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被政治运动消耗的天才物理学家（下）

4

艰难年代的温情

许：他既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培养了一些有科学成就的学生，那他对你们子女有什么期望和要求？

束：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在我上学时，父亲不提倡我按部就班地做作业，说你懂了的题目，可以不做作业，要做不懂的和似懂非懂的，上课时听懂了，就不要做重复性的工作。他从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不要求我们考多少分，不要求那些表面的东西，而是希望我多动脑子想，增强理解能力，做一道题，得从几种方式得到同一个答案，非常严谨。他基本上不大管我们的学习，我问学习题，他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更多地让我们自己独立思考，所以我在学校学了更多的东西。这和现在的教育思想是不一样的。还有，父亲从不给我们留任何财产，他说他的父亲太有钱了，所以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很少有出息。正像以色列的自然资源太贫乏，所以他们开发了人类最宝贵的资源——大脑。

许：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大哥说印象深刻、终生受益的有三点，第一、与人为善，做个好人，不要做坏人。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与人为善，能帮帮别人就帮帮别人。第二、身体要健康。身体健康了，才能学习才能学得好才有用。第三、求一门适合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成为有技术有专长的人。这三点，可以说是束家的家传，大哥觉得值得推广。

束：是这样的。

许：父亲有没有为您规划人生？

束：没有刻意规划，他从来不要求我们子女非怎么样，不像现在的父母唠唠叨叨的。我在中小学的成绩一直很好，不用他操心。1966年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文革”，不能继续上学，又担心上山下乡，因小哥哥下乡到莱西，非常穷困，爸爸不表态，大哥坚决阻止我下乡，要我在家好好学外语。我因为对大哥一直有看法，就没有听他的，而是先到南京，后到聊城的三线厂当了工人。

1977年恢复大学招生的时候，我已经结婚，父亲就不太愿意我报考大学，担心会影响我的婚姻，最后是我大哥和五哥非让我考，说你学习那么好，不考是要后悔的，结果我报考了。考试前，父亲在济南开会，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说既然决定考就考吧，记住会做的题先做，不会做的最后做，就这么两句话。他还建议我不要考山东大学，认为他们的基础和底子差，希望我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我说，父亲，你太不务实了，我想考北大浙大，能考上吗？我能有个学上就不错了。

我通过努力，考上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数学系。毕业时，父亲认为我做学问已经来不及了，希望我做具体工作，也可以搞点技术，但一定要学好英语，当时许多技术资料是英文的，仪器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英语是工具，把英语学好后，看懂第一手资料，就能比别人领先一步，工作上就能得心应手，我遵照他的吩咐就这样做了。

许：今天是高考，早上我坐出租车去采访大哥的时候，司机说，现在的教育很失败，对孩子一定要宽容。他对你的教育……

束：非常宽松、民主，这种教育方式是中国社会所不具备的。应该说，他是慈父，对我的关心比我母亲都多，我非常感恩。

许：您和父亲一起生活多年，从他的身上学到、悟到或者传承了哪些品质？

束：实际上，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一些。他那刚直的品格、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气概和对科学事业执着的献身精神，都让我难以忘怀。我可以自豪地说，父亲不愧是从浙江大学“求是”园里走出来的，他教育我们子女绝不说违心的话、谎话，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熏陶。

父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我的祖父母非常孝顺，可以说是言听计从。1941年，祖父母相继去世，父亲两次从湄潭穿过日寇的封锁线返回上海奔丧，并义无返顾地将他两个尚未成年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带到贵州，与我的哥哥姐姐同吃住，担当起抚育的责任。我叔叔日后曾流着泪对我们说：“讲起来我们是兄弟，其实我们更像父子。”

父亲虽然是大学教授，但和普通老百姓关系一直很好。抗战时期在湄潭，我家的保姆在河里洗衣服时淹死了，赔偿的时候，父亲非常大方。

许：各种政治运动期间，很多知名人士选择自杀的道路，与缺乏家庭的温暖有很大的关联。著名思想家顾准的子女跟他断绝关系，是全家五个子女集体作出的决定，但你的家庭一直保持着亲情，这给我一个鲜明的对比。

束：青岛的政治环境与北京一样恶劣。“肃反”运动期间，我母亲被批斗，父亲受不了，曾想到自杀。1955年5月的一天早上，母亲悄悄地指着脚盆里父亲那套湿透了的衣服告诉束庆星，你父亲昨天晚上去过海边了，你不要只顾着看书，上去看看，和他谈谈话。哥哥就告诉父亲可不要想不开，既然对党从来没做什么亏心事，就不需要害怕，事情总归会查清楚的。父亲说：如果我死了，你敢不敢去北京为我告状？哥哥坚决地回答，如果你死了，我就不去了，因为你已经死了，去也活不过来了。如果你不死，我敢，现在就陪你去。不久，哥哥陪父亲去了离家不远的青岛市检查院。听完父亲的陈述后，检察长问父亲：“束教授，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反革命？”父亲急着说：“当然不是。是，我还会来找你？”“那就好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人家怀疑，那就让人家去怀疑好了，人家说你，那就让人家说去好了。是不是反革命最后要根据事实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有没有人怀疑和说你的人的多少来定。”他接着鼓励父亲要有斗争的勇气。他说：“你是教授，过去用笔杆子、嘴皮子工作，现在是参加荷枪实弹的实际斗争。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我们要接受党的考验，要挺直腰杆子，决不能自暴自弃。”临别时，检察长将他们送到门口，并再三叮嘱父亲要记住三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大肚包容”和“忍耐”。此后没听说他要离婚、自杀。当时，四个孩子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初中、两个在小学，父亲不能不有顾忌，大哥回来以后更不会自杀了。

许：大哥否定他有过自杀的说法。

束：他当时在部队，还没回来，不了解具体情况。大哥回来后父亲从来没想到自杀，一点不假。

许：您的家庭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下一直完整地保持着，艰难地经受了长期的考验，真的很不容易！

束：这就是亲情的力量！我们全家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是谈笑风生的，大家都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不抱怨，不翻篇，没有唠唠叨叨的习惯，谁的生活当中没有烂片？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的？我从来没看见父母互相指责和争吵，即使在生活最艰难和挨斗的时候也没有。有时候，他们可能闹别扭了，父亲跟母亲赔个笑脸，就什么问题都过去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肃反”运动期间，我七八岁，半夜睡觉醒来，听外面的房子里父母谈话，声音很小，母亲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离婚，我没有别的条件，我只要带着妹妹。”我家甚至山东大学第一工舍的大院里都叫我妹妹，我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事情，估计是政治压力。我听后很紧张、很害怕，为此担心了好一阵子，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离婚的情形。肃反和反右期间的情况，我还小，不大清楚，但这个细节和所造成的心理阴影终身难忘。

1959年，大哥回来后强迫父亲写检查，家里气氛才有点沉重。60年代初，父亲到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全家人在饥饿中艰难度日，这种气氛又延续了一段时间。除了这几年，我家一直是谈笑风生的，一般人可能不大相信。

我家从各方面都是优先考虑父亲的。灾荒那年，母亲在阳台上养两只鸡，鸡下蛋以后首先考虑给父亲增加营养，然后考虑我大哥。我1964年上高一的时候，我们班传染结核病，我也被传染上了，为了给我治病，家里只好变卖东西，包括樟木箱子等，才开始给我好东西吃。父亲非常坦诚，邻居小孩找我玩，他就说，妹妹得结核病了，小心不要传染上，别和她玩。

我很感激我的父母给了我们子女一个人人都想回的家，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文革”期间，在各地的兄弟姐妹都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各种困难攒一年的钱于春节时回家和父母团聚。

1974年春节，父母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时，因仍在青岛的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电图、脑电图等进口仪器全坏了，无人会修理，甚至连德文版的说明书也无人能看懂，便想起将父亲从分院调回青岛。得知父母回青岛的消息后，我兴奋地写信给上海的庆星、南京的扈新、成都的孝新、莱西的润新，相约在春节回青岛，我当时已在聊城工作和安家了。就是在这次除夕的聚餐中，父亲和我们大谈“生死”的问题，向全家人郑重提出，他死后要将遗体捐赠给青岛医学院。原来，他在青医打扫卫生时，看到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医学院的尸体标本奇缺，尸源基本上是无人认领的死刑犯人，造成医学院的学生到毕业都没有碰过尸体。随即与好友、解剖学家沈福彭教授约定，去世后将遗体捐赠给青医做医学研究。他患有哮喘病，常年喷吸一种叫肾上腺素的药物，医学上讲此药会损坏心脏，而他用了多年，心脏却没有发现问题，因此希望死后解剖遗体，验证肾上腺素对心脏是否有害，也算不忹他在医学院工作了这么多年。

束庆星回青岛结婚，女方家里不同意，因为他是残疾，父亲又是右派，他俩等于是私奔到青岛的。父亲觉得这样不大好，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就叫五嫂王惠玲把他们送回上海，请严中简当媒人到女方家征婚。在那样的形势下，父亲这样做没掉价。此后，女方家对我们的态度才开始好一点。  

许：这非常难得，但我知道您和王惠玲对大哥都有看法。您对他的看法时间很长吗？

束：很长，我就认为他从部队回到青岛后，老是强迫我父亲写检查，家里就不平静了。我真的从心里恨他，我的两个哥哥也恨他。怎么能对父亲那样呢？后来大哥对我说，父亲犟，不这样的话，说不定早就被逮捕、被打死了，想一想确实是这样的。从这方面讲，我们家也幸亏了大哥。

许：我的认识就是大哥起到了中和的作用。我认为，父亲作检讨不光是为了复出，还包括改善家人的处境。

束：有这些考虑，比如母亲被批斗让他很受刺激，应该说唯一压力就是我大哥。他不想写检讨，检讨确实是他的亲笔，但据我所知，很多检讨是大哥让他写的，甚至是我大哥写完让他抄的，但是大哥不承认。

许：大哥受到一些正统的教育，部队的培养和锻炼对他的影响很大，和你的认识不一致。

束：他是1950年18岁的时候当兵的。我当时觉得他自私，为的是保全自己，也可能是思想认识问题吧。“文革”初期，包括山东海洋学院、青岛二中在内的好几帮学生抄家，要带走我父亲，大哥就和他们争吵，说，你们找青岛医学院去，没有青岛医学院的同意，你们不能把人带走。学生们只好带走母亲和大哥，后来看我大哥穿军大衣，有所顾忌，抓我母亲也没什么用，才将我母亲和大哥放出来了。大哥确实像你说的起到中和作用了，后来我们逐渐理解他了，他等于从天堂到地狱，人生落差太大了。我和大哥开玩笑，我们弟妹都没进过天堂，都没有你那样的感受。

许：他跟你们认识上的分歧到今天都没有变化。他仍然认为父亲的坎坷命运，父亲也是有责任的。说到这里，我倒觉得您父亲的人生算是比较幸运的，还能生活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与亲情的支撑有很大的关系，这时应该谈谈您母亲了。

束：我一直想写母亲。自从1931年父亲回国结婚后，我的母亲就一直默默地陪伴在父亲的身旁，尤其是在父亲最艰难困苦时，是母亲给了他最大的安慰和支撑。我母亲慈悲为怀、厚道、大度，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体现中国女性在艰难时期展示的坚韧的力量。无论别人说父亲什么右派啊、反革命啊，她都坚决地与父亲站在一起，精心操持家务，认真抚养孩子，与邻里的关系也一直很好，遇到什么事都能够处之泰然，从来没有过抱怨的情绪，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母亲9岁时，在江苏当盐官的外公就去世了，外婆在湖南湘乡，母亲从此在教会学校上学，学会了爱，学会了宽容大度。母亲常常对我讲，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嬷嬷们的奉献精神，但学校却说教会是特务机构，这和从母亲口里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母亲总是对我们讲，后退一步，天地宽。做人不要光考虑自己挣面子，更要学会给别人搬梯子。正因为有了伟大的母亲，父亲在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坚强地活着！其实在我们子女心中，没有母亲葛楚华，就没有科学家束星北。

1967年，我中学毕业，无所事事，在南京的姐姐叫我去南京工作，我姐夫的姐夫是南京军区的领导，我待了将近一年。后来不知道真假，我姐夫说，有一份青岛人民来信，说父亲破坏上山下乡，把我弄到南京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回到青岛原来的家，就是合江路一号，到那儿看见大字报，写的是国民党少将、反革命极右分子束星北滚出合江路一号。大字报上说搬到登州路33号了。我到33号一看，眼泪哗地出来了，只有17平方的家乱七八糟，父亲关于电磁学的书泡在水里。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家里两层楼变成一层楼，大哥复员回来，没地方放家具，街道的人就到我家要，我有一次到我同学家，就发现他家对门有我家的沙发。后来搬到合江路一号，家具又少了一些。这次到33号，就只剩下一个写字台和一个圆桌，写字台是父亲看书用的，圆桌是吃饭用的，白天吃饭，晚上拼成大哥的床。父亲又买了个单人钢丝床，母亲用两个小板凳在钢丝床的床邦上睡觉。家里显然没有我住的地方，只好借住在邻居家。父亲又患有严重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有时几乎喘不上气。这种状况让我非常难受，我一下意识到，要把这个家承担起来。我什么话都没说，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买煤等比较重的家务活都没让我大哥出面，都是我去。有一年国庆节，我到北镇，看见夏天的短袖衣服还挂在那儿没人洗，心里很难过。我发誓每年必须回家一到两次，照顾父母。

许：你们子女肯定受到划清界限的压力，能说说具体情况吗？

束：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叫我划清界限，让我写思想汇报，我不会划、划不清啊！1964年，为了让我划清界限，彻底脱胎换骨，班主任建议我住校，说我在家里会养成娇骄二气，容易受父母的影响，达不到划清界限的目的。其实，学校离我家很近，根本没有必要住校。即便如此，我也没划清啊！我感受到父母爱我，父母和哥哥们都为我自豪。

许：要求您划清界限时，有没有产生家庭负担重的感觉？

束：没有。但有比较重的心理压力，在学校里，大部分老师对我非常好，个别老师比较差劲，有几个同学认为我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歧视我，确实让我觉得寒心。那时候一个人发七尺布票，父亲一米八五的个子，我哥哥也都是大个子，所以我和母亲的布票就给他们了。母亲将她的衣服改一改让我穿。母亲的衣服都是好料子，相对来说我在学校里就穿得很好。有的老师和同学就以资产阶级小姐讲究吃穿批判我，这给我的压力不小。但我这个人很傲，不自卑，甚至有逆反心理，就和你们比学习。我1960年考上青岛二中初中，1964年考上青岛二中高中，青岛二中是非常难考的。

学校还说我逃避下乡，其实他们知道我父亲是右派，因为二中很多老师是山东大学家属，对我家的情况很熟悉。我这个姓一提，都知道我父亲是谁，当时的报纸常常在头版头条报道束星北是大右派。遇到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随遇而安。

许：您好象也不太在乎。当你在乎的时候，坏人可能就更多了。

束：的确是这样的。

许：有一个人让我很感动，那就是您的五嫂王惠玲，她流着泪告诉我：“我和束义新开始确立恋爱关系时，他在青岛玛钢厂工作，我在纺织厂工作。玛钢厂的军代表跟我说，家庭问题不可以选择，新型的社会关系是可以选择的，你找这么一个人，你想干什么？我说，他父亲是右派，他不是，贼的儿子不是贼。他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就成了反动的？党的政策是即使有错误，也要挽救啊！军代表又问我，你不怕受到牵连？不怕被遣返到农村去？我们要把你遣返到农村去。我的态度很坚决，回答，全国七亿人口，五亿农民，那五亿人就不是人啊？当农民又怎么了？你们能把我遣送到月球上去？不能吧。军代表就不说话了。1966年，束义新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和软禁，直到1968年没什么事才放出来，我那时没法与他联系，想起来真是不容易。记得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发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强调不要采取什么什么措施，政策方面有转暖的迹象。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就写好字条，用包味精的塑料袋包好，用橡皮筋缠好，包在用开水烫好的饺子里，与其它煮熟的饺子混在一起送给他，帮助他树立信心。他在里面得不到任何消息啊！我们就这样传递信息，多不容易啊！他当时的处境很险恶，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在学习班上被活活打死了。”王惠玲说，您父亲曾感叹道：“亏得被打成右派，要不然找不到这么好的儿媳妇。”

束：在那个年代，王惠玲有勇气走进我们的家庭，很不容易，她一直精心照顾我父母的生活，我很佩服。

许：父亲在青医呆一段时间又慢慢平静了，1965年写成《狭义相对论》，三年管制被解除，他这时是什么样的状态？

束：说实话，他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做事情，他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这里。1960年，父亲看到大哥因为受到牵连从一个飞行教官沦落到街道上拉地排车，就全力指导和帮助我大哥研究颜色光学，在大哥身上花了很多工夫，帮助大哥创立了中国的颜色光学，这是一门边缘物理学科。为此，父亲天天教我大哥物理、英语和德语，大哥也很刻苦，两个人全神贯注地研究学问，写出了《颜色光学》一书，就不大在乎外面世界的事了。自从大哥回家后，父亲的精神就完全转移到帮助大儿子重新站起来的信念中了，彻底放弃了自杀的念头。父亲的光芒就在这里，政治运动中戴了那么多帽子和各种打击没把他打垮，没有那种成天悲悲戚戚的样子。改革开放后，大哥创立了颜色光学研究所，并担任颜色光学学会的会长。

许：除了家庭的温暖外，许多朋友的鼎力相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束：贵人相助的事情很多。王淦昌、严中简、张立文、王彬华等都从各方面帮助我们。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王淦昌曾多次来信询问，从精神上安慰我父亲，表示要给我家寄钱，尤其是表示要出我大哥结婚的所有费用，父亲生怕连累挚友，婉言谢绝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工资一下子降到最低，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严仲简伯伯义无返顾地每月资助我家30块钱，连续9年，直至1966年“文革”前期他自己也被批斗为止。张立文、王彬华主要是从工作上帮助父亲。张立文作为青岛医学院院长，想用他，但是没敢用，只能一再安排父亲从事仪器修理和教学工作，以发挥他的一技之长。“文革”一开始张立文就遭到批斗，说是我父亲的保护伞。和张立文一起挨斗后，父亲幽默地说，你今天和我在那儿平起平坐了。

“文革”一开始，父亲让我借着到上海串联的机会，去复旦大学打听一下苏步青先生和谈家桢先生的情况，尽管他们的处境都不是太好，但彼此仍是互相牵挂着。到了复旦大学后，我根本找不到他们两家，只是在校园内看到了一个“苏步青谈家桢抄家成果展览会”，全是生活用品，诸如鞋、衣物等，以此来展示他们 “腐化” 的生活。

他让我到北京找何增禄和王淦昌，担心他们的处境，但王淦昌当时已不在北京了。

许：1972年10月李政道第一次回国，直接改善了您父亲的境遇。

束：我母亲曾说过，父亲对学生的感情要胜过对子女的感情，对李政道就是如此。李政道是1943年在湄潭期间，通过我的堂兄束慰曾介绍来到我家的。父亲看到李政道提出的问题与众不同，认定李是少有的物理天才，因此对他格外关照。一年后，父亲被借调到军令部研制雷达去了，自己不能亲自带，却怕耽误了李的学业，就建议李政道去投师吴大猷先生。1957年，听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时，父亲非常兴奋。

1972年10月，李政道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周恩来总理希望他能为解决国内人才断层问题做一些工作，李政道明确表示：“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只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他表示非常想见老师。此时，父亲正在山东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打扫卫生，住两间很差的平房，为了掩丑，不可能请李到山东的。在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研究了多种安排他们见面的方案被否决后，有人提议让父亲到北京去见李政道，父亲明确拒绝了，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学生拜见老师，哪有老师去见学生的？最终就没能见成。但这件事对改善父亲的处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许：那个时候，您有没有感觉到世态炎凉？

束：多少也有点，但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父亲的好朋友更不会让我产生世态炎凉的感觉。

5

最后五年

许：他晚年一般不谈过去吧？跟过去完全斩断了吗？

束：不沉湎于过去，翻过去了。当然，与过去完全斩断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从整体上看，我没有明显的感觉。他因为历史问题和观点问题在政治运动中受到许多伤害，那也不说。关于政治结论，他觉得不需要自己去辩解和甄别，人家找他说此事，他说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操心平反的事，历史自会做结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来不及了！”他认为自己多年受到的伤害和损失比整个国家和民族付出的沉重代价来说已经微不足道了，他整个一生当中都是这个思路。

许：这和王惠玲的回忆是完全一致的，她说，父亲对自己的平反并不操心，认为摘了帽子更好，不摘也无所谓。

束：这是父亲给我们的共同感受，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1977 年，我记不清具体那一天了，父亲收到了吴健雄和李政道寄来的一本英文原版书，扉页上题词：“敬请 束先生指正。吴健雄  李政道”，父亲看后，感慨地说了一句使我至今难忘的话：“啊呀，指正不了了！”这时的他既表露出对于弟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自豪，也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与当时国际物理水平之间的差距。我认为，这本书让他受刺激了。

1979年8月，山东大学对父亲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结论为对束星北定为极右分子是错误的，应予以改正。因极右派分子而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判处管制三年，也应予以改正。12月，经山东省委批准，20多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到1983年，他有幸遇到了曾荣，曾荣展现了老党员老干部的风范，顶着比较大的政治压力请我父亲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不少人质疑怎么请老右派来。但曾荣不顾及这些议论，从工作和生活上尽力照顾父亲，让父亲真切地感受到遇之恩。他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已71岁高龄的他，靠个人拼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他就给自己定位为“作人梯”，把“追赶”的希望寄托于后人。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他提出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学术队伍。在一所领导的支持下，他立即组建了有28位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进修班”，凭自拟的提纲亲自授课、答疑、辅导、批改作业，先后讲授《张量分析》、《数理方程》、《理论力学》、《流体力学》等课程以及动力海洋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他常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是：“你们趁我身体好时，多学点东西，不要分心，不要以后后悔。”对我讲的一句话则是：“可惜我脑子里的知识不能遗传给你，把它们带进坟墓去见马克思，就太可惜了。”

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组织上调我到海洋一所工作，父亲对我说，他很满足了。因为把我调到身边，父亲的很多事情就都交给我。父亲说，你搞学问不行，把我照顾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我不服气，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沾了你的光，我是有工作能力的。我觉得，要学好外语，能够看懂说明书，就能做出工作成绩。

许：在海洋一所的时候，他那种顽强拼搏的工作精神，给您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束：1979年，父亲摘帽和平反的心愿实现了，就写诗言志，“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态龙钟始遇春，愿得中华民族振，敢辞羸病卧黄昏。”从年少时期漫长的出国求学之路，到“九一八”事变后回国，抗日战争期间随浙江大学一路西迁；胜利后返回杭州时，父亲年已过不惑，可谓“半生流浪”。解放后被戴上“反革命、极右”两顶帽子，风风雨雨又被折腾了20多年，即是“半生沉”。而父亲所有的工作和学术成绩，几乎都是在中国的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夹缝中产生的。1979年科学的春天到来时，父亲老态龙钟，年逾72周岁。看了这首诗，你仔细体会体会，就完全能够理解他整个的状态了。能做事情，他感到欣慰。他精神抖擞，时刻想着工作，小计算器就放在睡觉的地方，用起来方便。他复出后的表现是光辉的，在知识分子中也是少见的。

1978年，李政道准备到北京，父亲正好在北京开会。在北京等一等肯定能见到李政道，没想到我父亲很快回青岛了。他对学生们说，你们也是我的学生，现在是你们更需要我，我们的时间很紧，我怎么能放弃你们去见他呢？自信心强的父亲不会借助别人抬高自己的，同样的道理，有人说束星北借助爱因斯坦抬高自己，真的是胡说八道。

我们全家都希望他整理和出版于1965年写成的《狭义相对论》，但他不干，说没有空，先将《狭义相对论》放一放，我现在教教学生、搞搞研究，等我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再来弄，但最后还是没有完成。

1982年，全国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王淦昌、苏步青等都入党了。许多人也动员我父亲入党，曾荣还希望我父亲当所长，他当党委书记。父亲对曾荣说，我不能以身作则，我在党外，你清闲我也清闲。我领导不了人，一个人都领导不了，就这样很真诚很幽默地婉拒了。山东省物理协会聘请他当理事长，他不当。我们家人也都认为父亲不能当领导，还劝他也不要当老师、带学生，可能会出力不讨好。别人可以借他的名挂课题，他把握大局就行了，既省力又能够发挥专长。他很怕开会，和人家谈条件，说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开会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教学和研究。最后达成协议，说可以用他的名义，但是不要叫他开会。

许：1979年春，父亲解决了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弹头溅落海域数据资料舱安全回收的时限问题，引起了科学界的轰动，您当时在场吗？

束：我就在现场。时为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长的陈炳鑫在曾荣所长带领下，向父亲求教关于该数据舱安全回收时限的问题。据陈介绍：当导弹弹头在预定海域溅落时，将会激起100多米高的水柱，数据资料舱在弹头溅落时被弹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舱会离开溅落点向外漂移，我诸打捞船在警戒圈边缘等待。我们必须在警戒圈内打捞，时间超过4小时资料舱将会自爆，在此时限内越出警戒圈，就可能落入别国之手。问题是弹头溅落后隔多长时间才可以安全打捞？我记得当时父亲感冒，在床上躺着，有人给他拿来钢笔、计算器和纸张，十几分钟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繁重复杂的计算，说：资料舱溅落半小时后出发打捞就没什么危险了，1小时后，肯定安全。就这样，本来打算花上百万元经费研究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当陈炳鑫感谢、辞行时，父亲再次强调资料舱溅落一小时后，打捞肯定安全。因为其时冲击水波的能量向四周基本扩散完了，没有必要再花冤枉钱做什么模拟试验了。洲际导弹是大的课题，我后来找过陈炳鑫，问洲际导弹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公开报道？他说，国家把这个项目交给海军，海军没人能解决，就请海洋一所支持，没有公开报道是因为到现在都是绝密项目。海军参谋长拿了我父亲计算出来的结果交给钱学森。钱学森说，是束星北计算出来的，那就没问题，不用做实验了。

许：1980年夏天，父亲和王淦昌见面，都有什么值得回忆的？

束：王淦昌到青岛参加全国高能物理会议。报到的当天上午，便到了我家。这是自1956年后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20多年了，经历了多少风雨，我原以为他们的见面会有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但绝对没有想到却是非常平静，只是相互握了一下手，拍了一下肩膀，就坐到了沙发上。为了不打扰他们的谈话，我们家人一起退出房间了。我在门外的走廊上做饭，不时听到房间内他们提高嗓门的争论，一会儿又变成了开怀大笑。傍晚，我们全家人一起陪王淦昌游玩了青岛山。他俩一同住在父亲的卧室里。我和母亲住在隔壁房间，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睡没睡觉。总之，我睡着前，听见他们的谈话声，早上醒来还是他们的谈话声。第二天上午，他们两人一起携手出现在全国高能物理会议上。这是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在全国性会议上的露面，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父亲去世后，我和王淦昌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到他家，闲谈中我由衷地感慨道：“王伯伯，我父亲要有你一半会做人就好了，他也不会摔这么一大跤！”谁知道，他的脸当场就板了下来，严肃地对我说：“不对，你父亲他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还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会，就是举举手鼓鼓掌吃两顿好饭而已。

许：程开甲是您父亲的学生，但他们之间基本没有来往。

束：父亲生前始终不谈和程开甲的交往。1992年，我到北京时，王淦昌告诉我，程开甲非常想见你，说你父亲对程不是太好。他马上打程开甲电话，我立即赶到国防科工委的大院。程开甲一见我，就握着双手，说你父亲是我的恩人、恩师。他将我介绍给他的爱人时，说先生女儿美新来了。他爱人说，你父亲是我们的证婚人，接着给我一本程开甲的英文版专著的《超导原理》，翻开第一页，即是铅印的给我父亲的献词，后来他将这个题词送给我母亲留念。我回青岛后，母亲就说起父亲和程开甲的往事。父亲推荐程上爱丁堡大学，他出国时，父亲通过一个亲戚借给他600英镑。1952年程回国，就还了这个亲戚600英镑。父亲一听就火了，说你这个人不仗义，困难的时候人家借给你600英镑，你就缺利息？应该付利息才对，而且怎么连一句感谢话都没有？父亲就这样把程开甲推出去了。

2005年底，刘海军给我一本书《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在这本书里，程开甲写到了他的两大遗憾。第一是解放初期刚从英国回国后，由于年轻和未谙世事，曾应领导要求，发言批判束星北“学术上霸气，施行天才教育”等，伤了父亲的心，我在档案里看到了这个材料。他说单位党委找他谈话，说你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但是你的老师束星北就不一定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他就在批斗大会上发言了。我认为，我父亲在学术上很自信，也可以说太狂。程开甲说我父亲霸气，说良心话，是符合实际的。在那个年代，人家非叫你写你能不写？第二是他至今不能原谅自己，后悔没有在我父亲生前当面道歉。每当在书架上看到《狭义相对论》时，他的心都在流泪。看了这本书后，我就到北京，告诉程开甲，父亲实际上非常想念他，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就喊了他的名字。

我将1943年父亲致爱因斯坦的信给程开甲看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我没有机会与您深交，令我深感遗憾。但您在物理学王国的巨大成就，却从我的童年时代就鼓舞着我去学习自然科学。我们恳切希望您能来中国，并在我们的国家安度晚年，这将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感到光荣。”许良英解释说，我父亲根本不认识爱因斯坦。父亲写信时与程开甲在一起，他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但完全知道这封信的背景，马上就说是许良英理解的错误。他说正因为你父亲认识爱因斯坦，才说他非常遗憾，没有机会深交，信中的第一句话是经过推敲的。如果不认识的话，能冒昧写信吗？并且邀请到中国来，不可能的。事实上爱因斯坦也不会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邀请，万里迢迢来中国工作并度过余生。所以说邀请的前提是他们彼此相识，且有一定的了解。

许：人生总有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李政道后来回国的时候，跟你有所接触吗？

束：有啊。和父亲最终没能相见，是李政道终身的遗憾。父亲去世后，和我联系比较多，如请我到北京，请我吃饭。过80岁生日，给我发了邀请函，我去了。他是在用行动证明对我父亲的感激。

许：关于改造的结果，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后来改变了，一种认为他很多闪光的东西仍然保存着。大哥坦率地认为改造的办法不成功，是根本行不通的，认为父亲基本上没变，还是老样子。

束：我只能说他学会了保护自己，变得更低调更成熟了，但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大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和大哥的看法一致。

许：1977年3月，父亲与医学院后勤处造反起家的张科长吵架这样一件小事就说明了改造的失败。

束：父亲靠整人上来的人很反感，就借机将几十年积怨和悲愤发泄出来，说：“你们欺压我20多年现在还想欺压我，使我这些年来抬不起头来，现在还想压制我，办不到，现在不是那时候了。”

我知道那个人很差劲，仗势欺人，我们这个社会总有这种人存在。父亲碰到这么一件具体的事了，才蹦出来，平时不大叨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和谁吵架，吵完就过去了，不会没完没了的。

但长期的改造在父亲的生活和心理上还是留下了厚重的阴影。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他并没完全从噩梦中走出来。198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远远地看见父亲在楼梯洞门口徘徊，以为是没带钥匙，进不了家门，便赶紧跑过去，这才发现父亲的神色不对，满脸的疑云和不安，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不说话，只是嘴向楼上的家努了一努。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赶紧上楼，发现有两个民警在家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几天前我在中山公园丢了一辆自行车，报了案。人家是来通知我去公园派出所取车的。我下楼向父亲说明缘由，可父亲仍然疑惑，无论我怎么劝说，他都不上楼，直到警察走后才跟我回家，说明他很谨慎很小心。

许：这可不是谨慎小心能解释得了的吧！他长期在一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下生活，老是被人监控、跟踪、检举和揭发，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父亲早就说过，最怕的不是政治压力，而是没事做。你是多年以后才理解他的这个想法的。

束：很可惜，真正了解我父亲，是在1992年以后，对我来说的确晚了。开始研究父亲，得感谢李寿枬与许良英关于我父亲是不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争论，许良英说不是，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刺激我了。李寿枬给我写信，叫我落实，我首先将《光明日报》记者宫苏艺的采访记录给他。1979年3月，《光明日报》曾发表父亲口述、宫苏艺整理的《我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我从此就开始关注父亲的历史。

许：在这之前，你没想要研究父亲。

束：不想研究，总觉得那不干我的事。为了研究父亲，我先后几十次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大量走访父亲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可以说真正走进了父亲的人生，增加了对父亲的理性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王淦昌等人的鼓励，他们推着我做这项工作。2007年，我参与编辑了《胡杨之魂》，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反映真正的科学家是怎么样的，给今天的年轻人以有益的启示。

6

反思

许：李政道认为：“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束：不承认这个代价不行，主要的表现是没有成果，这不是代价是什么？1955年到1979年，他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空白。

许：反思这个代价，您有什么想说的？

束：父亲想不通的是，章伯钧、罗隆基和青岛的华岗、王桂浑等都是搞政治的，我是搞科学研究、教书的，凭本事吃饭，既然让我讲话，就不过讲了几句真话，又不是想夺权，共产党不会把我怎么样，怎么就把我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了？所以，他一直高度关注法制建设的问题。

许：说到这里，我感触很深的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让科学家有报效国家的机会。

束：钱理群、丁东、邢小群等学者认为，我父亲遭罪是因为性格，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

许：我倒是觉得跟性格的关联很大。您父亲性格刚强，不善于转圜，这是很难适应那个时代的。

束：到最后他也没改，说到底主要还是法制的问题。父亲说，他不怕马克思主义就怕辩证法，辨来辨去都辨不清黑的白的了，我是第一次披露这句话。

许：您父亲去世后，苏步青先生题挽联：“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学可济时何坎坷， 言堪警世太天真。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雨不自禁。”您怎么看“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这两句话？

束：父亲政治上天真，是真天真。在政治上，他甚至玩不过他的孙女束晨。

许：王惠玲说起父亲天真的时候告诉我：“越天真就越傻，比如学习毛主席著作，他非常认真，在认为重要的地方划线，就发现怎么前面和后面说的不一样，前后不能呼应，对不上，别人也可能看出来了，但不说，但他却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了，哪还不挨斗？”他和时代不相宜的东西太多了。

束：对，到哪里都好不到那里。他摆脱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

许：那个年代，各个领域被动的顺从者远多于独立的清醒者，更不要说敢于直言的批判者了。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人生注定是坎坷的。

束：注定的，无论他怎么表现，照样倒霉。父亲心里想什么就要说出来，其他科学家比他圆一些，就是王淦昌说的外圆内方，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说而已。王淦昌与我父亲唯一的差别是我父亲性格外露，他内敛一些。他最多不讲话，但绝对不讲违心的话。这些年来，我也越来越体会到，父亲这一代科学家对国家和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对科学和真理的执着追求，是留给我们后人一部“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的大书，永远值得我们慢慢地去细读、去品味！

许：王淦昌回忆您父亲时，表示“但愿那种使哲人蒙冤、斯文扫地、科学遭殃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民主和科学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我认为是很到位的。您多年研究父亲，已经上升到一定的层面反思父亲的人生。

束：我的水平不够，我研究父亲，就是摆事实、谈感受。

许：我觉得您的家人很宽容，包括《束星北档案》里有些问题不一定很准确，我看大哥的态度也挺好的。那么，反思您父亲的坎坷人生，您有什么话想说？

束：后人必须正视和不断反思这段历史，他令人心痛的经历提醒我们，必须营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学术氛围，以宽容的胸怀为科学家舒展个性提供宽阔的舞台。

最后我以一首小诗奉献给父亲：“求是笃行傲骨身，当之无愧胡杨魂，赤诚报国从无悔，留得身后满园春。”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深切的思念！

许：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