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鬼 ：冯牧为《血色黄昏》说话

1988年3月21日去工人出版社，岳建一告诉我，作家中杰英自己掏钱在小摊上买了本《血色黄昏》，看后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真实写文化大革命的书。

读者反映都很好。可是到1988年5月，《血色黄昏》出版半年来，文学评论界却没人提及和评论这本书。我也不想求他们评论。这些专家贵族化倾向非常明显。他们高度评价的作品，老百姓听都没听说过。而老百姓喜欢看的，他们却不屑一评。我想，我的书成功与否，不取决于文艺评论家评论与否，而取决于广大民众是否喜欢看。《血色黄昏》的影响越来越大，全是读者尤其是记者们自己帮我宣传推荐，我本人一个写评论的人也没找。

但出乎意料，中国作协领导，大评论家冯牧首先发话了，批评文艺界为何对轰动半年之久的《血色黄昏》没有反应。立竿见影，1988年5月12日上午北京市文联在首都电影院旁的新风饭庄召开了《血色黄昏》作品讨论会。中国作协领导冯牧、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许觉民、北京市文联领导宋汎、康式昭及戴晴、张曼菱、田增翔、刘辉宣、李陀、曾镇南、张韧等作家、评论家都前来出席。

冯牧在会上讲：现在我老了，喜欢看有兴趣的，有吸引力的作品，不喜欢看哲学性、理论性太强的东西。我花了几乎两个通宵，一气读完这本书，内心受到很深的触动，并引起了思索。《血色黄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独特的东西。它不同于我们读过的任何一部知青小说，也不同于其他的长篇小说、传记和纪实文学作品。这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探索性作品。它表达了一种赤裸裸的，不容怀疑的真诚，没有任何虚伪虚假，没有任何矫情矫饰。作者用包含着鲜血、汗水和眼泪的笔，写出了上千万知识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苦难，给今天的读者带来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不同于一般有比较好的文学素养的作者精雕细刻出的作品。我没有丝毫贬低另外一些作品的意思。我感到某些作品往往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理想主义在那10年严酷生活当中我自己感到是难以想象的。反映“文革”10年的恶梦生活，反映给我们一代青年带来的思想上，精神上，生活上的伤害、烙印、断裂，没有一篇作品能够达到《血色黄昏》所具有的高度和深度。

我感到这部作品是非常难得的，是很多年没有读过的好作品。但还可以修改更好更完美一些。尽管有些地方显得有些粗糙，但也掩盖不了书中闪现的光彩。

我很纳闷，为什么这本书出来达半年之久我们的评论界一直保持沉默？我们有十多家评论刊物，经常得找一点粗粮来充填自己肚子。可也常常有一些应当在评论刊物得到反映、表彰、得到评论或者批评的作品而没有任何反映。我联想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的评论家和理论刊物用最热闹、最高级的语言来讨论和赞扬的作品往往是读者最少的作品。被许多评论家赞扬的令我们目瞪口呆的作品，我们却读不下去。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血色黄昏》这部作品的特点是真实和真诚。可为什么我们的评论界对这本书却一直保持沉默？现在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书籍，我们的评论界不评论，评论界评论的书籍，老百姓却不喜欢读。

……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说：这本书如果被评论界忽视、怠慢、冷落是不应该的。这几天我一口气读完《血色黄昏》，看后在家里老是发脾气。它勾起了我对文革时期种种遭遇的愤怒回忆。先不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分析它，我从直观的感受来说，这部小说在探索反映文化革命这一点上是比较完整的。它写了很多人的遭遇，写了苦难的血泪史。以前我看到的知青小说总是另外一种感觉，好像是对过去很留恋的样子。而《血色黄昏》却充分表现了文革真实的一面。对它的残酷血腥写得非常真实。这部作品比我以前所看到的文革小说要深刻得多，很打动人，许多地方我流了眼泪。里面人的孤独感写得非常深。我认为这部小说评论界应予以关注，做出应有的评价。

作家张曼菱说：我和老鬼是北大大学同学，他的书稿我曾用一个通宵看完了，之后，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有一种重度那段人生的感受。我认为长篇小说的标准应是读后有一种再度人生的感觉。这部小说正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它不同于另外一些“做”出来的文学。有人认为读者只喜欢刺激性的作品如侦探小说，而这部书的畅销证明我们的读者依然喜欢反映了真实生活的作品。现在市面上有些享乐性甚至非常庸俗的小说很流行，这是对我们以往过于严肃的文坛反向震荡。《血色黄昏》的出现，使我看到我们严肃的，真诚的东西并没有死去。老鬼写东西从不赶时髦，但他的东西不赶时髦，胜似时髦。

《十月》刊物编辑田增翔说：这本书几经转折终于出版，非常感谢工人出版社的同志们。我在1980年就读了这部书原稿，算是阅读这部作品的第一位专职编辑，当时很受震动。但因为时机问题没能发表。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一坐下想起来就感到一种压抑。后来，我见到了作家杨沫（马波的母亲），我对她说：《血色黄昏》的社会意义不会亚于《青春之歌》。您写了林道静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而您的儿子写的是林道静怎样被“革命”所抛弃。《血色黄昏》的出现，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是一道闪电。因为小说中的这种真诚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也是当前文坛最可宝贵的。有人说现在真诚像出土文物一样稀少珍贵。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确实如此。我们过去都曾有过真诚，但后来都泯灭了。这部小说又唤醒了我们。

《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说：我知道这本书是在书摊上都已经抢光的时候，这本身对我就是一种震撼。我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就像中国需要补上商品经济这一课一样，中国文坛需要补上现实主义这一课。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学的真正高潮没有到来，最近随着《血色黄昏》等作品的出现，我感到中国文学的高潮已经在起步。另外这部书还涉及到一批兵团的现役干部，对他们的错误提出批评，把文革中部队到处军管的极左表现真实再现了出来。这是以往从没有过的，是一个突破。

《北京文学》副主编李陀说：这部作品打动我，是因为我历来有一个看法，中国没有现实主义。中国的现实主义运动是一种神话。……《血色黄昏》我看得惊心动魄，其中许多描写是我们过去的文学不敢面对的真实。我很赞同责任编辑给作品冠以新新闻主义。这的确够上新新闻主义，因为它有一种文献价值。说句实话，我们的后代如果想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反右、文化革命，那么他们会上当的，不是那么回事。而《血色黄昏》我敢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可以通过此书来判断文化大革命。

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康式昭发言说：我为作者笔下赤裸裸的真实震惊了。从这部朴实得像大山，浑厚的像莽原的作品里，我看到了作者直面人生的巨大勇气。我感到了作者对生活挚烈的爱和烈火般的激情。这个爱不是身边琐事，杯水风波的入微描绘，而是炼铸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这里的真情也不是小得小失，小喜小悲的淋漓咀嚼。而是和生活，和民众同着呼吸，共着节拍。残酷的真实和海一样深的真情可以说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点。这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作品，它不但在手法上有极其鲜明的创作个性，而且在内容上有相当的涵盖力和囊括力。

作家刘辉宣说：我认为《血色黄昏》是大成功的作品，也是大失败的作品。说它成功，是作家找到了非常好的小说素材和创作感觉；说它失败是指艺术上的粗糙。这么好的素材如果在艺术上下大力气加工，很可能会成为“不朽之作”，而不仅仅是“轰动一时”。

文学评论家曾镇南说：我原来不知道这部书，以为是破案的，不让儿子看。结果儿子还是偷偷地看了，看后非常感动，力劝我写篇评论。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可能会猜测，这书的畅销也许得助于书名的“血色”和作者署名的“鬼气”。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富于刺激性的内容。我就因为这种猜测而延误了读这本书的机会。但是当我认真读完它以后，却产生了深深的感动。我乐意有更多的朋友来读它。于是不知不觉也成了这部畅销书的传媒。我发现有很多师长和友人也和我有类似的体验。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这部书的轰动是由于它内在的力量。

评论家孟亚辉说：这部书稿在我周围朋友同事中都引起了轰动，全都一口气看完。

……

最后该我发言了，就掏出一张纸念，很短，意思是：感谢工人出版社将这部书稿出版。此稿1975年秋天开始写，考上北京大学之后继续修改，并曾给很多人看过手稿，评价都相当不错。先后改了七八遍，碰了十多家出版单位钉子。从艺术上讲，小说比较粗，缺少精雕细刻。不过，我尽了最大力气。而且我喜欢把它写成一块大石头，内容充实，粗粝刚劲。不想太细腻，一细腻就会增加枝叶，拖拉，减少了干货含量。我不善言辞，事先写了一页纸。念完后，头晕晕乎乎。

书的反响这么大，我都没想到。心里自然激动。我暗暗告诫自己，现在自己出了名，一定要百倍珍惜，真来之不易呀！比如像山西榆次第四监狱政委那样，头两天还是先进模范，被人宣传报道，几天后却因强奸女犯而锒铛入狱，即便是被人诬陷，也给闹得名声狼藉。今后，我再也不能偷鸡摸狗，深更半夜跑到工地偷石板和石棉瓦了。

之后，我和刘辉宣、张曼菱、田增翔、岳建一等熟人聚在一桌，冯牧、许觉民、南云瑞及市文联领导宋汎、康式昭等坐在另外一桌，大概有四五桌吧，记不太清。美美地吃了一顿，解了解馋。

座谈会后不久，1988年5月21日，《文艺报》头版报道：

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严肃小说《血色黄昏》畅销在京引起关注

本报讯（记者 祁彩）一部从主题、内容到风格都“冷峻得令人窒息”的严肃小说，被人称作是“一块用大锤砸出的粗糙坚石”，“沾着泥污”，投向日前光怪陆离的书海，在众多流行小说的竞争中，它居然没有被击败，被冷落！

这一文学现象开始引起北京文学界和出版界冷静反省……这本四十五万字的现实主义当代小说，没有吊人胃口的色情描写和惊险情节，它只不过照实记录了非常年代一位知青在内蒙草原度过的八个坎坷春秋，文字结构等方面都有败笔，它靠什么成为畅销书呢？

一位读者来信说：它的魅力来自动人心魄的真实。看完此书后，“心像害了心脏病那样痉挛、紧张”……

有人将杨沫的《青春之歌》称为“投奔光明”之作，而将杨沫之子马波的《血色黄昏》称为摆脱“黑暗之作”。后者，树立了建国后一代青年在风雨动荡中精神历程的标高。也有人期望“以此与伪现实主义划清界限”，期望“作家们在更大的心灵自由中，走向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的高峰”。

通向艺术真实的道路有很多条，血色黄昏的畅销还表明谁有与众不同的个性，谁便有希望赢得自己的那部分读者。

同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冯牧的文章，题目是《从<血色黄昏>说开去》。

冯牧的文章

母亲听说了我的书获得很大反响，对姐姐徐然说：这个小波到现在也不给我一本他的书，也不告我他书的情况，真不像话。

徐然把母亲的埋怨转告给我。

我对徐然说：看见母亲的书《芳菲之歌》摆在书店没人买，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反响，与自己的书成鲜明对比，心里很可怜母亲，不愿意伤母亲的心，怕她有失落感。所以有关《血色黄昏》大获成功的消息一点没对她讲，以免刺激母亲。还有，当初她曾那么严厉地反对我写这部手稿，不惜跟我一刀两断。我送她书担心会被认为是在向她炫耀和示威。过去的矛盾和伤害还是回避为好。

姐姐答应给妈解释清楚。

晚上徐然来电话说妈让她转告我，我把妈看低了，我对妈实在很不了解。妈非常欢迎我的书成功，欢迎我的书比她的书反响大。妈说我们两个人的书是反映两个时代的作品，根本不能比。对我的书所掀起的巨大反响，她心情平静，丝毫没有什么失落感。当别的作家向她祝贺之时，她是很高兴的。

徐然姐劝我赶紧给妈送一本《血色黄昏》。

我没料到母亲这么豁达。扪心自问，若是换了自己的话，肯定就没母亲这样的心胸。孩子写的书轰动一时，压过了自己，面子总不大好看，甚至会嫉妒。记得7连天津知青金刚曾对我说过：人的嫉妒心是绝对的，不嫉妒是相对的，这话讲出了人性。在我心底深处也确实害怕母亲知道我的书这么轰动后会引起她嫉妒。所以绝对不跟她提我的书。听徐然说母亲为我的书成功并没不高兴时，着实惭愧。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很快就赶到北师大小红楼送给了母亲两本《血色黄昏》。母亲微笑着告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向她索要这本书。我当面向她解释：自己不愿告诉她自己的书获得成功，是因为她的《芳菲之歌》也出版不久，反响不如我的书，自己不想让母亲为此伤感难受。所以一直不跟她提我的书各界反应强烈，也没送她我的书。

妈妈温和地说：你这想法实在奇怪。哪有母亲不希望自己孩子成功的呢？儿子超过我，我只觉得欣慰。我们是两代人，我们写的书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品。我那个时代已经过去，长江后浪推前浪，社会发展总是后来者居上，我那个时代的作品不可能总占据社会的中心。你的书影响超过了我的书很自然，很正常，我有什么可伤感，有什么可难受的呢？

对比之下，我是太小肚鸡肠了，真不如母亲大度。

为这件事，有些小报还登了些议论，说马波的书出了竟不给自己母亲一本。他们哪知道这其中隐情。当初母亲曾义正词严反对我写，为此还伙同父亲偷走我的手稿，向他们索要还跟我断绝来往，让我在大同当了一段丧家犬……现在，我的书成功了，轰动全北京，自然志得意满，有些狂妄。才写信训斥中央电视台经济栏目留长发的广播员，才跟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徐岱翻脸，要退稿费。可在母亲面前，我不敢狂妄，更不敢显摆。因为她后来不反对我写了，还帮我将书稿推荐给花城出版社，又帮我还清了买摩托车的欠款。回避跟母亲提自己的书就是不想让她尴尬。

只为写个下乡回忆，父母就跟孩子一刀两断，从中也可窥见中国政治生活的严酷可怕，也能品味出1976年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凶猛气势。正因为亲生父母坚决反对才激发出我逆反的超力量，更拼命地写，从而诞生了《血色黄昏》。

私下，我曾猜测过母亲的心理。她内心真像她表面那么平静，一点涟漪都没有吗？我猜不出，我永远不得而知。

座谈会后不久，我把冯牧的讲话记录稿整理出来，需要请他过目。特地来到木樨地24号楼他家中。担心自己笨嘴拙舌，说话冷场，还让利利陪我一起拜见。

冯牧前额巨大，方头大耳，眉清目秀，高鼻梁，体形匀称，没一点臃肿。冯牧看完记录稿后说没什么意见，就随便聊起来，听说利利的父亲是120师的，他眼睛立刻闪闪发亮。原来他也在120师呆过，而且还知道利利爸爸的名字曾涤，所以一见如故。

他温和地望着我说：“祝贺你啊，老鬼。头一部作品就这样的身手不凡！看完了《血色黄昏》感想很多，它的真诚与真实是无与伦比的。现在矫情的东西太多。你今后一定要发扬和保持自己的优点。当然也有遗憾：书还是有些粗，如果再精加工一下，就更好了。毕竟是文学作品，不是长篇申诉材料。”

我向冯牧介绍了写这本书的经历。从1975年动笔到1987年出版历时12年。最初父母都坚决反对，甚至吵翻脸，断绝来往。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想出，后来一批判《苦恋》不敢出了，压了好几年。前后碰了15个钉子。最后，南云瑞从青年出版社调到工人出版社当了副总编，有了权，才把这本让他印象深刻的书稿出版了。冯牧的脸凝重了，什么话也没说。

“老鬼，你为什么给主人公叫林鹄呢？鹄这个字不大好认。现在作家写书有一种倾向，人名用的字越来越冷僻。”

“起名林鹄是为了纪念我们大同矿山机械厂的一位四五英雄。他真名叫胡凌章。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公开上书厂领导为邓小平辩解。被捕审讯时，多次呼喊：“舍得一身剐，敢把老毛拉下马”。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我就用他名字的两个谐音。鹄代表天鹅，高洁的意思。因为当时追查反革命很恐怖，我只能用这个谐音名字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怀念。可万没想到，最后只判他无期徒刑，现已平反。”

“你老鬼的书，不是写给专家学者看的，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用的人名就要通俗，还是老百姓化一点好。”

我点头答应。不久书再版时，就把“鹄”改为“胡”。

内心非常感激冯牧。我与他素不相识，无亲无故，既没给他写过信，也没送他一本书，更没请他吃顿饭。《血色黄昏》出版半年后，他却突然站出来，第一个公开表态肯定这本书，令我万分惊讶。他这么挺身而出全是他自己主动而为，我事先毫不知情。他有浓烈的正义感，敢于大力的高调的肯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书，不怕冷落怠慢了他母亲，声名显赫的大作家杨沫的书。

冯牧跟母亲认识。打倒四人帮后，周扬曾率着他们一起去日本访问。但感觉他跟母亲没有私交。他能主动替我这本书说话，完全是书本身的力量。

面对慈祥温和的冯牧，我张口结舌，很想说点甜言蜜语的感谢话，却找不出词儿。这才知道面谀的本领还是很有点用的，起码能充分表达出对恩人的感激。

我明白是因为冯牧率先发了话，北京市文联才召开了这个座谈会，《文艺报》才在头版刊登了有关这书的消息。否则根本没人理我，别看老娘是杨沫。

发现冯牧的茶几上有一打彩色相片，我忐忑不安地问：冯叔叔，能给我一张您的照片吗？他随手就找出一张单人彩照送给了我。

冯牧老师送的照片 1980年1月14日摄

望着冯牧这位正直的老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不由自主回想起了在内蒙兵团被关押时遇见的兵团保卫处冯勇处长，他给了我最轻的处理。都姓冯，也都是两个字。老天呀！我的运气真不错，关键时刻总能碰见好人。

冯牧送我出门时，若有所思地问：“现在，你的书反响很大，你妈妈还反对你这本书吗？”

“不反对了。我们都不大提这件事。”

“马波，你要理解你妈妈的用意。老人都求安稳，别出事。她反对你写是怕你再成为反革命，你不要苛责她。以后如果见了她，我跟她解释解释。”

“我妈后来不反对我写了，还帮我推荐过呢。对以前的矛盾我们都回避不提。”

……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责编建一告我冯牧曾对《中国青年》杂志文艺部主任何志云说：看了《血色黄昏》后很激动，如果技巧再提高一点，茅盾奖不成问题。

啊，我跟冯牧素昧平生，母亲与冯牧也没深交。不用我登门求助，冯牧就四处为《血色黄昏》拔闯，美言，真文坛上的大侠！

后来为加入中国作协，需要人推荐，又去找过冯牧一次。他很爽快地作为推荐人签了自己名字，另外两个推荐人是知青作家叶幸和工人出版社副总编南云瑞。

回忆起来，我跟冯牧就见过3次面，却终生难忘。他的大方脸盘很像如来佛的脸，温和又仁义。

听郭小川之子郭小林讲，冯牧在文坛上口碑极好。他待人宽厚是出了名的，连文革中动手打过他的人，都能得到他的帮助。为此作协一老领导感叹：“冯牧不念旧恶当然好，但也不能宽厚无边哪！”

郭小林还说作协有很多平易近人的领导，冯牧却是其中最随意、最没架子的一位，与他在一起无拘无束。郭小林曾与冯牧同住一个大院。在这个院里，唯冯牧家的门大敞，谁都可以进去。人们都愿跟他来往，他家的客人络绎不绝，不仅成年人，半大小子也可随便出入，并能翻阅他家书架上的各种书籍杂志。冯牧喜欢青年人，从不嫌他们吵闹。

冯牧在昆明军区文化部当领导时，培养出了一批云南作家，如白桦、公刘、彭荆风、林予、赵季康、王公浦等等。致使云南涌出了《神秘旅伴》、《芦笙恋歌》、《五朵金花》、《边寨烽火》、《阿诗玛》等一系列轰动全国的优秀电影。这些影片背后都有冯牧默默无闻的贡献。

我师大一附中的校友李迪1968年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爱好写作。1974年公开说：“写小说和演戏不一样，不一定非要‘三突出’”结果被人举报，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江青的“三突出”原则，云南兵团准备严肃处理。他闻讯后逃到14军42师宣传队躲了起来。但兵团不断与云南军区交涉，要部队交人。李迪处境危难。冯牧得知情况后，立即破例帮他入伍，摆脱了困境。冯牧给一个兵团“逃兵”雪中送炭，实属少见。

他没有一丁点寨主意识，王伦心态，心甘情愿为无名小卒做嫁衣，帮无名小卒出名。四人帮垮台后，中国文坛涌进了一批年轻的新锐作家。冯牧对这些新面孔鼎力提携，一本接一本地读他们的新作，辛辛苦苦写评论肯定他们，竭力推荐他们获奖……很多圈内人都说：在中国文坛上如此为新人说话，鸣锣开道的，首屈一指的是冯牧，无人可比。

冯牧思想开明解放，特别能跟年轻人谈到一块。打到四人帮后，他冲锋在批判极左路线的最前沿。批《苦恋》时，非常同情作者白桦。据冀中文艺界老领导王林之子王端阳回忆，冯牧与白桦来往极密切，尽力“包庇”之。以后对一些被定为“精神污染”的作品也能保护就保护。如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因刊载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受到严厉批判，冯牧就努力把批判引导到正常的学术争鸣上，避免了一场整肃。所以，我这本真实反映兵团生活，阴暗面很多的书才能引起他的共鸣。

本人喜欢拳脚，下乡知青，被打成反革命，多年劳改，学疏才浅，写的东西被人称为“长篇申诉状”，缺少文采，跟那些著名新锐作家没法比，却也得到了素不相识的冯牧全力呵护，令我做梦也想不到。当年中青社曾劝我把书稿给冯牧看看，若冯牧点头，他们就出版。但我不认识冯牧，觉得他高高在上，远不可及，没敢打扰，不想自讨没趣。现在当这本书真得到冯牧首肯时，恍若梦中。

有作家说一生中能结交上冯牧这样的人是一种幸运，我也深有同感。冯其庸说冯牧自己就像一篇高境界的散文，永远让人吟诵。我觉得冯牧就像一尊皎洁明月，虽不天天挂在头顶，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茫茫夜空浮现。冯牧是第一个肯定《血色黄昏》的评论界头号权威。

尽管岁月流逝，时间久远，我对冯牧的感激和怀念却挥之不去。

来源：公众号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