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传义：万里谈公社长不了 到户责任制势在必行

——万里在中央第一个农村1号文件起草前与农口部门领导的谈话[1]

1981年7月18日，中央书记处分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万里，在听取杜润生等农口部门领导农村调查汇报时讲话。他由农业责任制改革批人民公社制度，指出公社长不了，改革势在必行；包产、包干到户大发展，群众实践已冲破75号文件限制，75号文件有的内容给“左”的东西、给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穷包干，中间联产到劳，富区专业承包”的“切三刀”政策也已冲破。他由此提出：中央要开会起草新的文件，拟定新的政策。

这里所说起草的新文件，就是后来在1982年1月出台的中央第一个农村1号文件，里程碑式的第一次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责任制，由群众自主选择。重温万里在该文件起草前夕，与离开京城到各地农村做责任制调研的农口部门负责人进行交流、讨论的内容，及其民主、务实、纠错、改革的讨论氛围，有助于观察农村1号文件如何产生和政策变革的含义与逻辑。

一、万里在农村调查汇报会谈话的背景

万里农村调查汇报会讲话的大背景是我国已进行三年的农村改革，直接背景是1981年3月初开始的“农口整风”及随后百余位农口部门领导的农村调查。

这年3月2日，万里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农业多种经营问题的会议上，发言支持农业实行多种经营方针，接着说在农业责任制上农业部是极左路线的顽固堡垒，随即去参加农业部党组会议讲话，提出尖锐批评。这被研究农村改革史的大家赵树凯称为“农口整风”的发动。

万里在农业部党组会议上说：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党进一步肃清左的流毒，这是思想和经济领域大的拨乱反正，将促使全党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农业上左的问题不肃清，农业就没办法搞好。搞75号文件时，我曾估计农口一些负责同志思想不通。前不久部里有人还在下面说，中央的决策（指75号文件允许穷地方包产到户）是“反大寨”的路线，搞分田单干，现在仍有这样的人。他又说：有些同志不是从党和农民的关系考虑问题，不去想想我们搞了30年，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问题在哪里？现在有希望了，搞包产到户农民有饭吃了，他们反而想不通，忧心忡忡，说包产到户破坏他的集体经济，破坏农业机械化、水利化，明里暗里抵制。

万里尖锐批了这些人要维护的集体经济、公社制度，说“回顾农业合作化以来走过的路，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人民公社成了搞瞎指挥、行政干预、束缚农民、剥夺农民的最有力的形式”。还说：责任制既民主又科学。你的办法不同群众利益相联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是一句空话。今天一份内部参考材料又讲了滁县地区的经验，不知道是否能说服他们，还有贵州、陕西全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可是，如今还是有人思想不通，这是左的思想影响。万里指出，围绕包产到户还是维护公社集体一套办法，是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斗争。农业部领导与中央路线不一致不能领导农业，这种情况不能容许继续，农口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清除左的流毒，做改革的促进派，创造出新的局面。

万里最后说，领导的责任是总结农民的创造，建议农口领导要亲自到下边农村看一看，做点调查研究。[2]

农口整风进行一个来月后，国家农委根据万里指示，组织农口各部门领导140多人分为十五个组，于4至6月中旬到各地农村调查，6月下旬农委召开三次会议听取情况汇报，然后是万里同志听取汇报。

7月18日，万里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听取国家农委、农业部、农垦部、水利部等部门负责人的农村调查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张平化、杜润生、张秀山、谢华、朱则民、张铁夫、张余三、刘堪、李千峰、朱荣、李佰宁、高阳、肖鹏、李友九、赵修等，万里办公室工作人员于廉、尚德、吴象。

会上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首先做调查综合汇报，他说：十五个组已汇报完，总的印象，农村进入一个全面改革时期，是责任制开始，正在发展到几个方面：第一集体经济来个根本性的改革完善；第二农村经济体制，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群众要求改革；第三要求改革人民公社体制；第四、农村发展战略要有新的改革，走传统农业基础上的现代化。随后农业部赵修、水利部李佰宁、中国社科院农经所詹武和农业部李友九等汇报。

在一整天汇报中，万里不断与大家交流、讨论，就基层群众搞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解决集体经济、人民公社制度问题，及75号文件已与群众改革实践不相适应，要研究制定新文件等问题，做了大量谈话。

二、公社下的农民不如佃农，所以要改革

万里听取农口领导农村调查汇报，与他们先从责任制谈公社体制的弊端与改革。

会上杜润生同志（以下简称杜）讲，第一个问题是责任制对集体经济的改革。万里说：实际为经营管理大改革，也是生产关系大改革。杜讲,过去国家不顾集体，脱离个人，无自主权，在集体中个人利益照顾不够。种地的不当权，不种地的当权。万里直白地说：种地的吃不饱饭，不种地的吃饱。

杜讲，责任制一是权，二是利。万里说：还有责。朱则民讲了很好的话，内参登了，搞了责任制，农民真正有责，真正是主人翁。我发谬论，现在工厂，工人阶级是不是主人翁，越大工厂越没有主人翁感，是国家的雇员。安徽安庆调查为何包产到户？他说不如过去给地主当佃农，佃农还有点自由，得几成心中有底。

这是说公社下的农民没有人身自由和分配权力，还不如过去地主制下的佃农，所以农民要改革，包产、包干到户，争回被公社体制剥夺的经济权益与自由。

交谈中万里还指出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

他说：评工记分基本不行。农村不合适，工厂不合适，机关也不合适，本来大家很团结，都是共产党员，越评越打架，为40%提高工资。

过去有一句话要琢磨，“分配一拉平”。实际比平均还不如。一拉平群众收入不会如此低，谁的权大谁多分。

集体劳动才叫优越性？奴隶时代就是，当成所谓社会主义农业是集体与否的标准，笑话。

他说：号称主人翁，未给意识形态产出的经济地位。主人翁姿态，工人、农民应比资本主义高。实际宪法、党章均给了，实践没有。他所处地位，觉得你说是，我认为不是，从生产到流通、分配均不是。我们成天讲也不行。责任制搞好了，农民才真正是主人翁了。

万里在这里说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缺乏主体地位和多劳多得权利，带有封建、奴隶性、封闭自给性、空想平均等问题。这正如他前不久（1980年12月）与吉林省委、延边自治州州委和汪清县委谈话中对公社体制的批判。那次他说：“单从经营管理上说，我们的体制有些不如资本主义优越。我们过去搞的不少是带有封建主义、小农经济和农业社会主义[3]三结合味道的东西，所以优越性没有显示出来。”又说：“我们过去受三方面束缚，封建主义的影响，小农经济、‘穷过渡’的农业社会主义，三者结合，用这种思想指导农业生产和制定农业政策，怎么能搞现代化？” 言下之意，这种体制和思想必须改革、改变。他说：必须肃清我们自己的封建主义、小农思想和左的路线的流毒，尊重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建立与群众利益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4]。

万里这次对公社的批判与80年那次的批判一脉相承，进而说：最近摸摸底，公社长不了，改革势在必行。巴黎公社长不了，我们的公社也长不了。他给杜润生说：宪法无论如何不要写公社。全党觉悟要时间，反对的人多了，责任制还有反对的。大党大国，统一认识不是短时间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他讲宪法无论如何不要写公社，是要从国家最高法层面去除人民公社。

农村改革中，万里对公社制度的批判较早。他主政安徽为解决农民吃饱饭，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撇开学大寨，搞农村六条时，就开始了对人民公社的批判。他的这种批判，起初是基于历史实践和现实问题，1977年11月初，他考察大别山区金寨县农村，看到新中国建立后二三十年农业发展慢，农民还吃不饱肚子、穿不上裤子，及凤阳成千上万农民讨饭，就从这历史的检验、现实的问题，发现政策出错，人民公社制度在哪里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提出不能再搞学大寨那样的瞎折腾，必须冲破框框，解决生产队的问题。随后，省委放宽农村政策，一些地方冲破队为基础，搞包产（包干）到组、到户责任制，解决生产队劳动大呼隆、分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问题，这是群众用改革实践对公社制度的批判。他曾说，农民的种植权、产品分配权，我们全都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力？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至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那么多人[5]。还说公社下的农民是奴隶。万里与农民群众站在一起，支持包产到组到户的群众实践对公社制度的批判。进而调查总结，抓住公社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影响农民权利的问题进行理论的批判。在对公社体制的理性批判和群众搞责任制的实践批判中，万里和安徽省委对包产到户的政策，从1979年2月的允许试验，到1980年1月的上社会主义责任制的户口。

1980年2月万里得到邓小平、胡耀邦支持调中央分管农业（胡耀邦同志说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要吃米找万里嘛）后，感受京城多方面对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压力比地方还大，就硬着头皮顶住。一面派记者、政策研究人员到农村调查，报道包产到户地区的实践成效，回答对责任制的质疑，支持群众改革，一面随着责任制改革实践的推进，他对公社的批判也在推进，就有了1980年底考察吉林批公社体制、1981年3月发动农口整风批公社是瞎指挥、剥夺农民的工具，7月听取农口领导调查汇报，再批公社下的农民不如佃农，长不了，要改革。

三、到户责任制关系农民权责利 ， 势在必行

杜润生汇报：农村进入一个全面改革时期，是责任制开始。责任制对集体经济的改革正在发展到多个方面。万里说：实际为经营管理大改革，也是生产关系大改革。

杜讲：责任制一是权，二是利。万里说：还有责，搞责任制是主人翁了。责任心的问题很重要。河南烂麦子，凡包到户的不烂，集体的烂。

杜讲责任制的发展趋势：从包工到包产，从包产到包干，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不是宣传的结果。万里说：有的抱怨报纸，宣传二十几年为何不起作用啊？杜讲，为何批20年包产到户未批倒？主席亲自批。现在一呼百应。几年来自己也不是赞成包到户，全党多数不赞成，一让人宣传就起作用？限制是多数。背后是一种经济规律、历史发展趋势、经济动力。

万里说：适合中国实际情况。我未搞过农业，开始认为为何搞这个，我无成见，老百姓说大包干，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非常简单。杜讲：压力大、阻力大，冲破了。中央说了话，有关系。如不说话，也要拱，或怠工。万里说：三中全会不许包产到户，75号文件限制在少数三靠地区，个别中央人允许，文件是不准许的。他还说：农民要搞大包干，不愿搞别的，是想摆脱大锅饭、苛捐杂税。明明白白，给国家多少，其余不要剥夺我。农民任何时候没提出过不管国家。农民说自古以来纳皇粮。

农业部赵修汇报河南省责任制情况，周口、开封一些落后县大部分包干到户，改变20年吃供应，讨饭。扶沟县过去过年就紧张跑出去，今家家存粮。农民收入79年64元，80年161元,进入全省超150元的前5县。封丘县无包袱，什么都允许，26年吃供应,年平均1000万斤，80年100万斤。应举县过去困难得连点灯油没有，80%包干到户，变了样。落后县农民收入赶上先进县。开封地区先进县巩县79年82元，兰考79年49元，80年80元，杞县从46元到89元，超巩县，群众说后进把先进埋住了。万里问：规律摸到了没有。

赵修讲，包干到户比联产到劳发展快，积累多，积极性大。周口地委书记说，一个公社有一两个队搞包干，就捂不住。稍放50%~60%。万里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安徽，让城郊保持一两个队，保不住。稍放手80%。赵讲，人们说办法好不好，肚子是记号？万里说：从国家讲没少收吧。国家多收、群众高兴，集体的增加。

赵修汇报包干发生的问题是牲口，联产到劳也好，包户也好，集体喂牲口发生问题。一块地早犁晚犁关系大了，累死了牛。后来牛分到各户，推平到户。现在牲口大发展。周口地区去年至今发展10万头，三分之一是发展的。万里说，什么事不同人民群众利益联系没有前途。到户后比伺候，牲口怕要大发展。

李友九，这个被万里在3月农业部党组会上指名严厉批评反包产到户的副部长，去贵州农村调查，立场、看法发生了较大转变。他汇报，贵州95%的生产队包干到户，增产幅度比较大，群众情绪高，感谢邓公，说没有想到邓公把政策放这么松。万里说：95%就95%。贵州适合大包干。前些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吃不饱饭的，左倾路线重灾区的一省。大包干共产党先希望包饱肚子，什么国家、集体的不要均可。吃饱肚子，穿上裤子，阿弥陀佛，对得起百姓。地无三尺平，组织起来集体劳动，害死人。李汇报，那时贵州有的地方联合起来，学山东以公社为单位搞大块地，过左了，群众不干了。万里说：“共产主义者”主观主义可是厉害。

水利部长李伯宁到河北沧州地区也就是林冲发配的地方调查，说自己是带着活思想去的，包产到户怕水利被破坏。万里说：群众爱水比我们爱的多。万里问地委书记思想解放吗?李讲，不解放，很大的意外，原以为沧州穷，包产到户多，一问地委，仅2%。万里说，不能愿地委，主要是省。李讲，河间县七八百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省派专人去纠，还剩205个,恐右。

李讲：群众要大包干，实际是要分配自主权。群众一包干，把干部的猴牵了。万里说，对，农民明白。

中国社科院农经所詹武汇报滁县、聊城、烟台三地区调查情况，万里说：烟台书记陆升云讲了一篇糊涂话，只准专业联产承包，是先进地区最好形式，其他均不适合烟台。开会传达下面反应大，否定人家大包干的成绩，只准如此，不准别的。责任制思想搞通可不容易。詹讲今年下面也有大包干的，地委书记说一句话，说不住。

詹讲调查中做了理论探讨：联产责任制最大成功，解决了劳动自动化。外国经济学家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层企业无内在动力，上面推一推动一动。这次责任制解决了，社员劳动态度自动化了。过去农民是为集体、国家搞生产。包干到户后，完成国家、集体的，剩下自己的。包干上交是国家集体利益，首先要完成，争取多超产，是个人的，集体和个人利益完全融合在一起，劳动自动化了。还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民相互间按劳分配解决了。万里插话说：农业只能由产品才看出劳动质量。言下之意是联产才能做到按劳动的数量、质量计酬分配。詹讲，二是干部不多占了。群众说干脆大包干算了，交到明处。万里说，凤阳是这样讲的。

詹武讲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必然性、多样性、长期性。长期性：如何说法使群众安心？两个方面：宏观看，联产责任制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有力措施，同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存。联产责任制最好体现按劳分配。微观看，责任制形式由群众自己说，愿长期干就长期。两种长期的必然性，让群众干部知道，这是基底。把“三性”讲清楚就好了。万里说：“三性”，必然的，不这么办不行。不是所有领导农业的干部认识了。写文章，通俗点，让干部知道。

詹汇报聊城29个公社赶上来，还有个理论：怕两极分化。万里说：怕冒尖的不多了吧？一极分化，都向富发展。越穷队翻身越大，有的超过富队。上年我看的桑园庄，穷的无床无被。

交谈讲到责任制改革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关系，万里说：中国农业道路越走越宽。出现土改以后的积极性，出现科技热，天长县农民科学种田协会登了报。农影厂（指农业电影制片厂）要赶快搞点群众最需要的科技。传统农业靠老头，现代农业靠科技，是深刻变化。

汇报到户后多种经营发展了。嘉山县浮山公社万亩低产田改8000亩，岗王生产队粮食面积少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家庭副业安徽省500户调查，78年占农业产值24%、79年33.1%，80年43.5%。万里说：主要是责任制后人有空了。他看农业农村问题总是着眼于人，着眼于人的解放和积极性。

万里说：中国农业太复杂，嘉山淡水鱼发展快，过去农民为我服务，光要鱼，不让养鱼。现在形式可多了，包到户，社队联营等，群众创造的形式，发展生产比我们高明。总之，要按群众要求。我们是给农民办事，过去农民不要办的，偏办，就是转不过来。我们都是为农民服务的，在四项原则下，怎么富都可以。有何办法就帮助农民办。高阳讲：过去农民是为我们服务的。万里说：对，倒过来，中国农业就会有飞跃。

汇报讲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学技术、添机械。万里说：79年宣城县委书记说，只要包产到户农业现代化快得很，我说包就算了，说这谬论干啥。现在看，科学没有农民积极性不行，现代化不建立在农民要科学的基础上不行。国家未多花一文吧，四人帮给农民戴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又说，科学文化教育不领导不行，文教是政府对农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注意不够。

万里说：从苏联回来的人说它菜吃不上，怎么回事？中国搞责任制要出个名堂，合作化要出个样子了，群众创造太多了。中国农民勤劳智慧四字要领会。把农民积极性呼唤出来以后，办法多了。又说：根据群众实践结果，一步步把农业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国家四化，农业不能供给越来越多的商品，自给自足，不可能现代化。责任制好就是调动积极性后贡献更多商品，农民才富起来。一是提供商品，一是改善农民生活，这两条都要。

在这里万里对农村改革发展所提的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讲中国搞责任制要出个名堂，合作化要出个样子，讲合作，未讲公社、集体经济，二是讲在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发展农业商品经济。

四、75号文件已被群众实践突破要制定新政策

汇报会中,万里讲农村改革面对的新形势、新问题,是群众发展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实践已突破75号文件，一些政策规定已不适合，要制定新的文件。

杜润生汇报，今秋包产、包干到户要大发展，有人估计60%~70%，现在是32%。有的主张维持75号文框子，限三靠队，20%~30%。万里说：中央表态要比75号文件有发展。农业转折时期，75号文件起了很重要作用，但群众实践已突破，超过75号文，新情况、新问题很多。书记处要专门研究农业，杜（指杜润生）要拟出办法，到国庆后开个农业会，制定新的文件。

对制定新文件，首先是解决责任制突破75号文件限制和人为障碍问题，万里有很多谈话。

汇报时有的讲：75号文有束缚。下面党委研究75号文，前面说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突破了以前文件“一刀切”不许搞包产到户的规定，很好。但后面对包产到户有限制，必须是长期三靠队，“2.9靠”不行。说了不让搞的四条、八条。万里说：当时不这么写农口通不过，妥协的，老杜很作难，写了个各党各派谁都能接受的文件。万里指出:75号文件有的内容（如说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和比较巩固的），给左的东西，给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

有的汇报按“穷包干，中间联产到劳，富区专业承包”搞,万里说:不要强调这些类型，已经冲破。这是说，继75号文之后，在1981年春中央发的责任制”切三刀”政策也已突破。他说，总的是因地制宜，按农民意愿。少数先进社队，如北京四季青公社，河南七里营的办法，农民不想改，也不要变。

万里说：群众运动、改革，三年多来实质是改革反改革，农业上大的拨乱反正。问题还没有结束，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讨论，农业改革铺开了。工业学农业，农业问题也未完全解决，新问题不少。现在农业改革在一些地区要突破人为障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就责任制问题，万里既讲清除左的束缚，适应包干到户责任制发展的群众实践，制定新文件，还讲要促进思想不解放的干部转变思想问题。他指出，河北的主要问题在省委，不许群众搞包产到户。宁夏如何？李学智思想不解放，耀邦去帮助，我也想找李谈谈。

对责任制，万里还讲了已包干到户地方新经营体制的稳定完善问题：如社员交集体的提留怎么用说就是要开代表大会，否则谁也不准用。权交给农民。对包干到户后社员怕变，他说：我们政策多变，影响太大。如何宣布一下，变不变由你做主，多吹风不变。要变，农民自己觉得生产发展更好，政府赞成。政府是不变的。有的汇报家庭副业、冒尖户，剩余劳力多了，要逐步走上联合，新生事物发展趋势不清，万里说：各尽所能。联合，不要按干部意志办事，不要一道命令，千万不能那样办，要为之服务。

——商品流通问题。万里说，流通领域问题要解决，不然多种经营发展起来受挫折。不光是供销社、商业部，还有外贸、银行、财政、交通、电讯，都叫流通环节，都要改革。有的汇报水果凡允许自卖的，去年均好了，不准卖，四川柑橘烂3000万斤。应研究只要除开什么都可以自卖。万里说，这应向国外学习。

万里说：嘉山花生对国家任务全交完，上海来收购加工，给脚踏车，很好的事。省里给卡了，对上海不利，农民不利，干什么？有点农民观点，要支持。商业流通环节按地域对农民限制大，背后是财政体制限制 。

他指出，长期统购统销制，是官商，要改。供销社怎么改？广汉办法很有说服力，除此还有什么办法。这里要改革的很多，叫商业部写文件。这要作为召开会议的题目之一。今秋准备。搞不好很多东西会烂掉。减轻农民困难。我在国务院讲过好几次。今年水果大丰收，搞不好要烂，有人赔钱，中国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他又说，商品经济发展，整个农村服务人员不够，要分化一批人专为种植业、养殖业服务，还要与城市连接。大包干有了粮吃之后，就要干别的，沿海一带抽出2/5或1/3，主要搞服务行业，给农业、多种经营服务。小农经济破坏后就向此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农村连旅游业也干起来了，农闲到北京看皇城。

——公社体制问题。万里前面已谈农民搞包产到组、到户责任制，是对公社经营管理、生产关系的改革，这里说的公社体制，是指公社作为上层建筑的部分，万里说：如果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可突破。将来改得差不多了，最大障碍是公社了。

——农业发展路子问题。万里说：美国农业能源用石油八千万吨，我们学不了。农业发展路子不能脱离我国实际，不要看不起中国农业。传统农业是利用能源最好的，吸收太阳能，多些有机肥，搞多种经营。种大豆，关系中国民族太大。中国多年来全凭吃大豆。很长一段时间肉也没了，豆也没了。万里说，多种大豆，保证城乡吃，出口、当肥料肥地。大豆由出口国变进口国，已成为科学种田的重要问题。还有区划问题，西北草原利用都是大战略。

——改革中的干部调整问题。万里说，大名县委书记，省压力下仍搞得很好。这样的干部不容易，五十来岁。我叫大名县委书记兼代邯郸地委书记，地区说乱了。万里说，就要拨乱反正，河北开会搞民意测验，但大调动不可。小平同志说，县要执行三中路线思想解放的干部组班子。你们（指农口领导干部）下去看到好干部、好的地委书记向中组部建议。干部不调整，三中全会路线贯彻不好。

五、让政策与群众搞责任制改革的实践相适应

万里的上述谈话，在我国农村双包到户责任制已超过生产队总数30%、还在继续推进的关键时候，较早指明了这场农村改革的实质，新阶段面临的要害问题，提出中央要制定新政策文件，来适应农村改革与发展。整个谈话贯穿着让政策与群众搞到户责任制的改革实践相适应的取向，成为中央起草后来称作第一个农村一号文件指导意见的一部分。历史地看，其间有两个思维角度很值得注意。

一是谈话从农民的权责利看农业农村问题，揭示了公社体制的弊病，农民搞双包到户责任制改革的实质，农村改革进入新阶段面临的矛盾。

谈话一面批人民公社下权力集中在不种田的人手里，搞瞎指挥、剥夺农民利益，集体劳动大呼隆，评工记分不能反映个人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干好干坏一个样，分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伤害积极性，生产搞不好，农民吃不饱饭，所以要改革，公社长不了；一面称赞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包干到户，以包干制度和合同契约调整、界定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将集体土地分包到户，自主经营，包干上交国家、集体的，剩下多少都是自己的，使农民获得充分的自主权和多劳多得的物质利益。其间最关键的是使被公社体制剥夺的农民土地权利，通过农户分包土地、包干上交的责任制，重新回到农民手里，使之获得了土地的占有、经营、使用、收益权，在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同时，也还责于民。由此，放开农民手脚，使农业生产与农民利益直接相连，激发出强烈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中实现增产，解决温饱，在个人增收的同时国家、集体也增收。由此到户责任制利在百姓，改革势在必行。把谈话的上述两方面内容归结起来，就是以双包到户的家庭承包制取代损害农民权利的公社制度，建立农民有充分权责利的经营管理体制。这就指明了农村改革的实质。

同时，讲话分析三年农村改革情况，较早抓住当时75号文件已被群众的改革实践突破，一些限制性规定与群众发展双包到户的要求不相适应，已成主要矛盾，由此提出中央要制定新的文件，继续清除左的束缚，尊重群众要求，解决突破人为障碍的问题。历史显示，万里这个谈话提出中央要制定新文件，但因他未处在可作中央决策的位置上，其动议并未马上进入工作议程，是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起草新文件做出批示、讲话后，新文件才进入起草议程。虽然如此，这也表明万里与胡耀邦不谋而合，他的这些谈话，和之前他在包产到户责任制意见纷争中发动农口整风、推动农口多部门领导下农村调查，都为配合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制定中央第一个农村1号文件，确定双包到户为社会主义责任制、让农民自主选择的政策，做出了贡献。

二是谈话对中央起草新文件，坚持实践标准，走群众路线，让政策与农民群众搞双包到户责任制的改革实践相适应的方针。

让政策与农民群众搞责任制的改革实践相适应，是万里对农村改革经验的一个总结，也是他一贯秉承的“法宝”。他1977年到安徽，调查得知农村近90%的生产队未解决温饱，一些农民在讨饭，就从这集体化以来农业实践的不良结果，看出政策出错、公社制度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由此提出解决农民吃饭是头等大事，要以生产为中心，发展农业根本靠农民的积极性；进而提出，调动农民积极性关键在政策，制定六条，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和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继而支持搞包产、包干到组，一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后，他和省委也是按实践标准，从群众吃饱饭是最大的政治出发，批准搞包产到户试验。1980年初，他顶着多方批安徽单干风的巨大压力，在省委农业会议上说：“我们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为指导，认真解决那些现在还在束缚我们的手脚，限制群众积极性的东西。只要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积累，社员能增收，什么办法都可以”[6]。“我们抓的要害就是这‘三增’”。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群众已经认可了，那就只能同意、批准。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使农民富起来。[7]安徽就这样首先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责任制的户口。

到1981年7月万里这次谈话，是全国农村改革进到中央起草新文件，要给包产到户上户口的关键时刻。他又坚持实践标准、群众路线，让政策与群众搞包干到户的改革实践相适应。作为这次谈话思路的延伸，10月5日万里又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讲话说：人的正确思想来自实践，我们要从几亿农民的实践中，总结好的经验，写到文件中去。又说：在这次搞文件的过程中，以至在今后农业的指导上还有个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有个承认群众的创造和正确总结社会实践经验的问题，要通过群众的社会实践，来检验我们的思想和采取的政策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并且不断加深认识，改进工作。他还说，农民搞包干到户，是要摆脱左的政策，摆脱平均主义、苛捐杂税、官僚主义，不是摆脱社会主义。[8]他的7月谈话和10月讲话，都为中央新文件，即1982年中央第一个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承认包产、包干到户的群众创造，为之上社会主义责任制的户口，注入了基于实践和群众的推动、支持力量。

从政策与群众改革实践的适应和互动，来看中央第一个农村1号文件的出台，可清楚地看出：一是文件承认、允许双包到户责任制的政策，正是来自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是将已被先行地区几年实践检验为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上升为政策。二是政策由过去不承认到户责任制、限制在少数地方实行，到1号文件承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由群众自主选择，是农村改革进程中适应群众实践的带关键性的政策变革。它改变了群众搞包产到户的政策环境，也是改变了群众搞到户责任制的政治环境，使群众进行包干到户改革的政治环境更宽松、民主，由不合法到合法，从而反过来促进了群众改革的实践进程。1号文件对双包到户放开政策仅三年，到1984年全国98%以上的生产队农民选择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其中包干到户占95%，实现了从公社体制到家庭承包制的社会变革，打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显示出万里在起草1号文件前夕谈话及几年农村改革进程中所坚持的实践标准，群众路线，使政策与群众改革实践相适应的政策变革思路，和胡耀邦总书记在主持制定1号文件及指导农村改革过程中所坚持的以民为本，实践标准，解放思想解放人，和邓小平同志对待包产到户所坚持的尊重群众实践创造，哪种办法能增产，群众愿实行，就采取那种办法，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政策改革逻辑上基本一致，浑然一体，促使我国农村改革一步步推进，以至取得划时代的成功。这一农村改革的宝贵经验，在一定意义上看也是在中国长期革命年代积累正反面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恢复和发展。

                                   （2026年8月）

[1]本文材料来自万里秘书吴象保存的会议记录。

[2]万里：清除左的影响，做农村改革的促进派，见《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第113-116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10月。

[3]农业社会主义，是一种在封建制度下农民要求平分一切土地和财富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把整个社会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的一种社会观念。

[4]万里：要建立与群众利益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见《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08、109、111页

[5]张广友著：改革风云中的万里，第147-14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

[6]万里：在实践中探索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见《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74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

[7]同上书第82页。

[8]万里：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见《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第136-137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