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

时间：1956年4月29

版面：人民日报第2版

作者：何成（人民日报记者何燕凌）

内容概述

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如何加强社员的生产责任心，从制度上鼓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的最后成果？本文介绍了一些地方的做法：安徽芜湖地区实行“生产队向管委会包工包产，生产组向生产队包工包产”。四川江津地区则包到了每户社员，生产组承包了一定的土地和产量、成本，又把它分解给组里各户社员负责。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全社的生产计划的完成更有保证。

本文驳斥了一种顾虑：包工包产会妨碍发挥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包工包产是为了加强社员的责任心和提高作物的产量。但社员仍需要服从全社全队统一的生产计划和技术措施，生产队还要保留一些做全队工作的人员。

经典名句

社员只顾赚工分，不关心社里的生产。牲口糟踏庄稼不管，青苗长得好不好不管，庄稼收多收少不管。

生产组不包产，我这队长就成了一条光杆，抓不住人，全队不能一条心。

背景和启迪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如风卷残云般蔓延全国。到这年岁末，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87.8%，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这是对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的一次历史性改造，全党全国人民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人民日报一大批解放前来自太行山区的记者编辑，保持了脚踏实地、独立思考的传统，这篇署名“何成”的小评论，就敏锐地提出了合作化以来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公有制，越像无人所有制。“庄稼收多收少不管”，队长“成了一条光杆”。今天读来，人民日报在合作化尘埃落定之际，就提出了“社员的生产责任心”缺失这样一个历史性课题，在不可能否定“集体劳动的优越性”情况下，鼓励合作社“把生产责任制贯彻执行到底”。

何燕凌的评论文章直接启发了年轻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李副书记在温州大胆实施了著名的“包产到户”实验。但是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始，“包产到户”成为农村“右倾”路线错误的代表。温州约一千个农业社终止“包产到户”，重新实行集体劳动。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据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介绍，整整30年后，1986年的夏天，李云终于在电话中找到了何燕凌，用颤抖的声音谈起这篇文章：“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何燕凌心情沉重，概叹：“如果我当年写那篇短文的时候，能够想到它可能造成那么可怕的后果，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何燕凌解放前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开始做记者，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日报”那4个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就是他通过薄一波讨来并制成报头的。他率先发现了合作化路线的致命伤。在这样一个涉及立国之本的农业战略问题上，他不是用论战风格，而是通盘用平实的文字，尝试提出了纠偏和救治方案，在中央党报上发出历史的先声。

有意思的是，全国第一篇大寨和陈永贵的报道《在农村阵地上》，也出自何燕凌笔下，发在1963年8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来源：人民日报舆情数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