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琨：北大19位新三届学子的半生回眸

当1977年高考的钟声敲响，一个时代就此苏醒。七七、七八、七九级北大学子——这群被称为"新三届"的天之骄子，用知识撞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如今，他们的故事被精心封存在这本《梦起燕园——北大新三届同学访谈录》之中，等待你亲手开启。

《梦起燕园》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谱。有人评价“新三届”是“不可被复制的一代人”。他们首批恢复高考后的“天之骄子”，他们诞生于“转型年代”，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40年。他们的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相碰撞，他们的奋斗历程也是改革开放的微观镜像。书中受访者的真实故事要比任何历史教材都更精彩、更加震撼人心。

《梦起燕园》是一群北大学子的青春记忆，也是他们一生的奋斗历程的回眸与思考。这本书以北京大学“新三届”近19名学子作为访谈对象，呈现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确切的说，这本书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微史”，每位受访者都真诚地分享了他们的成长背景、求学经历、婚恋故事、职业生涯等内容。这本书讲的是19位北大学子的人生剪影，实际上则是一代新三届学子的人生励志剧。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在2023年和2024年这两年间，许多高校77级、78级和79级的老校友都举行了毕业40周年的聚会活动。再聚首，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已经两鬓斑白。有一种声音说“这一批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78级无线电系的彭练矛对此坚决予以反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全完成呢！”

彭练矛出生于1962年，目前，他正全力攻关碳基芯片的科研项目，算下来，他已在碳基电子学领域执着钻研了24年。早在2017年，彭练矛和他的团队采用传统的平面工艺，首次制备出5 nm栅长的高性能碳纳米管晶体管，性能超越当时最好的硅基晶体管，接近量子力学原理决定的物理极限。媒体评论说，在硅基芯片的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形势下，中国有望在碳基芯片上实现“超车”。在碳基电子领域，目前全球没有哪个科研团队比彭练矛的团队更强，按彭院士的说法:“因为没有哪个团队熬得时间比我们更长。”

而吴稼祥（北大经济系77级）写就《公天下》（第一卷）则可以说是20年磨一剑。他研读大量的历史资料，仅这本书的注释索引的条数就达680条。他不断地抽丝剥茧，通过严密的分析和推理，最后破解出“超大国家”的演变之谜,被中央党校评为“对领导干部有影响力的图书”。如今，他的《公天下》（第二卷）也即将出版。

吴稼祥生于1955年，他壮心不已，计划还要写出《公天下》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吴稼祥说：“我写作的方法就是‘日拱一卒’。每天写一点，无论写多写少。有的时候，尽管我感到非常疲劳，但我早起后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先打开电脑。我告诉我自己，今天哪怕我就写一行字，但我也要坚持。日积月累，回头一看，就是巨大的收获！”

海闻与吴稼祥是同班同学，生于1952年的他如今已经72岁了，但他说：“我要效仿我的老师陈岱孙先生，要在北大的讲台上站到80岁。”

北大西语系77级的刘楠祺（出生于1955年）退休后将自己定义为“业余翻译家”。他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花费整整6个小时用于阅读和翻译，常年坚持不懈。他给自己的定的“小目标”是每年至少出版一本译作。

北大79级力学系的宋维宁生于1963年，他自嘲地说，自己已经61岁了，但“仍在创业的路上”。在北大学习时期，宋维宁说自己的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但现在，他希望向马斯克学习，以解决人类难题为己任。2018 年，联合国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峰会在美国旧金山宣布了22名全球“气候开拓者”名单，宋维宁博士位列其中，是唯一在列的中国人。

彭吉象（北大78级哲学系）有14年的部队生涯，入学北大前和北大毕业后都各有一段部队经历，而最主要的工作经历都在北大，并在北大退休。他一生致力于艺术教育的工作，最终让他引以为豪的是参与推动了艺术学从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独立的门类。而生于1948年的彭吉象是这一批学生中年龄较大者之一。如今已经76岁的彭吉象仍然活跃在艺术教育的前线，他笑称是“退而不休”，因为奉行的格言则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听他们讲述人生经历，我们采编团队时常被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精神力量而感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也不仅仅只是一句而言，而是“新三届”这一代人最重要的精神内涵之一。

既见树木也见树林的叙事方式

沈捷（78级数学系）在聊到他的同学、著名数学家张益唐时说：“张益唐入学前就自学了很多大学课程。他极度聪明，我们学习有困难，首先会找他。老师遇到难题，也是他来解决。他是我们同学中的‘超一流选手’，明显比其他同学技高一筹。他比我大几岁，上大学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对自己有所规划。不像我，完全没有规划。”

修济刚（77级地球物理系）在口述中说：“北大的学生都很聪明，我班也是。那会儿，我宿舍胡戈同学，是1968年初中毕业的‘老三届’。我学数学时，他在研读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这对我来说如看天书一样。你问他任何问题，他都能给你讲得极清楚。我班王雁斌、唐晓明，在高温高压试验、地震声波测井等领域当选国际学会会士;谢家康、沈正康、董大南等在地震学、GPS等领域成为国际一流专家;高孟潭、丁志峰是地球物理所的副所长;我的下铺室友赵豫生，由于在凝聚态物理方面的成就，新近评为国际最具影响力的500名科学家之一。”修济刚后来从国家地震局副局长的职位上退休，是中国著名的应急管理专家。

短暂的北大学习生涯只是人生的一个小段落，但持续一生的交往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杨利川（77级哲学系）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毕业后，他当过老师，又在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搞过理论研究，1985年又调到刚刚创办的《经济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再后来，他从首都到地方，在河南辉县任县委副书记。辞官后，他参与中国机构改革的先驱实验——河南中原集团的创建工作。1990年，40岁时，他毅然下海在广东创业。而几乎在他的每一阶段，我们都能看到他的北大不同院系的同学的影子。

聪明而刻苦的一代人

公平的高考制度的确筛出了一批杰出的学生。这从“北大新三届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出。

海闻（77级经济系）因家庭阶级成分的问题，初二后就下乡了，因此是个“初二生”。1982年，他是北大第一个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海闻的师妹杨文艳（78级经济系），则是个高中毕业生，15岁考上北大，可见也是个极聪明的人。但杨文艳在采访中叙述她在美国纽约大学的学习中曾遇到巨大的挑战。杨文艳说：“到美国之后，我才发现西方经济学跟我们念的政治经济学完全不一样，我基本上就得从本科阶段开始补课，非常辛苦。因为微观经济学有好多东西都是数学模型，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跟我一起出来的北大校友，他学了两、三学期之后就决定退学了，学不下去。我是硬着头皮学下来了。”

高中毕业生杨文艳遇到的问题，“初二生”海闻当然也会遇到，他说：“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都需要有高等数学的基础，起码要会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那时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不用数学。”

即便如此，这个“初二生”最后仍然克服了所有学业上的挑战。两厢比较，不得不令人敬佩他的学习能力。不仅如此，海闻还讲到，他一方面刻苦学习，另一方面还同时在四个不同的地方每周“打工”将近60小时。其不怕吃苦的精神与耐力，都让人肃然起敬。

类似的学习上的挑战，沈捷（78级数学系）也遇到了。他和北大同学张林波去法国留学后，发现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由于十年政治动荡的影响，课程设置不尽合理，他们过早开始专业课学习，目标是毕业后能直接参加技术工作，导致基础数学课程反而学的不够多。而法国属于“数学大国”，优秀的学生众多。他说：“考试很严格，考分是20分制，能够考到16分就是优秀了，大部分的考试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及格，能够考到18-9分特别困难。记得第一年时，我和张林波都考的不错，两人都是前三名。导师对此很满意，立马给我们申请了去教工食堂吃饭的资格。巴黎十一大的教工食堂是全法国最好的教工食堂，餐食美味可口，内容丰富营养，而且每周能做到顿顿都不重样。但凡在那里吃过饭的人，都非常怀念那个地方。”

好风凭借力人生多贵人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人生的贵人就如同“好风”。纵观19个北大新三届学子的人生路，似乎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都有“贵人相助”。

1963年暑假的一天，宋老师突然来到8岁的刘楠祺的家，对他的母亲说：“北京市外国语学校要招生了，你让刘楠祺去考吧。”面对刘楠祺母亲略显迟疑的态度，宋老师用无可争辩的口气说：“让他去！”

“让他去”这三个字的决定，也就此绘就了刘楠祺一生的底色。

在刘楠祺职业生涯中，他曾经担任经贸部王文东副部长的秘书达8年之久，他对王文东也充满感激之情，刘楠祺说：“王文东的正直廉洁，他的深思熟虑，他的耳提面命，他的放手和信任，对我在外经贸领域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林义相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他15岁上北大，因为家里穷，寒假从来不回浙江老家。那时他并没有什么长期的规划，只想着毕业后赶紧工作以补贴家里。但他一位年长的同学觉得林义相很聪明，不考研究生十分可惜。

林义相叙述说：“1982年6月2日，比我大11岁的一位北大同班同学劝我考研究生，跟我聊到晚上11点，我始终没同意。第二天，他又继续劝我，一直到下午3点，我只好同意了。于是，他拉着我去北大南门，在回城知青开的一个小店，他花3毛钱买了两个塑料杯装的啤酒，那个塑料杯就是捏起来脆脆的那种，他说：‘你将会一辈子都记得今天的这个时候！’”

林义相真的就记住了那一天，记住了3毛钱两杯啤酒。

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后不久，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邀请当时人在法国的林义相回国在证监会做监管。林义相表示他愿意回国，但是他并不懂监管，于是提出：“我需要先学习”。

然后，林义相就找到他在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CDC)的老板利翁。老板不仅对他非常支持，而且批准他到法国的证监（COB）、巴黎交易所（SBF-Paris Bourse）、法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SICOVAM）实习。在这些机构，又非常多的同事热情地帮助他，向他开放这些机构的各种规章制度。在此之后，林义相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SEC）、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2007年被合并成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专门学习证券市场监控。能够把这些机构完整的过一遍的人，至今在国内可能也只有林义相一人。

脚踏实地

修济刚从北大分配到地震局工作的第一天，就被著名的地震专梅世蓉送到唐山在地震废墟里接受了3天现场教育。几个月后又被调到延庆山区，去创建“西拨子地磁台”。于是，修济刚和他的北大同学张天润每天就在这山沟沟里，对着仪器，每天报数。日复一日单调、简单和重复的工作，让他俩产生了困惑：这个工作也不需要北大毕业生来做吧？他们仰望着星空，苦闷至极。阴天时，除了院里电杆上的一盏孤灯外，四周大山和天空漆黑一片。台站这里是风口，当地人说，这里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

然而，他至今对梅世蓉都很感激。因为“梅主任教会了我如何脚踏实地去做一件事情。”

当何小锋在北大时以做学术研究作为自己未来的人生定位时，他的同学张炜却建议他：“要多解决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但何小锋认为，王阳明的心学讲“知行合一”，而他则可以改为， “行知合一”，理论研究需以实践做基础。

何小锋说：“搞理工科研究的人，除书本外，他的另一个重要的学术场景是实验室。而对我们这些搞经济的人来说，我们的‘实验室’就是社会实践。”

多年以后，何小锋以自豪的口吻做自我总结：“第一，我讲授的理论主要部分应是原创的，要体现出创新的精神，第二，我在课堂上讲授的主要案例，是亲历的，是自己亲自到实践中去总结出来的。”

邹士方在他的口述中称他是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大师的“私塾弟子”。他深受朱光潜的“不通一艺莫谈艺”的思想的影响，拜师学艺，由一个哲学生，最后转变成为当代中国画的代表之一。

北大精神

本书中呈现的19位北大学子和他们的同学，他们每一个人都将北大精神视作一生的财富。北大精神对他们的影响之深远，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两院院士严纯华（化学系78级）回忆陈佳洱校长时说，当年老校长骑着一辆老旧斜杠自行车，车的后座上安着竹编的儿童座椅，用于接送孙子或装买来的蔬菜，座椅上还绑着铁丝加固。严纯华就此感叹道：“看着他们，哪能想到这是大院士、大校长？普通、朴素、谦虚、羸弱，这些就是我们当年的北大老师！”

现在，在严纯华担任兰州大学校长期间，他的办公室里也放着一辆自行车。他不无炫耀地说：“我这辆公路自行车可比当年陈校长的自行车强多了，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既可以解脱司机全年无休之苦，也能感受运动的快乐和内心的自由。”

工具在进步，说明时代在变化，但不变的精神却在默默地传承。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五四精神”的核心则是家国情怀，这一点在我们采访这一批“北大新三届人”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19人中，有12人有海外留学或游学的经历，其中包括：海闻、林义相、谢思敏、彭练矛、谢涛令、杨文艳、宋维宁、沈捷、俞小鼎、吴稼祥、何小锋、彭吉象，有一人是归侨，他叫庄诺（中文系78级）。谢思敏说：“从来没有想过不回来，若想不回来，我反而要找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我没有找到，于是我回来了。”

1989年和1990年，中科院郭可信院士两度到牛津大学看望彭练矛，讨论如何安排他回国的事情。1994年，32岁的彭练矛结束了十余年的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回国。“彭的离去是英国电子显微学界的一大损失”，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教授豪伊（A.Howie）这样说。

可能彭练矛自己并没有把回国这件事看得有多高大，但他确实做出了牺牲。刚回来时，他的工资每月仅有299元人民币，和英国的收入相差百倍以上。1996年，彭练矛的夫人也把在英国的工作辞了，跟着回国了。由于彭练矛的收入相对于在英国时太低，两人于是做了一个安排，夫人选择去了外企工作。彭练矛说：“由于在外企的收入较高，多年家里的生活质量一直都是靠她来维护的，让我可以专心做我的研究。”

1992年时任证监会副主席傅丰祥先生得知林义相在法国的工作是“炒股票”，于是就找到林义相，希望他回国，并到中国证监会工作。

当时，林义相在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CDC)管理着一只75亿美元的基金，年薪30万美元。听到召唤，林义相立即就回国了。他的在法国工作的中国女友对此不同意，但他去意已决。第二年，女友也跟着回国，并在国内与林义相成婚。

如果我们不谈家国情怀，不谈理想主义，我们对彭练矛和林义相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

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国队，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学生在观看电视转播的比赛后沸腾了，纷纷地走出教室、宿舍，欢呼雀跃。这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喊出了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口号象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力量，表达了一代人矢志报国的决心，立即在全国引起共鸣，响彻全国，也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青年的精神路标。

北大新三届人喊出了一个时代的口号，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他们也用行动兑现了自己当初对于国家与社会的承诺。

（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编辑）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