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啸：令人忐忑的“包干到户”

我对我国农村的情况一直是关注的，对农村情况也有一些了解，认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不是解决我国农村的“天堂路”，而是毁掉农村经济的制度，过去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用事实证明了。在这种制度中出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到处建大寨田，根本解决不了农村的问题。我在四川农村调查时便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中国农村发展必须找到新路！我对农村中出现的各种改革都感兴趣，很想去调查，想看看是否切合实际，能不能见到希望。这时安徽农村出现了“包干到户”，能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的线索，我当然不能错过。这就是我放弃其他事情，一心要去安徽农村深入调查采访的因由。恰好两位家在安徽的记者赵化勇和董石才要回安徽老家，打算顺便在安徽拍点新闻，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向陈汉元提出和他们一起去安徽。他心中明白我要去安徽的目的，他了解农村改革问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不敢做主，所以要我直接给广播局局长张香山打报告，需要经过 局长批准我们才能去。于是我给局长写了报告，张香山局长批示可以去。

有了局长的批示，陈汉元便让我带队负责，于是我和赵化勇、董石才开会，研究采访的方法，我提出我们采访时不应带着结论去找例子，而是要深入调查，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的结果。这是一条原则。采访时，好话要听，坏话也要听，要甩开地方的陪同人员单独去听取不同意见。不论被采访人说什么，我们都要核实，决不轻信。最后，我们把听到的各种反对“包干到户”的意见，分门别类整理出提纲，按照这个提纲去安徽深入采访，仔细调研，做出判断。准备好之后我们确定了去安徽的时间，然后订车票出发。

我们到安徽滁州，滁州地委（滁县地区）研究室欢迎我们采访，并且向我们介绍了安徽滁州地区包干到户的情况。1978 年安徽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旱灾，省委书记万里提出把土地借给农民救灾。这个口子一开，安徽农村各地包干到户就暗中搞了起来。万里曾深入农村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 增产，因此他态度鲜明地支持包干到户。但是对包干到户，各地还有争论，甚至中央也有不同意见。

我们并不相信他们说的，还是要看到实物才能肯定，于是进户查访。恰逢农历正月，正是农闲时期，人们大都在家过年。我们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屋中虽然比较暗，但是我突然感觉眼前一亮：一家人正围在桌前打扑克，桌子上摆着花生、瓜子等零食，惬意安适之感像一股暖流迎面扑来。这是中国的农村吗？眼前所见的农村和我在河北白洋淀农村看到的悲惨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实行包干到户的地方，农民有了钱，希望孩子能上学读书， 所以对农村普及教育非但没有影响，而且还有了发展。有的农民买了 手扶拖拉机，除了种地外用来跑运输赚钱。在县城或集镇，农民也开 始办小企业，如“预制钢筋水泥梁”，满足农民盖房缺木料的需要；有的开面粉厂，帮助农民磨面，等等，农村经济开始活跃起来。调查所见，农村的变化给了我们报道的信心。

经过了长达一个月的奔波采访，我觉得掌握的材料够了，事实证明包干到户的确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好办法，这个政策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我们应该为它大声疾呼、为它正名。我想了一个办法，整个节目由我来开头，向观众说明我们制作这个节目的缘由和目的，然后我向观众介绍赵和董两位记者，由他们向我和观众介绍他们去安徽采访的情况。介绍就从前王生产队开始，让过去的讨饭生活与包干到户以后的生活进行对比，说明其生活的确改善，包干到户就是好。然后是采访其他几户不同的人家，包括教师的家属在包干到户后的变化。

第一集集中讲“包干到户好”，在这一集节目末尾，由小董介绍下一集的内容，欢迎大家收看。第二集讲农民生活改善后盖新房的事。有一个村叫瓦屋刘，别看叫瓦屋刘，这个刘姓村先前没有几间瓦房，叫瓦屋刘只是表达他们的企盼罢了。包干到户以后家家有了余粮，富裕后便盖新住房，于是户户都住上了瓦房，这个村真成了名副其实的瓦屋刘村。第三集讲农民买小型拖拉机，种田有了机器，平时可以跑运输赚钱。为了改善农民的命运，有了钱就花在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去上学学知识。第四集讲到农民办小型企业。

谁知我们把节目做好之后，专题部领导不审查，台领导也不 肯审查，片子一直压着。节目不审查，就不能播出，部、台两级竟没人敢担责！我们心里很不踏实，若不播出，又不甘心。忐忑不安中我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批评农委不支持“包干到户”。好哇！机会来了，我立即将四集节目送到局总编室等待局长审看。得知广电总局副局长李连庆同志负责审查这个节目后，我就把当时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安徽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同志也请来了，让他们一同审看。

节目看过以后，李连庆同志只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开头语中用凤阳花鼓词，引出去安徽采访的一段设计，他怕这个设 计会引起观众误会，以为安徽现在仍是旧社会灾荒模样。我解释说：“我在开头语中非常清楚地讲明，这是说过去的花鼓词，观众不会产生误解的。”他听了以后没有再提什么问题，就顺利地通过了。审查通过后，节目安排在二套和八套交叉播出。

谁知刚播出第一集，就接到中宣部的电话通知，让节目改名字， 不能叫《“包干到户”之后》，要改成《“联产计酬”以后》，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给中宣部打电话，问内容要不要也改！中宣部回答说内容不改。我们追问内容不改为何单改题目，回答说，改题目是“不要再引起中央的争论”。好吧，节目内容不改，我就一块石头落了地，放心了，于是便从第二集起把题目改成《“联产计酬”以后》。改是改了，我想不通，一个小小的节目标题竟会搅起中央争论，真是标题之过吗？不可思议。

1981 年，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干部群众对包干到户的认识是存在分歧的，趋同一致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就在这时候以深入调查的结果，支持了包干到户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曾令人忐忑不安的电视节目《“联产计酬”以后》不但播出了，还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电视新闻能在全国强手如云的新闻界拔得头筹这是第一次。

来源：丁宁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