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大争论

安徽从1977年冬起实行“省委六条”在农村中引起的大变化，可心说是巨澜翻腾，震动全省。但从全国来说，只不过是个前哨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正式拉开了改革的帷幕。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纪元的第一年。

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长期“左”倾错误、“文革”十年动乱积重难返之际，毅然废止“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方针，从此开创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进而使古老的中华重新崛起，走向伟大的复兴。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实现他提出的各种规划的设想。但是他本人的指导思想却是坚持“两个凡是”，这与工作重点转移是尖锐对立，无法并存的。经过几个月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坚持“两个凡是”就是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坚持“文革成绩是主要的”。因此不纠正“两个凡是”的方针，就无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国就不可能找到出路。

会议一开始，陈云就提出了为彭德怀平反等六个重大的政治性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大，牵涉面广，不解决人心不服，工作重点转移还是一句空话。这一发言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老同志纷纷讲话，会议讨论热烈，争论激烈，气氛活跃，原来的议题不得不暂且搁置，首先讨论总的方针路线问题了。大多数与会者发言中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后来汪东兴就自己的错误作了书面检查，华国锋在大会上也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检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集中概括了这次会议的思想成果，为三中全会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于是，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郑重地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和基本方一针。会议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公报还针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严重缺点，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即四个“应该”:“应该大胆下放权力，扩大企业管理的经营自主权;应该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配套解决党、政、企不分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这些实际上是全面改革纲领的胚胎、雏形。

随着会议重点的变化，农业问题的文件也不能用了。原来起草的文件指导思想、形势分析、具体政策都不对头，当务之急是停止前一段以“学大寨”名义推行的那些过“左”的政策，恢复过去某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不是在原稿基础上修修补补就可以通过的。原起草的文稿认为农业的出路在加快“学大寨”的步伐，加快机械化的速度，甚至坚持穷过渡、收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的这一套极“左”的做法，当然不能不推倒重来。毛泽东曾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月_规定要在1980年实现。当时已是1978年底，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怎么可能完成呢?当时的农机部长反对提这种根本做不到的指标，但有些人强调这是毛主席的遗愿，仍然坚持要写上。一们对我国非常友好的国际友人曾为此问过这位部长:“你们的机械化标准是什么?”这们部长了解对方也不赞成这种浮夸的空话，想了想还是如实相告:"70%左右农田实行机耕”。对方又问:“那么播种、施肥、收割用不用机械呢?”部长只好苦笑了。其实，仅仅机耕这一条，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鉴于这种情况，会议决定另找一批人重新起草文件，要求解放思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_[，搞出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文件，这就是会议认真讨论后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苦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六十条”也作了一些相应的修改。这个“决定草案”，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了建国以来农业生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决批判了农业战线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明确指出:“总的看来，我国农业近二十年来发展的速度不快，它同人民的需要与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从而把农业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如实地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使人们从虚假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中清醒过来。

决定草案提出七条主要经验教训，实际上都是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归结到一点，就是“左”倾错误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剥夺了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

决定草案提出了25项农业政策、在政治仁切实保障和增产措施。强调调动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主要项日有:

——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绝对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化、资金、产品和物质;

——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人。

——粮食统购价格从1978年夏粮仁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

——迅速增加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生产，保证产品质量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降低销售价格，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让给农民;

——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认真抓好棉花、油料、糖料等各项经济作物，抓好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实行粮食与经济作物并举，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

——鼓励发展社队企业，国家对社队企业，分别不同情况，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

——努力实行计划生育，使全国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1985年要降到5%。左右，等等。

所有这些具体政策，对于让农民休养生息，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都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总起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实事求是的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即使如此，它仍不能完全摆脱“左”倾思想的历史惯性。文件提出了纠正分配上平均主义的问题，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的分配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二”但接着又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可见“左”倾思想根深蒂固，决不是一将就能清扫干净的。改革刚刚开始，仍然荆棘塞途，但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了。

新的矛盾和斗争

1979年的春天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同往年没有多少区别。农村和农村干部更感到温暖和舒适。中央有了新的政策，日子更有盼头了;“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不再坚持了;学大寨也不提了，不必担心“穷过渡”了。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产到户仍然是决不允许的，认为如果连这也想突破，仍然是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

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矛盾和斗争。

农民是现实主义者，只要允许他选择，他一定选择对自己利益最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文件规定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广大农民对前两个“可以”不加理睬，纷纷兴高采烈地专挑后边的“也可以”大干特干。文件传达后，全国各地联系产量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很快就普遍大幅度地增加了。到春耕时，全国已有200万个村的3亿农民实行包产到组，把公社化以来属生产队或大队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五六户的小组共同拥有。吃尽了“大锅饭”之苦的农民，如今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看得见摸得着”了，对此莫不欢天喜地。

突然，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读者张浩的来信，并加上严厉的“编者按”，指责包产到组是“三级半核算”，动摇、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必须立即改正。这已经是比较客气的了，如果在三中全会前一二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跑不掉的。于是，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竟在全国农村中引起了不小的思想动荡。

山东曾派出大批工作组下去纠偏，使蓬勃发展的包产到组比例大大下降，有些地方几乎销声匿迹了。

安徽顶住了这股风。万里说:“三级半有什么不好了为什么一定是三级而不能是四级?我看五级才更好哩!家家户户精打细算，生产会发展得更快。”在这场风波中，只有霍丘等个别县受到的影响较大，全省继续大力贯彻“六条”，沿着正确的方一向大步前进。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的责任制蓬勃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明组暗户，包产到户也在逐渐增多。在万里影响下不少农村领导干部对此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放手让农民到实践中去探索、去创造。有人把肥西山南的包产到户告到中央，万里干脆向中央请示，把它作为正式的试点。看来他已认定公社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横下，一条心坚持到底，等待实践最后的裁决，因而使屡遭劫难的包产到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大范围内再次茁壮成长，成为农村改革先行的发源地。

四川省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经过“文革”十年动乱竟变为缺粮的省份。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农民休养生息的方针后，生产面貌迅速改变。粮食产量，牧业、副业、渔业等无不蓬勃发展。1979年猪存栏数达到4500万头，比1976年增加40%以上，蚕茧产量达130多万担，由过去居全国第4位跃升为第1位，整个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由“文革”期间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转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张浩来信之后，四川引起过思想混乱，省委为此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问题的通知》（简称十二条）。《通知》肯定了前一段各地积极试行“分组作业、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的做法，是克服平均主义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好办法。要求继续坚决贯彻执行。《通知》特别指出，对于个别地方出现的把土地分到户搞分产到户的偏向，不要沿用过去“反右倾倒退”的办法加以批判。

越是贫困的地区，农民改革的要求越迫切，行动越积极。贵州省在1978年秋后，有60%左右的生产队自发地搞起了定产到组的责任制，农民积极性很高，效果很好，张浩来信事件之后，有些干部动摇了，到处打听“中央的新精神”。有的还去纠“偏”，给生产造成了损失。贵州日报发表了一篇短评：《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农民见了视为珍宝，剪下来放在口袋里，碰到纠“偏”的干部就拿出来同他辩论：“到底是你的道理对还是报上的道理对？”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以尖锐的形式出现了。贵州是个偏远的穷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虽然不是什么阳关道。经过一段曲折，多数领导干部都感到不能不面对现实，既然广大农民拥护定产到组甚至到户，即使是独木桥也得去过，否则别无出路。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说：“一年来，农村的局面是一场拔河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他决定要站到那一边去了。1980年3月，省委终于发出指示，宣布油菜管理可以包产到组，随后多种联产责任制相继恢复与发展，实践效果之好，出乎人们的意料。农业产量一桩桩突破历史最高水平的消息接踵而来，展示了多年未有的新气象。这年全省粮食总产达129.6多斤，比上年增产5.7亿斤，成为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油菜籽入仓达2.9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出栏肥猪460余万头，比上年增长15.8%，创历史最高纪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个贫穷的省份对阳关道与独木桥，从上到下有了新的看法。

但是中国太大，经济发展太不平衡，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对改革的态度大不相同，进展的程度也差异甚大。共同的规律性仍然是，越是贫困的地区农民改革的要求越迫切，行动越积极，各省都有贫困地区，因此也都有一些农村改革活跃，走在前面的县或地区，但是由于当地领导尤其是高层领导态度不同，进展的差异就大了。

中共山西省委1月23日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旗帜鲜明地肯定人民公社，反对包产到户。

有些省委主要负责人说，要继续坚持学大寨。

有些省的主要领导人则尽可能避开这个敏感的问题，不回答可不可以包产到户，最大胆的也不过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试”。

只要让农民试，结果总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可说屡试不爽，无一例外，在来安县皖苏两省交界的地方，安徽的刘程村与江苏的下湖村位于一条街的两端。历史上刘程穷而下潮富，1980年出现奇迹般的变化。刘程村包产到户，一年翻身，粮食满仓，鸡鸭成群，三个月内娶回5个江苏的姑娘。下潮村的农民一个劲地埋怨逼着他们坚持走人民公社阳关道的基层干部：“你们自己去走吧，我们豁出去摔跤也要过独木桥了！”

1979年3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国务院作出规定，从3月份起，陆续提高粮、棉、油、猪等19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的总指数平均提高20%，超过部分在这基础上再加价50%。这一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踊跃交售的积极性。由于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民当年增加收入108亿元。贫困地区征购任务低，包产后经过努力可以多卖超购粮，得利更大。或明或晴由包产到组转向包产到户的日益增多，包产到户面大的地方增产幅度明显增大，许多贫困的“三靠队”一年翻身，面貌大变的处处皆是。两方面的因素互相促进，农村出现了急剧的变化，人民公社体制渐有难以为继之势。

1979年9月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前一段实践中的反映，修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万里在小组讨论时继续提意见，接着又去找胡耀邦，建议取消“两个不许”。胡耀邦说:“我再去做做工作”。正式公布的文件，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由“不许”改为“不要”，口气比较缓和了，而且允许某些例外，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万里不能满足于这样的修改，因为“不要”口气虽有缓和，也还是“不许”，而安徽包产到户的面已相当大，中央文件不予肯定，他的工作是很难做的。但毕竟开了一条小小的门缝，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为突破口的广大农民，后来就是从这一条小小的门缝里挤出来，掀起包产到户的历史大潮的。

全国性的大争论导致全国性的大发展

1980年包产到户由暗而明，由少而多，引起了全国性的大争论，也得到了全国性的大发展。

这年2月下旬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为总书记。胡耀邦性格开朗，热情洋溢，年龄不大，却是亲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1948年他33岁时担任了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的政治部主任，编写过一本新“三字经”，很受战士欢迎，在红军将领中以年轻有为、勤奋好学著称。建国后长期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工作有创造性，常受毛泽东赞扬。在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他的魄力和勇气进一步为全党所公认。他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他组织、策划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解放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排除万难，平反了一批又一批冤案错案。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处理和结论，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改正过来。”他担任总书记后，对农村改革采取非常坚决态度予以支持。当时关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正处于莫衷一是、是非难辩之际，因包产到户范围的扩大更为广泛、更为尖锐了，几乎遍及党政各个部门和全国的各个角落，到处议论纷纷。有说“好得很”的，也有说“糟得很”的，各有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似乎越是领导干部，思想阻力越大，中央部门和省的领导人对包产到户大多持怀疑态度。有的.人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胡耀邦同新担任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分别到西北、东北各省，一个省一个省去了解情况，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

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在当年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评分田单干导致两极分化;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际是退到单干。作为农革改革发源地的安徽省在万里调走后出现了反复。从四月起，省委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了蚌埠、芜湖、巢湖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省委主要负责人给包产到户扣上了“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大帽子。他说，工团主义只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到户虽然增产，但这不是方向，县以上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指责包产到户不是方向，包干到户是“两包一脚踢”。甚至威胁说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帐。在上述几次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骤然变冷，搞得人心惶惶，生怕秋后算帐。当时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面最大，受到的压力也最大，在这个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似乎已经不成问题的地方，又重新成为问题了，对包产到户不理解、不赞成的主张一度又多起来了:

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

有的认为如果包产到户“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也搞不成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

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认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意识，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

在这关键时刻，按照我们国家的惯例，需要有一位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做出决断，这位权威已由毛泽东变为三落三起的邓小平。他在5月31日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热情地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农民的创造，指出对包产到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还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这是对包产到户及时最有力的支持。

安徽滁县地委领导，始终没有对包产到户发生动摇，在巢湖会议上见到邓小平的讲话，信心更坚定了，冒着风险，据理力争，公开为包产到户辩护，会议气氛紧张，分歧很难解决，最后由另一位赞成包产到户的省委领导念了一遍邓小平的讲话作为总结，会议就草草结束了。

8月底，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领导进行了调整，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赵紫阳出任总理，万里担任了副总理兼农委主任。

万里当时的处境，远不能使他有一点点踌躇得志之感，反而觉得思想压力更沉重了。在安徽他是第一把手，尽管有些问题同当时中央领导的看法不那么完全一致，还可以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来缓解，最后总得由他“拍板”。北京的情况复杂多了，难应付多了。他兼农委主任，但农委、农业部不赞成其至公开反对包产到户的就不是一个两个。高级领导干部中，许多人谈起“两个凡是”，认识很一致，态度很坚决;谈到“包产到户”，立即有了分歧，说不拢了。公社化时期，农民当兵，军属有代耕工分，包产到户以后，谁替谁代耕了万里也担心过这件事，专门作过调查，知道根本不是问题，包产到户增产后，军属可以照顾得更好。但有的部队同志仍然听到种种传言，认为包产到户会动摇军心，瓦解部队，公开表示反对包产到户。但多种阻力都不能使万里稍有退缩。他是省里上来的，深知没有省委第一把手的支持，什么事都难以做成。

他又一次去找胡耀邦，恳切地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是一条出路。但中央文件一直没有个肯定的说法，支持农民的正义行动变成不合法的事情，这样下去怎么行哪!”

9月14至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会议争论很大。开始只有任仲夷、周惠、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多数保持沉默，也仍然有提出尖锐指责的。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受中央委托，作了个专题报告，为文件作了阐述和解释。他在当时激烈的争论中明智地选择了一个最易统一双方认识的结合点，就是包产到户对需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具有巨大作用。这个问题，是摆在各省领导人面前最紧迫、最头疼的问题，任何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人，也不能不承认除了包产到户，别无选择。杜讲话中引用了大量调查材料，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说服力较强。经过讨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包产到户是必要的，至少应在贫困地区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年七十五号文件，强调推广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方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对贫困落后地区，“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七十五号文件并没有达到万里的期望，但毕竟是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极大地鼓舞了亿万农民放开手脚去进行改革。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文件没从正面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就在这次会议上，一个省的第一书记与贵州第一书记池必卿又一次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杜润生讲话的那一天，散会时遇到农委另一位副主任，他比杜润生更资深得多，待人一向温和亲切，这次却不紧不慢，有板有眼地对杜说:“你今天讲得很好，条条是道，但只能代表你自己，不能代表农委，因为党组织没有讨论过。”话虽含蓄，用意明显，实质上仍然是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其潜台词是，你的方向未必正确。

七十号文件是个妥协的产物，充满两种对立意见折衷的痕迹，既说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又不肯定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既不否定包产到户，而且强调它对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说要“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而且要使“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如此等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依据，从而继续自行其是。

11月中旬，《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反映七十五号文件精神的政策性理论性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此文以上述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了包产到户出现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必要性，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也受到了那些没有摆脱“左”倾思想的人强烈反对。有一个省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会上有些人竟指责此文作者是所谓“教唆犯”，提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长江边有一个大城市分管农业的负责人，竟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敞开着，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尽管这些逆流而起的泡沫显得荒唐可笑，却充分显示了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艰苦性和复杂性。

然而实践总是最有说服力的。1980年是中等年成，年终统计:生产队核算的基本上不增不减;实行“包产到组”的增产10%至20%;实行“包产到户”的增产30%至5O%。“队不如组，组不如户”，这句话1979年在安徽已得到过证明，一年后又在全国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本文原载《改革先声》（新视点），1999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