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风:叶剑英:旗帜鲜明促改革

发布时间:2026-11-05 18:28 作者: 浏览:1,414次

编者按:1976年,叶剑英已近80高龄,于他而言,新的历史使命刚刚开始。举荐胡耀邦,力主邓小平复出,解放老干部,讨论真理标准,建立经济特区,修改宪法,共和国开始新长征的每一关键时刻,总能见到这位老人的身影。

支持邓小平复出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成员相继被隔离控制, 没有一颗子弹一滴血,10年狂热的“文革”以最小的代价结束。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代总理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掌握着军队指挥权,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掌握中南海警卫部队。叶剑英的特殊作用在于,能将被打倒的老干部,与华国锋、汪东兴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促成了这次重大行动。

10月10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证实后,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和华国锋,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然而, 华国锋没有立刻对此作出反应。在他看来,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曾作过“重要指示”。按照“两个凡是”,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

相反,叶剑英却在为邓小平的复出而尽力。他在许多场合赞扬邓小平治国理政的能力。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但绝不可以没有邓小平。”他还对徐向前、 聂荣臻、王震等将帅称,邓小平是“老帅们的领班”。

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叶剑英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华国锋说的,因为他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个问题,但华国锋没有同意。

一个月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据邓榕回忆,为了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叶剑英让他的儿子把还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谈了很长时间。胡耀邦也托人传话给叶剑英,其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谈到1977年的任务时没有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从年初发表的社论来看,也没有提“批邓” 的问题。可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华国锋始终坚持“两个凡是”,不愿意触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个敏感问题。

很快,事情的原因就搞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李冬民等十几个人在天安门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复出、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全国其它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字报和标语。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成为争论的话题。叶剑英在会前就说过,在报告中要对邓小平的表现写得好一些,以便使他能够尽快地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华国锋对报告的起草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按照“两个凡是”去办。

然而,会议并没有按照华国锋事先设想的那样进行。3月13日那天,陈云在会上发言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几点看法,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会上,王震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话,称“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

由于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也同意在“适当时机”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编者注:官复原职,一个职务也不少)

举荐胡耀邦

“文革”结束后,叶剑英力主邓小平复出,而他向中央举荐的另一人,便是胡耀邦。

叶剑英对胡耀邦的欣赏,至少可追溯到1960年代。 1964年底,胡耀邦赴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茶,仅1964年陕西全省就逮捕干部6470多人,扣留5000多人,还有3200多人被开除党籍。胡耀邦紧急决定“暂停”。 很快胡耀邦遭到全面批判,胡耀邦本人也突发大脑蛛网膜炎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正在这时,叶剑英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将胡耀邦带回了北京。1975年,叶剑英在“读书班”(“四人帮”整肃干部的地方)里见到胡耀邦了——他那时仍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 叶剑英回到中南海即向中央举荐胡耀邦,不久,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科院当副院长。1976年初叶剑英被要求“病休” 之时,胡耀邦也被再次打倒。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取得华国锋等同志的支持,作出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党和国家?叶剑英陷入了沉思。他需要获知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

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便于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 人心乐开花。”

叶剑英听了叶选宁的报告,赞赏耀邦同志的三条建言。他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耀邦同志出来工作。好在1962年胡耀邦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是第二书记,他们二人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共事经历,华国锋表示可以不咎胡耀邦“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工作。

叶剑英于1977年2月间约胡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叶剑英向中央举荐耀邦同志,支持他首先在中央党校这个舞台上冲破“两个凡是”,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对三中全会的独特贡献

1978年11月10日 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长度是三中全会的七倍,是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这个预备会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叶剑英是想通过预备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

会议过程中出现了议题的转折,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其实叶剑英、邓小平,包括华国锋,都是有思想准备的。到会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回忆,会议畅所欲言,指名道姓批评的话,在简报中都如实地登了出来。

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发表了至今看来仍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篇讲话,叶剑英精心准备了这次讲话。之前由党内秀才们起草过一个讲话稿,由于没有事先征询叶剑英的意见,与叶剑英想讲的有很大的距离。 最后,由他口述,女儿叶向真负责执笔,刘诗昆参与,经多次修改,重新拟定了一份讲稿。

与秀才的稿件最大的不同是,新的讲话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强调民主和法制。这是叶剑英反思“文革”的结晶。讲话分三个主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民主与法制;三是学习与解放思想。而贯穿其中的思想,是民主。叶剑英连续说了三个“只有发扬民主”,他还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叶剑英在讲话中,强调了民主、集体领导的重要性, 他认为,“四人帮”能进入中共核心,在于党内民主遭受破坏。“任何个人要完全做到有知人之明,完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只有依靠党、依靠党和国家的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

新时期法治的奠基人

叶剑英长期指挥军队,也曾主政一方,不过,1978年2月,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文革”后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有了新的历史使命:让这个国家走上法制轨道,让社会恢复规则与秩序。

1980年,叶剑英直接主持中国宪法的最大一次修改,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建国后先有1954年宪法,但在1975年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强调“继续革命”、“全面专政”,而且打乱党政关系,各级革委会成为各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地方革委会还可以任命法院院长,检察机关职权则由公安机关取而代之。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和修改, 且经历全民讨论,1982年,新宪法通过。叶剑英称,“82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在叶英担任人大委员长的4年多时间里,人大通过了14个法律,其中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还有刑法、刑诉法等基本法律。此外,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例和决议。

叶剑英不仅关注立法,还提出司法独立性问题。他说,“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

支持港商回国投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从时间上看,对外开放要早于改革。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已经能闻到对外开放的味道。叶剑英在这里频繁接见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即使三中全会之后,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到北京,并不是“想见谁就能见到谁”,但他们大都见到了叶剑英。

香港商人胡应湘、李兆基和美国商人哈默等,他们第一次到内地,都是先见叶剑英。粉碎“四人帮”后,包玉刚、李嘉诚第一次进来,也是先见到叶剑英,叶剑英都鼓励他们倒内地来投资建设。

霍英东进大陆投资之初,曾遭遇阻力。当时,港英当局对其并不认可,而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对象主要针对上层人士。叶剑英得知后,说,“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标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标准,霍英东在封锁时支援国家建设,是有贡献的,我们不能用英国人的标准对待霍英东。”他给侨办主任廖承志打电话,两人取得了一致。

旗帜鲜明支持办特区

1979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叶剑英与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汇报时,即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叶剑英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即使完成“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改革者们仍面临巨大压力,他们找到叶剑英。

香港商人胡应湘曾到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叶剑英家里,在地板上摊开广深高速公路的图作了介绍。当时,胡应湘兴建广深高速公路碰到好多困难,层层审批,反对声音说:高速公路怎么让外资来搞。意见大着呢。时任广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的梁尚立提出跟叶剑英汇报一下,让叶剑英了解支持一下。

叶剑英得知情况后,对胡应湘说,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第一条就是交通先行。他表示完全赞同胡应湘修高速公路。

1983年4月,正在广东考察的副总理谷牧,听闻叶剑英在中山疗养,便要求联系见面。当时叶剑英疾病缠身,一个多月前,他正式提出不再连任人大委员长。

见面后,叶剑英问谷牧:“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谷牧点头,“租界”论、“李鸿章”、“洋务运动”等说法给他带来巨大压力。

叶剑英又问:“听说你遭围剿了。我们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允许你在经济开发区搞试点?”没等谷牧回答,叶剑英又接着问:“你顶得住吗?”

谷牧站起来:“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 叶剑英说:“那就好,那就好!记住,如果再遭围攻, 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 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来源:八十年代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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