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1979春故事：《当代》杂志创刊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春天，冰雪初融，阳光明媚。

朝内大街166号，一幢老式的办公楼。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里办公。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兴冲冲敲开了总编韦君宜的办公室门。

“小孟，找我啥事？”韦君宜问道。

来人是现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孟伟哉。

韦君宜已经六十多了，比孟伟哉要大十五六岁，所以她叫他小孟。

“韦总，我们现在积压了好多的稿子，是不是可以考虑办一本文学杂志？”孟伟哉说，“现在上海的《收获》和北京出版社的《十月》非常热，很受读者欢迎。我们有这方面的优势，也编一本文学刊物吧，可以缓解稿子积压的问题，也可以加强跟作家的联系。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当代》。”

“这个想法好哇，你们做个方案，跟文井同志汇报一下，只要他同意，我没有意见，全力支持。”老太太个子不高，但精神矍铄，说话干净利落。

严文井是出版社的社长。

“好嘞！谢谢韦总！”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孟伟哉高兴地走了。

几天后，一份《关于创办〈当代〉文学丛刊的报告》放在了严文井社长的办公桌上。

“想法挺不错，可是你们办公室这么几个人，忙得过来吗？”比韦君宜大两岁的严文井，显然比韦君宜要老成持重一点。他摸着谢顶的头，问孟伟哉：“你有信心吗？有决心吗？”

“这样，我们先出季刊，如果效果好，再改成双月刊。人手方面，我们先克服一下，实在不够的话，社里再设法调几个人过来。”孟伟哉答道。

“好，就这么定。说干就干，干就要干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老爷子说话干脆掷地有声。“我让兆阳同志专门负责这个事，有什么困难，你就去找他解决。”

秦兆阳时任出版社副总编。

大概三个月后，1979年6月，《当代》文学季刊出版。

发刊词由韦君宜执笔，标题是《发刊的几句话》。

严文井亲自撰写了社论《文学，应当象生活那样丰富多彩》。

创刊号编发了秦牧、马识途等作家的小说，赵梓雄的剧本，理由的报告文学，萧乾的回忆录，邓拓、周良沛等的诗歌，还有台湾作家白先勇小说和罗马尼亚、美国作家的作品。

封二是黄永玉的画《屈原》。

据创刊编辑朱盛昌回忆，扉页的“一九七九年七月”，应该是“六月”，是当时搞错了。

《当代》创刊号首印7万册，通过新华书店发行，被读者一抢而光。第二期印了10万册，依旧销售一空供不应求。1979年共出刊三期，1980年出刊四期。1980年底交邮局发行，订数一下达到30万册。1981年开始改为双月刊，最高时，订数达到53万册。

刊物发行后，反响强烈。外媒认为，这本杂志的创刊，象征着中国在文艺方面的进一步开放，因为其中竟然有白崇禧儿子的作品。他们猜测，这是否预示大陆跟台湾的关系将会有所改善。当然，还有美国作家约翰·契佛的短篇小说《乡下丈夫》，也意味着对外开放。

开头的故事，是我根据相关信息杜撰出来的，建议、审批和发行的过程其实也没那么顺利，但《当代》这本刊物是真的——真的开创了一个时代。

1979年，是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那个春天，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

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初现。

据孟伟哉回忆：

1978年夏季的一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的砖墙上，有人贴出一份油印刊物，刊名《今天》。看了《今天》的内容，我感到人文社应当办一份刊物，当时脑子里蹦出“当代”二字。

1979年春末，经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党委书记周游、副书记孟奚口头同意，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并报请当时的出版局的陈翰伯、王子野诸领导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着手创办《当代》杂志。创办这个杂志的建议由我提出，但最后敲定这件事，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孟伟哉1933年12月出生，山西省洪洞县人。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代》主编，是《当代》主要创办人之一。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15年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2岁。

作为作家，孟伟哉创作了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中篇小说《一座雕像的诞生》等作品。他还曾任职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厅厅长，创办了《现代人》杂志并担任主编。1988年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晚年主要画画，且小有成就。

关于《当代》的创刊，孟伟哉堪称居功甚伟，但还有两个人不该被遗忘。

一位是时任总编辑韦君宜。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出生于北京。1934年入读清华哲学系，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笔杆子。1936年在《清华周刊》发表散文《哀鲁迅》及小说作品。1939年去延安，担任过《中国青年》编辑（总编和社长是胡乔木）和《中国青年》（晋西版〉主编。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与丈夫杨述一起受到波及。1949年后，她担任过《中国青年》总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著有长篇小说《母与子》、《露沙的路》，中篇小说《洗礼》等。1986年离休，2002年1月在北京病逝。

对韦君宜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思痛录》。这本回忆录是她1976年开始秘密写作，1986年初完成，最后在病榻上审定，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被评价为“继巴金《真话集》之后的又一部说真话的书”。书中她记述了延安整风和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亲身经历，深刻反思了运动中的荒谬，并坦言自己“不仅成了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我们满手沾着同志的血”。这样的反思弥足珍贵，使她在文学界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有一次入住一家酒店，房间里给我准备的读物，就是她的这本《思痛录》，令我惊喜，也读到深夜。后来还征得酒店同意，带回了这本书。

另一位是时任社长严文井。

严文井1915年出生，湖北武昌人。他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从1953年起，就担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担任过《人民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印象中，严文井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写过好多童话作品，也培养了不少中青年作家。

看到两个关于严文井的段子。在中国作协批斗丁玲的会上，其他人都义愤填膺发言，作为作协领导的他却冷不丁说：“陈明配不上丁玲。”引起笑场，导致批斗会也进行不下去了。文革中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检讨时，他说：“春天，我看见一个红衣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林荫道上过来，我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

2005年7月20日，严文井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他去世时，人们才发现，作为儿童文学泰斗级作家，他家只有70多平方。

《当代》成功的原因，还有主编秦兆阳、副主编孟伟哉为首的兢兢业业的编辑团队，八十年代初全社会浓郁的文学氛围和一批勤奋写作的好作家。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王蒙的《布礼》、冯骥才的《雕花烟斗》等名作都是在《当代》杂志发表的。

因为价格比较贵，当年我不是《当代》的订户，这些作品大都是在图书馆或《小说月报》读的。记得曾经在《当代》读到围棋国手陈祖德的《超越自我》，但没有读完，前几年还特意去买了一本单行本。

无论《收获》、《当代》还是《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都已经成为八十年代的文学记忆，翻看这些创刊号，都会产生一种异样的充实感……

最后放一张创刊号里的补白。注意，那可是1979年，46年前。

来源：东山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