一帮一，我帮他学习，他帮我入团，要我向侯隽学习，做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甚至谈到深夜两点，但我知道写了申请也没有用，那何必低三下四呢？这一点遗传我父亲了。父亲之所以不写，是因为他自认为历史清白，不需要什么忏悔。据父亲的研究生、老地下党员、浙江大学原副校长李文铸回忆，刚解放时，就有人以父亲曾在国民政府军令部工作为由，将父亲列入镇反名单。但在浙江大学，有李文铸、许良英等一批了解父亲的共产党员学生据理力争，保护他过关，才使他得以解脱。后来到山东大学，就缺这么一块，在我父亲百年诞辰的时候，王贤才说，在这个时候，山东大学难道就不应该说点什么吗？

父亲个性很强，从小就喜欢读武侠小说，遇到事情总爱打抱不平，在浙江大学的师生中有“束大炮”的绰号。“三反五反运动”期间，苏步青仅由于用了几把公家的椅子以及一些其他琐碎的事，要被当成贪污犯批斗，曾想以死抗争。是父亲闯到了浙江省军管会，说：“你们是要一个数学家，还是要几把椅子？”并以理相争，从而解救了苏先生。

许：从浙江大学到山东大学，他是怎么考虑的？

束：当时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由综合性大学变成工科大学，王淦昌、贝时璋、竺可桢等调到中国科学院。父亲认为科学院人才很多，就不去凑热闹了。还有一些人调到复旦大学，如谈家桢、苏步青等。父亲到山东大学是华岗校长派专人到浙江大学请的。当时，厦门大学的卢嘉锡也派人请他，父亲一开始在犹豫，后来可能觉得厦门的空气太潮湿了。王淦昌和谈家桢的爱人等都说青岛干净漂亮，他就选择了青岛。刚到青岛时，父亲得到了很好的安排，山大第一公舍里最好的一座楼房由原物理系主任郭毅诚腾出给我家住，父亲的工资待遇在山大也是最高的。

许：在山东大学，他的悲剧命运就开始了。

束：一开始还好点，应该说确实拿他当碟菜，包括李哲明对他也是毕恭毕敬的，后来有人告诉他，李当过汉奸，他从心里就反感这个人，就这样的人还当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他不大理解，就提意见，李哲明就利用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整我父亲。

许：总体上看，父亲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碰壁。

束：父亲终身追求真理，这个风格与他在浙江大学的经历有关。浙江大学的精神是求是，老师与学生在一起打擂台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可以挑战老师，能够给老师挑错，在学术争论上是平起平坐的。在学问面前没有权威，那个年代浙江大学为什么能出那么多大师？与浓厚的学术风气有很大关系。1938到1945年，为躲避日本军队的侵略和蹂躏，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从杭州一路西迁到贵州遵义附近的湄潭，坚持流动办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被誉为是一支“文军”的长征，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苏步青、谈家桢、王淦昌等和我提起那段艰苦的岁月，叙述与我父亲的友谊，都感到非常自豪，成为他们一生中非常美好的回忆。此外，他在美国、英国跟随一些名师求学，这些经历养成了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在解放后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中，这就必然会碰壁。

许：浙江大学的这种学术传统对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竺可桢刚到浙江大学任校长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苏步青和我父亲等教授的认可，他们认为竺可桢是靠关系进来的，这可从《束星北档案》一书和程开甲先生同我的谈话中得到证实。例如在湄潭期间，王淦昌先生一度染上肺病，理学院院长胡刚复请我父亲担任物理系主任，程代表物理系去总务处领取科研实验材料，没想到总务处长却多次故意刁难，程开甲只好将此情况向父亲汇报，因责任所系，父亲亲自去总务处交涉，但仍然受到刁难。父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拳打了对方。据杨竹亭回忆：“教授打人当然不对，但全校师生多称赞他，认为该打。”此事闹到了竺可桢校长那里，竺校长亲自到湄潭处理，虽然总务处长是竺校长的亲戚，但竺校长还是公平地处理了此事，他认为总务处影响教学，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束教授的批评是应该的，但打人也不对。竺可桢就这样以坦荡公正、宽容大度和人格魅力征服了我父亲。

许：但父亲在山东大学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和华岗校长的争论曾在山东大学和全国许多高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束：华岗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父亲却坚持自然科学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华岗反复强调辩证唯物论是具体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父亲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岗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父亲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谁也管不着谁。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他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公开地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说明他不管形势怎样，只服从真理。他去过苏联，认为苏联的科技发展水平比英美德差得多，对当时全国高校一律采用苏联的教材很反感，因此受到了批判。那个年代谁敢提英美德？

父亲与华岗的关系富有戏剧性。1955年8月父亲写信给王淦昌，有一段是关于华岗的：“……这件事的远因是1953年学习辨证唯物法时，我不同意华岗校长所标榜的‘哲学一定要管科学’（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一定要管物理、化学’，……我敢向华校长直接提出大逆不道，犯君之怒，罪该万死了。死虽死，真理终究要战胜的！”。由于双方争执不下，陈毅受周总理委托曾两次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解决束星北的问题，父亲最终得到了平反。我认为，华岗作为校长在公开场合、在酒席上赔礼道歉，很不错的，但父亲却不依不饶，要通过召开全校大会的方式赔礼道歉。1956年10月，山东大学党委在大众礼堂宣布父亲的平反结论并当面向他道歉。他就觉得，你在哪个范围给我造成影响，你就得在哪个范围给我赔礼道歉，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对华岗一点没留情面。

但历史与人开了个大玩笑。事隔不久，华岗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从他家里抄出了美元，说是特务活动经费。父亲听说后，坚决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即使有美元，也一定是他在香港所得的稿费。”

1982年，华岗已去世多年了，父亲带着我到青岛市大连路9号去看望华岗先生的夫人谈宾若。他认为，华岗是个好人，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的，两人的争论，只是政治观点和学术上的重大分歧，但他从未怀疑过华岗的品质和人格，同时也后悔对华岗采取顶撞的态度。

1952年底，在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著名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王竹溪30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学术报告进行近50分钟时，父亲走上讲台，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父亲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没有。校领导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父亲谈话，父亲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父亲的质疑让一些人接受不了，说王是著名的热力学家，你算老几，就和他争论。但我父亲从来不把学术上的争论分为人的高低。

许：这样的做法在讲究中庸、推崇谦恭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里，是很容易产生冲突的。

束：是这样的，这件事情，山东大学很多人都知道。母亲对父亲说，不管怎么样，你这样不就等于得罪了北大这帮人，得罪了周培源。父亲说这没有什么，学术讨论都是这样的。父亲习惯甚至喜欢这种争论方式，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不丢人，不认错才丢人，这是他一贯的观点。他年纪大的时候，问我有关编程序的事，我说我就是一个小助工，你问我不掉价啊？他说不懂就要问，不懂装懂才掉价，我问你怎么就掉价了？

许：他是不是在一些问题上太较真了？

束：有一件事他看不惯，是档案里面记载的材料，说我家有手枪，这把手枪是不是在军令部弄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哥也不一定知道。解放以后，他就上交了，但是上级领导说是上缴，他申辩我是上交，不是上缴，他就是这么较真。

父亲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抗上，对上面顶，我们全家都批评他。你抗上，带着我们都有点抗上，我就有。越是领导，越不买帐。

许：你的个性还是随他。

束：我非常随他。

许：父亲对着搜查人员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现出强烈的、今天仍很欠缺的法制意识，说明他在深度思考自己的命运1949年后为何一直坎坷？

束：“肃反”运动开始后，1955年的一天半夜，我们突然被母亲叫醒，看见家里闯进来了好几个陌生人，他们翻东西、砸墙，看看有没有电台。我们怕极了，母亲将我们挡在身后。当时父亲手里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公民住宅不得侵犯。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们家失去了平静。

许：1957年5月，父亲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闪烁着理性的光辉，我觉得这是他人生的亮点。他关注知识分子命运背后的东西，而不是就事论事，达到了我认为的思想家的高度，比同时代知识分子看得更高一些。

束：这次发言所造成的影响太大了，20多次被掌声打断。发言中对党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并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发言后，领导上多次派人来，明确表示，让他做个检查，事情就算过去了，但他就是不承认有错。后来领导上又明确表态，哪怕是口头上有个表示，说发言欠考虑，也就能过关了，但父亲仍不肯。用母亲的气话说，是他“逼”得人家把他打成极右派分子。

父亲担心歌颂“人”，不歌颂“宪法”，“人治”而不是“法治”，将很危险，毅然表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人民宪法，两者皆可抛”，认为国家的命运如果掌握在某个领导人的好坏上，就很可悲，领导人好，这个国家就好，领导人坏，这个国家就坏，会出现谁掌权谁就为所欲为的情形，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我到现在还是欣赏和佩服他的这个观点，这可能还是个不能被公开讨论的话题。王贤才对我说，你父亲的这篇演讲现在放到中央党校，都是一篇好的教材。

许：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很多人是有情绪的，您父亲以前就受过委屈和伤害。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法制观念和科学精神，表现了难得的克制、清醒的理性和长远的眼光，发表的言论有理有度，阻止了一些激进的做法，如阻止声援储安平、反对在大学取消党委制建立校长负责制、劝告写大字报和游行示威的学生要遵纪守法等，您怎么看他的这些言行？

束：他认为，即使给党提意见也是出于帮助党整风，是为了党好。用他自己的原话说：“你让人提意见，如果认为不对，不听就是了。”但在当时，这却成为大逆不道的罪名。他问人家，你当时为什么非把我打成右派？那个人说，我怎么看你都像右派，这哪有法制可言？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一个国家的命运绝不能决定于某个领导人身上，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是民主的精神。我认为，他之所以有以上这些言行，是因为他从根上就很少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不大计较个人的得失，我觉得他高人一等。他毕竟不是小市民，而首先是科学家。

许：作为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分子被批判，父亲为此不断辩解和抗议，体现出桀骜不驯的个性，在那个年代可以算个另类，他意识到要为此付出代价吗？

束：没有意识到。他认为他是教授、学者，就直率地讲了。父亲奉行实事求是的理念，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在哪里？他是学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拿数理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来推敲和看待社会，走不通的。

许：他一辈子都是如此吗？

束：他的思想一直没改变。在父亲的档案中查到一封信，那是1955年8月29日写给王淦昌的。信中写到：“淦昌兄，……山大在肃反运动中对我所采取的方法，我本不想告诉你，现在你既然来问，大约也听到一些，我就告诉你罢。自7月20日起山大就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来斗争我，……淦昌，记得我最佩服的人是Galileo（伽利略）吗？我想决不会给朋友丢脸，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屈服于恶势力之下。”

许：实际上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束：付出代价的例子很多。他一开始采取抗争的态度，结果就是适得其反，抗争以后明摆的，他的处境更艰难，1958年6月，经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的批准，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10月，经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与极右分子二罪并罚，判处管制三年，留校控制使用，工资降到20元，并被发配到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所有的孩子都受牵连了，都不能考大学。1956年，大哥是飞行教官，却不让他飞，1959年复员回青岛。1956年，束庆星从青岛二中毕业，考得很好，这时父亲要求山东大学发公开信赔礼道歉，获得短暂的平反。因考学问题受到牵连，上面就派人调查，清华北大录取完了，束庆星的档案被甩到一边了，亏得没完全录取完，才得以上复旦大学。我大姐只考上了石家庄的俄语专科学校。二哥束孝新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分到成都的机车车辆厂，后被送去劳动教养，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还有一个哥哥下乡到莱西。我没能考大学，只好到工厂当工人。母亲原在山东大学校产科工作，“反右”运动中受牵连，站在凳子上被批斗。1959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时，她被迫“自愿辞职”。直到1983年底，在山东省政协主席赵芳洲先生的过问下，山东大学才为她落实政策，补办了退休手续。父亲在月子口水库劳动期间，生活费很低，大哥复员回家，没有工作，母亲也没有收入，我们几个未成年，生活异常艰难。因此，他的经济压力和思想压力都很大。

许：月子口应该是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承受着体力劳动和精神折磨的双重苦难，但是他竟然在月子口的时候说过，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了不起的。

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都能保持独立的人格。我清楚地记得，他在月子口的生活非常艰难。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饥饿的样子，花生来不及剥皮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

那时，父亲的学生王景明在山东大学任教。父亲每次工休回来，总在他家窗户敲两下，然后王景明就会送些吃的给他。有一次父亲回来，王景明正巧外出，他敲过窗户后，见家里久没动静，又过去敲，仍没有人开门，便推门进去，王景明5岁的小女儿抱着一小碗面条在吃，见了他便把碗伸了过去，说爷爷尝尝。父亲犹豫了一下，便接过碗来开始尝，一尝就刹不住车，一口气吃完了，小女儿哇地哭了起来。

许：在月子口不光是劳动改造，还受到各式各样的检举揭发。

束：这些让人糟心的事情，他从不在家说。我们也是从《束星北档案》中了解的，因为有几位与他一起劳动改造的难友还活着，刘海军采访过他们。

许：他在青医接受劳动改造的过程中，您有什么深刻的记忆？

束：他到青医是1960年。此前，每月只拿到20块钱，到青医后能拿到85块钱了，日子过得依然紧张。在青医，各种运动也是不断，好在他人缘好，帮助别人修半导体什么的。打饭的时候，伙房师傅特意给他多加饭菜，园艺工人和他关系也好。1971年底，父亲跟随青医到了山东的北镇，就是今天的滨州。

许：医学院、街道还有家里，共同成立了对他改造的联合小组，您有这个记忆吗？

束：没有，那时我还小。为了改造他，连卧底的手段都用上了，比如动员他的学生王镇皋监视、揭发和告密，定期向公安部门反映他的情况，我也看了档案中的很多揭发材料。我不怪王镇皋，他因卧底的事泄露，遭人白眼，被迫离开了山东大学。他本人一直想找记者反映此事，感觉自己窝囊，想找我解释，我只是让记者转达，没有必要了。那个年代向党汇报，是一种正常的要求进步的表现，整个意识形态的形势就让他抱有这样的认识。只有在全民民主意识健全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

许：这使我联想到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该书叙述政治高压下的恐惧从多个层面摧残着人性，致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对同类的积极迫害，呈现了斯大林主义渗入普通人的思想、情感并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这时候的他有没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和自我迷失的状态？他好几次摘帽都没成功。

束：他一心想摘帽子但一直没摘成，刚有一点希望就破灭了，时间长了，反正也无所谓，已经皮了，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我觉得他的状态还是比较自然的。他跟我说，当反革命和右派要当大的。他是大右派，青岛人都知道束星北，都说怎么有本事，还说他贪财。我问父亲，怎么人人都说你贪财？父亲说我不爱做的事情，就会要钱，他不大捡好听的话说，很坦诚，但是往往坦诚大了，就真诚地跟人提意见了，就说人不爱听的话。

许：他在乎人家议论吗？

束：从来不在乎，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不在意自己的感觉，而我父亲永远在意的是自己的感觉。有一次他身上挂了一块“反革命极右分子束星北”的大牌子回家，我看了很心酸，眼泪马上掉出来了。谁知，他却安慰我说：“哭什么，认识我的人反正知道我是束星北，不认识我的人，反正不知道束星北是谁。”

许：我觉得，对于伤害，可以看轻，可以看淡。有时候，能让伤害在自己身上发挥消极作用，自身的不坚强和自怨自艾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您父亲的这种达观，一般人是没有的。

束：所以，不要用一般人的眼光去评价束星北。

许：“文革”期间他的处境相对好一些，按照您的说法，是处在被人遗忘的改造中，对他是不是很沉重的折磨？

束：真正对父亲打击比较大的是反右运动。“文革”发生后，父亲坦然接受现实了，连许多开国元勋都挨斗了，他大为感慨地说，比起他们，我那点委屈又算什么！他已经被打到最底层了，是死老虎了，就看通了、看透了、无所谓了，因此反而清醒了，就是觉得已经这个样子了，还能把我怎么样？“文革”后期，他的日子甚至还比较好过，没有感到和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想办法弄资料。他跟我说，打扫厕所是个好活，扫干净后，躲在厕所里看书，没人会发现。对他来说，没有工作才是很沉重的折磨。

许：我认为这是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透支了。

束：可能是这样的。我想强调的是，实事求是作为他的优秀品质，在“文革”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份他1968年7月28日写的两份交代材料。李文铸和王漠显是浙江大学副校长，“文革”中受到冲击。浙江大学派人到青医找到父亲，希望交代这两个人的历史问题，父亲就如实地写了两份交代材料，说不知道他们有何问题，甚至还说他们一直是进步的，为此，来人动手打了父亲，父亲说：“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乱讲。”于是他们将父亲关了一个星期后，才放他回家。

父亲说出来的和做出来的都是出于他的真实想法，因为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最多说自己怎么样，不会牵连别人的，唯一的例外就是《束星北档案》里提到有个学生劝他出国。这个问题我要说一下，1962年初春，有个自称是父亲学生的人找到父亲，说可以帮助父亲出逃海外，在全家人整整一夜的分析与劝告下，第二天早上，父亲在我大哥陪同下到学校保卫科告发了这个人。父亲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怀疑这是一个陷阱，认识的话是绝对不会揭发的。

许：刘海军说过“至今，我还没有得到束星北留下的揭发别人的材料或不利于这些人的只言片语”，可以和您的说法相互印证。1972年底，父亲帮助青岛一个雷达站修雷达，因为是部队的单位，去和回来的路上，他都主动用毛巾扎住眼睛，显得非常小心谨慎，我看到这个细节很难受。您看了以后是什么感觉？

束：经过长期的政治迫害，父亲确实变得小心谨慎了。我认为，他的这种做法很正常，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免得牵扯到什么军事情报、保密之类的事情。他这个人一般不去制造麻烦，我们家人都有这个遗传。王彬华说，他们在一起研究气象时，有人说资料保密，父亲就认为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这的确增强了他的保密意识。

许：您说他一直很乐观，但实际上，表面的乐观背后往往有隐痛在，通过他的检讨书就能看得出来。

束：对。他所有的检讨都是为了获得工作的权利。他表示，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改造，我怎么改造都没改造好，再改造几年恐怕我已经老了，改到麻木了，我本人相信我可以等。待把我改造好，我就老了、无能为力了，这是他感到困惑和无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