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准推翻“两个估计”

所谓“两个估计”，源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是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成果。《纪要》由迟群起草，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政治局讨论定稿。8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内容为：1966年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基本”，就把1966年前十七年教育战线说得漆黑一团，对知识分子的革命就天然有理，所谓的文化革命就理所应当。

其实，“黑线专政”这个词，是从另一个《纪要》来的，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里，对十七年文艺界有个估计，即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有“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提法。

先讲二十八年

文艺界和教育界，一向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知识分子的最大诉求就是，给他们正名：十七年来，我们早就改造好了，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不管是文艺界的“黑线专政”，还是教育界的“黑线专政”，那时都归之于“四人帮”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破坏。

可是，这就悖论了，因为不管文艺界的《纪要》还是教育界的《纪要》，都是主席圈阅、批示同意的。在粉碎“四人帮”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少一年吧，高举毛主席旗帜是全党的基本共识，对毛批示或圈阅的东西基本上不能动。

那时，有个“两个凡是”的说法，很形象；但是，现在人们叙述那段历史，无论说这“两个凡是”阻碍了历史进程，还是把自己拔高为和它作斗争的先见之明，大多数都是“后设叙事”，与原本的渐进的历史有距离。

譬如，学界长期认为，“两个凡是”阻碍了邓小平的复出，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一味说邓主导反对“两个凡是”，恐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不错，邓是说过，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他复出的问题，但是，他复出后主管科技教育界，遇到“两个凡是”时，也不能一开始就面对面去反对，他有政治智慧，懂得绕弯。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动要求主管科技教育界。在教育界，他就遇到了“两个估计”。1977年8月，他主持教育、科技座谈会时，与会者对“两个估计”反响强烈。他可以拍板恢复高考，但对“两个估计”避开了。他不讲十七年，而是笼统讲二十八年，即1949-1977年，他说，十七年，毛有话，但十一年，毛没有。那讲二十八年，知识分子就不在“两个估计”之列，充满政治智慧。

正式提出批判“两个估计”

在推翻“两个估计”中很著名的《人民日报》记者的那个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最后说：谈到《纪要》，大家对邓副主席在讲话中不分十七年、十一年而统一提二十八年，感到十分满意。

“感到十分满意”这话，是溢美之词。实际上，当时教育界知识分子对这样处理“两个估计”，很不满意。在当时召开的招生工作会议或者教育界的座谈会上，与会者揪着这个问题不放。连邓只能讲二十八年，教育界的领导能有多大作为？所以，9月15日，《人民日报》记者才会根据民意，写出《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的内参，为邓开脱，板子却打在教育部领导身上。

（《人民日报》记者的内参，在当年被广为传抄）

不过，内参的写法，倒的确给邓小平直接面对“两个估计”提供了材料。内参说，《纪要》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参加修改、张春桥负责定稿，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他们的罪恶用心就是：全盘否定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及其它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

内参这样写，写出了“四人帮”的罪行；至于毛批转全国，那是受蒙蔽了。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这一条，开始直面“两个估计”。

9月19日上午，他对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人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他说：“《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掷地有声。他是第一个提出批判“两个估计”的人。

9月20日，由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挂帅，批判《纪要》和“两个估计”的写作班子开始工作。据另一位起草者吉伟青回忆，题目暂定为《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

可是，在“两个凡是”是全党基本共识的背景下，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说毛的错误？用吉伟青的话讲叫哪敢“太岁头上动土”？李琦后来接受采访时也说，“那时可真是煞费苦心”。

既然不敢“太岁头上动土”，文章就不能以“两个估计”为批判对象，只能正面论述揭批“四人帮”，发展教育事业。所以，题目也改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孙长江整理“四条”解扣

到9月底，事情突然就有了转机：孙长江有一个重要的发现。

孙长江，时任《人民教育》编辑，当时还是个小人物；转过年，他调入中央党校，参与起草并最后完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成为著名人物了；再后来，机缘巧合，我竟然成了他的同事和“酒友”了。

此时，他被教育部抽调去整理“四人帮”余党在教育部门的罪证材料。在迟群的笔记本上，他发现，1971年全教会期间毛关于十七年教育还有话。迟群笔记的记载只是零星的，但也能看出毛并没有完全否定十七年，与全教会《纪要》中“两个估计”说法不同。孙知道这个零星记载的价值，立即报告部领导。部领导比他还重视，责成他继续整理材料。孙又核对了谢静宜等人的笔记，整理出毛当年谈话的四条“指示精神”：

（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错误路线的是少数人，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小部分人。他没有公开反对你这个路线，没有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公开喊蒋介石万岁吧。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吗？错误的要批，批他错误的东西。

（四）、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敬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看看这四条，根本上是与‘两个估计’相对立的嘛。在那时‘两个凡是’是全党基本共识的情况下，你想象不到这个材料在教育部引起的轰动和重视”。2003年8月下旬，孙长江读到我刊发表的吉伟青关于起草推翻“两个估计”那篇文章的回忆时，特意给我打电话，很得意地聊了这段往事。

他说：“这个材料直接报给邓小平，邓又报华国锋。这就让吉伟青他们起草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有了抓手。不过，胡乔木很谨慎，他让人查档案记录。哪里有什么档案记录？这是毛和迟群他们闲聊天时说的话。迟群这些‘新贵’们还没有归档意识，即使有这个意识，他们也不可能归档，因为这对他们的炮制的‘两个估计’很不利啊。所以，后来胡乔木把这四条加进吉伟青他们的文章时，用了一个毛‘指示精神’这个词，含糊一下。现在你听了觉得可笑，可是，没有我老孙这个发现，至少在当时，‘两个估计’是批不了的。”

他提醒我说：“你不要被蒙蔽了，说‘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是汪（东兴）的，其实不是，是全党的基本共识，包括邓在内。至少在那时，是；至少在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前，是。批‘两个估计’这事，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嘛。”

我赞同孙长江的话，这就是我前文用“全党的基本共识”这个说法的历来。

政治局讨论批判“两个估计”

教育部将这“四条”连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上报中央。报告中说：《纪要》是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张春桥修改审定的，流毒很广，不批，不足以平民愤。如何批？报告提出两条意见，向中央请示。一条是要批《纪要》，但在报刊上不公开指《纪要》的名，只提被“四人帮”塞进黑货的那个文件；另一条是不提批《纪要》，只批其中的错误观点。

教育部党组的报告，还是心有余悸。

不过，心有余悸的不仅教育部，政治局委员中也有。

（辛业江工作笔记）

1977年10月5日下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两个内容，一个是讨论教育部草拟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一个是教育部关于批判《纪要》的报告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一文。会议从三点半开到晚上九点半，中间七点吃饭，七点半继续开。

关于这次会议，我看到两份记录，一份是刘西尧在教育部传达的记录，见之于“辛业江笔记”；一份是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在教育事业计划座谈会的传达记录。两份记录内容一致，只是分段不同。这里照录“辛业江笔记”中的内容。

第二个内容开始时，华国锋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念了教育部党组关于批判《纪要》的报告后，又念了孙长江整理的那“四条”。

李（先念）说：我问过王海容和小唐，主席怎么讲的？她们问过主席，她们对“两个估计”是不服气的。主席讲，十七年都是刘少奇教育出来的？都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教育路线还有我的嘛！他们准备回忆一下，主席是怎么讲的。搞全教会《纪要》时，我当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一个印象，当时会议对红线为主还是黑线为主争论得很激烈。

邓（小平）：《红旗》杂志这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政治局讨论，实际是中央发言，怎么改？需不需要发表这样一篇文章。

华（国锋）：教育方面需要发表一点议论，在人民干部中进行教育。这篇文章我感到粗糙了一点。对二十八年的估价问题，小平同志同我商量过。小平同志讲过，避开十七年，整个讲二十八年，整个讲教育工作的成绩，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对全国教育会议的《纪要》，当时搞得不大清楚，先回避一下。现在搞得更清楚了。是全国的大事，不是小事。科学工作原来“四人帮”也把他说成黑线，因为没有任何根据，容易翻过来。教育工作涉及几百万人，又有个《纪要》。先讲二十八年，调动积极性有好处，我是同意这样讲的。现在展开讲很需要。对教育工作全面领会主席的思想，肯定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是努了力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这很重要。这个结论是对的。前十七年不占主导地位，许多问题不好解释。毛主席也确实讲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整个教育战线有没有这种状况？有，但应肯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毛主席路线还是占主导地位。有这个记录就更好说了，而且说执行刘少奇路线是少数人，不是大多数人，还说了界限等等。在政治局，我们要考虑全面理解，应肯定二十八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教育工作者是做出成绩，有贡献的。 教职工共九百多万人，调动这积极性关系很大。这篇文章写的仓促，阐述不够，有欠缺。

文章讲毛主席一系列指示精神是鼓励，是提倡。鼓励什么？提倡什么？要展开讲。毛主席也是有批评的，要展开论述，说得人家心服口服。下点功夫把文件加工好。不然，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就抓教育革命？现在这样写，说服力不强，论点不透彻。招生会议争论很大，有些人就是担心，怕反复。要把主席的指示全面阐述。主席有批评是应该写的，也应该改，但毛主席不是说整个学校，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十一大的文件中，我们就是不回避说我们要反对走资派。走资派是你“四人帮”。“四人帮”把老干部说成是民主派。有少数可能是，但绝大多数是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十七年黑线要好好搞，从哪里出来的。

汪（东兴）：十七年黑线是从江青主持那个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上来的。

李：林彪和江青互相吹捧。

华：要很好地理解黑线是怎么连的。你就是黑线，把主席也连上了，一大批教育工作者都连起来了，不是打击一大片了吗？这个要展开狠狠批，要批就要把道理说清楚。揭批“四人帮”要花点功夫。要大家看了之后，知道主席是怎么说的，“四人帮”是如何篡改的。

至于全教会《纪要》，我的意见可以不提，就是批“四人帮”的观点，狠批“两个估计”。证明“四人帮”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传达都不传达，根本就不听。

邓：封锁。

汪：主席对迟群有批评。

李：北京一霸。

华：有些学校确有不好的东西，也要说，说服力强。把几百万都解脱了。

邓：成千万的老干部，成千万的知识分子。

华：总的说，揭批“四人帮”，可以写出篇好文章。写这篇文章主要目的是说“两个估计”，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至于有些问题也可提，也可不提，集中一点。

总的我感到需要。科学技术全国思想比较一致。从招生会议看，教育界思想复杂，需要写文章。集中一点，写得比较凝练。主要是对“两个估计”，阐述，论据要准确一些。半个月可以搞出一篇好的文章。

邓：需要这样一篇东西，这是一场大争论，又形成了文件。

李：同意，这是一场大争论，不写便罢，要写就写好。主要解决思想问题。但教育方面比较特殊的就是出了这个《纪要》，始终不能统一“两个估计”的问题。不只是包含教职工，也包含了十七年毕业的大学生是修正主义基础，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把这个问题完整地搞清楚，大有必要。要写篇好的，完整的文章。

华：这些论点都要批一下，在论述里加进去。不说《纪要》，主要批驳“四人帮”的论点。现在有的同志还心有余悸。

邓：包括你刘西尧，心有余悸。

华：批刘少奇的东西不要回避。教育战线少数人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要回避，反过来说明大多数是好的。

邓：主席对高教“六十条”是基本肯定的。

李：毛远新说，毛主席讲十七年教育的成绩就是没有喊蒋介石万岁，还别有用心地大讲所谓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完全是篡改、歪曲。写篇好文章，必要。

华：教育部写出这篇文章，狠批“四人帮”，也就不会心有余悸了，就可以放心干了，写好了就用教育部的名义发。这是关系几百万职工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一下教育部，现在大家在批评教育部，反映中，方毅同志在科学院很受拥护，教育部就冷冷清清。

李：还有人说刘西尧是哪条线儿上的。心有余悸的人不少，要鼓劲。

邓：批两个估计，不提《纪要》。

李：知识分子这个时期就是要把劲鼓起来。

邓：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当然是长期的。

汪：十七年的估计不是主席思想。有些东西不要回避，主席讲的要讲出来，但不是“两个估计”。

这次会议后，李琦主持修改批判“两个估计”的稿子。据吉伟青回忆，李琦曾三次将稿子送请胡乔木审阅修改。胡审阅第一稿后，送请邓小平审阅。10月31日，邓批示：“此稿写的不算很好，但还可以用。”胡乔木审查第二稿时，加上了那“四条”。修改过程中，文章题目改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11月13日，胡将修改稿送邓小平审核，11月17日上午，稿子退回。小平批示：“此稿可以发”。乔木还批示，此稿可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并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次日该报还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教育事业大有希望》。197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全文刊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均于11月19日至20日前后全文刊登。人民出版社也于1977年11月出版了《论战》单行本（书内还收录了《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一文），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人民教育》杂志也在1977年第2期（1977年11月出版）全文刊载。一时间，全国轰轰烈烈。

还要提一句，“黑线专政”见之于文艺座谈会那个《纪要》，被全教会《纪要》借用。对这个词的平反，则反过来了，教育的《纪要》中“两个估计”被批判后，文艺界才闻风而动，开始批判、否定文艺《纪要》。

至此，“两个估计”被彻底否定，“黑线专政”论也随之消弭，思想文化和教育科技领域，不再心有余悸了。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