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浓厚改革氛围”是怎么形成的？

“浓厚改革氛围”是怎么形成的？

祝华新

龙年伊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提出：今年主要任务是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要坚持用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会议要求：推动形成勇于创新、真抓实干、开拓奋进的浓厚改革氛围。

从45年经济改革的历程看，“浓厚改革氛围”是如何形成的？

一、直面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

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分析：要继续抓好有利于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保障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的改革举措，集中解决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聚焦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味要浓、成色要足。

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从太行山中走出来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克林，“文革”中回到山西左权采访，战争年代她的孩子就寄养在当地农民家。孩子的奶娘悄悄诉苦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八路军总部在这里的时候！”连革命圣地延安，据197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一些地区人民生活存在着困难”；新华社内参说那里还有不少乞丐。

正是因为直面现实和沉痛反思，才有了改革初期对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大胆突破。人民日报老记者姚力文回忆，安徽很多农村一家人不能同时出工，因为没有那么多条裤子！这才有了1977年11月《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当时简称“省委六条”），率先为生产队自主权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开了绿灯。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姚力文和新华社记者田文喜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姚力文与总编辑胡绩伟商量为报道写一篇“编者按”，胡绩伟大笔一挥，加上：“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安徽省委这样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好榜样。”姚力文小心翼翼地提醒道：说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好榜样”是否得体？胡绩伟一瞪眼说：“这个不是榜样，什么是榜样？”

经济工作关系到民生稳定。特别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如果我们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甩下，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历史被动。需要一份危机感和紧迫感。

二、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

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提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只是政府冲在前面，靠宣誓会和军令状，靠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检查督查，就能取得实效。从2023年7月以来，从国常会、发改委、央行、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住建部、金融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税务总局、外汇管理局、证监会等，到各地方政府推出若干重磅救市政策，从支持民营经济，活跃资本市场，到鼓励外资入市，从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定汇率、化解地方债，调整房地产政策，到降准降息、国家队下场护盘，诚意满满，力度十足，政策工具箱子弹充足，拥有近乎无限后手。我们的体制具有力拔千钧、力挽狂澜的巨大能量；同时也要牢记，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是企业，劳动力和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人民大众，包括其中的优秀专业人才。如何有效提振生产投资消费主体的信心，对于经济复苏和增长具有生死一线的意义。

改革初期，中央千方百计调动各方面积极性。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请五位“原工商业者”吃火锅涮羊肉，希望他们利用落实政策后补偿的资金兴办私人企业。当年，荣毅仁出山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接着，邓小平在美国休斯顿见到西方石油公司老板哈默博士，握住他的手说：“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1987年，89岁高龄的哈默博士来到中国山西平朔，为与中国合作经营的安太堡露天煤矿投产剪彩。邓小平特批哈默博士的私人飞机在中国降落，五次会见他，释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有力信号。

对企业家的礼遇，体现了“十年浩劫”后共产党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迫切心情。政府意识到不可能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打天下，所以果断“松绑”，寄希望于市场主体和社会自组织，鼓励人民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上世纪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美时，对通用电气董事长韦尔奇表示，中国非常需要高级企业管理人员，问他能否为此做些事情。一年以后，通用电气一个专门为中国高级经理人设立的学习班开课了。蓦然回首，中国已经拥有一大批有胆有识、开疆拓土的企业家。他们抓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接的历史机遇，趁风而起，产业报国。这是与“地大物博”同样值得珍惜的中国资源存量。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整合者，其投资管理经验与劳动一样创造价值，而且具有点石成金、价值倍增的魔力。有人说，当年打败国民党是靠人民小车推出来的，如今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经济成就，是靠国民忍耐努力和民营企业创新出来的。这话大致不差。企业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拥戴者和受益者，是自己人，而不是某种异己力量。

市场经济问题多多，需要用市场竞争、法律、契约、行业组织和舆论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互联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去解决，就像市场经济中产生的问题不能用消灭市场去解决。如东方甄选小作文风波，李子柒和MCN微念公司的纠纷，双方的利益分配、违约成本等，需要更为精细和创新的契约来规范。不合理、不平衡的契约总会在发展中越来越走向平衡。从行业市场机制建构来讲，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迟早会形成一个兼顾行业与社会利益、平衡业内各主体利益的规则。

这时候，能否尽量避免以政府骤然降临的强力规范代替市场的有机调节，审慎考虑监管政策出台的方式、时机和力度，避免2023年岁末《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导致相关企业市值骤然缩水4000多亿元的教训。近年来一些行业监管措施切中时弊，但有时开错了药方。不能指望运动式治理，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要防止政府的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生态，打乱原本细腻而丰富的市场自发运作机制，给行业带来毁灭性损伤。监管部门需要时刻想着，一个收缩性政策出台（特别是出于文化观念偏好的非经济政策），往往会端走可能数万人、数十万人的饭碗。

建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形成长期、稳定的监管和治理架构。继续执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方针，警惕监管政策“合成谬误”。产业政策更多地着力于引导行业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

三、凝聚改革共识

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提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举全党全国之力抓好重大改革任务推进和落实，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改革四十周年的讲话中强调：“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新时代改革的大突破。”思想解放，首先是确立和坚持生产力标准，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初期，驳倒了“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污蔑，理直气壮地把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

1977年8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苏绍智、冯兰瑞合写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邓小平说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提出再写一篇大文章。于是由国务院研究室布置，林涧青牵头，冯兰瑞等专家学者参加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写成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又做了修改。1978年5月5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很有锋芒地提出，纠正用政治思想标准代替按劳分配的倾向。“必须以劳动为尺度，按照劳动者给予社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进行计量，而不能以政治表现为尺度。否则，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读到这一段，对改革初期党内学者的勇敢坦诚深表敬意！）这就为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观念基础。文章警告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和不干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到八十年代《人民日报》七论不能再吃“大锅饭”，尤其是第四篇评论《“大锅饭”养懒汉》，振聋发聩，传诵一时。

国务院研究室按劳分配的文章还警示说：“我们不能用管理小生产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也不能照搬管理政治、军事、文化的方法来管理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而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光辉命题。需要总结和坚持经济改革45年来那些符合经济规律的卓有成效管理方式，同时适应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进步与时俱进。新冠疫情严格防控期的某些应急管理措施不能常态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保持恰当间距，重在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自主能动性。

改革初期，人民日报在“投机倒把”、雇工“剥削”等问题上，澄清过时保守观念，为市场发育保驾护航。198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孙连成文章《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提出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交通不便，既要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也要有集体和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必要的补充。允许农村多余劳动力游乡串镇，把农副产品、土特产品收购贩运到城镇销售。在浙江，有经商农民把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捆在扁担上，挑着去上集，仿佛为自己找到了一张护身符。

当年有个道德色彩浓厚的贬义词，叫做“二道贩子”。198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综述，称《不应把商贩叫做“二道贩子”》。如果以转手买卖的次数为尺度，那么，不仅有些个体商贩是“二道”“三道”贩子，从二级批发站、三级批发站进货的国营零售商店，是不是也可以称作“二道贩子”、“三道贩子”？胡耀邦说：以后别用“二道贩子”，改用“运输户”。

雇工问题也曾是禁忌。1981年《人民日报》报道广东高要县社员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355亩，请零工400个。高层有人要求制止这种“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与刚从广东上调中央的习仲勋沟通，从5月29日起，展开一场“渔塘能不能承包”的讨论。云南盐津县有家个体户雇了两人开饭馆，市管委会说是“剥削”要取缔。个体户反驳说：“我们早开门、晚关门，方便顾客，价钱比国营和集体的便宜；来帮工的人，我每天付的工钱比国营和集体饭馆的职工还多，咋个叫剥削!”被雇的两个人也说：“你说这是剥削，这种‘剥削’我们愿意；你不叫他剥削，你给我们找工作吃饭嘛！”这场讨论，为发展私营经济打开思想观念的大门。

四、总结基层和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

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提出：及时总结基层和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

小岗村就是农村改革先行先试的典型。小岗村每年秋收后都有人出去讨饭。为了大家吃饱肚皮，曾经一遍又一遍轮换村干部，村里像模像样的男人都做过集体经济的领头人，但都无力回天。1979年初，北京刚刚开过著名的“三中全会”，18户农民密谋，破釜沉舟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虽然人民日报不少采访过小岗村的记者普遍不相信后来流传的18人摁上“血手印”的那份书面契约的真实性，但的确达成口头密约：“我们分田到户，如不成，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支持：“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

八十年代有个流行词叫“松绑”。1984年3月30日人民日报曾发表福建55名厂长经理给省委领导的信《请给我们“松绑”》。厂长经理们言辞恳切：“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地区、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时任福委第一书记项南给予了支持。

五、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新闻的最后一点极有价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中国改革是“在鸡蛋上跳舞”，每一项改革与创新，都会涉及制度的调整、利益的重组，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和政治智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首任会长安志文感慨地说过：“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诚心诚意地学计划经济，诚心诚意地改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时我一马当先；搞市场经济更要义无反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安老“文革”前做过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参与了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奠基；“文革”后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体改委则扮演了经济改革新体制的工程师角色。

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曾经掀起轩然大波。据《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记载，农口有一位为人正直的老干部，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与万里发生了争执。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真是掷地有声！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瓶颈，万里这一批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回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秉承民为邦本、视民如伤的人本情怀。

六、推动形成浓厚改革氛围

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要求：推动形成勇于创新、真抓实干、开拓奋进的浓厚改革氛围。

从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释放的信息，市场对二十届三中全会有了更多的期待。中国经济改革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不渝地保持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和长期稳定。非经济政策、新闻舆论与经济增长“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改革初期，冲破长期“左”的、小生产的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的争论有时非常激烈。中央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方针，不让意识形态的纷扰影响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如1983年中央明确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不得联系经济改革；1987年驳斥“只反说自由化的，不反干自由化的”，质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即新闻舆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适合的文化土壤、空气和水分，需要非经济政策的协同、补台。中国经济长达数十年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党和政府凝聚最广泛的社会认同，铸造万众一心拼经济的国家意志。当前经济下行，疫后经济恢复，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需要努力维系一个安全稳定、透明公正的营商环境，包括友商亲商的舆论环境，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和生产要素留在中国市场，保就业、保增长，造福民生。

近年来，互联网上一些流量“大V”对民营经济、资本、平台企业和国际供应链做出妖魔化解读，迎合和助长了基层社会质疑市场经济带来社会不公的心理焦虑。改革初期一些勇为人先下海创业的企业家被污名化。一些成功走向国际的民族企业，多年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也经常受到舆论场的巨大压力。需要从公共政策和互联网治理两方面着力。中央一再坚定地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互联网治理的角度，需要做好经济政策的精准解读和有效传导，避免政策误读风声鹤唳。改变自媒体上常常由信口开河的“大V”那样的“非经济人士”主导经济议题的现象；也要克服网上“沉默的螺旋”，让市场经济中适应良好的人群发声，鼓励在市场经济秩序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而不是掀翻桌子、否定市场经济。

八十年代《人民日报》曾提出在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之外，中国还需要“康先生”（commodity，商品）。能否说，社会转型在当下的一个紧迫任务，是改变“康先生”被污名化的尴尬，需要新一轮经济理性的启蒙。

1987年，国家体改委等指导，高尚全副主任等参加，在王府井大街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咨询活动，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询问。“请问，中国的改革会成功吗？”一位从黑龙江出差来的中年男子，用期待的目光等待回答。“我是个体户，现在已经富裕了。但我的同行担心改革的前程……”（《街头问答听心声》，198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司长郑洪庆、理论宣传司司长宋廷明，与体改所副研究员李峻、张少杰、曹远征一起走进中国人民大学，与首都高校学生代表座谈。同学们递条子提问，对专家的回答有掌声也有不客气的反诘，散会后仍围住他们继续商榷。人民日报破例用两块专版刊发了座谈会实录（1987年6月4日-5日人民日报）老一代体改人走上街头、走进校园宣讲改革，并善于从基层创造中吸纳民智，获取勇往直前的改革能量。今天迫切需要经济部委和专业人士发声，面向社会各阶层增加权威经济信息供给，重建由专业机构、专业人士的理性分析影响公众舆论的“两级传播”格局。社会治理部门如公安、文旅、外宣等部门早已纷纷入住微博、抖音等新媒体，相对而言，政府经济部门在互联网上发声还太少，特别需要克服政府宏观数据与民众市场感受的脱节和“温差”。

新闻舆论工作和经济工作不是两张皮。两者遵循一个共同的逻辑，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朱镕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曾要求宣传部门派人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了解国务院经济工作部署。新闻舆论工作者需要学习和精通经济管理知识、科技创新知识，才能讲好经济故事、民生故事，服从和贡献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