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克钢：关于深圳市蛇口区（二）

二、几项主要改革

01、机构改革

当时建立机构时提到一个原则问题来讲，基本设想：因事设人，因事设机构。要把经济活动企业化，先转化职能，再转化机构。国内很多机关的事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很多干部都闲着。工业区组建时的所有部门都按经济实体自主经营，抓的管理就是几个简单的部门，办公室、规划室、企业室、公共事业室。规划抓的比较紧，邓颖超所讲的“一张白纸交给你们，看你们画出怎样的画”，规划不把紧，最后的结果不堪设想。根据当时的特殊环境设立的企业室，业务引进洽谈起主导作用，公共事业室对公共事业的统一安排。甚至当时的公安、我们也企业化。当时的外资有很多贵重的仪器、设备，要求我们派员站岗，但工资谁给呢？这引起了很大的矛盾。考察香港后，学习了保安公司的模式，在工业区成立了第一家保安公司，把保卫任务也经济化了，保安公司由公安部批准的，对内属于公安内部编制，对外是要收费的，双方签订保卫协议，约定保卫内容和区域，保安公司还挣钱了。

当时机构建设精简化，我们的党委6个人，书记是脱产的，配一个秘书，另外一个管组织、一个管宣传、一个管纪检、还有一个副书记，6个人多一个人都没有。机构的建立带来的好处：负担轻，行政开支少，扯皮的事也少。办公室从一间办公室发展到一层楼，到后边一栋楼。都是通间大办公室，领导和一般的办事人员都在一起办公，效率非常高。各位市长以后要建自己的办公楼可以借鉴。在这种大办公区域内，吹牛、看报、抽烟很少见到，大家的效率特别高，大家相互制约。

02、人事制度的改革

我们因为面临香港激励竞争，刚来的时候很多干部不适应，都是吃过糠、扛过枪、过过江的老同志，都是国家的功臣，谷牧同志被这些干部的理解的认知摆弄得哭笑不得。我们国家能有今天这些干部确实留下了丰功伟绩。我刚到蛇口时，为通讯问题和香港大东公司的总裁们谈判，我就发现两方阵营完全不同，对方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都能拍板，我们这头都是六十多岁的干部还都做不了主，问题还严峻，这种队伍怎么能适应当时的发展。上级认为队伍不够，要加强领导，给我们派干部来，派个副总指挥是十四局的干部，后来派了个十三局的干部来，感觉不够又派个十二局的干部来。袁庚同志发火了，他给交通局发文，行政干部一个也不要。当时来得都是党校、行政部门没去处的干部给安排来的，一听说要给蛇口充实领导我们就害怕，所以不得已要迅速培养我们自己的干部。

干部培训班，到大城市重金聘用名牌学校大学生，自己培养干部，学习对外经济、贸易、外语，根据我们的特点开了十几门课，通过这种培训快速把干部推到第一线。大胆任用、大胆提拔，在这个班里我算大家的小弟，年纪最轻，可是说实在的我在里面也算是中年的干部，里面二十二三岁当总经理的有得是，都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敢于提拔年轻的干部，敢用起来。当时有个制度：内地带来的级别在蛇口不作数，在档案内封存，岗位和工资挂钩。南京当时还发文来骂蛇口挖墙脚，我们这不要户口，不要粮票，只要人才，有些地方不愿放人，也有人愿意来，所以搞得一些省市地方对我们意见还是挺大的，在座的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我表示歉意，我们也实在没办法，缺人。

为什么有人愿意来呢，讲讲我们是怎么培训干部的。首先干部得会开车，培训班有一门课程就是驾驶课，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基本要求，不可能给干部配司机，和我们的高工资高要求是一致的。第二个干部的外语要求很高，至少得会一门外语，不配翻译，独立工作。这些都是今后上岗的硬性要求。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资料来源于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03、用工制度改革

国内的用工制度全部取消，工人的招聘也是企业化、社会化，劳动服务公司最近变成劳动人事处，就是连干部都在内，全部进行合同制、招聘制，不管你在国内是什么铁饭碗到这就按劳动合同办。有人要你就去，没人要就在服务公司待业，有个基本的保险和生活保障，钱从劳动保险基金会里出。有意识的保留一部分摩擦失业人员，所谓摩擦失业就是他愿意去的岗位没有，岗位缺人他不愿去这样一个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对就业人员是一种压力，总是有那么一两百人待业，也就衍生出后续的工资改革。今天在场我算年龄最小，除了西藏的市长，我的工资应该算是高的。

蛇口的工资改革经历了三次，第一次工资改革是1980年底。因为香港靠得近，和国内不太一样，在国内工资的基础上乘了1.4倍，有人有点讽刺的说是国内扩大的大锅饭，原来的工资不合理现象比较多。马上进行第二次工资改革，采取年工资，保障国内的工资待遇不变，加上职务工资，按到蛇口的岗位设定，定几级拿几级，青年干部和提拔起来的干部相对受益。再加一笔浮动工资，平均浮动比例在60块钱。深圳市的工资是基本生活费，一个人可以养一个半人，折下来是75块钱，再加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基数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工资制度还保护了一部分老一点的同志，高工和技术人员。工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是配套的，和后边要讲的消费制度改革也是配套的。当时我们人少改起来也容易，叫做试点，试下来的效果也比较好。

为什么有人愿意投身四化搞特区，愿意到我们这去，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工资吸引人，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比较高，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干部还吸引了一波国外的留学生。我们还派了个代表团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好几个国家招收自费留学生回国工作。

04、住房制度改革

国内把住房变成福利，弊端较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房子特便宜，3块钱一套住房，稍微工资高点的干部给家里老老小小都搞房子，越是大城市越搞得多，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干部的思想问题。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房子要回归商品化本来的面目。最便宜的时候设定房租每平米9毛钱，以后逐步推向每平米1.5元，25年折旧后要让资金有个合理的流动。房租应该属于工人收入中可支配的部分，是搞明贴还是暗贴，三房一厅、两房一厅和一房一厅的要求都不一样，干部没有一个人敢房子要得多，一套房每月需要支付七八十块的房租，拿400块钱全拿去租房那你不干别的事了，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住房改革对于在座的市长们矛盾比较大。你放心，恐怕明年、后年，全国的住房改革已成定局，这个大家不用担心。除了那些要给儿子孙子解决住房的人促动比较大，大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日本、美国住房占工资比重都是很大的，这样会带来很多的综合的好的社会效应。推行住房商品化，鼓励职工买房。在住房商品化中我们推行一种优惠价，房子造价打7折，还有一种成品价，商品价。

优惠价对应职工，成品价对应在蛇口投资的企业高管、职工、商人等资方的人员，商品价就是正式面对市场销售的价格。我们哪里不贴，包括孩子送幼儿园一个月5、6块钱都不贴，都明算账，在干部队伍里公开讲的，不能领高工资还要享受国内的低消费，这点深圳市就是受到省里的严重批评的，深圳市的改革房子是没动的，改革工资是要把不合理的调整过来拿高工资，如果生活水平不商品化这在全国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还继续靠国家贴补是完全不可能的。

土地是有价值的，相当昂贵，所有的工厂用我们的土地都是要给钱的，价格略低于香港。一开始我们就认定土地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土地推行统一征用集中开发，有偿使用，分级地租的基本原则做法。别认为我们去时都是荒地没主，初期征地时没什么用老百姓都给，慢慢的大家都知道土地值钱了。白天征地的消息一出，连夜就给你插上柳条，一支5块钱，你慢慢去数吧，老百姓富起来以后私搭乱建的现象也多，再去征地遇到的问题也就多了。但地是国家的，该强征的还是得强征，在征地时还是得显出政权的力量来，没有什么客气的，集中开发都是统一的。包括水、电、道路，在集中开发后再把地有偿出租给投资商。根据产业制定收费标准。这个房地产租金回收也是当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大概占比37%以上。香港的房地产收益也是香港政府最主要的来源，香港寸金寸土，房价相当的贵。香港政府的土地不自己开发，实行招标，地产商来投标，谁价高谁拿走，所有施工建设自己出，最后政府给一个综合的牌价，由开发商对外招租出售，政府坐收余利，香港的用地斤斤计较。

刚才有学员咨询买房的方法，打7折是主要针对工业区正式职工，一次付清打7折。算下来是不亏的，毕竟25年的回收期缩短了，钱是可以生钱的。有些干部有钱就一次就给了，我就给了，目前也是有产阶级的一员，买了一套三房一厅，我把到蛇口六年的收入全部还给了蛇口还不够，从家里的亲戚朋友处借的，到时我用家用电器还他们。有些职工买不起，我们联系当地的银行给职工们贷款，按零存整取的方式每个月定期给银行还款，有五年，十年，十五年的，银行可以得到利息，职工也能买到自己的房子。房子改革老百姓很满意，干部思想也得到了转变。

05、民主化改革

由于中央赋予了我们很大的权力，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香港著名的船王包玉刚曾经给我们的一次讲话里提到“香港是一个有钱的社会，有钱就有一切；你们那是有权的社会，有权就有一切。”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在我们这就有相当大的权力，如果权力不对人民负责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蛇口将民主化上提到了相当重要的高度。对于干部的监督和考核是党委抓的主要工作，干部的思想化建设，民主化推进是党务工作的主要任务。选举制度和信任票制度在我们这也是很有特色的。所谓民主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体制，民主化不是自由化，对干部两年一次任选，一年一次信任票投票。信任票职工投票不过半你就自动辞职。我们的选举很有意思，第一次选举是助理工程师以上干部才有权选举，第二次扩大有部分职工代表，称为“知识分子层次选举”。

民主是要有条件和基础的，要有思想文化程度才能谈民主，否则无从谈起，义和团是不谈民主的，思想水平不到何谈民主。我们很大胆，在国内是引起争议的。只有这些文化水平高，有能力分析问题的人才能搞选举。经营选举首先要进行竞选，要答辩，很直截了当，场下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工程给谁了，那家姑娘去哪里上班是否有交易……，直接放在台面上接受考验，工作指标没完成都会被质问。在蛇口对于干部的任免你有权罢免他，但不一定能让他当选，不够半数投票你可以罢免他，但是能否作为候选人是要经过党委的候选审查。

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制度，领导干部每周定期做一次新闻发布，成为一个例行会议，各种事件都在会议上公开解答。当时还搞了一个压力团体，也就是一个团队组织专挑毛病。香港那么小的地方有200多家报纸，每天各种事件新闻大事小事都给你报道出来，我们的喉舌、宣传，观念不一样，我们的体制下是应该的。所谓压力团队，是企业管理协会、翻译者协会、体育协会，英语协会等协会除正常工作外，他们对干部提出质询，提出质询，干部就必须作答。香港有个非常有名的金铺叫谢利元，有几百家金铺，一夜之间破产，老板服安眠药自杀，他为他自己的决策负责。而我们那么多年轻的干部、地产公司的经理，如果地产公司一旦破产你自杀吗？不会的，所以在我们这给权是相对的，必须小心谨慎的使用，否则你的选举就无法通过，压力团队的质询就接踵而来。

蛇口有一个《蛇口通讯报》，前不久就捅了几个篓子。第一就是透露了向深圳输血的问题，一下子深圳市哗然，深圳市党委要求我们写检查。第二个是袁庚“不懂管理”的头版头条事件，点名批评。为什么我们的报纸会出现这些问题。当时我们给报纸提出三条原则，第一条不违反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不进行人身攻击；第三条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党委不审稿，政府不过问。对干部公开揭露，指名道姓批评那些不作为的干部。还可以帮助工人处理一些资本家不道德的用工制度，设立了很多投诉箱。

我们干部的组成比较年轻，所以对于干部的要求相对严厉。毕竟才步入工作，要体现出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基本的传统和气质，不能先追求你个人的利益，从经济手段控制一切干部，但当时干部手里的权力实在太大了，这些监督制度是有必要的，也起到作用。

06、精神文明的建设

当时在反精神污染的状态下形成的。那会压力很大，赌场、妓院…传什么的都有，蛇口就没这些，党委集体讨论，提出来搞建设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有个体会，有它内在的关系。香港给内地的感觉觉得资本主义非常黑暗，物质文明比我们强，精神文明比我们差，还差多了，人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个个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之相，这些都是国内宣传的情况。我实地到香港看到的现实让我大吃一惊。第一，我到香港见到什么是社会物质极大的丰富，而国内是票证的极大丰富。香港在全世界讲是一个物质比较丰富的地方。所有的商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另外从精神文明上讲，有些东西还是比较的腐朽落寞，在九龙的小街小巷上确实有，贫富差距比较大。这都是事实。他们有一个基数比我们高，他们穷人的绝对数大大高于富人。这说明他们整个阶级的不稳定和我们共产党人阶级斗争在这里的印证。

另一方面，他确实把人民精神面貌建设成我们所想象的状态。香港500多万人，50多万台汽车，交通相当的有秩序，没有人横穿马路。高峰期公共汽车一样很挤，我没见到有人抢汽车，规规矩矩排队等车，没有北京你推我挤争抢的画面。香港的公共汽车没有售票员，全部自己丢钱，没有逃票的，这就是物质文明带来的差别。城市街道比较干净，走在路上你都不忍心往地上丢垃圾吐口痰。物质文明发展起来人民的素质也高了，蛇口小偷很少，在香港有大偷，抢金铺，抢表行的有，但没有听说偷钱包，偷自行车的，很少。道理非常简单，在我们蛇口没有职工去偷自行车，偷一辆自行车200多，他一月的工资两三百，万一被逮到就面临被开除。我反而觉得以前我们老宣传的越穷的人思想越光辉，这个是不对的。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像香港的黄和黑社会。如果在开荒的时候谈思想没结果，但现在结合特点，要先区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区别的话无从谈起。你像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就反对奇装异服。上次温旋凯到我们那讲课，说牛仔裤起源于美国西部的草原，当时放牧的人穿着方便，至少划个成分是贫下中牧吧，怎么把他们的衣服搞成资产阶级社会还被禁止了，没有逻辑的推理，包括我们过去反对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要消灭他比较荒唐，那精神文明怎么建设。比方迪斯科正常的舞蹈、社交正常的娱乐被定义为洪水猛兽，迪斯科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最颓废的表现，可现在迪斯科音乐已经响遍中国大地。

对外开放有一部分是要严加控制的，类似淫秽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是要严加管理，一开放就发生让你难以想象的事件，男的女的在公交车上就又啃又咬的，这钟开放在香港是没有的。香港本身是不准卖淫的，在香港没有妓院，人还是有一定的尊严。吴官正学长指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最大的威胁是精神上是否会被腐蚀掉，这有两个方面，就是正确的东西不要当错误的东西批判。另外就是有些东西坚决要抵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些法令也是明文静止的，比方说淫秽录像带这些。打开窗户会有病毒进来要打两个喷嚏，这是感冒。但有时打开窗户是一些不治之症会进来，艾滋病、癌症，这些就要装纱窗，过滤器做防护坚决不让他进来。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这样。有些地方莫名其妙，一说放开，似乎什么都可以干，沿海一带，黄色录像带肆无忌惮，什么都没人管了，有些党员也熟视无睹。一说关，连牛仔裤也都要撕掉了。我们把建设青年干部健康思想文明列为重要工作，做下来效果是比较好的。

我对蛇口有特殊的感觉，青年穿的都挺帅，年轻人向上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海边的风景是很美的，见不到所谓男男女女拥抱和小树林里鸡鸣狗盗的事，年轻人晚上都在学校里学习，中小学晚上都是灯火通明，教室不够用，学会计的、学外语的，学技工的，各种夜校都是收费的，费用还不低，全部爆满。所有岗位的招聘都是公开的考，你成绩好就能从工人考成秘书，社会活动和精神文明配套以后自然的就能激发青年向上和健康的发展。有些东西我们是不禁的，比如香港的电视，但有些东西我们是严格禁的，蛇口没有放黄色录像的，没有批一个录像放映点，态度非常坚决。当时我们有一家娱乐公司，私自进了一台老虎机，额很小，有个干部还被处分了。搞特区搞开发，没有必要为这些事情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副作用对我们的指责，要对我们地区的子孙后代负责。所以我们这种党、团、青年组织正确的引导，各种各样的体委、文化机构一系列活动政府都舍得花钱活跃大家的生活，起到很好的精神文件建设作用。从1979年搞到现在一个有规模的港口城市，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本地青年作案的很少，流窜作案的比较多。

青年的求知欲很强，这里讲一下农村。我们蛇口尚有4000多农村人口，农村的暴富思想很难转变过来，精神水平转不过来。出现神像和彩电一起供，雅马哈摩托和母猪一起睡，邓丽君的唱片和红薯干挂在一起的现象，那里的居民可以每个房间摆台彩电，一点不稀罕。在这样的物质层面上怎么让农民转入城市居民的轨道这个是要做大量的工作的。这种引导一代人完成不了的。在学校和幼儿园的建设上我们是很舍得花钱的，只有在这种立体的引导下才能使精神文明发展和提高起来。

我们对爱国主义的教育抓得也很紧，中国第一座林则徐的铜像在我们那竖起来了，在今年200周年鸦片战争纪念日做了一次教育。当年很多青年逃港的时候你讲爱国主义没用，我们是大量控制那些逃到香港的青年回到特区来，香港的生活和工作很辛苦，家乡富起来后，有些青年都想回来，开始我们都还支持，后来回来的人约来越多，歪风邪气也随之而来，人多了都不好安排，还好整体没有出现社会的糜烂，精神文明建设上整体还是比较有效的。

（未完待续）

                                                                                                          2026年10月17日订正

来源："蛇口社区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