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清: 47年前的大学生刊物与通讯

近日，我在家中箧底发现一束尘封了多年的文稿，包括5件油印稿，1件打印稿，1件钢笔写的手稿。小心翼翼地翻看这些纸张发黄变脆、字迹有些模糊的文稿，我不禁回想起47年前那一段青春岁月的悠悠往事。

1979年春天，我们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77级编采班的十来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社团——求实社，编印了一份油印刊物《秋实》，同那时各地高校的学生刊物也有交流。

1979年7月期末考试前，我接到署名“武汉大学大中文系七七级《珞珈山》编委会并全体同学”寄给求实社的一份油印信函，这是向全国12所大学文科发出的倡议信，倡议共同发起创办一个面向全国大学生的文学刊物，倡议信全文如下：

求实社亲爱的同学们：

从你们的刊物上，看到你们大胆地解放思想，讴歌光明，痛斥邪恶，也看到你们新鲜、生动、活泼同时又是踏踏踏实实的各种艺术创作，真是满心喜悦，为能有你们这样的同学感到自豪，同时也感到深深的自愧。

最近，在和我们交往的一些信件中，有些学校的同学曾建议我们联合起来办一个《文学青年》刊物。但我们又感到能力、财力、精力的有限，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建议转给全国学联，希望他们能够通过《中国青年》筹办此园地，可是至今未有结果。我们觉得与其这样等下去，不如我们先干起来，我们想：在跟我们有来往的学校中给如下的十一所老大哥院校写这封信，向你们建议我们十二个单位发起创办《文学青年》（这是我们自己设想的名字，一切问题都可以商量）

十二个单位是（按第一字笔划为序)

中山大学中文系《红豆》编委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生》社

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早晨》编委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初航》编委会

北京广播学院编采专业“求实”社

四川大学中文系“锦江”社

吉林大学中文系《红叶》编委会

杭州大学中文系《杨帆》诗社

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珞珈山》编委会

复旦大学中文系“春笋”

南京大学中文系《耕耘》编委会

贵州大学中文系《春泥》编委会

我们这样的目的是：首先，我们希望在全国范围有一个大学主自己的刊物。第二，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些学校的同学们应该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同学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第三，用我们这样多同学团结起来的力量，来促进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去批评那些文学上的不良现象。第四，在我们内部之间互相观摩，促进提高，携手并进。

假如你们觉得我们之间的愿望是共同的，并且同意联合愿意做《文学青年》的发起人，请于15日前来信说明(如有困难不愿意参加，请也一定来信告知)。

这是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况且我们互相之间远隔千里，只借书信是不能解决许多具体问题的。我们前思后想，觉得在我们中间只有北京是比较理想的地方，因此我们想请各位老大哥单位各派一名编辑或住在北京的同学为代表，召开一个磋商会，主要解决如下问题:

①订立宗旨（我们只订出了一条，即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学的繁荣)

②轮流编辑和主办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设想）

③利物的时间问题(我们的想法是3、6、10、12月各出一期，这样便可以避开考试)

④稿件的问题(我们想,凡是由各社团推荐的，一般都登，但不超过一定数量，编辑只选不删，如五选三，三选二都可以，需要的是各团体自己保证质量。

我们拟定了一个开会的时间：1979年7月25日上午8时半。

地点：北京大学镜春园85号，张桦(《珞珈山》负责人之一，武大学生)

以上即是我们的初步想法，假如同心协力，我们想我们共同愿望一定会在不久就化为现实。假如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和具体措施，请附信说明，假如信要20号以后才能寄到，请寄往张桦家(但最好提前寄到学校，让我们得到确实消息)。

来爱的同学们，虽然我们彼比都不认识，但我们的心是拥通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压力，让我们咬紧牙关，多流点汗，多出点力，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为我们祖国文学的未来而努力奋斗吧!

祝同学们期未考试顺利！

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珞珈山》編委会并全体同学

发出第一封倡议信后，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珞珈山》编委会又进一步讨论，编写了一份《协商提纲》，寄给11家高校学生刊物，提出宗旨、刊物名称、编辑及办刊方法、稿件来源、刊物去向及经费的具体措施，作为对上一封信的补充。

1979年7月25日早上，我作为广院求实社的代表，如约去北大镜春园，参加第一次筹备会议，张桦找了全国高校十几个办刊物的学生，在他家开了第一次协调会，商讨创办全国大学生联合文学刊物。

1979年8月10日，在北大中文系又召开了第二次协调会。

时间长了，我记不全这两次到会人员的名字，印象中好像有武大的张桦、张安东，北大的陈建功、黄子平，复旦的张胜友，中山大学的苏炜、毛铁，北师大的徐晓，人大的李培禹，吉林大学赵闯，还有南京大学的一位女生（名字记不清了），以及代表广院《秋实》的我。

大家聚在一起神侃后通过决定：由全国13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发起创办全国性联合刊物，并定名为《这一代》（黄子平提名）。13所创办院校社团是：中山大学《红豆》、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杭州师大《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

黄子平为十三校《这一代》创刊协商会全体代表执笔写了《写在创刊号的前面》的发刊词，刊登在《这一代》创刊号上。

当时大家商定，委托武大《珞珈山》承办《这一代》的创刊号即第一期，他们热情很高，据说也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1979年12月初，我接到《这一代》创刊号执行编辑、武大《珞珈山》编辑部11月28日发来的油印信件，信中介绍了《这一代》的创刊号编辑、印刷、发行的艰辛进程。

踉踉跄跄，磕磕绊绊，1979年冬天，我终于见到了铅印本的《这一代》。创刊号执行编辑、武大《珞珈山》编委会印发了《出版之前告读者》。

那年月，高校的学生刊物以油印为主，能用打字机打印的就算上档次了，铅印的凤毛麟角（中大的《红豆》是铅印）。而《这一代》第一期为铅印，印数不少，迅即在全国高校广为流传。这一期上登了王家新一首反腐败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反响尤为强烈。那时，我们广院的几个同学受《今天》和一些翻译作品影响，对《这一代》第一期作品的艺术质量不大满意，觉得还是传统了一些。

《这一代》注定短命。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唯一的一期。那时的大气候，已经容不得再出版这样的刊物。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大家是准备出版第二期《这一代》的，已决定由北大中文系《早晨》主办，在京的另几家高校学生刊物协助。北京四院校的同学既被《这一代》第一期残本所激怒，又被残本的销量所激励，决心无论如何第二期，要完整而漂亮地出一本。徐晓热心联络，连续开了好几次会，风声却越来越紧，最终形势比人强。

人大新闻系的李培禹后来回忆说，为了支持《这一代》，北京的几家高校学生刊物决定一起去采访作家王蒙。一是想争取得到王蒙的支持，二是为第二期刊物提供一篇有分量的专访稿件。他先找到在北京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的王蒙的姐姐王洒，在她的帮助下，李培禹先去见了王蒙，定好了采访时间、地点。

1979年10月11日的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来的是王小平、黄蓓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徐晓、桂青山，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徐永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李培禹和杨小兵7个人，去了王蒙暂住的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围着王蒙问答不断，气氛热烈。

王蒙对《这一代》表示了明确支持，他还开玩笑地说：“现在我们国家青年的标准，跟肝炎转氨酶指标一样，提高了。我45岁了，还是青年嘛。”我们不约而同地说：“欢迎您参加我们这一代。”笑声中，王蒙连声回答:“好，我也是你们这一代的。我是‘青年’啊！”

李培禹受大家委托，执笔了一篇专访《美，永远不会绝灭》，发在人大的《大学生》第三期上。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它未能出现在《这一代》。李培禹特意去王蒙老师家说明情况，他建议把稿子拿给南京的《青春》，李培禹抄写下杂志社的地址，写上“编辑同志收”，直接寄了过去。很快，《青春》全文刊出了。《青春》那时火遍全国，编辑部的顾伯岭老师，是我在南京石门坎中学读书时的恩师。

1980年2月13日上午9点，我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三十二楼三楼334号黄子平、陈建功宿舍召开的《这一代》第三次协调会议，由武大、北京四校的同学分别汇报《这一代》一、二期的筹备情况，交流各方面的反映，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讨论《这一代》今后的发展方向，商量下一步的编辑、征稿、发行及吸收新成员的方法。

广播学院新闻系的《秋实》也参与承办《这一代》第二期，我们也开始准备一些稿件。《这一代》第一期发表了求实社成员阿鸣、初路写的《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访刘心武记略》，筹备第二期稿件时，我们准备发挥新闻系学生的特长，提供一篇写那时洛阳纸贵、人气极旺的诗人叶文福的报告文学。

叶文福当时是军委工程兵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我从上幼儿园时起，就住在军委工程兵大院，前后达十七、八年之久。1979年，经《工程兵报》副刊编辑、著名军旅诗人喻晓介绍，我在工程兵大院文工团的一间宿舍里，见到了刚刚发表《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叶文福。

年底，为《这一代》筹稿，我和大学同班的其他三位同学一起，专程到工程兵大院文工团大楼叶文福的那间小屋，与他长谈了几个小时。

1980年初，同班同学阿鸣执笔写出了报告文学《他写诗》8600字的初稿。

47年后，我重读这篇尘封已久的未刊手稿，感慨良多。这稿子固然充溢写作者年青人的稚气，却忠实记录了这位诗人在改革开放春潮乍起的氛围中，以一首诗作震撼了千百万读者的心灵，在文坛甚至更大范围引起强烈的反响——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何况，叶文福并非骤闪即逝的流星或孤唳一声的哀鹤——有他那写大量诗意浓郁的作品为证。

但很快我们就知道，筹办《这一代》这件事不可能继续下去了。虽然没有正式的说法，无形的压力，确确实实地压来。《这一代》注定短命。

1980年3月9日，我收到武汉大学《珞珈山》编辑部《关于编辑出版〈这一代〉创刊号的情况》的报告，分为“为什么我们要发起筹办《这一代》”、“我们是怎样争取党组织和有关方面支持的”、“我们是怎样编辑出版《这一代》创刊号的”、“对《这一代》及创刊号的几点看法”、“我们对学生文艺刊物的建议”共5个部分。

一册《这一代》，一阙壮怀激烈的歌。一束尘封的文稿，尽管简陋，尽管单薄，尽管匆促，尽管五音不全；毕竟真诚，毕竟坦荡，毕竟热烈，毕竟初生牛犊不怕虎。

                                                                                    2026年8月11日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