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然 周海燕：从“潘晓来信”到回望“潘晓”：媒介表达中的苦闷感与意义再造

1问题的提出：挥之不去的苦闷

1980年5月11日，一封以“潘晓”为笔名、刊载于《中国青年》杂志的读者来信唤醒了中国青年沉寂已久的精神世界。在信中，“潘晓”以自传的形式讲述了日常生活去革命化后的青年困境，发出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呐喊（潘晓，1980a）。这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持续了半年多，《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封来信，刊发了110多封读者信件，在当年的销量达到390多万份。“潘晓来信”一跃成为具有象征意涵的时代符号，被称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40多年后，在社会竞争加剧、个体化进程加速和社会流动放缓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青年再度提及“潘晓之问”：“一封‘潘晓来信’引发的人生观大讨论，竟然让我在躺平话语与内卷喧嚣中觉醒顿悟。每一代青年都有他们的困惑呵！而且我们的困惑竟是如此的相似！”（王焱，2023）他们以青年来信等方式发起讨论，继续叩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试图重建身份认同和价值理性（闻韶，2020；班班等，2024）。

从“潘晓来信”到回望“潘晓”，群体性的青年苦闷卷土重来，这种集体情感并不只是历史变迁的社会镜像，也是由不同媒介型构的情感实践。循着这条线索，本文不仅想要辨析青年在问什么，也十分关注青年是怎么发问的，将重点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上世纪80年代，经由大众媒介聚焦的“潘晓来信”如何形塑了青年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规则，对青年确立身份认同和意义框架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二，80年代的“潘晓来信”何以成为当代青年重构人生意义的文化资源和情感力量；第三，在数字媒介的作用下，当代青年又是如何改造“潘晓来信”以表达他们的苦闷感，这其中使用了什么样的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是如何互动、博弈的，呈现出怎样的感觉结构。唯有把握住这份集体苦闷背后的变与不变，才能进一步透视媒介、社会心态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媒介视域下的“潘晓来信”与苦闷表达

“潘晓来信”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从精神史维度探究了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成因（贺照田，2010）；也有学者从文学性入手剖析了叙事、“新人”形象与青年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王钦，2010；杨庆祥，2011；徐勇，2012）；还有学者把“潘晓来信”看作“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重大的青年文化事件”（陆玉林，2009：34），指出“这场全民族的迷惘，首先是由年轻一代的‘苦闷’表达出来的”（周晓虹，1988）。

无论是将“潘晓来信”视为思想事件、文学事件还是青年文化事件，都鲜少有研究关注大众媒介对这一事件的塑造力，偶有提及也是从功能主义视角来观察（徐勇，2012），媒介成了不言自明的存在。对此，黄旦（2015）提醒说，研究范式的转换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变更，而在于引入新的谈论事件的方式，应把视线投向媒介自身，研究作为构成、推动人类实践的基础要素，媒介如何形塑了新的社会关系和传播形态。

本文依循这一思路，将“潘晓来信”及其引发的讨论和回望置于媒介视域下进行考察。《中国青年》以“潘晓”事件为契机，公开讨论20世纪80年代青年群体从革命年代走向后革命年代的精神苦闷问题，而置身于新一轮市场化转型变局中的青年，受数字媒介影响在苦闷的表达特征上与80年代有着明显区别，创造了“佛系”、“躺平”等一系列碎片化的网络流行语。陶东风（2021）认为网络流行语是反映当下社会情绪的晴雨表，现有研究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大多仍停留在抽象的心理分析或者情感分析层面，缺乏纵深的历史视野，捕捉到的可能只是时代的泡沫。尽管他主张把1980年代的青年表达与今天的青年表达放在同一视域观察，却也只是简单地将“潘晓”式困惑视作一种积极情感，将“躺平”视为一种颓唐情绪。

在笔者看来，积极/消极的二元框架消解了苦闷体验的矛盾性，忽略了形塑集体苦闷的复杂过程。苦闷并不同于愤怒等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激情，它既是一种无结构的模糊感觉，也是一股待显现的情动潜能。经由话语捕捉、锚定和命名，这种无状的苦闷感觉才在情感流通中成为具有特殊意涵的集体苦闷。换言之，集体苦闷是在媒介的运作中流转、维系甚至演变的。

（二）感觉结构：一个理论框架

要想辨析这种在时代变迁中形成的集体苦闷之感，还需引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理论。感觉结构这一理论概念，是威廉斯针对18世纪之后英国的社会变迁做出的理论回应。他弃用了“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等更正规的概念，创造性地选用“感觉”这一术语来揭示正在溶解流动的社会经验和不断生成的意义与价值（威廉斯，1977/2008：141）。成伯清（2015）借用感觉结构对“潘晓来信”背后的情感震荡进行研究，一方面描述了青年从理想主义激情走向消费主义狂欢的幻灭过程，另一方面指出可从主导、残余和新兴的互型关系出发去理解感觉结构的张力。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学者将感觉结构理论框架和模因分析工具结合在一起，研究网络流行语所展现出的情感状态和社会经验（Szablewicz，2014；章文宜，莫少群，2022）。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强调过程性、连续性和实践性的感觉结构（Filmer，2003）有助于我们理解青年在社会转型时期生成的共同经验，但是正如黄典林和李杭洋（2022）所言，我们还应追问“感觉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与符号系统、媒介技术和社会传播过程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1977）指出，威廉斯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一书中已然将电视看作一种共同经验的中介，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媒介与感觉结构互相型构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仍是在社会需要与满足社会需要的逻辑中来理解媒介，本文则试图转换这种以社会为能动主体的叙述结构，打开新的研究空间。

基于此，笔者将“潘晓来信”、1980年代围绕“潘晓来信”展开的大讨论以及40多年后当代青年对“潘晓来信”的回望视为一种公开展现的情感活动"（袁光锋，2022：47），意图转向威廉斯还未充分挖掘的传播面向——由媒介型构的情感表达如何形塑共同经验，重新理解媒介、主体关系与感觉结构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围绕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公开信和其他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经验材料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青年来信，包括1980年刊载于《中国青年》的公开信件以及2020年“闻韶”微信公众号借由“潘晓来信”之名征集的公开信件；纪念征文，即“我与《中国青年》”征文活动（《中国青年》杂志与它的百年来信）的相关文本；《人物》杂志对黄晓菊（“潘晓”组合之一）的回访及相关网络评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青年来信”等一系列以文本形式展现的媒介情感表达，所以笔者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相关文本内容进行剖析，重点关注文本多义性和隐喻性背后的情感模糊性和复杂性。同时为了考察作用于话语对象、表达方式及技术规则的特殊形式，又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引入福柯式话语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FDA）。如克拉维特（Klawitter，2016）所言，“话语分析虽不是文本分析，但它是在文本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分析方法，对文本和意义的存在条件进行研究……从意义中断处揭示符号体系之外的更多，从而避免将话语实践还原为文本痕迹”。

2“潘晓来信”：透视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的苦闷感

1980年的“潘晓来信”并不是偶然之物，而是一次有意识的选题策划。《中国青年》想借助读者来信的形式组织关于青年人生观的问题讨论，重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时任《中国青年》杂志编委兼思想教育部主任的郭楠柠和马笑冬、马丽珍两位编辑，在机关、学校、商店、工厂等处，在干部、学生、教师、工人……中进行了三四个月的走访和座谈，发掘出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女工黄晓菊，并在她7000多字的来稿中加入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和编辑部的调查情况，才有了“潘晓来信”（郭楠柠，2008）。在大众媒介的运作下，“潘晓”的个人叙事作为一个事件获得了可见性（Dayan，2013）。而大众媒介的特性不止于此，它还提供了观看的特殊方式，具体表现为一种标准化的、放射式的、同时性的及指示性的观看方式（黄旦，2016）。《中国青年》不仅让青年们同时看到了“潘晓”，而且在“编者的话”中重新定义了苦闷与彷徨，将之视为与麻木、僵化迥然不同的历史的进步，把“潘晓”建构为积极的“自觉思考者”（中国青年编辑部，1980a）。经由大众媒介聚焦的“潘晓来信”以及由此引发的“潘晓讨论”，公开展示甚至形塑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的苦闷感。

（一）苦闷的大众媒介表达

杂糅了青年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人生经历与感悟的“潘晓来信”并不是一封简单的书信，更像是一种情感表达话语。英国学者威廉·雷迪（William M. Reddy）（2001/2020：131）认为，这种近似于奥斯汀言语行为的话语具有描述性、关系性和自我改变性三种特质。

我们可从此视角进入“潘晓”（1980a）的讲述：“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潘晓”描述了自己的苦闷状态，并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想要与同侪建立连接以求改变现状的渴望。

这种面向全国青年公开表达苦闷的媒介实践唤起、强化甚至再造了苦闷的情感体验。青年工人方冀生（1980）就说道：“我已经很少再去回忆自己的过去，不愿意去想那些坎坷和痛苦，而潘晓的信竟引起了我如此大的共鸣，好像过去的、模糊的‘我’突然异常清晰地、不带任何伪装地站在了自己的面前！”此时的媒介并不单单是一种表达渠道，而是通过“直接作用于感官从而催生与塑型主体”（孙藜，2022）。

过往隐匿在心灵深处的情感经由大众媒介运作变得可见，青年以情感主体的新身份参与现实建构，形成了一个讲述相似感受的情感共同体。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诚石（1980）直言，在革命词句和英雄业绩中熔铸理想信念，又在生活中撞得头破血流，进而转入怀疑、彷徨、苦闷是“共和国诞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必经的历史过程”。这些分散的心灵重新聚合，作为“公共书信”和“公共交谈”的现代报刊逐步造就了心灵的一体化（塔尔德，1969/2005：245-246）——“潘晓”式的集体苦闷（潘晓，1980b）。

当青年们在公共空间以集体苦闷确认了叙事起点并获得言说资格后，他们试图重新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旷洋和郑宁（1980）在来信中说：“作为一个人，这却是思索的开端”；郑义（1980）在来信中高喊：“这就是我们由盲目虔信的一代变为顽强思考的一代的历史”；安文（1980）更是在来信中称自己这代青年为“《新青年》火炬的接力者”和“四化大厦的建筑师”，指明：“彷徨是前进的起点，怀疑是真理的先导”。

彷徨怀疑作为独立思考的前置条件而存在，既是这代青年对革命青年的告别，也是这代青年区别于革命青年的身份标识，经由大众媒介形塑的集体情感呈现出一种全然不同于革命热情的情感图式。他们通过将五四启蒙话语与四化建设目标接续在一起，重新确立自身在历史空间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贺桂梅（2021：21）指出，这种新启蒙话语的背后实则是将“第三世界国家为突破冷战格局和发展困局而改革自身体制的过程”描述为了“中华帝国从迷梦中惊醒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历程”。所以，自我发展命题的提出不仅是启蒙精神的复现，更隐藏着社会主义叙事转换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二）“真心话”进入大众媒介讨论的前台

“潘晓们”虽在苦闷的媒介表达中重新确立了身份认同，但如何讲以及讲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讲真话”的情感规则。时任《中国青年》总编辑的关志豪谈到，开展青年大讨论的动机在于尝试一种不树立靶子、不大批一通的“讲真话”的思想教育工作方法（李春玲，1993）。敞开心来讲真心话并非易事，巴金（1990：491-492）就曾在1980年的一篇随想《说真话》中写道，运动过后很难听到真话，只有在面对家里人的时候“还保留着一颗真心……还可以讲几句真话”。从私人空间到大众媒介构建的公共空间，“真心话”在“潘晓讨论”中展现出复杂的历史面貌。

贺海毅（1980）在来信中将“潘晓来信”称为“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青年“谢谢”（1980）直言“潘晓同志说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这份勇气令人敬佩，编辑的胆量也值得赞扬。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公开表达“真心话”在青年的感知中无疑是一件危险的、需要勇气的事，他们十分熟稔何为禁忌并知晓如何避开禁忌以保证自己的政治安全。但由大众媒介运作的“潘晓来信”扩展了青年的感知与体验，每一个观看潘晓吐露苦闷心声的青年实则已加入到要求“讲真话”的队伍中去，并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道德力量。

敖增柱（1980）在来信中谈道：“我愿意参加‘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但是我担心堕入圈套……”《中国青年》编辑部（1980b）承认这种担忧不是毫无根据的，“讲真话曾让很多人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并承诺将在实践中打消大家的顾虑。第8期刊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1980）与《中国青年》编辑部负责人的座谈摘录，推动了“潘晓来信”扩大讨论的可能：“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的……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的耐心和热情。”这一官方声音既为“潘晓讨论”提供了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也再度确认了公开表达真实情感的可行性。大众媒介间的议程设置也将“潘晓来信”进一步推向舆论中心，《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纷纷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这场大讨论的深远意义表示肯定，《中国青年报》更是效仿其开设了讨论专栏。“讲真话”的情感规则，正是在公共话语的建构和情感的公开展演中成为共识。

后因种种考量，“潘晓讨论”戛然而止。国家领导人提醒注意在青年战线上加强“战斗性”、“只苦闷不奋斗是不对的”的谈话，向各界释放了信号（胡耀邦，1980）。最终，“潘晓讨论”以《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一文匆匆收尾，表明青年不应只是叹息、不满，而要成为创业者、实干家（郭楠柠，陈汉涛，2000）。“潘晓”话语重新被收编进入主流话语秩序，但正是在随时势持续变化的边界划定和话语争夺中，一个“有苦闷，有弱点，敢于说心里话的问题提出者”成为了告别革命走向改革的思考者（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2000），经由大众媒介形塑的集体意义框架熔铸了一代人的感觉结构。

3“潘晓之问”：新一代感觉结构中的残余因素

2023年10月18日，《人物》访问了“潘晓”组合中的“晓”，再度将43年前的“潘晓之问”带回到大众视野（罗兰，2023）。时年68岁的黄晓菊公开回顾了自己在时代变迁中的人生之路，引发青年的情感共鸣。两代青年遭遇的苦闷看似并不相同，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是在革命心灵与现代化想象的角力中苦闷不已，今天的青年则在现代性的个体化进程中深感无力，那么“潘晓来信”何以成为当代青年重构人生意义的文化资源和情感力量？从他们追忆“潘晓之问”的情感表达话语中可以看出，以下三种“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却一直活跃在文化过程中的”残余因素为新一代感觉结构的塑造提供依凭（威廉斯，1977/2008：130）。

（一）青年的追问

作为曾在公共领域得到官方承认并获得话语权的提问者，“潘晓”的追问被新一代青年挪用以重建此刻自身的主体性并重构人生意义。陈映芳（2002：59-60）指出，青年在中国社会的正当性来源于他们扮演了一种社会期待的角色，只有被纳入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的意义结构中才能登上政治舞台。“潘晓之问”的内在张力在于，它作为“80年代新一辈”从彷徨、反思到积极奋进的表征以及国家改革开放重要力量的起点之象征，一方面承担着社会对青年的期待，另一方面将一种有悖于既有青年角色的文化式样加以正当化。

43年后，网友小V在公开回顾“潘晓之问”的文章下评论：“潘晓最大的意义，在于冲破了时代的束缚，思想的困惑，在沉默中发出了声音，不管这声音是咆哮的，还是细弱的，都让其他人知道，原来我们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呐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罗兰，2023）历史的每一次再现甚至变形都指涉当下，青年对“潘晓之问”的追忆重点并不是具体的时代困境，而是以个体之姿言说的正当性。此时的追问是青年为解决意义危机以及实现主体意图而采取的行动策略，也折射出他们未能在现实语境中获得主流话语支持的苦闷。于是青年借由官方认可的苦闷表达，以公开诉说的方式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共识来重获社会承认。

（二）思考的人生

追问不仅表征着一代人的迷惘，同时也是一代人生成意义感的方式。意义感包括存在意义、探索意义和价值意义三个维度（胡洁，2023），正是通过对人生意义是什么的追问，才能经由思考的探索将自我存在导向价值追求。在对“潘晓之问”的回溯中，有两个问题被网友小O和小矫反复提及：

40多年后的今天，20岁的我还能与潘晓之问产生强烈共鸣，这种感觉挺奇妙的……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

43年后那句发问依旧振聋发聩，中国青年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人生的路总是越走越窄……（罗兰，2023）

现实与理想的错位、人生该往何处去似乎是每代青年都无法回避的意义危机，他们在共同思考中确立着讲述人生的话语框架。网友小尤认为：“黄晓菊的经历让我们意识到……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希望在旷野的跋涉中，精神与我们常伴。”（罗兰，2023）有趣的是，无论是潘晓以路作比人生，还是今天青年以轨道、旷野作比人生，他们都使用了诗意化的修辞表达，隐含着以一个概念去譬喻性地建构另一概念的思考模式。路、轨道、旷野的概念虽凸显了青年对人生选择与方向的重视，但同时也忽略了时间性这一重要面向。在将过去与未来拉齐到同一视域的希望中，他们的苦闷得到了暂时的纾解，从而导向一种只能忍受不稳定此刻的希望的残酷主义（刘芳儒，2023）。

（三）怀旧的时代

除却对“潘晓之问”自身有效因素的调用，一种宽松开明的讨论氛围时常被青年提起，他们通过怀念逝去的时代气质来锚定当下苦闷的存在意义。袁光锋（2022：230）主张将这种公共生活中的怀旧视作介入世界并进行道德评判的批判力量，我们可以此来辨析某种残余因素如何继续发挥作用。

网友小Y和小半这样评价那个拥有“潘晓之问”的时代——“我们曾有过如此蓬勃的时代”、“怀古伤今的梦”（罗兰，2023）。这种情感投射透露出青年对当下的复杂情绪，小冰等青年更是在评论中频繁引用胡乔木1980年在《中国青年》上的讲话：

“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照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那个年代……而现在……却整天树立一个躺平、颓废消极的靶子……一会儿说不努力，一会儿说不积极阳光……似乎只要努力了就有大好人生和光明的未来了，完全不顾狭窄拥挤的选择通道……注重精神世界和人文关怀的氛围在哪里？……谁来关怀每个人的精神苦闷？（罗兰，2023）

青年们感觉到当下的苦闷表达被认为是一种违反社会基调情感的行为，而过往主张表达苦闷的情感体制则为这些新一代追问者提供了话语正当性。在这种怀旧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已开启阎云翔（2021）所说的2.0版本，制度性改革普惠效应的减弱以及社会风险的加剧，使得凭借个体奋斗便可实现阶层跃迁的1.0版本难以为继，“躺平”、“内卷”等话语的出现映射出青年的苦闷情绪。

4改造“潘晓”：新一代的创造性反应

威廉斯（1961/2012：57）指出，“新一代”在对世界做出反应时既保持着连续性又进行着改造，最终“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在这个将要兴起的过程中，残余因素、主导因素与新兴因素的位置不断发生变化，呈现着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潘晓来信”虽为当代青年重构人生意义提供了文化资源和情感力量，但在数字媒介构建的传播生态中显现出崭新的面貌。不仅《中国青年》可以在官方纪念叙事中调用“潘晓来信”以重燃青年的奋斗激情，个体也可借由数字媒介（“闻韶”公众号）发起新的“潘晓讨论”以建立情感连接。大众媒介不再是提供观察青年苦闷的唯一视窗，互联网允许个体自行组织苦闷的可见方式，重塑着“新一代”的感觉结构。

（一）苦闷的数字媒介表达

“读者来信”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青年》联系青年的有效方式，今天《中国青年》也试图借助“《中国青年》杂志与它的百年来信”征文活动询唤新的青年主体形象。而过往由大众媒介形塑的“潘晓来信”，再度在主流话语秩序中为青年打开了讲述苦闷的话语空间。王焱（2023）谈道：

这封信就像当下青年用“躺平”话语来诉说自己对现实的困惑、用“内卷”表述来求解奋斗的意义一样，“潘晓”们也对当时的社会叩问……这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时代的进步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无限可能，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我们还是有所担忧……房价会降吗？就业形势会好吗？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当代青年之所以将目光投向“潘晓来信”，是因为他们也体悟着相似的情感，“躺平”即苦闷，“内卷”即奋斗。但细究之下，当代青年的苦闷表达大为不同，是一种内生于数字媒介的碎片式话语方式。“小镇做题家”、“985废物”、“躺平”等极具亚文化色彩的言说方式，构筑了新的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并在持续的话语生产和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传播中强化着青年群体的情感体验和认知图式。

这种以自我嘲讽为文化表征的集体苦闷指向了一种深层的意义丧失。付宇和桂勇（2022）认为，这种迷惘缘于“丰裕一代”见证了千禧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遭遇了资产社会后来者的困境。于是，在“躺平”话语与“内卷”话语之中挣扎的青年使用了一种“本应……但是……只能……”的叙述脚本，呈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感觉结构。第一，他们承袭了个人发展与国家现代化齐头并进的时代叙事，对未来抱持着较高的期待；第二，由市场经济体制锻造的阶梯观念虽提供了向上的想象，允许个体改善自己的境况，但掩盖了个体难以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流动与再生产的问题；第三，这种阶梯观念不仅提供了一种发展想象，还将等级制度包装成了美德等级制，当个人奋斗的进步叙事难以为继时，深陷其中的主体会用一种极具道德色彩的话语进行自我评价。

所以当哔哩哔哩联合多家媒体发布《后浪：献给新一代的演讲》视频，以极具消费主义色彩的现代话语询唤青年主体时，引起青年的强烈不满。闻韶（2020）试图以“潘晓来信”的名义征集“后浪”叙述之外的苦闷青年心声：

我们没有“上车”成功，历史的进程太快，我们晚了几年……既然我们都有倾诉的欲望，我决定模仿“潘晓来信”，接受投稿，刊发在这个公众号上……我不知道这份感动和倾诉欲能持续多久，但是，我很想很想在公共领域看到更多有力量、有反思性的文字。公共领域的大小，是由我们活动的范围决定的。

由个体发起的“潘晓讨论”看似稀松平常，实则与大众媒介发起的“潘晓讨论”大为不同。基于互联网通信技术形成的数字媒介不仅为个体自行发声提供了可能，去中心化的连接能力也使得个体可以自行组织行动方式，重新型构了青年的交往形态和关系格局，由此形成的群体边界保持着开放性与流动性。另外，虽然二者都是借助“讲故事”（storytelling）的方式让私人感受变为公共对象，但大众媒介显然通过提供固定视点的方式形塑着集体苦闷的感知框架，数字媒介的流动视点则决定了它捕捉到的是在每个当下不断生成的感受，这种特殊的感觉结构有助于汇聚公众并促使他们重新构想未来（Papacharissi，2015）。

（二）由苦闷转向希望：“老一代”与“新一代”的话语博弈

与“潘晓来信”一样，当下对“潘晓”的改造与挪用并不只是为了诉说苦闷之感，更重要的是要在媒介话语实践中转向希望。王焱（2023）对潘晓的回望是以《中国青年》杂志的官方纪念活动为基础的，所以最终他回到了共产主义道德信仰体系之中寻找希望：“青年人的信仰就是：奋斗！……向哪里寻找奋斗的榜样？……雷锋是《中国青年》大力宣传的励志典型，那种大公无私的情怀、艰苦朴素的作风深刻地影响一代代青年……”网友彼黍离离（2020）在来信中戳破了后浪话语所表征的消费主义幻象，试图重构现代主体价值：“《后浪》明明每句话都很美，为什么有很多人不喜欢？因为它表现的生活方式……以消费为砖块……年轻人该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怎样的价值寄托——不是被资本和消费倡导的价值，而是自己内心真正认同的价值。”

在对青年的再度召唤中，共产主义集体话语与消费主义个体话语看似调用了不同的话语资源来锻造希望，实则共享着同一套话语逻辑。雷锋的出现，糅合了传统道德和共产主义美德的大公无私观念，以一种普适性价值重塑着公众并试图缓解危机（袁光锋，2010）。后浪奔涌的话语建构，对应的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理应拥有更多选择权利的乐观情绪，意在形塑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社会观念（袁会，蔡骐，2021）。而无论是诉诸雷锋精神的话语还是鼓吹后浪奔涌的话语，实际的话语主体都是“老一代”，他们既用奋斗的激情抵御物质的匮乏，又以物质的丰裕来畅想奋斗的激情。

这套话语逻辑在国家层面无疑占据主导位置，但就日常生活领域而言，未能完全吸纳或者改造由数字媒介形塑的极具亚文化色彩的青年话语表达。威廉斯（1961/2012：27-28）认为：“我们的全部经验都是人类对于我们所栖居的这个世界的描述……特定的文化有着对现实的特定描述。”由此观之，“正能量”和“丧文化”在微观层面的话语博弈反映了两种经验的错位。

以“雷锋精神”为导向的宏大叙事关联着一代人真实可感的经验。项飙（2023）指出，“50后”、“60后”之所以不断被这种情感话语感动，是因为这些表述与他们青春时期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如今，这种情感话语在青年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式微，并不代表它不再有效，而是曾经真切关联着“老一代”生活经验的话语框架与“新一代”的生存处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所以哪怕它代表着美好的愿景和积极精神，也只会将青年的心灵推向另一维度的焦虑。

于是，“新一代”开始追问“2024年，青年人要如何坚定自我，走向旷野”（班班等，2024）？这种在青年之间广泛流行的旷野观念，似乎是当代青年为找寻“自己的活法”$而做出的积极预期。旷野作为轨道的反面，实则指向了一种流亡者的现代形象。威廉斯（1961/2012：100）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现代关系，流亡者虽以个体为本位，却不同于彻底反叛社会的个体，他们仍具有社会成员意识，对归属社会抱有期待。苦闷与希望交替出现，共同织就了“新一代”的感觉结构。

5结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青年身陷社会转型特殊时期，在革命心灵与现代化想象的角力中苦闷不已。今天的青年见证了千禧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在制度性改革普惠效应减弱的当下，对个体成长空间的不确定性感到苦闷。两代青年遭遇的苦闷虽不甚相同，但萦绕在心头的苦闷感十分相似，都指向了一种无结构的模糊感觉，又可转化为集体力量的情动潜能。承载着这种精神苦闷的“潘晓来信”，从暗处走向亮处，从私人感受成为集体苦闷，被视作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直至今天，当代青年仍借助“潘晓来信”争取苦闷情感的表达正当性，并将“青年追问”的行动策略、“思考人生”的觉醒方式和“怀旧时代”的情感规则作为重构人生意义的文化资源和情感力量，而这种共同经验的形塑、追忆和改造离不开媒介的运作。

无论是经由大众媒介聚焦的“潘晓”苦闷还是经由数字媒介连接的新一代“潘晓”的苦闷，苦闷这种感觉都作为一种可见的公共对象而存在。主体通过公开表达私人情感的方式参与到集体苦闷的建构之中，在特定媒介情境的互动中不断催生出一些被共同体成员所公认的情感规范。大众媒介既让青年们同时看到了“潘晓”，还提供了观看“潘晓”吐露苦闷心声的特殊方式，逐步造就了心灵的一体化——“潘晓”式的集体苦闷，并在“讲真话”边界划定中建构了告别革命走向改革的思考者身份标识，形塑了新的感觉结构。相比之下，基于互联网通信技术形成的数字媒介并不提供固定视点和宏观知觉，它内含的流动视点允许个体自行组织苦闷的可见方式，并通过不断分裂再生的话语符号形塑“新一代”的情感体验和意义框架，进而在与“老一代”的话语博弈中呈现出苦乐交织的感觉结构。

个体在公开叙述中通过与他人对话重新组织着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生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情感现实，这种“反身性地对于自我叙事的建构推动着自我认同的完成”（Giddens，1991：244）。隐藏于其中的统合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叙事模式具有疗愈和补偿的功能，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主体在日常生活的僵局中寻觅到的活下去的方式（贝兰特，2011/2023：11）。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潘晓”在理想主义激情逝去后通过追问找寻人生之路，抑或是今天青年在对现代性承诺产生质疑后投身旷野，都是他们为应对无法穿透的此刻所采取的防御策略，苦闷的感觉中总是夹杂着希望，这种对希望的时间性投射又使得当下重新变得可以忍受。

（张宇然 周海燕：《从“潘晓来信”到回望“潘晓”：媒介表达中的苦闷感与意义再造》，2025年第3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来源：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