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河：深圳“企业内刊”的第一啼声——《蛇口通讯》

一

1984年，中国改革最耀眼的光环应归于蛇口。

这一年，“特区”蛇口与袁庚的声望几乎同时到达了巅峰。

这一年1月，邓小平在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蛇口，那天，围观市民把小平同志的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搞得安保人员很紧张，坐在小平身旁的袁庚却极力怂恿他走出汽车，近距离感受欢迎群众的热情，并打趣说，“老兵想见一见邓大人”。邓小平下车后心情很好，不停地向人群挥手致意，事后，还颇有兴致地为明华轮游轮改成的酒店题了四个字——“海上世界”。

这一年3月，袁庚受邀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做报告，介绍蛇口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袁庚报告全文，“蛇口经验”从此在全国不胫而走。

这一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大连、青岛、上海、宁波、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这一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蛇口工业区的巨型彩车出现在天安门游行队伍中，彩车上的标语异常醒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两句曾备受争议的口号，正式被官方加冕，从此响彻中国，家喻户晓。

这一年，袁庚还诗兴大发作了一首《念奴娇·登微波楼》：

微波楼上，雨初晴，水浸苍穹澄碧。极目纵横宇宙小，探手银河可摘。鹰掠浮云，鸥翻怒浪，何惧风雷激。掀天揭地，方显男儿胆识。

梧桐山挹群峰，若游龙，直卷屯门西北。滚滚珠江南入海，洒满伶仃春色。厂舍鳞排，帆樯队列，似神蛇添翼。中华崛起，英雄豪杰辈出。

其“掀天揭地”的豪气，直干云霄。

也就在这一年，袁庚终于觉得，办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时机已到。

二

对袁庚来说，这并不是一时灵光乍现的产物。

1978年10月份，袁庚调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成为百年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他在香港首先看到了招商局员工被各种规章制度封闭得死气沉沉的样子，那时驻香港招商局员工，不能单独出门，出门也要三人结伴，赌场、马场更是禁地。那时香港街头报刊亭各类报刊几十上百种，可谓琳琅满目，但按规定香港招商局干部职工只能订《大公报》《文汇报》，后来，又增加了一种《新晚报》。袁庚觉得，他要在蛇口大刀阔斧地“杀出一条血路”，破除制度僵化、打破陈旧观念，开放思想是第一位的。

报纸是观念的“先声”，记者是时代航船上的瞭望者，其敏锐的职业嗅觉，往往与“东风第一枝”的改革同频共振。除此，在中国，新闻媒体的“厉害”人人皆知，媒体是声音“放大器”，关键时刻能“四两拨千斤”，发挥特殊作用。这方面，袁庚早有深切的体会。

经典的例子，就是“4分钱惊动中南海”的故事。

当时，蛇口工业区启动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建造600米的顺岸码头。为加快工程进度，袁庚主持制定了运泥车“每超一车奖励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制。这一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奖励办法很快提高了工人们的积极性，但不久被相关部门叫停。工程速度随即慢了下来。

袁庚急了，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反映了这一问题，陈述了改革分配体制、实行奖励机制的必要性。

没想到这“4分钱”官司竟然惊动了中南海。胡耀邦总书记、谷牧副总理对蛇口工业区超产奖问题迅速做出批示。胡耀邦口气还颇为严厉：“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

随后，蛇口工地上的定额超产奖又恢复了，工程进度又一次提速，其直接结果是，这一段码头竣工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多月，多创产值达130万元。

这个“批示”原件如今就存放在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内。

因为这个“内参”，因为这个批示，此后，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益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均大胆实行类似的奖励办法，沿袭几十年 的“大锅饭”制度，随着“蛇口模式”推广全国，由此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三

《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说过，中国改革开放搞“蛇口实验”，袁庚是“不二人选”。

办一张蛇口自己的报，具体谁来操办？袁庚其实心里早有谱。上海的韩耀根，也是那个“不二人选”。

韩耀根，1940年出生，浙江宁波人。196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年调入上海市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后任《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兼中国经济部主任，是个“不愿走寻常路”的资深记者，袁庚对他的评价甚高，说“此人思路清晰，改革意向敏锐”，可堪大用。

1983年，作为一名记者，他随“上海新闻代表团”来广东采访，和袁庚一见如故，两个人一口气儿整整聊了三个半小时。韩耀根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上海名记，采访过大人物、小人物无数，但还是被眼前这位“高个子、大鼻子、长耳朵、头发花白、操着一口广东味的普通话”蛇口工业区“总指挥”所折服。袁庚跟他聊目前蛇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说到犹太人，感叹中国人一点也不差于犹太人，看人家犹太人发展得多好！聊自己在秦城监狱时，观察一群蚂蚁。一只蚂蚁发现了食物，马上回去通报同伴，大家一起出动，合力把食物搬回窝，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只蚂蚁动了私心，动念偷吃。没有一次例外。他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永远不会消亡的小动物，因为它们没有私心，能团结一致。

袁庚敞开心扉，聊得兴起，韩耀根听得痛快，相见恨晚。袁庚所说的话，句句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以至10天之后，他在海南岛深夜执笔完成《有胆有识的企业家袁庚》采访稿时，重温和袁庚的那场对话，顿时觉得内心如奔腾不息的江水，冲击他的心灵，让他不能自已。写了20多年的报道，他从未像这篇稿子一样，写得那么酣畅淋漓，情到深处，竟忍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不当弄潮儿，白活一辈子”。

这次见面，坚定了韩耀根心底的一个念头，那就是离沪南下，追随袁庚。

回到上海不久，韩耀根就正式给袁庚写了封求职信，认为蛇口改革的重头戏必将是观念改革。舍此，单一的经济改革实难成功，他在信中写道，愿意告别大上海，投奔蛇口，充当马前卒，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韩耀根说，“我这人最怕和一辈子都没犯错误的人打交道。”

要办一张“有动静”的报，袁庚和他主持的“蛇口实验”在他心目中既理想，又现实，能满足他干新闻这行的所有想象。

袁庚也打心眼里器重这位敢作敢为的记者，但觉得办报这事还没那么急，他要审时度势，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

一年之后，袁庚就派办公室主任顾立基拿着“调令”到上海，正式请韩耀根“出山”。

契机，当然就是那年邓公的那次“南巡”。这次广东之行，邓小平谈得最多的就是政策问题，他一再强调:“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尽管视察蛇口时，对蛇口工业区各种改革没有直接表态，但回京以后邓小平说过一句话：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根据自己多年从政的经验，袁庚敏锐地做出自己判断，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是收，而是放。”

作为面向海外的首开“窗口”，内引外联的关键“枢纽”，先行一步的特殊“试管”，实打实干的社会“样板”，蛇口工业区一定要“摸一摸河对岸”。他要在蛇口这个2．14平方公里的“实验室”里试着突破两个禁区：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尽管那时，没人敢提市场经济，更没人敢提政治体制改革。提倡社会“透明度”，更是非常敏感的词儿。

但，袁庚想再“闯一闯”。

办一张小报，让它成为“蛇口试管”的“小试管”。

四

1984年11月，蛇口工业区筹备办报，韩耀根正式加盟。

办公地点就在蛇口“文展馆”三楼，后来搬到五楼。

初来蛇口，公司安排他临时住在蛇口荔园6栋402室，那是三室一厅的套房，早他借住那里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演员黄宗英。看她的名片，原来她的身份是蛇口都乐文化公司董事长，这间套房同时也是都乐公司的筹备处。同样来自上海，韩耀根当然知道黄宗英除了演艺才能，文字功夫更是了得。1946年，黄宗英刚刚21岁，就主演了个人首部电影《追》，从此一炮走红，而在这之前，她吃的是“文字饭”，受邀在《文汇报》上连载散文随笔的。黄宗英后来改行当电影编剧，再后来又专职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专业作家。1980年和1983年，她的两篇报告文学都获得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韩耀根趁机向她“约稿”，给未出生的报纸写“经理书笺”专栏，黄宗英大姐痛快地答应了。

这年12月，邓颖超来到蛇口，她和黄宗英是老相识，多年不见，这次蛇口相见，俩人都感觉格外亲切。

这一下，报纸头版的“花絮”又有了。

韩耀根当然知道，最重要的是报纸的第一版，它决定这份新报纸到底想表达什么，而报纸的头版头条才是一张报的“压舱石”，筹备初刊，头条报道的分量，就是一张报纸的质量。

这期间，袁庚多次约谈韩耀根，“蛇口希望办一张有特色的企业报，报纸上的新闻，要让人爱看，只有坚持一条儿，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尽讲好话。事实上，我们蛇口搞改革实验不可能不犯错误，这里的干部许多是从内地调来的，不可能都适应改革开放形势，我们要办一张报纸，来不断检查和监督我们自己，所以到蛇口办报，就要敢于量丑，敢于揭露，敢于批评。”

蛇口，不办报则已，要办，就办“正气报”。

“只要用心要把报纸扎实地办下去，艰苦地办他两三年，别人做不到的，我们要敢于试。两三年之内不追求份数，不追求名声，不要老想办大报，埋头苦干，办出质量。小报，版面有限，份数又不多，就因为办的与众不同，大家就抢着看，结果抢不到，弄得越绝版越好，到了这种程度，《蛇口通讯》就算成功了。”

12月初，在袁庚办公室，袁庚又特意嘱托报纸一定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要敢于批评不正之风。“蛇口干部不论是谁有问题，都可以登报批评。如果你指名道姓批评我袁庚，报纸肯定有人看。”

袁庚的话，给未出生的报纸点了一把激情之火，韩耀根横下一条心，想在试刊号里通过新闻完整体现这种办报精神，但在蛇口找一个指名道姓直接批评袁庚本人的，可太难了。韩耀根找了几个有思想有见地的青年才俊，大家都是嘴上说说可以，一提到白纸黑字见报，谁也不干。

眼看试刊号截稿日期到了，他也无法按照袁庚的要求组到一组舆论监督稿。

恰巧，这年12月，赵紫阳总理来蛇口考察，利用随行记者的便利，韩耀根第一时间采访了赵紫阳，终于为新生报纸解决了头版头条的难题。

1984年12月30日，《蛇口通讯》试刊号正式出街。

头版头条就是《中央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特区》。邓颖超对黄宗英的亲切关怀和鼓励，连图带文，自然也刊在了头版。

“报眼”是韩耀根亲自撰写的《告读者》，相当于“发刊词”，全文如下：

《蛇口通讯》今天与大家见面了。

回顾过去，蛇口在开拓中新生，在开放中崛起，在改革中奋进。未来怎么样？大家都在关注着蛇口的命运。

《蛇口通讯》应运而生。

她将是一张鼓吹改革的锣鼓。蛇口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场”，不改革，就没有蛇口的今天；不改革，蛇口的明天就可能转向昨天。

她将是一张宣传开放的报纸。蛇口是中国开放的“先行点”，打开“窗口”，让新鲜空气进来，才能永远保持生机盎然的形象。

她将是一张疏通信息的报纸。

蛇口是中外厂商的交汇处；广纳“百家”之所为，才能反映出万商云集的脚步。

她还是一张活跃思想的报纸。蛇口是人才培训的百花筒，博采“诸子”之呼声，才能迸发出思想解放的火花。

《蛇口通讯》将在如上方面力尽本责，并热忱期待着诸位的支持和批评。

《蛇口通讯》暂为不定期刊。

——《蛇口通讯》编辑部

编辑部加上他一共四人，谢潇英、何英姿，还有孙少虹，都是一人身兼多职。

谢潇英，主管发行，兼采编。何英姿，主管财务、内务，兼采编。孙少虹，除了采编，也什么活都干。

韩耀根的职位是副总编辑，编辑部没有总编辑。报纸在广州的《南方日报》大楼里印刷，使用的还是铅字印刷。

试刊号《蛇口通讯》，4开小版，总字数约16000字，印数2000份，定价0.1元。

五

如果说，报纸是“历史的底稿”，这张连“报”字都没有的《蛇口通讯》，就是深圳内刊历史的“第一份底稿”，它虽不能称作石破天惊，但却真正开启了深圳企业“内刊”之先河。

站在改革开放的潮头，注定从它出生那天起，就会是搅动一江春水的“炸弹”。哪怕一件小事，都可能被无数倍地放大，辐射到全中国。

《蛇口通讯》甫一面世，包括《羊城晚报》《世界经济导报》、香港《信报》等媒体纷纷转载。采访赵紫阳的《中央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特区》、黄宗英的“经理书笺”，还有一篇《贸易公司新任经理的就职演说——沈祖芳的用人之道》等等，大大小小算下来，约五分之一的报道被各地转载。

1990年代的《蛇口消息报》，有个著名宣传语：“依托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国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扬改革先声，吐开放豪气，逐步形成了自身的高尚风格———‘改革牌、现代味和独特视角’。”

这句宣传语，和起于草莽中的《蛇口通讯》绝对配得上——“扬改革先声，吐开放豪气”。

怎么 “扬改革先声，吐开放豪气”？自然要做敢为天下先的事。为缔造蛇口宽松的舆论环境，让公权力受到有效监督，袁庚要求《蛇口通讯》不但向蛇口“开刀”，而且先拿他自己“开刀”。

1985年初，临近春节，韩耀根给袁庚送去试刊第2期的《蛇口通讯》，袁庚翻看了报纸后说：“《蛇口通讯》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袁庚这一指示在蛇口不胫而走，先在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中传开。

此前此后，袁庚在多个场合也早提出，“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基督山伯爵报复仇人的方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去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

正所谓“朝乾夕惕，功不唐捐”，年底，《蛇口通讯》编辑部终于收到一篇署名“明伲”的来稿，《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

“袁庚同志，您作为蛇口工业区的开拓者，首先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打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门缝，确立了以工业为主、产品外销为主的建设工业区的方向，大胆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口号。这些都充分表明了您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宏伟胆略。

但是我觉得您还称不上优秀的企业家，因为蛇口工业区从1981年底基本完成了‘五通一平’基础工程设施。逐步进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企业管理（或者说是社会管理）的阶段，我们却没有明显看到您表现出一个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管理能力，工业区的整体管理水平很不理想，您不能不负主要责任。

工业区的事业是在迅速扩大，但管理机构臃肿，扩大的更迅速。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现象在直属机关、公司越来越多的可以发现，过去一家拍板，可以马上办成的事，现在需要‘过五关斩六将’的艰苦了。一些刚到蛇口的同志最吃惊的不是蛇口的高物价，而是蛇口的效率远不像传说的那样高。

不少合资企业经营不佳，而这些企业的董事、董事长成为一名一种名誉职务。有些领导人兼任了十几个董事、董事长，其结果必然是董事不‘懂事’，董事会形同虚设，合资企业的管理长期得不到改善。”

1000多字的稿子，情真意切，言之有物，所做批评具体而尖锐，又让人无可辩驳。

作者“明伲”一看就是化名，其真实名字叫周为民。周为民1953年出生，上海嘉定人，1977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1979年袁庚去清华大学招人的时候，他才26岁，担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还是清华大学党委委员。1982年，周为民辞清华来蛇口，翌年，成为蛇口工业区党委第一任宣传处长。他也是袁庚最看重的才俊之一，对袁庚的想法，他十分了解，对韩耀根的难处，他更感同身受。来蛇口两年，而立之年虽已过，“一分不减少年豪”，也确有许多心里话想说，干脆借机“一吐为快”。

韩耀根看了，如获至宝。这下，第三期的《蛇口通讯》头条可算有了着落。为了掩饰周为民的笔迹，他又重新誊抄一份，和周为民商量，“明伲”改为“甄明伲”。同时，他又给这篇“进言”配了个200多字的“短评”——《“恐惧，告别吧！》

“美国历史上领袖人物说过，要有消除恐惧的自由，美国人尚且敢于把它刻在碑上，以勇于探索为崇高使命的蛇口工业区人，岂能再让‘恐惧’禁锢自己的头脑。”

此时，已是大年三十。韩耀根忍不住想给袁庚打电话报告此事，但一想“大过年的”，万一给老板“添堵”多不好。憋了两天，正月初二夜里10时，韩耀根几经犹豫，终于拨通了袁庚家的电话，说有篇批评他的文章，要给他送审。

袁庚说：“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否则，要我们一千多干部来干什么？”

尽管袁庚的回答干脆利落，韩耀根还是有些忐忑，次日，韩耀根面见袁庚，表示按常规批评稿见报前需要袁庚本人过目核实，稿子还是看一看为妥，袁庚同意了。当晚看过稿子，给出回复：“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照发。”

怕自己口说无凭，袁庚又在稿件上做了批语：“这封信内容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事实，可以一字不改加以发表，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刊登讨论……”

文章正式发出时，只改动了一处，就是对袁庚的称呼，来稿称其为“袁庚先生”，袁庚觉得有些疏离，跟韩耀根商量说：“明伲”同志似乎是我们这里的一位干部，是否征得本人同意改为“同志”？这样更亲切。

在报纸送往广州印刷期间，袁庚在直属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向与会人员特别强调：“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同时他开始“吹风”：

“希望在座的干部，都要看看马上出版的《蛇口通讯》。”

一石激起千层浪，刊发《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蛇口通讯》还在广州的印刷机上滚动时，广东省港澳经济研究中心闻讯，就向《蛇口通讯》约下稿件的转载事宜。报纸出版后，广州、香港乃至全国的一些大报亦及时发现了这条新闻，纷纷予以评论、报道。

《人民日报》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发扬民主——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为题摘编报道。

3月21日，《羊城晚报》转载《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内容和袁庚的批语，同时，还进一步报道说：“近年来，蛇口名声日盛，前往参观、学习、采访者络绎不绝，这都引起袁庚的忧虑。袁庚在与记者交谈时指出：蛇口不是在真空中。我们有志于在蛇口造就一个民主的社会。在报上公开揭露蛇口的阴暗面，并非否定蛇口，否定特区，否定对外开放政策，而只会使蛇口消除种种弊端，从而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继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之后，《蛇口通讯》在3月30日出版的试刊第4号上发表了韩耀根执笔的长篇通讯《“进一言”发表的前前后后》。

这篇4000余字大稿，不仅延续了上期的风格，且把单篇批评报道上升到新闻事件层面，进一步烘托和强化了“袁庚纳谏”的整体社会效应。

这期稿子还没出印刷厂，就被《南方日报》看中。

《蛇口通讯》见报次日，《南方日报》就在头版转载。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针对这篇通讯的评论文章——《蛇口的第一声春雷》，《南方日报》又立即转载这篇评论。

一份小小的企业内部报，竟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新闻的重要策源地，堪称奇迹，在中国新闻史上，“书写了前无古人的绝唱”。

更奇的是，一年后，这篇报道和《该注重管理了》以及《恐惧，告别吧》组稿，高票获得1985年度的全国好新闻特等奖。

那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只有两个，其中一篇就是《蛇口通讯》的。

评委们认为，“袁庚纳谏”组稿以宣传民主监督为主题，突破了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领导人的禁区，为新闻舆论监督开了一代新风，这在我们中国的报刊史上也是罕见的。

《蛇口通讯》袁庚纳谏新闻事件掀起的冲击波，最直接的后果是，报纸已经加码印刷到了8000份，还是供不应求。此后每期《蛇口通讯》发行，均以千份以上增长。

在深圳大学书店，《蛇口通讯》一时成为最好销的报纸。

六

1988年1月，蛇口招商大厦举行了“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来自北京的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3位专家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会上，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这就是极少数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而蛇口青年认为，“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淘金者”并没有什么不好。

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几句争论，在当年竟然变成了震动全国的“蛇口风波”，连《人民日报》都介入调查了。

那一次，袁庚又一次坚决地站在“年轻人”一边，他的话至今仍掷地有声：

“在蛇口，不允许出现以言治罪的事情。”

在袁庚看来，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人的能量才能在改革中释放出来。实际上，1985年9月出版的《蛇口通讯》类似的话就印在那期报纸上——“真正给人免除恐惧的自由”。

起因是袁庚的一次讲话，讲得不是那么“妥当”，就有人写了一篇短文，送给《蛇口通讯》编辑部。

作者是陈难先，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3年从杭州投奔蛇口。他在蛇口一手创办了育才中学等四所中小学，在蛇口乃至深圳市都是德高望重的“老校长”。

那一年的教师节，袁庚去到陈难先校长分管的蛇口培训中心，讲了一番话，大意是提倡蛇口人要光明正大，勇于针砭时弊，赞扬敢于公开批评蛇口问题的人，认为这些敢说真话不怕得罪当官的人，说得不一定都对，但这种精神做派值得敬佩，蛇口要像保护“国宝”一样把他们保护起来。但袁庚紧接着对三三两两在阴暗的角落里议论人的人予以抨击，说这些人不光明磊落，“这种风气很不好”。

当年的蛇口，舆论空气清明，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大家内心都很尊重袁庚，但又不会惟袁庚是听，所有袁庚身边工作的人，自己有想法都会用适当的方法表达出来，有些更是直言不讳，因为大家都知道，袁庚是一个相当开明的人，他能够从善如流。

于是，陈难先就实名写了一篇反驳袁庚的文章，大意是“三三两两议论”怎么不对啦？袁庚此言打击了知识分子的情绪，与此前倡导的欢迎批评并不相符。因为有阴暗心理的人不一定只在阴暗的角落里，阴暗角落里议论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

“人有感，总难免，感而发，亦自然。何时何地何方式去发，这大概无人可做统一规定，人的认识起先往往只是一个想法，朦朦胧胧经过一个三三两两的议论过程会日趋成熟。百姓如此，头头亦如此。三三两两议论，不必官禁，就是此理。”

陈难先认为，敢言直谏，自古皆有，但是要每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条件下，都要把自己的观点想法合盘托出，像水晶体那样透明，这个要求过高了，太理想化。为此就不要怕人们三三两两的议论，更不要提什么阴暗角落之类的，这种提法只会“堵”，不可能“疏”。

“搬弄是非，是一种社会存在，我坚信与之同时存在的是一种鄙视小人的浩然正气。一个领导只要错话也听得进，不压制不打击，扶持正气，那么阴风是刮不起来的。”

韩耀根看到这篇“诘难”文章，大喜过望。这位新闻行家，大笔一挥，迅速给这篇短文配了个标题，叫：《袁庚此说，一半可取》。他有意让标题看起来更刺眼，带点挑衅的语气。

文章发出后，陈难先对这个标题深感不安，感觉太过尖锐，他的“商榷”原本是很温和的。韩耀根安慰他，“没事，我知道袁董的脾气……”

果然，袁庚读到此文后，不但没有生气，此后多次在正式大会讲话，每到讲话结尾，他总会幽幽地补上一句：“报纸上已经登过了啊，‘袁庚此说，一半可取’，我的话你们不要全听啊……”

七

多年以后，已经离休的袁庚在一次演讲中被问及：

“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他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蛇口今后的希望在哪里？”

“我想，蛇口的希望就在于，在光明中能够揭露黑暗，在前进中能够看到落后。”

根据《蛇口通讯》连续15期统计，这期间他们共发表公众投来的和记者采写的批评稿件50条，其中指名道姓批评蛇口管理局（政府）党政负责同志的5条，批评区政府和蛇口工业管委会及其所属机构的29条，批评企业的16条。这些来自公众的批评尖锐泼辣，热情中肯，无一例遭受报复或打击。

事实也是，蛇口最大的贡献就是观念上的贡献。

这也正是《蛇口通讯》创刊的价值定位。

对此，袁庚既能高瞻远瞩，又可察微知著。

他说，“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有些东西可以在蛇口这个试管里先试，试了以后，失败了没有什么，一旦成功，对于全国的影响就很大”。

“蛇口不图在经济上有多大的发展，你有再大的发展，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九牛一毛，无足轻重；但是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摸索一些有益的经验，那对全国意义就很大。”

袁庚及其追随者，以《蛇口通讯》牛刀小试，“尽力让蛇口民众听到经济和政治‘两个轮子’同时和谐转动的声音。”

1985年8月，韩耀根一面办报，一面继续向上级部门申请正式刊号，这年12月，刊号终于批下来了。

1986年1月10日，《蛇口通讯》完成自己的使命，改为《蛇口通讯报》，向海内外公开发行。

从1984年12月30日，到1985年12月25日，《蛇口通讯》共不定期出版15期，前后不过一年。

一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但对新闻人来说，这一年，并不仅是时间概念，它展现的是老一代“蛇口人”对改革一以贯之的参与深度和开放维度，见证的是一段珍贵历史的曲折和丰赡。

看看这些报道：

《评梁宪下台——上下本寻常，进退皆坦然》（1985年5月27日，试刊第6号）

《两教师指名道姓公开批评袁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蛇口人》

《培训中心评说袁庚再纳谏——真正给人免除恐惧的自由》

《蛇口的政治透明度》（1985年9月24日，试刊第10号）

《香港文汇报发社论称，分歧见报是中国历史一大进步》

《袁庚说企业经营情况，人民有权知道》（1985年11月10日，试刊第12号）

《董事疏于监督，应究失控责任》（1985年11月25日，试刊第13号）

《从政治透明度到经济透明度——蛇口端出十单位经营问题》

《蛇口应继续简政放权——与顾立基同志商榷》（1985年12月10日，试刊第14号）

40年过去，《蛇口通讯》哪怕仅一句句标题都像一股冲击波，仍余音宛在，振聋发聩。每每重温，都能刺激我们敏感的神经。

什么叫“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这就是。

1987年，韩耀根因故辞职离开了他心爱的《蛇口通讯报》。

1999年至2001年，韩耀根兼任深圳市出版业协会企业报刊专业委员会会长。

2003年，他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宣传部总编辑、总经理任上荣退。

韩耀根说，他一生独立或参与创办的纸质媒体，包括《亚太经济时报》《海南太平洋邮报》《华商时报》《中国平安》等凡14种。

“虽死犹生者，仅《蛇口通讯报》一份”！

里尔克有歌咏玫瑰的小诗：

一朵玫瑰，就是所有玫瑰

而这一朵：她无可替代，

她就是完美，是柔软的词汇

被事物的文本所包围。

《蛇口通讯》，是那一代“蛇口人”心中的唯一的、无可替代的那朵“玫瑰”。

八

“余烬只是向我们证明了曾经的火焰。”

1993年，离休后的袁庚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蛇口改革时说：

“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了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短的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

《蛇口通讯》就像爱迪生只亮了8分钟的那盏灯，具体坚持了几期，并不要紧。

要紧的，是这之后世界变得一片光明。

（本文大多取材于谭子青主编的《一张报 一群人——蛇口通讯报30周年纪念刊》。在这里特别向“因新闻而生”的《蛇口通讯》创始总编辑韩耀根先生致敬、致谢，向《蛇口通讯报》全体同仁致敬、致谢。）

来源：蛇口社区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