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邓小平1992年南行日程是何时确定的？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八十八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家人的陪同下，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南方之行。从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足迹涉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每到一地，邓小平都有谈话。武昌、长沙和鹰潭是路过，只在车站与当地官员谈话。深圳、珠海、上海三地，则多是边参观边谈话。这些谈话后来整理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成为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现今留存《邓小平文选》中的“南巡谈话”的文本，是经过中央秀才整理过的，删掉了一些诸如“谁不改革就下台”之类的尖锐的话。即使如此，仍可以读出一位八十八岁老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读出他恣意汪洋的宣泄。显然，邓小平被压抑得太久了！

“下半年”还是七月？

据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回忆，深圳在“1991年下半年接到从北京传来邓小平将会在明年春天到深圳‘休息’的通知”。而时任先科激光电视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华明，则直接说是一九九一年七月。

叶华明是叶挺的四子，一九四六年叶挺飞机失事后，叶家的孩子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照顾，邓小平对叶华明不陌生。一九八五年一月，叶华明来深圳创办先科激光电视有限公司，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技术，生产制造激光唱片、激光视盘、光盘放送机、组合音响等,在当时中国大陆是一家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中央领导人来深圳，大多都前来参观考察过。这也是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参观的第一家企业。

据叶华明回忆，一九九一年七月的某一天，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专门跟他打招呼，说将有“重要外宾”来深圳。十二月中旬，为接待这位“重要外宾”，深圳市委又开了一次会，确定“重要外宾”的参观路线。具体到先科的参观程序，确定为是从展示厅走到生产车间，最后是负责人作简短汇报。与会的叶华明预感到，这位所谓的“重要外宾”可能是邓小平。

叶华明的预感，应该是正确的。按惯例，这样重要的通知，开始只传达到市一级和有关党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并且强调要“绝对保密”，对叶华明这样级别的干部，也只能以“重要外宾”为名布置接待工作。

按照两人的回忆，不管是“下半年”还是“七月”，邓小平南巡日程的确定，是相当早的。

邓小平到深圳后曾经说了一句话：“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他确定南行日程，显然是认为已经到了“重要关头”了。

这个“重要关头”时间节点，我认为应该是一九九一年七月。

“基本路线”之争

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在元老层面，围绕着十三大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这一点，我在《<邓小平年谱>“1989年5月31日”条笺证》（本号2023年12月11日）一文，已经写到了，这里不再重复。

邓南行途中的第一站是湖北武昌火车站。在车站与关广富谈话后叮嘱：把我的话传回北京，是有所指的。这一点，李先念也心知肚明。他在读到邓陆续传回北京的讲话后“大失所望，内心非常苦恼和气愤”，并对为他编辑文集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卢之超说：“邓先到武汉，以为我与那里联系多，会很快传给我；其实我和关广富等没有什么关系。”

“南方谈话”中，邓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所谓“基本路线”，就是十三大路线，也算是对陈和李质疑的公开答复吧。

“姓资姓社”之争

元老之间围绕着十三大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争论，不会摆在台面上，但新一代领导集体则将争论公开化了。

这一届领导集体，政治上，牢牢抓住意识形态主调，推动反和平演变；经济上，从农村着手，推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意识形态整个大局，多半是宋平主持的。新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请出邓力群和胡乔木主持“七十天问题座谈会”，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宣传的顾问。对于中宣部、《人民日报》等重要宣传机构重新布局，形成了上有宋平坐阵，中有邓、胡“顾问”指挥，下有“二之一狄”（中宣部长王忍之、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一狄即《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具体配合，牢牢控制了意识形态话语权。

1990年2月22日，王忍之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人注目的地提出了改革姓什么的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姓资”还是“姓社”的追问，拉开序幕。

此后，《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或署名、或评论员文章，一方面质疑私营经济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坚持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把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统统归于“资本主义化”之列。

那一年，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的马立诚回忆说：

评论部订了许多报纸，报社图书馆报纸更多。看看这些报纸的粗黑大字标题：《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观念》、《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重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保卫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

身在其中的马立诚的感受是：“中国紧张地注视着，惶惑不安笼罩着人们心头。谁要是提改革开放，就有“自由化”之嫌。人们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口径。”

北京VS上海“双城记”

邓小平试图扭转这个局面。1990年12月24日，他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说：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1991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也算是一次小“南巡”。

在此期间，邓与上海市干部有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他对京城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资姓社”、批判市场经济很不以为然。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时任《解放日报》负责人的周瑞金等人根据邓讲话精神，以“皇甫平”的署名，撰写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文章。

主持《人民日报》的高狄到上海探听底细。他没有和上海市委打招呼，自己找个宾馆住下了，典型的“微服私访”。

即使知道《解放日报》传达的是邓的谈话精神，高狄也不含糊。《人民日报》针锋相对，连续发表文章批判。有了“皇甫平”这个靶子，《人民日报》进一步扩大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北京VS上海，上演了一部“双城记”。

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算是对“皇甫平”批判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文章认为，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就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做了修改，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并列，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

在苏东剧变的大背景下，中央接受了“两个中心”说。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江在纪念大会讲话中说：

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换成通俗的语言就是：改革开放有两种：一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开放，这是资本主义的。

到围绕着“皇甫平的争论”开始，事情明显起变化了。北京方面明知道“皇甫平”的背后是邓，依然大块文章批判。邓的权威显然被漠视了。在“七一讲话”传达出“两种改革观”的声音时，《邓小平年谱》一九九一年七月整整一个月，却不着一字，仿佛一切都是安静的。

发展经济，推进改革，是邓一贯的指导思想。自改革开放航船启程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是邓“温恭朝夕，念兹在兹”的心结。邓的改革思路是左右两手，左手推进改革，右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1年、1987年）和“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妨碍了改革时，他都果断出手制止，为改革让路。

一九九一年七月，邓不再拥有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七年或者一九八三年的权威了。在北京讲话没人听，在上海讲话又被北京批判，他只剩下南行一条路了。

从卢之超的回忆，似也可以支持这一结论。

在卢看来，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形势“就逐渐起变化”，江“也开始转向，和左派划清界限，如批评某某左了，批评改革宣传少了等等。”

从资料上看，7月31日，江在“反和平演变研究班”（也即“第三期党建理论研究班”）上讲话中就有很大的改变。针对有的人主张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反和平演变，他指出：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包括反和平演变的要求。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关键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把国内各项工作做好。反和平演变的工作必须抓紧，但不能搞运动。

据马立诚回忆，9月1日晚，江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本来，这句话在原来的社论中没有，是高狄在修改时特意加上的。此后，报刊上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数量减少了许多。

江的观点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与邓在七月确定“南巡”的时间节点有关。因为“南巡”一词在中共历史上的分量，不容小觑……

故此，我认为，邓南行的日程在一九九一年七月确定的。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