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谢晋的幸运：《天云山传奇》三次“逢凶化吉”

徐按：我在《谢晋与<芙蓉镇>的一波三折》中提到，谢晋在接手《芙蓉镇》之前，“前边让《天云山传奇》给折腾了一段时间”。有读者就要我把关于《天》片的“折腾”过程再写出来。

在我的题为《荧屏、银幕背后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的讲座中，先是讲到关于这部片子“折腾”的情况。此前，在前公号“八十年代”上，我摘出三千多字刊发过，省略了细节。既然读者喜欢细节，我就稍加整理，全文刊出。

说《天云山传奇》这部片子，我首先要说到一个至今都难忘的情节：

冰天雪地里，瘦弱的冯晴岚艰难地拖着一辆平板车，病重的罗群气息奄奄躺在车上。一串串车辙印在积雪中。这时候，音乐起，煽情起，当年看有点矫情，现在讲，依然觉得很矫情。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不能承受的重，就这样留在我的记忆中。导演谢晋的大名，也就这样被一代人开始记住。

故事情节

《天云山传奇》作者是安徽作家鲁彦周。小说刊发在1979年10月创刊的《清明》杂志上，1980年改编成电影。

作者鲁彦周，1950年代写过话剧《归来》，还在全国话剧汇演时获过奖，但名声不大。那十年运动期间，安徽有个军代表，人称他徐大马棒，也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听说这个剧本，在英国皇家剧院上演过，便给鲁彦周加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在报纸上点名批判，还将鲁彦周关了一个多月的牛棚。这倒有点提升了鲁彦周的知名度。到《天云山传奇》拍成电影后，鲁也随之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作家。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1956年，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早春时节”，一对“闺蜜”宋薇和冯晴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天云山综合考察队。考察队政委吴遥一脸官相，阴沉的有点阴险，却对年轻活泼的宋薇很动心。不久，吴遥调走，罗群接替。罗群和宋薇一样，都是烈士子弟，有一个身份认同。

顺便说一句，电影里说罗群，是从延安去苏联留学回来的，穿着苏式的高筒靴。要是按年龄，按时间来推测，他应该属于“4821”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所谓“4821”，熟悉历史的人知道，就是1948年我们从延安派出的21名烈士子弟去苏联，前总理李鹏也在其中。作者这样写，大概是强调罗群烈士子弟的身份吧。罗群有才干，和宋薇又有身份认同，两人相互萌生爱意，确定恋爱关系。

吴遥念着宋薇，宋被调往省党校学习。1957年反右时，吴遥来到党校，代表区党委找宋薇，宣布罗群是右派，要宋薇和他划清界限。宋薇遵照组织安排，写信与罗群断绝恋爱关系。吴遥达到了目的，和宋薇结了婚，而罗群被遣送农村监督劳动。

冯晴岚不相信罗群是右派，更不相信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为了照顾罗群，她离开考察队，来到罗群改造的山区当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他们结了婚，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

1978年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后，吴遥时任地委组织部长，宋薇任副部长。她处理罗群的平反问题，却遭到吴遥的蛮横阻止。她要去看罗群，吴遥阻止并动手打了她。这一巴掌让宋薇住进了医院，也打掉了她对吴遥的幻象。宋薇住院期间，冯晴岚去世了，罗群的冤案得到平反，被任命为天云山特区党委书记。

小说时间跨度20年，1957年反右运动是重头戏，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是对应戏。不管是重头还是对应，都涉及到两段重要历史。尤其是反右运动。在1979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时候，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拍成电影后，轰动效应更甚。

轰动效应当然是作者喜欢的，但是，轰动还会有另一面的问题，就是会引起政治正确一类人的重视。

敏感的题材

鲁彦周的儿子鲁书潮，当年在《安徽文学》杂志任编辑，也是文学界中人。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阮清华兄主持的“电影里的中国当代史”课程时，讲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就是《天云山传奇》。我特意邀请书潮兄相见。

据书潮兄回忆：小说轰动效应涟漪时，时任中国作协负责人、文艺界老资格评论家的冯牧，打电话给鲁彦周说：老鲁，你的胆子太大了，敢在小说中接触这样的问题。小说很好，但是，我也很担心啊。

冯牧说担心，是因为小说接触的“问题”，是比较敏感的反右。为什么说敏感？我简要地叙述一下历史背景，大家就知道了。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55万人成为“分子”。这55万人，还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是临时统计出来的。当年在统战部任职的胡治安先生跟我聊天时说，是胡乔木打电话问数字，他们报上了这个大致的数字。

从1978年6月开始，胡耀邦主持的中组部，开始准备给这些“分子”“改正”，但阻力重重。有关部门在我的家乡烟台召开过一次会议，意见纷争，不能落实；不久，又在北京民族宫饭店开，争吵再争吵，终于统一认识。这样，1978年9月17日，中央转发五部门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才开始了对右派的“改正”工作。

这个文件就叫“[1978]55号文件”。“55万右派”对应“55号文件”，有时候，历史是诡异的，有点冥冥之中的感觉。

尽管有了这个文件，但不管是“改正”也好，“摘帽”也罢，都不容易。为何？

第一，反右派运动是领袖发动的，全部摘帽，意味着否定了这场运动，涉及到对领袖的看法。在那个时节，这是敏感得不得了的问题。因此，这个文件下达不到三个月，1978年12月1日，邓公说：1957年反右派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此后，邓公多次重复过这一论断，后来写进了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至今也是定论。

第二，1979年春天的理论务虚会后，思想解放出现了“倒春寒”，文化思想界有人担心：又要反右派了。这当然是传言。不过，这厢给右派摘帽，那厢又传这样的论调，不可避免地会有人观望。

第三，当年处理这些右派的人，大多还都在台上。要自我否定，也不那么容易。55号文件执行难度也比较大。这一点，在《天云山传奇》中，吴遥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完成《天云山传奇》后，鲁彦周和妻子在巢湖）

因此，1979年2月，五部门再发“关于55号文件的补充说明”，加以细化并敦促；在55号文件一周年之际，中央又转发五部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再加敦促。

第四，以当年的五口之家算，55右派就涉及到300多万人啊。在烟台会议上，就有人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是就忙得乱套了吗？

所以，各位看官，这个题材敏感不？冯牧的担心当然很有道理了。

“三个剧本”给《天》带来幸运

文艺评论家何孔周，时在《文艺报》任职。他接受我采访时说：

当时，对《天云山传奇》小说的看法，主要聚焦在吴遥这个人身上。有人说，吴遥损害了党的形象；也有人酝酿写批评文章。为此，我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这篇小说，专门分析了吴遥这个形象，加以引导。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有权威，这篇文章对于鲁彦周有帮助。

不过，真正对《天云山传奇》有帮助的，是关于“三个剧本的争论”。这个争论，一方面分散了人们对《天》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因为耀邦处理得好，提倡正常的文艺批评，消解了人们的“大批判热情”。

何孔周的文章题为《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住——谈《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形象》，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1980年2月6日第5版上。

他说到的“三个剧本的争论”，是文艺界当年比较轰动的大事。三个剧本是：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沙叶新等）、电影剧本《女贼》（王靖）和《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克成）。三个现实题材的剧本，主题相同，都是反映“文革”所带来的官僚特权的危害。文艺作品中直击现实，且矛头指向了官僚，一下子引起了更大的轰动，风头盖过了《天云山传奇》。

“三个剧本”招致了猛烈的批判。有人甚至认为，这类题材会给敌人帮忙：“台湾某电影厂正在准备把《在社会的档案里》等‘大陆杰作’投入拍摄”，“想看看台湾真把影片拍出，国内有些人怎么讲”。因此大声疾呼：“北边有熊，南边有狼，大敌当前，团结为重！”

为了平息争论，胡耀邦建议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引导正常的文艺批评。全国范围的座谈会，聚焦在“三个剧本”，上上下下都在忙活，没有人再关注《天云山传奇》了。鲁彦周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1981年5月，“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获奖名单”公布，《天云山传奇》列在中篇小说榜单上，获一等奖。

谢晋顶着压力拍

《天云山传奇》小说发表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想搬上银幕。革命老资格的厂长徐桑楚，专门派了一个老编辑专程到合肥，请鲁彦周到上海，将小说尽快改编成电影剧本，并确定由谢晋执导，搬上银幕。

为何点名谢晋做导演？第一，当然是谢晋的艺术水平比较高。第二，徐桑楚还想借此给谢晋一个恢复名誉的机会。谢在“文革”中导演了《春苗》，在揭批查运动中，招致诸多非议。1980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谢晋精心为银幕增添光彩》一文，报道谢晋为“天”剧选景，进而称赞这是他“几十年来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攀登艺术新高峰的形象写照”。

谢晋刚接本子的时候，就遭到了夫人的坚决反对。夫人说，这个本子太危险。理由是：小说是一回事，拍成电影影响太大，一旦出纰漏可就不得了。徐桑楚得知后，找谢晋谈话，说政治上出问题，他作为上影厂一把手可以负全权责任，解除谢晋的顾虑。

不过，摄制组刚一成立，就听到一种议论，主要是如何掌握政策问题；到九华山拍外景时，又刮来一阵“反右题材搞不得”的风。伴随着当年政治起伏的大环境，徐桑楚也不是没有顾虑。

当年宋薇的扮演者王馥荔后来回忆说：徐“曾几次三番赶到我们拍摄的外境地，反复给谢导做工作，说上头通不过，不改剧本就不让拍下去。谢导很苦恼，我们个个儿都顶着压力，边拍边改剧本，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不知道片子拍完了能不能上映。好多次，就差点没了《天云山传奇》了”。

经过周折，电影终于拍出来了。这已经是1980年11月了。

编剧鲁彦周到上影厂看了两遍样片，感觉没有什么政治问题。电影界老前辈、谢晋的老师张骏祥也认为很好。片子定型后在北京试映时，影片结束了差不多一分多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一位解放军战士，知道鲁彦周是编剧，特意跑到他跟前敬礼，他真是既惊讶又激动。

胡乔木的一封信

1980年12月16日，胡乔木看了电影《天云山传奇》，当晚，他写信给谢晋。信中说：

我们大概没有见过面。现在忽然写这封信给你，没有别的事由，只是因为刚才看了你导演的新片《天云山传奇》，有点小意见想告诉你。这部片子的导演，依我这个外行看来是成功的；也许女主角的妹妹对周围的人和事好像有时有些游离,但究竟是否如此我不能说定，并且我也不是要说这个。地委书记夫妇的家庭陈设和生活衣着都太豪华了，这不真实，连地委机关和宾馆也是如此。我觉得这是这部片子以及目前许多影片以至戏剧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艺术家们是不是为了使场面看来“风光”些？但它必然会引起群众的误解，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助长人们对于超过实际可能的生活水平的追求。这里说的的确主要地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但我想是值得电影、戏剧艺术家们注意的。

一般人讲话，即使举重若轻，也大致无足轻重；而政治家则相反，举轻若重则是“艺术”。乔木信讲的是场景陈设和衣着豪华之类的，看起来是小问题，他为何又强调“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呢？

在1949年以来的革命语境中，文学作品中正面形象，大都是“以苦为乐”的，“安贫乐道”的；作品中如果涉及到“物质利益”追求的，则大多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受到批判。这是有革命语境传统的。乔木才认为地委机关和“家庭陈设”以及“衣着豪华”“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心里想的还是这个传统。

可是，具体问题导演还可以修改，说到场景问题，恐怕是无法修改的；要修改，也只好重拍了。但是，乔木那时没有这样明说。

胡乔木真正对这部片子的看法，在1983年才淋漓尽致地说出来了。这年的5月31日至6月3日，中宣部召开一次研究文艺问题的部务扩大会议，列席会议旁听的著名文艺评论家顾骧先生，留下一份详细记录。乔木说：

对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对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我赞成少写，我说过发表不要过多，意思就是要少写，这没有实质区别。如果将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过的错误，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也要占百分之五十五，那么，这样也就是党本身的错误了。有的同志讲，抗日战争八年，写了这么多年还在写，‘文化大革命’十年，为什么就不可以写了？这种用算术的办法讨论问题是不对的。抗日战争是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历史，怎能把它与‘文化大革命’、反右派等量齐观？要考虑怎样教育青年。《天云山传奇》公演后，有人说，我们恨透了共产党。我们能把两种不同的历史混淆起来吗？能把两种历史放在一个水平线上吗？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政策，要是这样，就会使我们青年和下一代，离开社会主义愈来愈远，就会认为社会主义是童话，共产主义是神话。

这里插一段题外的话。同一个胡乔木，这个时候对反右题材倡导少写，但1985年他读到丛维熙的反右题材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时，则致信赞誉；他对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有意见，但当1986年否定“谢晋模式”的大讨论中，他又挺身捍卫谢晋。说起来，政治家看问题，还真不是我们庶民所能参透的。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以我有限的视野，我没有看到谢晋回信。不过，承接着革命语境传统的记忆，包括鲁彦周、谢晋在内的文艺界人士，都认为，乔木对这部电影“有意见”。比如，当年在党刊《红旗》文艺部任编辑的牧惠有回忆说，1981年1月2日，他来《红旗》报到时，文艺部负责人柯蓝就告诉他：风云有变，中央工作会议要反右了，《天云山传奇》被否决了。

在这种情况下，《天》片能否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鲁彦周、谢晋心里没有底，上影厂也没底。

悬而未决之际，另一部电影的不幸，又一次给《天》片带来幸运。

《太》片被毙，《天》片过关

这里说到的另一部电影，就是《太阳和人》。

1981年1月5日，《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两家杂志，在北京体育学院的留学生楼联合召开“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会议邀请电影界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为主的一百多人参加，会期两周。

选择新年伊始开会，基于两个因素：一、会议要观摩1980年的部分较好的新片，年底多数影片杀青，年初开会正逢其时。二、在生产第一线的导演和艺术家，年底也完成旧作，新作还没上马，正好有一段空闲能够与会。当年《电影艺术》副主编、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的罗艺军，给我详细谈过这次会议有关情况：

谢晋带《天》片与会。放映后，受到与会者普遍赞扬。白桦和彭宁也带着《太》片来了。这部电影是直接反映“文革”的，比谢晋反映“反右”题材更敏感，马上成为会议的焦点。

会议期间，我们就听到传言，说八一厂在组织人撰写批判《太》片的文章。与会者对这部片子的看法，分歧也比较大，议论纷纷，并惊动了文艺界领导。后来，当媒体上对《太》片开始批判时，人们就顾不上《天》片了。所以，后来我和一些同行认为，就是因为批了《太》，才保了《天》。如果没有《太》，很可能就把《天》给毙了。

鲁彦周和谢晋，又赶上了一次“幸运”，得以通过审查，在全国放映。

顺便提一句，媒体批判《苦恋》后，《太》也就被束之高阁，成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国人都知道而都没有看过的影片。

囊括三大奖项

《天》片公映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争论也相当激烈。肯定的意见有受众，否定的意见也不乏拥护者。在肯定、否定的喧闹声中，迎来了全国三大电影奖的评选活动。

这一年，在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百花奖”和“金鸡奖”三大奖中，《天》片都榜上有名。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有八部获奖，《天云山传奇》位居第二，第一是《巴山夜雨》。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庐山恋》、《天云山传奇》、《七品芝麻官》。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两片并列）。

金鸡奖公布得很有意思，特意在奖项后加括号注明“两片并列”。其实，不加注明，也是“两片并列”啊，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我看到这个注明后，觉得一定有故事。听罗艺军老人娓娓道来，果然有故事：

这是第一届金鸡奖，所以评委们非常重视。1981年暮春评委们在杭州西湖聚集评奖。评委共25人，大多属于当年健在的影视界成就卓著的资深人士。金鸡奖从立项开始，评委们确定的原则是：评奖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果，还要重视评奖过程的学术、争鸣、民主。每个评委都有一票之权，只代表自己，不代表任何单位或集团。评委会要求每个评委做到：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八面来风，自己掌舵。

在这一原则下，评委们认为，最具有金鸡奖大奖竞争力的是《天云山传奇》和《巴山夜雨》。但把大奖授给哪部片子却难以确定，因为评委中分成数量相近的两派，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老导演沈浮和陈鲤庭同居一室，一个是《天云山传奇》派，一个是《巴山夜雨》派。两人在会上针锋相对，回到住处仍争执不休，直到深夜，欲罢不能。工作人员惟恐两位老人因争执而影响身体健康，不得不劝说他们晚上挂免战牌。

在故事片大奖投票之后，《天云山传奇》以微弱的一票之胜当选。这一结果，无论是《天云山传奇》派还是《巴山夜雨》派都感到遗憾。这时，我提议：《天》和《巴》两部片子并列大奖嘛，《天》多得一票，排在前面。这个建议立即受到评委们的赞同，全票通过，皆大欢喜。

不过，评委们的意见最后还要有关领导来审定。令他们出乎意料的是，评选结果上报后，有关领导决定：将《天云山传奇》调到《巴山夜雨》后面，并不征求评委们的意见而直接见报。

这种操作，也能够看出有关领导对这片子的态度。

陈锦华表态支持

在三大奖中，《天云山传奇》获得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美术奖，却没有得到最佳编剧奖。上海方面有些不高兴。还好，上海方面有后手。1980年6月，上海就设立了一个“文汇电影奖”，我们自己给《天》评最佳编剧奖吧，弥补了这个遗憾。“文汇电影奖”，也是1980年代电影界一个不可忽视的奖项。

（1981年鲁彦周为安徽大学学生签名）

上海“文汇电影奖”能给《天》剧补上个“最佳编剧奖”，得益于上海的大环境好，这得益于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对该片的支持。

陈锦华在回忆录《国是忆述》中说：

《天》片当时争议很大，有人说这个片子是骂共产党的，是为“右派”翻案。我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报告时，特地加了肯定《天云山传奇》的话。后来谢晋见到我就说，哎呀，陈市长，你的话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认为这个片子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反思的。

影片中那位后来平反了的“右派”，在桥上碰到以前整他的那个地委书记的时候，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要过好日子，也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感到这句话讲得极为朴实，其中蕴涵了生活的真理，还有比这更明白的道理吗？这是真心话，是大实话。我记得我这个报告的稿子在市委审议时，并没有人讲不同意见，而是一致通过。当然，我说话是负责的，如果这个片子遭受批判，上面讲话，那我也还是逃脱不了被指责的。

孙冶方“多管闲事”

按理说，《天云山传奇》，小说获奖了，电影获奖了，是官方的直接认可，可是，“躲过了初一，躲过了十五”，还是有人揪着不放。这就是本来对《天》有意见而因《天》片两次幸运不好发作的那些人。1981年8月的一次会议，又勾起了他们批判的欲望。

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是由电影剧本《苦恋》引起的。会上，胡乔木在讲话中，满含热泪地请求作家和艺术家们，关于反右和那十年的事情，不要再写了。主管宣传的领导人这样讲，那以前被压抑的意见，就开始“找后账”了，《天》剧就有了被批判的理由。

在会议前后，就有人指责《天》片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说是反右怎么就被说成为老婆的事呢？像仲星火演的“吴遥”这个人，有损我党的形象。

1982年2月，《文艺报》第4期刊登《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平<天云山传奇>》，基本上对这部片子否定了。文章认为，这是一部有严重问题的影片，渲染了反右扩大化的一面，根本没有反映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一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

《文艺报》是文艺界权威的刊物，代表着一种声音。一时间，关于《天》剧，又是风声四起，风声鹤唳的。

这篇文章惊动了一位正在住院的老人，他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

一九二三十年代，孙冶方参加革命时，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后来成为经济学家。他让外孙武克钢去找《天》剧的录像带。克钢费了好大的劲找到录像机和录像带。老人家看完后，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片子。老人告诉文艺界的夏衍和张光年，他要写文章为《天》辩护。夏衍和张光年都知道老人的身体状况，劝他不要写了。但是，老人坚持，他要武克钢记录整理成文，抱病写出《也评<天云山传奇>》长文，刊发在《文艺报》1982年第6期上，态度鲜明地为该片叫好！

孙冶方在党内资格老，备受党内尊敬。他的长文一出，批判或者批评的声音立刻被盖住了。据武克钢回忆，在中共十二大，上海学者王元化为鲁彦周引见了孙冶方，当鲁对孙表示感谢时，孙冶方说：我从来不介入文艺界争论，但这部电影，明明是为三中全会鸣锣开道，落实政策的，怎么是损毁了党的形象呢？我实在是忍不住为此打抱不平的！

这一抱不平，给《天》剧带来第三次幸运！

得到三次“幸运”，对于《天》剧的公开的批评少了，《天》剧也站住了。不过，还是有人对该片有怨气。鲁书潮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后，上海影评人学会将《天》剧评为中国十大经典片之一，然而在以后的评介中却不知为何又莫名其妙地取消了。直到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系列庆祝中国五十年成就影片中，其中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化雨》一章，选用了《天云山传奇》的片头作为开篇。对此父亲很是高兴，他大概认为这也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定论吧！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