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改开50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

天地玄黄，世事沧桑，改革开放转瞬间将近50年了。最近，我常常扪心自问，反思自己在这50年里为改革开放做了点什么，是否对得起这个转型巨变的伟大时代？

01

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

我是一个山区农民的儿子，出生于1947年，家境贫寒，年少时就经历了不少生活的窘迫、屈辱和艰辛。1966年高中毕业恰逢文革废止高考，中断了上大学的玫瑰梦，亲眼目睹了此后两年多几乎无所不在的痴迷、疯狂和暴虐。在1968年末“上山下乡”的风潮中，我侥幸地被分配到一个县属小企业当了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1971年，因涉嫌与一桩经济案件有牵连，我被押入县里的“一打三反”学习班接受审查。在学习班里，我与审查者摆事实，讲道理，多次“舌战群虎”竭力争辩，终于澄清了冤情，从“被审查对象”质变为学习班工作人员。

当年秋天学习班结束后，我永远感恩的崔尚武主任，破格地将我调到县工业交通局担任理论辅导员，走上“以工代干”的专职从事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岗位。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被调至县革委宣传办公室（1975年后改称县委宣传部），继续从事理论宣传教育工作。

与当年许多中学生往往患“文学病”一样，我原来也比较喜欢文学，对政治理论知之甚少。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嘱托，我硬着头皮自“赶鸭子上架”，下了一番功夫，总算在讲台上站住了脚。

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的7、8年间，我辅导学习过多部马列著作，宣讲过“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抓纲治国”等中央文件，是“红太阳”的真诚崇拜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忠实信奉者，充当了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最高指示”的“喇叭筒”。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与其相伴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大潮，像滾天而过的隆隆春雷，震醒了愚昧、盲从、混沌的我，使我如梦初醒、醍醐灌顶。自此以后，我理论联系实际地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量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方法论看待并分析所面对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作为座右铭，发独立思考之语，为实事求是之文，让自己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即使遭遇某种风险也在所不惜。

1979年春夏之交宣讲邓小平年初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时，在遵照中央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地完成宣讲任务后，我联想到文革中“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导致的惨痛灾难，觉得列宁特别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合适些。于是，经过几番斟酌和犹豫，出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憨直和莽撞，我把这个看法写成一篇题为《我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吗？》的文章，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寄给了《红旗》杂志（1988年改名为《求是》）编辑部。

当时，知道这件事的领导和朋友都为我捏一把汗，怕我引火烧身，惹出什么麻烦和灾祸来。可喜的是，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活跃、政治民主之福，《红旗》杂志不仅把拙文转给一位理论权威征求意见，还致函给我予以鼓励，把我聘为该刊的首批“第一读者”（全省只聘了五个），编辑部每期都把新出版的杂志寄给我以征求意见。

更幸运的是，到1980年底，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改成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独立思考探讨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劲头更足了。

02

争做乘风破浪的“弄潮儿”

从1979年后半年到1982年，乘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强劲东风，我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相继写了若干篇文章。

就主要情况而言，其一，我1979年夏天写的约三万字的《左倾路线与对苏政策》，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专家的鼓励，认为“有一定见解”；中宣部理论局也“将要点摘录，报送领导同志阅知”。其二，《官僚主义与委任制》一文1980年11月在山西日报发表后，当即被中央广播电台理论节目全文播放，稍后又被《新华文摘》创刊号即1981年第1期全文转载。其三，《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于1981年9月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该报1982年9月还以理论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的《共产主义信念与理论修养》一文。其四，隶属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1982年6月在其内刊《学习与资料》上，发表了我的《两个文明与高度民主》。其五，我1981、1982年间写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止党政领导干部职业化倾向》等文章，得到有关部门和权威人士的认可与鼓励。其六，1982年，我应邀参加山西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成为该会的一名会员，提交的论文受到学会主要领导人的肯定和鼓励；1983年春，我的论文《从马克思所有制观看联产承包责任制》，入选山西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理论研讨会，我受邀参会。

1982年宪法以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取代传统的“终身制”；1987年党的十三大隆重推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9年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根本改变了把苏联视为头号敌人的左倾政策，实现了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我前述几篇文章的意愿和追求大都变成了现实，这使我由衷地感到喜悦和慰籍。

我的这些文章引起省里有关部门关注，山西省委党校党委1981年7月决定调我到该校任教。在落实家属调迁和住房等相关事宜后，我于1983年末到职。

03

把“政治上发展民主”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我国有数千年皇权至上、极权专制的历史，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传统文化，没有孕育出“民主”的思想理念。从秦至清的历代王朝，之所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深陷恶性循环不能自拔，中华民族和亿万民众深受其害，没有民主的思想理念和制度安排是最根本的原因。

毛泽东在1940年代初曾说，中国最缺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中国在1949年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之后，最需要发展的就是“民主”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上发展民主”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与“经济上实行改革”相辅相成的“两项最重要新政策”之一。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沉痛教训，更从实践上证明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的极端重要性。

基于这些科学论断的指导和启示，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大趋势的逐渐认识，改革开放约50年来，我一直坚持把“政治上发展民主”作为自己科研工作的“主旋律”，一以贯之，愈久弥坚。

我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一是在国家和省级报刊发表论文数百篇，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从制度上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人民日报》1984.2.27）《政府职能转变与民主化进程》（《理论探索》杂志1986.10期）《“两次飞跃”都是在主要防左的过程中实现的》（人民出版社《学习》杂志1993.12期）《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求是》杂志“内部文稿”1996.15期）《加强社会利益的协调》（《人民日报》1997.3.1）《充分认识领袖的权威和作用》（《人民日报》1997.5.15）《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光明日报》1999.10.1）《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炎黄春秋》杂志2007.3期）《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炎黄春秋》杂志2007.7期）等。

二是出版著作十多部，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群众出版社1986）、《民主建设论》（人民出版社1993）、《民主探求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

三是主持和参加国家和省级课题二十来项，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邓小平思想方法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3年结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地方和基层的实践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6年结项）。

四是2006年之后，我被中国选举与治理、爱思想、共识、炎黄春秋等网站聘为专栏作者或核心作者，发表网文数百篇，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看共产党执政》《共产党领导最本质的内容是什么》《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警示》《改革地方党委对人大的领导方式》《强化地方人大行使选举权的法律保障》《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改革探索》《民主集中制不等于“民主加集中”》等。

实地调查是科研的必要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难免要在文章中说空话、套话乃至假话。只要有机会，我就尽量深入实际了解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地方和基层民主建设的情况。我作为省科社学会、省政治学会、省行政管理学会、省老年学学会的成员，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实地调研活动，也经常参加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及其安排的实地调研。

特别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后，我被抽调到省委、省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起草小组工作了半年多，被分配在“党政关系专题组”，与同事一起在全省多个市、县、乡镇和企事业单位，就各层次党政关系的实际状况，以多种方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搜集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为研究民主建设中地方和基层的党政关系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现实依据。

我的科研工作得到了相关组织和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多次获本省和全国党校系统的“社科成果优秀作品奖”，获本省和全国的“五个一优秀作品奖”，1998年还被省委宣传部表彰为“宣传邓小平理论先进工作者”。

04

以主要精力承担和完成教学任务

学校以教学为主体，教师以教学为本职。在承担校内各主体班次的专题讲座任务时，在承担校内各学历班的行政学、政治学和科社类课程的教学中，我都很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各专题、各学科的具体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角度，讲清楚民主建设、民主发展的重要性、必然性和规律性，更立足于我国当前客观的现实状况，通过逻辑判断、案例分析、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等方法，着力阐述地方和基层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中发展民主的内容、方式及途径，尽量使学员对民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理解，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政府管理及基层群众自治中发展民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基本方向、基本要求，有一个比较清醒的把握。受邀在校外一些单位作专题讲座时，我大体上也是这样做的。

1982年2月，根据邓小平恢复政治学学科地位的要求，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首期政治学讲习班。山西省社科院雷忠勤先生，在学习期间和唐代望、刘熙瑞等组成一个政治学分支学科行政管理学的研讨小组。在研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他们编著了《行政管理学》一书，由著名学者夏书章教授任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国内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材，在全国各高等院校、党校和干部培训院校广为使用，影响很大。

雷忠勤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老兄长，在他们这本书的影响下，我向校领导提出申请且获得批准，于1986年春季开学后，在我校理论班开始设立并由我讲授行政管理学课，教务处给安排了40个课时。当年秋季开学后，这门课就增加到了80个课时，并在理论班、党政班同时开设。

那个时候，适逢党校教育正规化时期，适应干部学历培训的实际需要，我校于1989年开办了脱产的行政管理专科班，开设有行政管理原理、行政管理思想史、人事管理学、行政组织学、市政学、领导科学等多门课程，成为连续几年招生人数最多的班次。与此同时，我校又开办了遍及全省市、县级党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函授专科和本科班。我和教研室同事在承担校内行政管理学专业各门课程的同时，有时也到一些市、县级党校讲授行政管理学课程。

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山西行政学院的成立（与山西省委党校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体制），我校进一步开设了脱产的行政管理本科班和研究生班，还专门成立了由我负责的行政管理学教研室，此教研室于2002年和领导科学教研室合并为公共管理教研部。

为适应函授教育的需要，我与闫宝礼于1990、1993年共同主编了《行政管理学导引》和《行政管理概论》两本教材，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与挚友张兵生合著并请于光远、孙文盛作序的《政府行政管理原理》，也于1998年2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被我校（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和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班，确定为必修的基础课教材。

从2000年到2010年，受时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明教授的邀请，我被聘为该院的兼职教授，担任该院行政管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MPA研究生的导师，连续带了7、8届学生，与学生和同事们教学相长、友好合作，结下了诚挚的情谊，留下了温馨的记忆。

承蒙校（院）领导的信任和厚爱，我在2007年末到退休年龄后，被校（院）委返聘了四年。返聘期间，在教学方面，我承担的主要是科社课程和经典著作讲解，也承担一些政治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在科研方面，一是执笔撰写并发表校理论研究中心研究确定题目的文章，二是参与并完成科研项目的研究任务和编写教材任务，三是自行选定题目撰写和发表文章。

按照校理论研究中心研究确定的题目，我执笔撰写并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科学发展观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正确把握新时期坚持时间标准的新要求》（与李少斐合作），在《理论前沿》发表的《从干部制度上保障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与王建军合作），在《前进》杂志发表的《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

在李高山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选人用人公信度与干部公选量化指标体系研究》中，我参与并完成了部分研究任务；在李高山主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纲要》和高健生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旗帜引领方向》中，我承担并完成了部分编写任务。

我自己选题写作和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在《人民论坛》发表的《百姓称谓与官文化残余》，在《山西日报》发表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多一些理性和建设性》《发展党内民主必须注重实践》等，在《理论探索》发表的《什么是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党的领导》。

俗语云“干啥务啥”，意即从事什么工作，就要把什么工作认真做好。作为一个党校（行政学院）教师，只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上，下功夫、花气力把课讲好，站好三尺讲台，才能对得起来校（院）接受培训和谋求深造的学员和学生。

在校（院）将近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屡被评为校（院）和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的“优秀教师”。2007年，还被国务院表彰为“为社会科学教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反躬自问，自己在职从事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凡41年，始终兢兢业业，尽心尽责，贡献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主要精力，也算是无愧于“教师”和“教授”这个职业和职称了。

05

满目青山夕照明

从2011年底完全退休至今15年间，我尽量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生活得很充实，很愉快，用“满目青山夕照明”来形容大约也不过分。

山西省老年学学会省委党校分会（简称校老学会），成立于2010年10月。经冯国发会长提名，我在一、二届理事会中担任秘书长10来年间，协助会长、理事会成员和各位会员，主要做了六方面的工作。一是编印学术研究参考资料，宣传会员科研成果。比如，2011年，组织编撰5万多字的《老年哲理与养生》，经省新闻出版局审核获批“山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印发1000册，反映良好。

二是参加组织实地调研并组织撰写和发表调研报告。2013年，参加分会调研组到广西巴马以及河池、桂林等地进行专题调研，组织撰写5万多字的《长寿之乡巴马调研报告》。2014年，参加分会调研组到晋城市、长治市调研，组织撰写两篇调研报告，分别发表在《前进》和《山西省委党校学报》上。2016年，参加分会调研组到新疆喀什的疏勒县、疏附县、莎车县的调研，组织撰写三份调研报告，分别发表于《山西党校报》《山西省委党校学报》和《山西老年》杂志，其中一篇已被“百度学术”等网站收录。2018年5月，应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院邀请，参加分会调研组自费赴日本实地调研。在几次座谈会上，早稻田大学法学院院长菊池馨实教授、厚生劳动省保险局高龄者医疗课课长助理鸟崎容平、厚生劳动省老健局总务课规划法令系长木原大树分别作了专题介绍。还到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的几个养老院和京都大学实地参观，对日本的养老服务体系有了比较全面的实地了解。归来后，我执笔写作两篇调研报告，一篇发表于《山西党校报》，一篇分两期连载于《山西老年》杂志。

三是组织申报并完成科研课题。2016年，组织申报的校级课题《山西省养老体制的健全和改善研究》完成后被省委党校的《决策建议报告》刊载，荣获当时省委王儒林书记的批示。组织申报的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健全与完善山西省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获批后，先在《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快健全我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步伐》的阶段性成果，被山西新闻网、中国青年网等多家媒体转载；最终成果经省社科规划办确定的专家评审鉴定，于2017年8月结项通过。2017年，组织申报的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省老年人宜居环境建设的现状与对策探讨》最终研究成果，于2018年12月经专家评审鉴定结项。

四是组织撰写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2013年，协助冯国发会长撰写的《老有所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山西日报》理论版上发表后，被人民网、搜狐网、全国老龄办官网、宣讲家网、山西新闻网等全文转载。2015年，组织撰写的论文《老年宜居城市社区初探》，入选中国老年学学会的“全国老年宜居城市和医养服务高峰论坛”，被评为“优秀论文”。2016年，组织撰写的论文《山西省发展健康养老产业的对策建议》，入选省学会“医养结合专题研讨会”，获“优秀论文”一等奖。2017年，组织编写《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及成效》《日本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及启示》，均发表于《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五是邀请知名专家作老年人养生保健的专题讲座。六是及时发展新会员，充实和完善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会员结构，将本校一些年轻教授发展为会员。2016年，经省学会评定和推荐，中国老年学学会表彰校老学会为“第三届中国老年学奖”的“先进集体”。两届任期届满后，我被聘为学术顾问，继续为大家服务。

2011年山西省老年学学会换届时，由新任会长王进龙先生推荐，经我所在学校审核准许，我被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为学会副会长兼法人代表。王会长带领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遵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近期和中期研究课题；二、组织各学术专业委员会和各市县老年学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地对老龄社会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召开多种形式的学术理论研讨会；三、与关注老龄社会问题的企业和单位进行联系，给学会筹集工作经费；四、到省内一些地方和单位进行社会老龄化问题调查，到重庆和湖南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借鉴他们开展老年学学会工作的有益经验；五、到北京向全国老年学学会汇报工作，争取他们的指导和支持；六、组织评选表彰本学会会员的优秀学术论文，向中国老年学学会推荐参加全国理论研讨会的论文；七、组织评选表彰先进专业委员会和先进市县老年学学会；八、研究解决学会日常工作的各种问题，开办学会网站，研究批准新成立学术专业委员会的申请，与山西省福彩中心合作举办“福彩扶老、社会敬老”主题宣传活动。省老学会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屡被省社科联评为“先进学会”。2017年，按政策规定，我辞去副会长兼法人代表的职务。

2018年，我主持承担省社联和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的《晋商陨落的主客观原因与历史启迪》科研项目。中期检查汇报研究情况进展时，评委们认为研究内容过于宽泛需要调整。遵照评委们的建议，经课题组认真讨论，将题目调整为《俄国十月革命对晋商陨落的影响研究》，并重新分工，集中攻关，于2020年11月完成研究报告，经评审委员会审核通过。研究报告共五部分，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再认识，二是列宁的“剥夺剥夺者”理论及其实践，三是十月革命使晋商在俄蒙全军覆没，四是十月革命对晋商在国内消亡和陨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五是对新晋商崛起之历史启迪。

2022年春夏之交，受政协沁水县委员会委托，我与太原师范学院教授、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合作，开始主编《赵树理研究文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从1943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发表以来80年间研究赵树理的浩如烟海成果中，选编了106篇文章（含专著、传记、文学史摘录），以上下两册方式，于2023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总字数94.9万字，印数3000套，国家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和傅书华分别为本书作序。沁水政协于2024年6月20日在沁水县城专门召开《赵树理研究文选》出版发布会，此后他们还在其“文化沁水”公众号开辟专栏，逐篇刊发此书的文章。发布会召开当天，赵宇霞的文章《走近祖父赵树理——<赵树理研究文选>读后》也在《光明日报》发表。

2023年6月，应沁水政协邀请，我在其“文化讲堂”作了一个题为《赵树理的人生跋涉与文学创作及重要意义》的专题讲座，随后还即兴写了一首拙诗： “桑梓游子未相忘，白首老翁登讲堂。阐释铁笔功业巨，祈愿圣手精神扬。乡亲满座深情在，故土萦怀恩泽长。千年古县正腾跃，众志成城迎辉煌。”

此外，我还在刊物、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主要是，2015年在《炎黄春秋》第10期发表《反腐败治本一策》；在“爱思想”“共识”“炎黄春秋”等网站继续发表文章；自2018年以来，相继在“一枚园地”“杏林小溪”“子规探春”“子规盼春”“新三届”“丁东小群”“历山树义”等公众号发表文章，现在尚存留的文章近百篇，主要有《呼唤和践行“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千古一士”赵树理》《赵树理精神的内涵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看待国家所有制》《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收益权是所有权的最终实现方式》等。两个月前，我还申办了自己名为“胡杨景观”的公众号，已刊发拙文50来篇。

除上述六个方面之外，我还为某大公司做过专题调研报告，为省老干局和校离退休部的多次征集活动提交过稿件，即兴写作过数百首古体和自由体诗歌，够得上是丰富多彩的了。

反思改革开放将近50年我的人生经历，觉得自己对改革开放还是尽了一点绵薄之力的。虽然也遭遇过一些曲折和冤屈，但从中体味了逆境之乐，领悟了很多平常不可能搞清楚的事物和道理，是一种难得的财富和享受。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