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李肇文:胡德平与中国第一本股票专著

发布时间:2023-11-20 15:52 作者:李肇文 浏览:90次

一、从“厉股份”谈起

今年2月27日,厉以宁先生逝世,媒体上备极哀荣,各种赞颂文章中,给厉先生最响亮的雅称是“厉股份”,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说,他是中国股份制鼓吹及倡导的第一人。

厉以宁一直孜孜以求对股份制的研究,他是股份制及证券市场构建方面的理论家和推动者,他用他的职业、学识、声望,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他在证券法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一点看,称他为“厉股份”,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但因为称他“厉股份”,就认定说他是国内股份制及股票市场倡导第一人,也不尽然。

翻看资料,厉以宁在1980年4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的劳动就业会上,第一次谈及股份制,认为可以用发行股票方式,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3个月后在另一个会议上再提股份制,但会上反响不大;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这才比较正式阐述他的股份制改革观点。其实在这段时间,尤其是在1984年,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就有主张股份制和股票的言论和文章出现,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市场化,得益于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是80年代深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措施之一。厉以宁是提倡股份制改革的学者之一,不是唯一,他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不仅是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引入者创新者,也是《证券法》草案的起草者,所以他的影响比较大。

二、胡德平是股份制和股票最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理论界能够冲破阻力,大胆创新,最早在媒体上公开进行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宣传、讨论、普及的,应该是《江汉论坛》杂志。

早在1984年7月,《江汉论坛》就发表了一系列讨论股份制的文章,还设立“股票问题讨论专栏”,并举行股票问题研讨会,甚至编纂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股票论述的专著——《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在鼓吹股份制,探讨股份制在改革中的作用,普及股票知识这方面,《江汉论坛》走在国内理论界前列,并引领学术界兴起一个讨论股份制改革的热潮,为中国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创立与发展作了最早的舆论准备、打下最初的理论基础。

《江汉论坛》在学术界最先领军股份制和股票理论探讨的这段历史值得记述和肯定。

而《江汉论坛》编辑部能够最早开展股份制这方面的理论讨论,引领理论界学术界之先,又应该是主要得力于胡德平同志,是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所有制改革发展的前瞻性和超前性,推动引导促进了《江汉论坛》编辑部这方面的工作,他是这场讨论的指挥者和引导者,他其实才应该是中国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最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股份制改革与证券市场理论公开推广第一人。

        胡德平是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理论推广第一人 

只是由于后来种种原因,有一段时间,他忌讳于他的特殊身份,不便随意发表意见,有意规避一些比较敏感经济问题的调研和理论研究,没有再深入进行股份制与股票这方面工作,但他当时能最先冲破对传统所有制讨论思想上的束缚和桎梏,去思考问题和大胆实践,破除条条框框来推动对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讨论,这种勇气和智慧,是不应该被理论界忘记的。

我当时是《江汉论坛》编辑部的一名经济编辑,亲身经历了这件事,将这段往事回忆如下。       

三、胡德平推动《江汉论坛》开展股份制讨论和编纂股票专著

那是在1984年6月的一天,编辑部领导召开我们经济组开会,布置了一个任务,要组稿一批关于股份制的理论文章,还要组织编纂一本关于股票的书、召开一个关于股份制的小型理论研讨会。并说明这是胡德平委托给我们编辑部的任务。

胡德平,是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当时由北京到武汉,是中指委驻湖北联络组的成员。

(注:1983年中央在全国开展全面整党,成立了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中指委),并向地方和各部委派出了850人参加的90个整党工作指导小组)

作为省整党指导小组成员的胡德平,又怎么与《江汉论坛》有了联系呢?

胡德平作为北京来的整党指导大员,到湖北后,积极开展了各方面的活动,他支持他的同学(应该是校友)贺绍甲,于1984年5月,成立了一个民间企业——东湖智力开发公司。这是我国第一个知识密集型经济实体,这个公司主要是想利用武汉东湖地区周边知识高度密集的优越环境,来进行智力开发,人才交流,技术进步等,从而实现党中央当时提出的,技术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生产力的战略设想。这个公司当时社会影响甚广,公司负责人贺绍甲,本身是湖北省社科院哲学所的科研人员,关系一直在社科院,因此,有许多事情和情况都要向社科院领导进行汇报通气。自然而然,胡德平与社科院建立了联系。

而就在这个时候,《江汉论坛》编辑部有两个青年编辑:李明华和王一鸣,他们正在积极活动,想创办一本以青年学者为主的改革创新的刊物,作为当代年轻人指点江山、纵横国是的平台,起名《青年论坛》。在中国,要创办一个公开的刊物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好在他们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胡德平的欣赏和大力支持,他们积极地向胡德平汇报,联系交往就非常多。因此,胡德平也就与《江汉论坛》编辑部有了联系。

  1984年胡德平参加《青年论坛》的会议

胡德平把他对倡导宣传股份制的想法和意见,通过李王两人告诉了《江汉论坛》编辑部,也得到了《江汉论坛》编辑部领导的赞同支持,于是就有了这次股份制改革文章组稿和编纂股票专著的计划。 

《江汉论坛》编辑部经济组的编辑,当时有四位:高映轸、马基嵩,王一鸣和我。高映轸、马基嵩两人是资深老编辑,经验丰富,分别是经济组的组长和副组长,我们当时就进行了商讨,计划下一步的工作,决定利用我们编辑中平常接触的一些关系,向各个大学的老教授们约稿,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看能不能编出一本关于股票的书来。

  《江汉论坛》经济组当时的4位编辑:马基嵩、高映轸、李肇文、王一鸣     

我和王一鸣年轻,跑学校的事就交给我们。王一鸣是武汉大学经济系79级毕业生,他去找到武大当时一些比较活跃和有名的教授,如曾启贤,刘光杰、谭崇台等。我是中南财大77级毕业的,那个时候还是叫湖北财经学院,去找的教授是谭寿清,是有名的货币理论专家,称之“谭货币”,还去找张寄涛和胡逢吉两位老师,前者获得过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马克思经济学方面的学者。

一趟大学跑下来,并不顺利,这些教授们对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并不热心,也不敏感。一个方面原因是,股份制理论在解放以后相当长时间,已经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禁区,这里面涉及所有制,牵涉姓社还是姓资的大是大非问题,对此大家都还心有余悸。

当时理论界虽然经过“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开放的思想才刚刚有些放松,但左的倾向和禁锢还非常严重,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讨论刚刚兴起,芜湖一个卖瓜子的老头,生意做得好一点,都会被人扣上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帽子,何况这股份制改革要涉及到改变所有制的问题,焉能不叫人谨慎又谨慎。

当时宣传的口径还是限于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现在一下子跳到所有制的改革,未免步子太大。尽管北京方面,也开始有些学者议论股份制改革问题,只是小范围的私下的,没有见著公开刊物,更遑论出书了。

另一方面,了解和熟悉股票这方面理论的学者真的不多,更谈不上精通。股份制与股票的理论和教学,建国之后已成禁区,留过洋的老教授知道一些,也是生疏,而中年和青年教师,还只是在茅盾的《子夜》书中,或者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书中才知道点皮毛,有点感性的了解,现在要大家去写文编书,那就是从头学起,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

好在这些老教授、学者,情绪还是比较高,他们对《江汉论坛》这本杂志也都是有着很深的感情,因而对我们股份制文章的约稿还是满口答应,但是谈到编股票的书,一个个都婉言谢绝。

(注:其实就在1983年9月,以社科院院长密加凡为主编,刘光杰和张寄涛两教授为副主编,就出版了一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专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书中几乎囊括了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到实际各方面内容,可以说是集改革理论之大成,但就是仅谈及经营权侧面的改革,没有去涉及所有制改革方面。)

四、胡德平建议李崇淮教授主编这本股票专著

编辑部又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件事的进展,胡德平也参加了。胡德平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平易近人,言语不多,说话有点结巴,有时半天才能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会上,他主张由武汉大学的李崇淮教授来主编这本书。

李崇淮是当时火的不得了的学者,他在1983年5月的武汉人大会上提出“两通起飞”的战略构想,激活了武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1984年3月,又在全国人大会上做专题发言,针砭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反响热烈,从而名气大增,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人物。胡德平大概想利用李教授的名气来推动股份制理论讨论的开展。

李崇淮是武大经济管理系的系主任,经管系在武大是一个成立不久的小系,但因为李的原因,名气也大起来,经管系有一个青年教师叶永刚,是我们刊物的作者,我通过他找到李教授,介绍了我们的设想,以及胡德平的一些想法,李崇淮教授在学术研究的风向上比较敏感,他听了我们的介绍,很感兴趣,马上表示愿意接受主编这本书的任务。

李教授很勤奋,与我们接触后,立即进行一些资料准备和思考,并于1984年7月30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应组织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公司》文章(这篇文章也在《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上发表),他在文中提出了股份制经济的属性具有两重性的观点,认为把股份制“嫁”到资本主义经济身上,就姓“资”,“嫁”到社会主义经济身上,就姓“社”;

李教授又把股份制改革局限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这样巧妙避开所有制改革中最敏感的部分,即国企改革所引发的公有变私有问题,说明他在学术探讨上的灵活和慎重。从这一点看,胡德平建议李崇淮教授来担任书的主编,是选对了的。

由于李教授年龄大,事务性的工作多,他提出让任映国老师作为这本书的副主编。任映国老师是武大世界经济系的副教授,并担任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任老师外语好,熟悉西方金融市场情况,他因此担任书中介绍世界主要股票市场方面内容的编撰。

任映国推荐他的研究生师秋明参加书的编写。王一鸣的活动能力非常强,他又找了几个武大经济系毕业的青年学者:叶永刚、郭庆汉、高冠江等。这样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作者队伍,开始了书的编写工作。

当时我与王一鸣的劲头很大,跑学校、联系作者,编写书的提纲,打印一些资料,年轻人嘛,很少顾虑,喜欢新生事物、新理论,很少考虑后果。尤其是王一鸣,这时正在筹备搞《青年论坛》杂志,与胡德平联系比较多,经常引领胡德平的旨意回来传达,还经常跑省委有关部门以及宣传部,去争取支持和帮助。

编辑部的领导对这件事也很上心,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应该说《江汉论坛》杂志历史上一直有敢于发表理论研究上创新文章的传统,在经济学方面,早在六十年代,发表的几篇关于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文章,在全国就广有影响,受到孙冶方的赞赏;文革后复刊,又是在全国最先搞住宅商品化的研究,引领潮流之先(我在下一篇文章中,要记叙这段历史),至于在历史学、文学和哲学方面创新的理论更多。

《江汉论坛》有创新的传统是由刊物多年的形成的风格和历届领导人的卓识远见所决定的,因而刊物的学术水平一直都走在国内地方社科刊物的前列,这是学术界公认的。

五、胡德平积极参入股票专著的编撰

胡德平进行一些活动都是以个人的名义,以他的人格魅力和特别的身份来推进这些工作,来得到基层领导的支持。但中国的人事关系讲究的是下级对上级负责,层层递进。拿编辑部来说,省里的指示,先要到宣传部,然后到社科院,再传递到编辑部,现在胡德平一下子直接插到我们编辑部下面的经济组,甚至编辑个人,就有些不合常理,给社科院及编辑部领导的工作就造成一些困惑。

胡德平好像对这些官场的条条框框不怎么在意,他对这本书的编纂非常积极,经常一个人就跑到我们编辑部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一个省级整党领导小组的大员,没有什么架子,朴实随和,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讨论书的内容,讨论书的提纲。

对书的选题,他提出了他的一些想法,认为这本书要突出两个重点,一是要给股份制和股票正名,肯定它的经济属性及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不是资本主义专属的东西,不要人云亦云,或者谈股色变。二是要普及介绍股份公司和股票的知识,让公众,特别是领导干部熟悉它,了解它,推广它,成为经济活动中大家普遍接受的经济形式。

李崇淮教授也比较赞同胡德平的意见,所以我们这本书最终的写作内容和编辑,都是围绕股份制和股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两点进行的。

“是什么”,主要介绍股份公司的产生发展和作用、股票的的种类和市场买卖、世界各国的的股票市场等等;“为什么”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能否利用股份公司和股票,它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采用股份制的设想等等,还用相当篇幅来谈对股份公司和股票的一些认识问题,也就是论证股份公司和股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的合理性,必要性,辅助性和无危害性等等,应该说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在当时的理论和实践条件下,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理论探讨上无疑是有非常大的突破和创新。

这本书的书名叫《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在联系实际方面,我们也下过一些功夫,专门有一章写“近年来我国各地开办股份公司和发行股票的情况”,并在附录中收录一些公司发行股票的办法和章程。由于资料不足,这方面事例不多,也不准确,有些不能算是股票发行,只是债券的改头换面而已。

胡德平自己也写了一篇关于股份制和股票的文章,题目是“社会

主义国家能否使用股票”。文中大量引用和列举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股份制和交易所作用的分析,以及恩格斯、列宁关于股份制的一些论述,从而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股票。

这种写作方式是当时理论文章的普遍文风:提出一个观点,然后论证马克思是怎么说的,列宁是怎么论述的,毛泽东又是怎么讲的云云,用导师和领袖的经典来为文章的观点服务。

六、胡德平积极推动编撰股票专著原因分析

写到这里有人会奇怪,胡德平是一个学历史的,当时年纪也不大,怎么会有这么突兀的想法、有对股份制改革这种超前的思考呢?又为什么要亲自上阵,积极推动股份制的宣传和研讨,甚至要编一本股票的专著呢?这的确是一个谜。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胡德平是想在湖北推出一个股份制宣传和试点的实验田。 

先要介绍一下当时的经济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们国家经济走上了发展之路。从1979年到1984年五年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商品日益丰富。从买方市场到转到卖方市场,乡镇企业大发展,大而统的计划经济被打破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转移,也就是国营企业的改革迫于眉睫。

怎样改革城市经济,当时有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改革主线是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主张搞休克疗法,即全面放开价格,经济从乱一阵,转为复苏,再走上繁荣。这是大多数计划体制国家(如东欧)的改革之路。这种观点后来发展为市场派理论。

另一条改革主线是走所有制改革,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不能先搞价格改革,国外虽然有休克成功经验,但国外大都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被淘汰或者改革,或者兼并,可以重新参加市场竞争。但是我们国家主要是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它受制于政府,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特质。

因此,城市改革的思路,重点在于企业的产权改革,包括产权的界定、产权的清晰和股份制的改造,企业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造才能变得更有活力,更有主动权,股份制也并不会动摇和改变我们国家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这种观点后来发展为股份制派理论

     厉以宁和胡德平   

这两种改革思路在当时的理论界暗流涌动,争论很多。胡德平在北京应该受到这种两种思路争论的感染和熏陶,并有所体会。他是比较赞同后一种思路,于是想在他这次到湖北工作的机会,利用地方意识形态方面阻力会比较小,再加上他的特殊身份,在湖北通过一场股份制的宣传和讨论,为股份制改革做舆论准备,进而推动中国所有制来一场大的变革。

胡德平的这些观点和想法,是不是受到其父亲某些改革思想的影响呢?据王一鸣研究,胡耀邦曾在1984年6月,接见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时,说过“中国也可以发行股票,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样的话语,是不是对胡德平有所启发触动,不得而知,这缺乏资料来旁证。

胡德平是一个学历史出身的学者型干部,他的研究和思考并不限于历史领域,而是全社会的,全方位的,他能不拘一格突破惯常的思维模式,着眼于经济生活中一些关键性的,本质性的经济现象,提出一些超前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在他以后的生涯中,这样超前思维的情况也有许多,例如,他对“私有制”的扬弃的论证;他研究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问题;民企的所谓“原罪”;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界定及确定问题;私营经济与非公有制的关系等等,都是一些为主流理论界所忽视,或选择性回避,却又是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且又敏感的经济问题,这充分展示他的睿智和对经济现象本质的观察力。所以他在1984年就敢于提出股份制和股票问题的讨论,不是突兀而起的一时冲动,是他对经济改革发展前景超前思维的体现。

七、胡德平有在湖北搞一个股份制实施试点的设想

胡德平不但有在湖北通过股份制的舆论宣传,推动所有制改革的想法,更有在湖北搞一个股份制实施试点的设想。

这个思路和想法在他的文章中就明确提出来了,在他写的股份制文章的最后部分,他明确提出:“我们渴望武汉市政府不妨在天兴洲或阳逻镇兴设“智力股份公司开发特区”,特区不用外资而是以国家的科研中间试验经费为主要股份,广收武汉、湖北游资,在特区尽快把国家鉴定过的科研成果,变为省市工厂有强大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如果许可华侨把外币直接汇到侨眷手中,投入股份公司获利,海外踊跃汇捐之钱,必将接踵而至。。。。。。我国的股票制度应该会更有利于社会化的生产,更有利于富国富民。”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胡德平是有思想,有抱负的。对股份制改革不仅仅是在思考,不仅仅是在推动宣传讨论,不仅仅是编一本股票专著,而是想真正的赋予推行。他计划把东湖智力开发公司改造为一个股份公司,在天兴洲或阳逻镇成立股份制特区,从而在湖北开创出一个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试验田。 

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刚刚开始,改革的重点还局限在经营权改革的各个侧面(如流通、价格、财政、外贸等等),所有制改革在理论界还没有达到统一的思想,不仅高层,就是基层的有些干部“左”的思想还根深蒂固,对改革开放抵触情绪很大;经济生活中,企业发行股票,社会集资的数量不多,没有形成气候,而且因为认识不清,对股票发行的主动性也不强。所以胡德平的这个愿景只能限于书面计划的地步,实际的推动几乎等于零,不久他又离开湖北调往华北地区的整党联络小组,他的这个设想,便自然而然的夭折了。

(注:仅仅8年之后,1992年武汉市就选定阳逻作为外资或合资的开发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不久正式成立“阳逻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达67平方公里。省社科院经济所的科研人员赵一峰就参与了这个开发区的论证工作。1995年国家在此修建阳逻深水港。如今阳逻开发区,已经成为以港口和制造业、物流中心为基础的省级重点开发区。)

八、中国第一本股票专著在胡德平倡导下编撰出版,影响甚广

下面继续讲编辑股票书的事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江汉论坛》从7月份开始推出一批讨论股份制的文章。在84年的第八期上,发表了李崇淮《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公司》、谭寿清《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曾启贤《商品生产、资金、股份公司》;在第九期上发表胡德平《社会主义能否使用股票》、陈志龙、肖帆《试论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股票制》;第十期上发表任映国《西方的股票市场及其动向》、谈光云《积极而慎重地对待股票》;在第十二期上发表贾继峰《有关社会主义股票的若干问题》。

由于文章发表过后,反响比较大,这方面的稿件纷至沓来,于是在第二年的第三期上开辟了《股票问题专栏》,继续发表了各种观点的文章,成为当时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学术刊物中讨论股份制和股票问题的一个中心。

胡德平关心支持的股票专著——《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也在大家的努力下于10月份完稿,由于经费紧张,书的编辑、版式设计、封面装帧、联系印刷和校对都是由我们编辑部人员负责完成。记得封面装帧就是借用当时薛暮桥写的一本书的封面式样,印刷则找的一家乡镇企业——仙桃九合垸印刷厂,为此我到仙桃去了好几趟。

这本书由省宣传部给了一个增刊号,以《江汉论坛》和《青年论坛》的增刊名义出版。王一鸣又跑去找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请他给这本书写一个序,钱书记欣然答应了。记得当时这本书印了二万册,有一部分按胡德平的意见寄往全国各地。

 中国第一本股票论著——《股票的基本知识与实践》是胡德平倡导编写的    

《江汉论坛》发表这一系列的股份制与股票的文章,以及出版关于股票的专著,在全国理论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深远的,《新华文摘》转载了部分文章,其他省市的社科刊物也纷纷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同时,也吸引了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心和学习这方面的理论。我记得当时比较积极的,有武大的陈志龙老师和财院的朱延福老师,后来他们都写了这方面的文章,交给《江汉论坛》发表。

《江汉论坛》的文章也传到了港澳地区,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注意。二十多年后,我在深圳,在一次旅游途中与深圳社保局的局长秦群力结识,聊天中他告诉我,当年,他在香港新华社工作,负责收集、整理、编辑国内理论方面的一些动态。他说,他就注意到《江汉论坛》这方面的文章,很兴奋,也觉得新奇和超前,专门把其中一些观点摘录于他编辑的“国内理论动态”上面。而且他还结合港澳的情况,给《江汉论坛》投寄了一篇关于股份制的文章,发表在《江汉论坛》1987年第七期。

中国的股份制经济和资本市场,经过理论界学术界的热烈探讨,并经过许多学者的大声疾呼和积极推动,中间虽然经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动乱”的波折,还是逐渐被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从而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几年时间里,股份企业和证券机构如雨后春笋,一下子蜂拥而出。

比较突出的例子有:1983年7月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在报纸上刊登招股启事,是国内第一家公开招股集资的公司;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公开发行股票,它被认为是国内第一家股份化的国营企业;同年8月上海飞乐音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不能退股,可以流通,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支完全符合股票属性的股票。1986年邓小平将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纽交所董事长范尔霖,向全世界传达出我国将发展证券市场推进股份制经济的信号。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赠送给纽交所董事长范尔霖的飞乐音响股票 

到1989年,全国发行股票的企业已达6000余家,其中比较规范的有1000多家。1987年,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特区证券”成立,1990年12月上交所开业,1991年4月深交所开业。1992年国家正式颁布“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

中国的股份制改革自此摆脱姓资姓社的困扰,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部分,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市场也纳入国民经济之中,走上法制化的康庄大道。屈指一算,这离我们编辑中国第一本股票专著的时间也就只时隔八年,股份制改革发展这样快,这样得民心受肯定,成为中国人的普世价值,这恐怕是当初我们谁也想不到的,也是值得我们这些股份制的推力者感到欣慰的。

1999年7月,新中国的首部证券法正式实施,直至今日,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制化的资本市场体系,股票已经成为众多老百姓的重要的投资渠道,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想到这些,不能不感叹胡德平同志当年的超前思维,对经济发展及经济改革的睿智和远见。

九、这本股票专著以后的故事

写到这里还想谈谈这本股票专著以及写作者以后的故事。

《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作为增刊出版后,连卖带送,很快就没有存货,李崇淮教授曾向我要几本都找不出来。李教授于是与我商议,想在中国金融出版社重新出版。因原书中第六章是联系实际部分,内容比较空乏,附录部分也与书的主题关系不大,决定将这两部分删除,另外增加一章有关股份公司基本知识的内容,一时找不到愿意写的人,就交给我来编写这一章,其他章节内容基本不变。为便于商业运作,出版社将书名改为《股票基础知识》,1985年5月完成修改稿,1986年6月出版,这是这本书的第二版。

1990年,我调到深圳工作,一天在新华书店,偶尔发现一本书也叫《股票基础知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一翻看,除了前面增加了一篇文章,后面内容居然与我们的书一字不差,作者为“方笙编著”,也不知是何方人士?原来是一本正规出版社出版的“盗版”书、“抄袭”书。这算是这本书的第三版吧。

当时版权意识也不强,与中国经济出版社联系后,他们说这本书市场反响好,正准备再版,就约我们再写一本。我找到深圳综合开发院的殷克胜,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的博士;深圳人民银行的雷志卫,他是五道口出来的博士,刚好华师的副教授陈洪博到深圳来找工作,借住在我的宿舍里,于是白天去联系单位,晚上写书。我们四个人重起炉灶写这本书,原书的框架和主干没有变,只是内容更丰富,主题更准确,观点更突出,将一些理论探讨的枝枝叶叶,都一概舍去,突出股票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而且增加了深圳证券市场发展的新内容,本来想改一个书名,出版社不同意,还是用《股票基础知识》。可以说,这是这本书的第四版。

《股票的基本知识与实践》的第2、第3、第4版

后来出版社又多次与我联系,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希望将这本书根据市场新形势新发展,修改后再版,但我当时忙于编写“新兰德股票丛书”,实在抽不出时间修改,这本书出版的历史才告结束。

最后谈谈这本书的作者和编辑者,应该说他们的学术生涯和生活轨迹或多或少都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演绎出多姿多彩的人生道路。

李崇淮教授2008年逝世,享年92岁,在他的生平事略中最突出的学术成就就是两个:“两通起飞”和“编著过建国以来我国关于招商集资方面第一本专著——《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

叶永刚,武大经管系的青年教师,因为参入写作这本书,研究领域扩大到金融学科,于1996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金融工程,后来是金融学教授、博士、经管学院副院长、武汉市的金融专家和顾问,著作齐身,名衔无数。

师秋明,武大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试论我国股票市场必要性和主要障碍》,毕业后先到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后任职中期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中国国际期货总裁,是著名的证券期货专家。

我的编辑部同仁王一鸣,后来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参入创办当代科技产业集团,并成功在股票市场上市,从当初股票的倡导者推力者,演变为证券市场的践行者和亲历者,从理论到实际,从学者到企业家,成为资本市场的佼佼者和成功者。

至于我,与股票的因缘就更多了,1990年我到深圳,就与中国证券市场结下不解之缘。

我创办了中国第一本证券市场刊物——《股市动态分析》;第一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编纂中国第一本证券市场年报、第一批介绍证券市场技术分析的丛书、第一本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年报汇编、第一本国内外证券市场法规汇编等等,

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专有词汇,如股民、股评家、大户、散户、大户室、抄底、套牢等等,也都是在我的刊物上首创,然后被市场各阶层人士运用,成为股票市场上耳熟能详的名词,甚至在《证券法》及政府公文中采用。

我在深圳曾三次与厉以宁为首的证券法起草小组的专家们一起交谈,提供深圳证券市场的实践经验,因为我的建议,证券法起草小组将证券咨询公司的管理列入了证券法的内容中,这是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证券法中没有的,有中国特色。

我还在人大常委会赴深圳的证券专题调研组召开的座谈会上,给主持会议的委员长普及过股票投资的基本知识。

我的证券生涯起于深圳,但是我与股份制与股票的接触和情结应该始于《江汉论坛》,始于《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

人生道路的选择有许多偶然性,正是胡德平推力的这本股票专著,让我们比一般人更早的接触到股份制和股票,有了这方面的感性认识和知识的积累,使我们在遇到机会时,能迅速站到证券市场的风口上。

从这一点,我们要感谢胡德平同志,也感谢这个时代。

写于2023年4月12日深圳

来源:岁月的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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