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用“南行”还是“南巡”

本号2023年12月25日刊发的《邓小平1992年南行日程是何时确定的？》，一位读者对我文中一会用“南行”一会用“南巡”一词，提出了意见。说，应该统一用“南巡”一词，这是约定俗成的，读起来明白。

读者的意思我明白。关于邓小平这次南方之行，民间层面和官方层面有不同的说法。民间至今仍以“邓小平南巡”或“南巡谈话”来称呼；官方则以“南方谈话”统称之。

民间层面说的“南巡”，是“天子巡行南方”的简称。在传统典籍中，《史记》记载，尧舜时代“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意思是说，最高领袖每五年一轮巡视地方，地方官员每四年一轮到中央述职。“南巡”是考核官僚的制度。当然，后代也有所变化。

邓小平曾经两次“南行”，一九八四年一次，一九九二年一次。邓小平第一次南行时，是将改革向纵深处推进。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的国策岌岌可危时力挽狂澜的举动。这也是人们特别关注第二次并以“南巡”称之的原因。我理解，民间这样称呼，倒也不完全是简单的沿袭，其中也或隐或现地有对邓的敬重之意。

官方阐释文本时，用的是“南方之行”和“南方谈话”这样的词，更为中性。我直观的理解是，避免给人留下邓小平像个皇帝的印象。

在中共党史上，“南巡”这个词，可以用在毛泽东身上。比如，一九七一年毛泽东从北京经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到上海之行，至今仍然以“毛泽东南巡”的标题，展现在官方出版的党史图书、报刊中。毛泽东用得，邓小平为什么用不得？我想，不是毛、邓历史地位差异所致，而是从邓“南行”时的身份来考量的。

邓小平一生中，没有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南方谈话”时，更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共党员，即使承接古人的说法，“南巡”一词用在邓身上也与事实不符。此其一。

其二，邓的“南方谈话”，有不少涉及到对中央政策的严厉批评，很容易给人带来譬如“太上皇”之类的联想。有了这样的联想，必然会对时任最高领导人带来有意或无意贬低的效果。以“南方谈话”命名，则可避免这种尴尬。我不知道“南方谈话”这个词出自中央哪位秀才的手笔，但不得不说，水平之高，必须在这里记上一笔。

其三，我在文中写到江在一九九一年下本年“开始转向，和左派划清界限，如批评某某左了，批评改革宣传少了”时，提到“南巡”一词在历史上的分量，并以此佐证邓的日程是一九九一年七月定下来的。我没有展开论述，这里也不好展开论述。我想，熟知历史的读者应该读得懂的。

还应该提到一笔的是，江不仅在下半年“话风”逐渐在转，也以实际行动来探讨中国改革的路径。一九九一年十月至十二月，他先后主持召开了十一次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是经济专家，对我国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座谈会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十四大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吴敬琏，因“御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不动摇，后来得到了一个“吴市场”的雅号。

关于这十一次座谈会详情，容后分解。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