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迷人的乐队》，一部电影的命运，与一个时代的声部

有些电影，真正值得回头看的，不在银幕里，而在银幕外。

它拍了什么，当然重要。可它为什么被拍，谁在推动，谁在称赞，谁又保持冷淡，它最后为什么没有真正走进观众心里，这些问题，往往比电影本身更值得追问。

《迷人的乐队》就是这样一部片子。

这部电影后来拿了金鸡奖“特别奖”。这个奖项的含金量，自然是荣誉大于实际。就这，也是领导造势的结果。

影片还没正式公映，已经由高层看片、座谈、定调；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消息，标题赫然写着：《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优秀影片〈迷人的乐队〉》——片子还没上映，先成了“优秀影片”。

这部被寄予厚望、被高调扶持、被视为文艺导向样板的电影，真正上映后，观众却并不买账。春节档放映，票房惨淡，部分场次甚至因为没有观众而停映。

这就有意思了。

于是，《迷人的乐队》就不再只是一部电影。它更像一个切口。顺着它，能看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很多东西：农村改革的热气，地方政绩的包装，文艺政策的拉扯，高层定调的冲动，以及观众不声不响却非常坚决的选择。

说到底，这不是一部电影“成不成功”的问题。这是一个更老、也更新的问题：文艺，究竟该由谁来判断？

电影叫《迷人的乐队》，它背后的历史更迷人。

农民管乐队遇“贵人”

故事要从辽宁省金县得胜乡说起。

1981年，这个不起眼的沿海乡镇，成立了一支农民业余管乐队。一帮庄稼汉，白天下地，收工了就摆弄铜号。说不上有什么大志向，不过是好个热闹，喜欢这洋气的声音。

这支乐队就这么自生自长，熬了三年，遇上了一个人，薄（熙来）。

1984年秋，薄出任金县县委副书记。下车伊始，诸事繁杂，哪里都要摸清。但有一件事他动手很快：发现了这支农民管乐队，并且决定把它打造成一张名片。

打造的思路，说今天的话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说法在1990年代才流行起来，彼时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总结，但做法如出一辙。

背后的底气，是家世。薄家在北京有深厚的人脉，这一点路人皆知。有这个背景，事情就好办许多。

很快，得胜乡这支业余乐队被推上了专业化的轨道。队员分两批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集训学习，乐团派出二十名演奏员和指挥手把手地教，并和农民乐队同台演出。该团的副团长程义明在乐队演出时，常常担任义务指挥。

很快，这支农民管乐队就“能够熟练地吹奏中外名曲40余首”了。

1985年1月11日，在薄的指导下，这支农民乐队来北京演出，受到胡（启立）、胡（乔木）、邓（力群）接见与鼓励。

北影接单拍电影

造势成功，以这支乐队为原型的《迷人的乐队》剧本不久形成，北京电影制片厂即列入1985年拍摄计划。

导演是王好为——彼时颇有声名的女导演。主演请来了何伟，他在《高山下的花环》里扮演的靳开来，家喻户晓，正是走红当口。老戏骨赵子岳压阵，阵容不弱。

故事梗概是：

农村青年辛天喜和伙伴张魁武，在城里一家乐器商店买下了整整一卡车西洋乐器，售货员、经理以及围观的人都目瞪口呆，村里、乡里和县里也引起轰动。

女乡长李春芳和辛天喜是发小，两人早已暗生情愫。辛天喜在家乡办起了第一支农民管乐队，李春芳认为他不务正业。

为了拜师求艺，辛天喜和乐队队员们进城看舞剧，趴在乐池边想偷学几招，遭到服务员的干涉，被逐出剧场，但他们巧遇歌舞团的指挥金声，金指挥不仅请他们坐进乐池观摩，还亲自下乡为他们做辅导。

果农曲立新学吹小号，父亲反对。妻子李素静看到丈夫整天与一帮青年男女混在一起，又听到村里风言风语，一气之下，到李春芳处告状。李春芳误以为乐队出了问题，要辛天喜整顿乐队，辛天喜不从，两人关系陷入僵局。

乡运动会上，乐队初露锋芒，受到欢迎。记者们误以为李春芳是乐队的发起人和支持者，将她团团围住，李春芳开始改变对乐队的看法。农民乐队越办越红火，辛天喜和他的队员们最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李春芳和辛天喜也收获了真诚的爱情。

据剧组回忆，当时这部片子拍得挺辛苦的。北影厂只给了50万元；群众演员需要剧组自己找，付钱要讨价还价；场景中的地窖之类的，为了省钱，只好剧组自己挖。诸如此类，看不出当地政府配合的迹象。

这恰恰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侧面：这部片子虽然原型来自地方，宣传价值也很明显，但它在操作上，更像是北影厂在上面推动之下完成的政治文化任务，而不是地方全力协同打造的一项影视工程。也就是说，热情主要体现在“典型被发现”和“典型被宣传”上，至于电影生产本身，仍旧是老电影厂那套紧巴巴的运作逻辑。

影片在1985年底完成。

还没等公映，造势已经开始。

领导定调

1986年1月4日，北京作协影视文学组，组织部分作家及会员观看，导演王好为，主要演员赵子岳到会；1月7日，《中国农民报》、北影厂和《电影通讯》编剧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出席讲话。

1月11日，重头戏来了。

邓（力群）出面组织，在中南海举行看片座谈会。胡（启立）出席，宣传界的的领导胡（乔木）、朱（厚泽）等等，一个不少。此外，薄老虽年高体迈，也亲临指导。

一年前的今天，邓为得胜乡乐队组队，站台；一年后的今天，为电影再次组队，站台。阵容，也比一年前浩大很多。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了座谈会的消息，标题是《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优秀影片<迷人的乐队>》。影片还没公映，领导已经定调：“优秀影片”。

据一家内刊对看片会的记录，胡（启立）首先发言。他说，还要我们谈对影片的意见吗？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了，都是笑嘻嘻的，说明很满意。

他说，要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要把《迷人的乐队》当成这项工作的突破口来抓，电影工作的管理部门要制定出一套有效的、规定性的东西，包括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东西。要扎扎实实地抓好电影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对优秀的电影工作者要给予支持，对健康的、鼓舞人民积极向上的电影要处处开绿灯，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使得好影片畅通无阻。对于不好的电影要处处开红灯。不能迁就落后，要提高整个电影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今天讲两条：一、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要坚持改革；二、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没有出路的。不能低估群众的欣赏水平。发行部门有对群众欣赏能力的估计问题。应当相信，观众是有水平的。比如北京音乐厅建成之后，演奏我国民族的和欧洲的古典音乐，场场座满，场上秩序也很好。原以为“阳春白雪”听众理解不了，现在外电也报导说，北京出现了欣赏古典音乐热。到音乐厅听音乐的听众很有水平，该鼓掌的地方就鼓掌。我们不能把部分落后群众当作主流。

胡（乔木）接着讲：在目前武侠片、侦破片泛滥成灾的时候，《迷人的乐队》这类影片的出现是难能可贵的，它们给全国观众吹来一股清新的春风。这类影片本来是我国进步电影事业长期优良传统的表现，非常可惜的是近几年这个优良传统竞濒临危机，对于这个不幸的曲折的形成，恐怕在座的许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负有或多或少的直接间接的责任。希望电影局、发行公司要按照启立同志提出的意见，制定使一切优秀影片从生产到发行畅通无阻的办法，制定一个“交通”规则，使《迷人的乐队》这类好片子的创作、摄制、销售和群众的观看，都能畅通无阻。出版物的管理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希望每个有关的负责人做一个好的交通警，指挥错了要马上纠正。对健康的、有益于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电影，各个环节都要开绿灯；对有害于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坏片子，各个环节都要开红灯。现在文艺界、文化界有少数人，眼睛里没有群众的利益和对群众应负的责任，也没有艺术和文化，只有对金钱和对西方的崇拜。我们要信任人民，信任艺术的力量。不能把群众的趣味看得那么低。健康的艺术是有生命力的，有一股开拓前进的力量，道路会越走越宽，前途无限广阔。这个影片以及其他优秀的影片，在正式放映和受到群众鉴赏以后，要像对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一样，给予表彰，树立正气，压倒邪气。

他指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是对立的。《迷人的乐队》不仅有思想性、艺术性，也有娱乐性。不能在强调艺术品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标准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立起来，把两个效益放在互相排斥的位置上。票房价值不是死的东西，群众的欣赏习惯从来都是可变的，这才有文化艺术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我们不是那些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绝望论者，相反，我们坚定地相信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群众的艺术趣味是否向健康的方向成长，归根到底是担负文化领导工作的同志们的责任。无论如何，决不允许把群众看成是不辨美丑的，如果有人这样看，最好先请他问问自己是否辨别美丑。一定要相信人民，相信艺术的力量，努力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样就一定会创造出票房价值。如果连这一点信心和勇气都没有，那不如去干别的工作。

他说，这个摄制组在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一部好影片，是光荣的，值得骄傲的。要对过去拍的毒害人民、毒害青少年、也毒害了电影艺术本身的坏片子进行检查，得出必要的教训。那些恐怖片以及胡闹得无聊透顶的恶心片，连稍有道义感的资产阶级人士也不能容忍。

邓（力群）说，对这部影片要从不同角度加以宣传，加以提倡，加以评论。赵焕章拍的《咱们的退伍兵》也是好的。反映农村生活的片子太少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得到了全世界的赞扬，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赞扬。《峨眉飞盗》发行量为什么那么大？农村片的拷贝为什么少？今天请中央一级的报纸负责人来一起看这部影片，希望所有报纸从不同角度来宣传。凡是反映农村改革的好作品，当然还得加上凡是反映城市改革的好作品以及反映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好作品，都要认真宣传。

看得出来，这场座谈会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一部电影本身。它实际上是在借《迷人的乐队》讨论整个文艺领域的导向问题：什么样的电影值得扶持，什么样的电影应当受限；电影究竟该怎样处理社会效益与票房关系；以及，在改革的年代里，文艺能不能既“有意义”，又“有市场”。

这套思路在当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八十年代中期，电影市场开始活跃，武打、侦破、通俗娱乐类型片渐渐有了热度。对于一些文化管理者来说，这里面有一种隐约的不安：市场一热，文艺是不是会“跑偏”？群众一追求刺激，是不是会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挤掉？在这种焦虑中，《迷人的乐队》就被推到了一个不只是电影、而是“风向标”的位置上。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一部片子一旦被赋予太多“应该”，往往就离真实的观影体验远了。

微妙之处

座谈会报道，看起来一片祥和。但据朱厚泽回忆，并不如此。

朱说：其实，启立并不想讲话，但去了不讲不好，他就讲了一番支持的话嘛，人家就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了，然后到处发。4月份，启立到上海，跟上海电影界的人谈到这次座谈会时说，他那个讲话是即兴讲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同意印发出来给大家。

朱厚泽还提到，看完电影后，剧组的人借题发挥，说起北影内部两派相争，诉说自己如何受迫害——那时候北影内部的派系矛盾，正闹得不可开交。这背后牵涉到耀邦。耀邦对北影的事情曾有批示，又是另一篇故事，此处按下不表。

与《迷人的乐队》同时，表现农村题材的还有《咱们的退伍兵》，这是上影拍的。邓在讲话中特意提到一句：“赵焕章拍的《咱们的退伍兵》也是好的。”他是顺着耀邦说的，因为耀邦在某一次讲话中，肯定了这部电影。

《咱们的退伍兵》是上影拍的，而且总书记都表扬过。北京能够为《迷人的乐队》开高层次座谈会，并定调为“优秀影片”。启立正好来上海，也应该如法炮制啊，开个定性的“优秀影片”的座谈会呀。但启立拒绝了。他与上海电影界人士是见面了，说的话却是要收回北京影片座谈上的讲话。

邓（力群）后来回忆说：座谈会开得还不错，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种风气吧。同时，对电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评。座谈会之后，电影界有些人为此感到高兴，有的人则在挑毛病。

然后，他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胡耀邦对此事冷淡，但他也没有批评。”

耀邦反对领导定性

耀邦为何冷淡？这要从他一贯的立场说起。

耀邦一贯反对由领导人来判定一部影片的优劣。

早在担任中宣部长时，他就说过：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有的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的。现在当然不能这么做了。

1984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废除一人拍板，提高领导艺术”，文章援引了他的话：“一个片子能否公演，我想今后要坚决废除一个人拍板决定‘生'‘死'的做法。”文章认为，对一个文艺作品要“让更多的人看一看，议一议，展开讨论，集思广益，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一定会比某一个人轻率拍板更全面些，更正确些”。

耀邦费了几年的功夫，才使得作品，不管是电影还是各种剧目，不要先进中南海由领导人定调再公演。可是，这部《迷人的乐队》却坏了这个规矩。耀邦能不冷淡？

邓懂得，所以才有胡“也没有批评”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种留有余地的说法了。

的确，这部影片之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热潮：不少影片争相送往中南海请领导审看，仿佛拿到了领导的首肯，就拿到了入场券。后来，领导不得不出面，重申耀邦当年的那个意见——领导人不应当成为影片的“鉴定官”。

票房惨淡

领导的高调背书，并未能引导观众走进影院。

《迷人的乐队》安排在1986年春节期间上映。本来，春节档是最容易聚人气的时候；再加上前期宣传声势不小，照理说，至少不该太冷。可结果却恰恰相反：票房惨淡。

山东淄博市电影公司报告说，春节期间，《迷人的乐队》在张店影院共安排六场映出，有两场因无一名观众入场，被迫停映；另外四场合计观众931人次，平均上座率仅20%，最终不得不停止放映。

这个数字，其实比任何评论都更有力量。

“优秀影片”四个字，挡不住影院里的冷清。

这正是历史常常会开的一个玩笑。那些被寄予“纠偏”使命的作品，未必真能完成纠偏；那些被认定“票房不该好”的作品，反倒可能最懂观众。

还要说到的是，《迷人的乐队》放映后，“迷人的乐队”就成为得胜乡管乐队代名词了。但是，到了1988年2月，这支乐队来京城参加首届中国农民吹奏乐邀请赛时，似乎刻意绕开了“迷人的乐队”这个名字，用的是“金州农民演出团”。《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也没有出现“迷人的乐队”的字样，连大连自己的媒体团队，发回去的报道，也如此（当然，也有的报纸依然用这个名字）。

此时，薄已经荣任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县虽改为金州，成为大连的一个区，也仍在薄管辖范围。

一个曾经被大力推广的名字，悄然被搁置。

这大概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影片当年的宣传很热，可它并没有成为真正立得住、叫得响、能持续增值的文化品牌。当现实继续往前走时，电影的名字反倒不再那么好用了。

所谓“迷人的乐队”，到头来迷住的，更多是台上的领导，而不是台下的观众。

它像一阵风，吹得很急，过去也快。

来源：徐庆全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