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

1979年，中国刚刚走出漫长的特殊时期，空气里有一股急切的味道。人们从动荡中抬起头，有伤痕，有困惑，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渴望。“现代化”成了最响亮的词。整个社会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想快些迈步，脚下却还有些虚浮。

7月，一篇小说发表了。蒋子龙写的《乔厂长上任记》，登在《人民文学》上。小说所塑造的乔光朴，挟着时代转型初期那种急切、焦灼而昂扬的现代化冲动，闯入了读者视野，也迅速将蒋子龙推上文坛前列。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围绕这篇小说的批评与声援也骤然展开：北京方面多所激赏，天津方面却猛烈抨击，甚至几乎把蒋子龙逼入绝境。后来人们提到这场风波，往往只记得“十四块版批判文章”的惊心动魄，却未必清楚其缘起、演变与收束的具体脉络。

《机电局长的一天》之兴废

若论《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不能不先溯及《机电局长的一天》。

蒋子龙并非以《乔厂长上任记》始名于世。在此之前，他已因《机电局长的一天》受到广泛注意。此作发表于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号。彼时中国社会正处在特殊而紧张的历史时刻：一面是整顿秩序、恢复生产的现实要求日渐强烈，一面是政治空气依旧沉重，文化与舆论仍深受控制。《机电局长的一天》所写，正是一位为工业振兴而奔走奋发的机电局长霍大道。它契合了当时社会对空疏政治运动的厌倦，也契合了人们要求把工农业生产拉回正轨的普遍期待。作品甫一问世，即获读者欢迎，蒋子龙也随之脱颖而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政治风向突变，《机电局长的一天》迅速由受欢迎的作品变成被点名批判的“毒草”。文化部有关方面责令《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作品展开批判，并要求作者在报刊上公开作检查。

蒋子龙起初写了检查，但因“不深刻”而未获通过，后又拒绝再写，终至在组织压力之下低头。按照“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要求，他违心改写题材，创作了《铁铣传》，并与检查一同发表。

这已是蒋子龙文学道路上的第一次沉浮：一篇原本呼应现实需求的作品，忽然被定为问题之作；一位刚被看见的青年作者，也立刻跌入风浪中心。

不料历史旋即再变。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风向又一次翻转。《机电局长的一天》由“毒草”变为“香花”；而在高压下写出的《铁铣传》，反倒成了新的问题作品。蒋子龙本人，也因此一度成为“揭批查”的对象。

这种突兀的反转，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荒诞：昨日的罪证，次日便可能成为功绩；昨日的表态，转眼又可能成为包袱。作品命运与作者命运，常常并不完全由文学本身决定，而是随着历史风向一起沉浮。

也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蒋子龙积聚了后来写作《乔厂长上任记》的现实感受，尤其是他对“揭批查”对象如何界定这一问题，形成了极强的切身经验与个人判断。后来《乔厂长上任记》中郗望北这一人物，便与此密切相关。

1979年春，在一批老作家复出、新作家涌现之际，《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涂光群念及沉寂中的蒋子龙。得知他事实上已“说清楚”，只是尚无刊物敢于向他约稿，涂光群便主动伸出手来。蒋子龙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乔厂长上任记》由此写成，并于1979年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甫一登场，即引起轰动。

因为这次回归过于鲜明，《乔厂长上任记》也很快触动了更尖锐、更复杂的现实神经。

郗望北的问题

《乔厂长上任记》小说所写故事，明确落在1978年6月。这一时间设置并非偶然。彼时中国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经济凋敝，工业积弱，而“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则使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既热烈又焦灼的情绪。人们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比较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也由此生出强烈的紧迫感。发展生产、振兴工业、推进现代化，不再只是抽象口号，而成为社会普遍的心理现实。

《乔厂长上任记》正是写出了这种心理现实。小说开篇即写乔光朴的“发言记录”：“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又以中日企业生产效率的对比，逼出一种几乎扑面而来的压力感。这类文字之所以震动人心，不仅因为它们贴近生活，更因为它们几乎就是那个年代集体心绪的文学表达。

因此，《乔厂长上任记》一经发表，便不仅获得普通读者欢迎，也迅速引起文艺界注意。茅盾、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人对作品表示赞赏，作品声势日隆，蒋子龙亦随之名闻全国。

但小说并不仅仅书写生产与效率，也写到了工厂内部的政治清理、干部使用与“揭批查”背景下的人事关系。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乔厂长上任记》风波的症结，集中在郗望北这一人物身上。

蒋子龙曾是“揭批查”的对象，对此有深切感受。他后来并不讳言自己的写作意图：“文化大革命”中参与造反的人并不能一概而论，其中固然有王洪文式人物，也有与“四人帮”有直接联系者，但更多的人未必如此。许多人是受时代裹挟，许多人不过是在政治浪潮中随波而行，不能仅仅因为其曾是“造反派”头头，就一律视为“揭批查”对象。他塑造郗望北，就是希望借人物之口，提醒现实中的政治工作者：不要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这一理解，在小说中通过郗望北的言行表现得十分明显。郗望北申辩说，自己“一没搞过打砸抢，二是和‘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不能仅因曾当过“造反派”头头，便要无休止地接受审查。小说又让乔光朴重新起用他，使其担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这种叙事安排，在蒋子龙看来，是对历史复杂性的承认；但在天津方面某些领导看来，却触及了“揭批查”的政治底线。

1979年12月25日，天津市委书记刘刚写信给朱穆之并请转胡耀邦、周扬，对此有具体的阐述。

信中，刘刚明确表示，《乔厂长上任记》“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引用小说中郗望北拒绝接受既有处理、要求党委向全厂说明理由的段落，断言这“已经不是小说，是造反派头头对揭批查的政治声明”。在他看来，乔光朴重新起用郗望北，并让其担任副厂长，不啻是在替“造反派”翻案。刘刚甚至进一步说，如果“每一个厂都去一个乔厂长，每一个乔厂长保一个拒绝揭批查的造反派头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就有‘四人帮’复辟的可能”。

刘刚还对小说中谈“新干部”的文字提出异议。小说写道：“文化大革命把老干部一律打倒，现在一边大谈这种怀疑一切的教训，一边又想把新干部一勺烩了。”在刘刚看来，这样的表述是在歪曲现实，是把紧跟“四人帮”与粉碎“四人帮”后贯彻党中央方针的行为混为一谈，甚至是在警告人们“不要跟中央太紧”。

其后，《天津日报》等报刊接连刊发批评文章，蒋子龙后来所说“十四块版”的批判，大体即指此类文字。文章虽名为评论，实则充满“文革”遗风，几乎都围绕同一中心：指认《乔厂长上任记》反对“揭批查”，为某类人“翻案”。召珂、宋乃谦、滑富强、王昌定等人的文章，措辞皆极峻急，有的称其为“逆流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有的说乔光朴“充当了不光彩的消防队员”，有的甚至预言郗望北一类人物上台将导致“十年浩劫”重演。其论调之严厉，远非一般文艺争鸣可比。

于是，围绕一篇小说的评价，迅速上升为现实政治判断之争；围绕郗望北这一人物的解释，也变成了对“拨乱反正”时期政治尺度如何把握的争论。风波至此，已非单纯的文学问题。

北京力挺

然而，事情并未按天津方面所愿发展。恰恰在《天津日报》大张旗鼓批评《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北京方面开始更明确、更公开地表态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乔厂长上任记》刚发表时，北京评论界并未立即形成大规模声援。连《文艺报》最初也只是作了简短介绍。真正促使北京方面动作起来的，正是天津批判的升级。换言之，北京的力挺，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天津狠批的回应。

1979年10月6日，《文艺报》编辑部在冯牧主持下开会讨论《乔厂长上任记》的评价问题。冯牧作了较为系统的发言，随即指定刘锡诚以《乔光朴是一个典型》为题撰文，在《文艺报》发表，以明确表达支持态度。

10月10日，《文学评论》编辑部又联合《工人日报》召开《乔厂长上任记》座谈会，蒋子龙应邀与会。会上，作家、评论家以及工厂工人多对小说表示肯定，并对天津方面的批评表示不平。

冯牧在会上直言：蒋子龙当年的思想处境，人们是了解的；像他这样一个工人业余作者，在此前风浪中的责任并不难判断；而粉碎“四人帮”已三年之后，竟然还发生“不许犯错误，也不许改正错误，改正错误写出了好作品也不许成立”的情况，这是不公平的。

陈荒煤则更明确表示：“第一，我们支持你。第二，在批评面前，要冷静。第三，你说以后不再写东西了，我不同意，我说，大多数是支持你的。……《天津日报》的几篇文章，是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打棍子。”

会后，《工人日报》连续刊发相关发言，支持声势迅速扩大。刘刚在后来的信中对此颇有怨言，说在陈荒煤“号召”之下，“现在电视台、广播、报纸一齐出动，大肆称赞这篇小说”。此语虽出于不满，却恰好反证了北京方面支持力度之大。

北京何以如此力挺《乔厂长上任记》？概言之，有两层缘由。

其一，这部作品确实强烈呼应了当时主导性的时代主题。它所写的不只是一个厂长的上任，更是整个社会摆脱停滞、呼唤效率、要求工业现代化的共同心理。对于冯牧、陈荒煤、周扬等文艺界领导而言，这样一篇紧贴现实、洋溢时代感的作品，自然值得鼓励与倡导。

其二，《乔厂长上任记》的出现，也在文坛内部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文学此前虽已出现“伤痕”“反思”等潮流，但题材与面向仍相对集中。《乔厂长上任记》则以强烈的工业现实感和改革气息，打开了新的题材空间。刘锡诚后来即曾指出，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坛上仿佛只有“伤痕文学”的印象。北京方面支持《乔》，并不只是支持一篇小说，也是在支持一种新的文学方向。

于是，天津方面越是试图把《乔》压下去，北京方面越觉得有必要把它托起来。小说与作家的命运，至此出现了第二次重要反转：在天津几乎陷于困境，在北京却得到权威人士的连续声援。

陈荒煤复信

《乔厂长上任记》风波若仅止于报刊论争，尚不足以显其深重；它之进入高层视野，正在于刘刚、陈荒煤两封信的往复。

刘刚写给朱穆之并请转胡耀邦、周扬的信，落款时间为1979年12月25日。信中，他一面说自己已按朱穆之指示，在市委宣传部召集《天津日报》编委座谈，批评了该报“戴帽子、打棍子、揭作者老底”，此事似乎“已经过去了”；一面又对陈荒煤等人在北京组织力量支持《乔》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篇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不应只准说好，不准说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刚在信末提出一项要求：“是否能给天津日报一点民主权利，准许其批评这篇小说的缺点和错误？实际上也是给文艺评论一点争鸣的权利。”这表明天津方面不满足于既有处置，仍希望继续保留并扩大批判《乔》的空间。

胡耀邦看到此信后，于12月28日批示道：“这个问题需要议一议。刘刚同志的看法我也不很赞同。”短短一句，立场已相当明白：刘刚的定性，并未得到胡耀邦认可。

12月30日，朱穆之将此信转给周扬。1980年1月12日，周扬又批转陈荒煤、冯牧研究意见。1月23日，陈荒煤致信周扬说，文艺局已派人到天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乔》风波“不只是对此小说有分歧的问题”，还涉及“文艺界派别争论”，乃至“刘刚与市委宣传部白桦同志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在北京方面看来，《乔厂长上任记》风波并不只是作品评价本身，而是已卷入天津当地更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关系。

陈荒煤又提到一个非常现实而敏感的问题：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即将揭晓，而《乔厂长上任记》“得票最多（一万三千多票）”。天津方面显然“希望打掉它”，而另一派则坚持主张评上。若天津市委领导坚持要“打倒、批倒”，不仅“对全国文艺界影响很不好”，也“无法向群众交账——总不能不评它。此风气一开，怎么贯彻二百方针、文代会精神？”在这里，《乔》已不再只是蒋子龙一人的作品，而被看作关系新时期文艺政策落实与否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信中最核心的一段，是陈荒煤对作品性质的判断：“我和冯牧支持，主要是从作品的现实意义上来看的，广大群众是热烈赞扬，对天津日报那么大张旗鼓批判觉得不妥……小说不是没有缺点，也可以批评，但一定要说它反对揭批查，给帮派头头翻案，是政治错误，是说不通的。”这一判断，实际上构成了对刘刚定性的正面回应。

评奖风波与余波

风波并未因上述批示而立刻平息。

1980年春，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正在进行，《乔厂长上任记》又遭天津方面从另一角度发难：有人提出小说有“抄袭之嫌”。《人民文学》副主编葛洛为此专门向天津文学界有关领导侧面打探，得到的回复却颇耐人寻味：有些人的目的，是要“把蒋某人搞臭，把支持他的作品的人也搞得灰溜溜的”。后经仔细查证，《乔厂长上任记》“既不是模仿、套用，更不是剽窃、抄袭”。既查无实据，作品仍被确定为获奖篇目中的带头篇。1980年3月25日，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乔厂长上任记》当选。

获奖似乎又进一步刺激了天津方面。上一次刘刚致胡耀邦信未获支持，此时中宣部部长已由王任重接任，天津方面又试图“奏上一本”。其原信今未见，但从王任重1980年4月23日的复信内容，可以大略推知其所涉问题仍与《乔厂长上任记》及郗望北人物有关。

王任重在回信中说得相当明确：“《乔厂长上任记》我看了，‘后记’也看了，我认为应当说是写得好的，反映了我们工人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工人看了，都希望有这样一位好厂长。这是应当肯定的。”对于争议之处，他则认为，“可以说服作者修改一下（不要几句话）就可以了”。更关键的是，他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头头”的处理提出了一个明确界线：“只要不是搞打砸抢有罪行，不是十年一贯制的，则不应追究。”这一意见，实际上与蒋子龙借郗望北所表达的理解相近，而与刘刚此前的判断明显有别。

但即便如此，天津方面似仍未完全罢手。大约1980年6月，《文艺报》编辑部又接到来自天津的有关蒋子龙的告状信，只得派人前往调查。张光年、冯牧得知此事后，再次表示对蒋子龙的支持，并要求《文艺报》推出一篇《蒋子龙论》。只是后来未见此文发表，调查结果的更多细节今亦未见留存。大抵到此时，天津方面终究未能再把风波推高，《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也渐次归于沉寂。

历史的风，吹散了当年的硝烟。但我们依然可以听见1979年冬天，天津与北京之间，那些紧张而急促的呼吸声。历史的每一次转弯，都不是轻飘飘就过去的，是在无数具体的争论、掂量甚至碰撞里，一步一步，艰难地找着通往前头的路。

所以，这不只是一篇小说的成名与受批，更裹着一个时代的转折阵痛，藏着文学与政治的纠缠、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的碰撞。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