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话说“和平与发展”

发布时间:2026-11-05 18:23 作者:徐庆全 浏览:1,362次

我们今天讲改革开放,常说那是国运的转折。其实,一个国家关起门来怎么过日子,跟它推开门怎么看这个世界,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现今,人们常说百年甚至千年大变局。参照物是什么?就是世界格局,就是一个国家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如何治国,基本盘是怎么看世界。

改革开放的路能走通、走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把世界格局看准了,治国之策也从“战争与革命”,换成了“和平与发展”。

三件大事

把日历翻回一九七八年秋冬之交,有三件大事,前脚跟后脚地凑在了一起。

先是十月,秋高气爽的时候,复出不久的邓小平飞了一趟东京。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头一回踏上日本的土地。此行是为了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隔海相望的两个邻居,恩怨纠缠了上百年,到这一天,算是把老账翻过去了一页。

过了不到两个月,十二月十六日,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卡特临时中断了常规电视节目,向全世界念了一份公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从一九七九年元旦起正式建交。又过了一个多月,邓小平飞越太平洋,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戴上了那顶著名的牛仔帽。中美之间堵了三十年的那堵高墙,就此推开了。

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仅仅两天后,十二月十八日,北京京西宾馆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会议公报里,虽然有诸多带有当年历史局限的表述,但是,重要的在那句甚至在当时不太引人注目的平平实实的话:“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外面叩开大门,在家里调转船头。那几个月里紧挨着发生的事,当时的人未必能联系起来看,可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回头望,就会发现,中国正在向一段旧岁月告别,试探着往新日子里迈步。

旧岁月的名字,叫“战争与革命”;新日子的名字,叫“和平与发展”。

绷紧了三十年的那根弦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后,美苏冷战的铁幕已经落下,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毛泽东定下了“一边倒”的国策,倒向苏联。这不只是外交上的权衡,根子上是列宁主义的时代观: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人类就依然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五十年代初,国内百废待兴,刚想喘口气铺开摊子搞建设,鸭绿江对岸就烧起了战火。抗美援朝这一仗打下来,大国威信是立起来了,却也被推到了冷战的漩涡。这一下,“战争与革命”这根弦非但没松下来,反而越拧越紧。

到了六十年代,周遭的风声就更紧了。

南边,美国把战火烧到了越南;北边,曾经的“老大哥”苏联跟中国彻底撕破了脸,百万大军压在北方边境;西南边,中印边界也刚打过一仗。东西南北,四面都是压力。

那时候,毛泽东写《七律·冬云》,说“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又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诗写得硬气,老百姓读着也提气。但是,硬气的背后,是实打实的生存危机。

强敌压境,怎么办?头一条,只能握紧拳头,随时准备打仗。于是,平时的日子也就过成了战时的样子。

那时候,无论搞建设还是搞经济,都得围着备战转。轻工业让位于重工业,吃穿用度让位于国防军工。本来占尽天时地利的沿海老工业基地不敢多投钱了,成百上千的工厂、科研院所,甚至成建制的大学,连人带机器从繁华都市连根拔起,千里迢迢搬进西南、西北的深山峡谷里。这就是前后持续了十多年的“三线建设”。当年的选址口号叫“靠山、分散、进洞”,老一辈人简化成三个字,叫“山散洞”。

另一条,就是高举红旗,指望用“世界革命”来制止“世界战争”。

那时的中国,带着一种“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悲壮与孤傲,俨然将自己视作世界革命的“诺亚方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逻辑里,不仅要革中国的命,还要革世界的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打倒帝、修、反”。我们自己还饿着肚子、凭票买吃穿用,却在理论上输出革命,在财力物力上勒紧裤腰带去支援亚非拉的难兄难弟。

到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拉开“一条线”战略,联美抗苏,算是打开了外交困局。但骨子里的那个大判断并没有变——美苏争霸迟早要擦枪走火,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打起来。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还记得那种时刻悬着心的日子。

墙上刷着斗大的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上头传达的战略战术是:“准备他们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城市里,男女老少齐上阵,在马路和院子底下“深挖洞”;农村里,生产队紧盯着粮仓“广积粮”。整个国家就像一列拉响了防空警报的火车,轰隆隆地全速奔跑在“准备打仗”的轨道上。

只是,当我们在防空洞里一锹一锹挖土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二战后最黄金的发展期,新科技、新产业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在紧绷的备战焦虑里,在顾影慌慌自怜中,与外面的世界擦肩而过,丧失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仗,到底还会不会打?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定了下来。

可是,老皇历翻过去容易,脑子里拧紧了几十年的发条,要想松下来却难得很。工作重心是转过来了,但“战争与革命”的影子还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三个世界”和“一条线”的提法也照常登在报纸上。

当时中央高层最大的心愿,是赶在二十世纪末把“四个现代化”搞出来。要搞建设,就得算时间账。这就涉及到对国际格局的认知。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后,一直在关注着国际格局。他对国际格局的认知,也有一个逐渐的过程。这在《邓小平年谱》中有清晰的时间线。

一九七七年,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到一九八〇年,他认为,争取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就中国来说,我们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

胡耀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委婉地说:“战争不可避免,但是战争发生在哪里,经过我们的努力,这股祸水不一定搞到我们头上来。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注意加强国防,只要我们的外交政策正确,我们不但可以保卫四个现代化,而且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不会为将来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所打断。”

在此过程中,从媒体上来说,“早打、大打”渐渐不怎么提了,“备战备荒”的标语也被覆盖了,换成了一个带点祈愿色彩的说法——争取二十年不打仗。由此生出了一个折中的论断: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

什么叫“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这话听着是宽心丸,细想还是一道紧箍咒。譬如一个庄稼汉,刚把犁杖扛下地准备春耕,抬头看天,总觉得黑云压顶。有人宽慰他说:冰雹肯定是要砸下来的,不过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也许是今年秋后,也许是明年开春。庄稼汉听了这话,心里还是悬着的,又怎么敢把全部家当都投进地里,踏踏实实去侍弄庄稼呢?

所以,胡耀邦在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呼吁,要研究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思想上老是有个阴影,有个包袱,很不放心,过于担忧,就必然会产生委曲求全的想法。”

说到底,“仗到底还会不会打”?这只靴子不落地,中国的现代化就迈不开大步。

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〇年年中,北京万寿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悄悄拢起了一个研究班子,关起门来琢磨国际形势。

李一氓是走过长征的老资格,又懂外交,他一眼就看准了当时的三个死结:“和战问题”、“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国际共运与党际关系”。一番深思熟虑后,在他主持下,中联部接连写出了几份很有分量的供“讨论”的报告,直接送到了中央案头。

在报告里,李一氓和他的同事们说了几句大实话:

第一,仗不容易打起来了。二战过去三十多年,世道变了。美苏手里的核武器谁也不敢真用,各国经济和科技又死死绑在一起。世界大战不仅近期打不起来,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到一个“比较长期的、可以说是持久的和平”。老讲“战争不可避免”,反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第二,“三个世界”的理论该放一放了。把东欧和西欧硬凑成“第二世界”,把罗马尼亚又划进“第三世界”,这在现实中说不通,更多是“以苏划线”的主观安排。长期这么搞,反而让我们在国际上束手束脚,脱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

第三,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革命形势”。外国许多共产党并没有变“修”,我们过去跟人家打笔仗、断往来,是自己孤立自己。

差不多在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外交学泰斗宦乡,也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信进言:天下大势正在缓和,苏联也未必真有打过来的打算;我们应当跳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同美苏都保持适当距离,广交朋友,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子。

这两位老人的建言,像两块石头扔进了水塘,激起了不小的水花。

要知道,那时候多数人的观念还没转过弯来。一九八〇年春天,一份由军队和地方部分老同志合办的刊物《时代的报告》创刊,发刊词里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是在战争威胁的条件下进行四化建设的。”因而将“本刊的职责”作了这样的表述:“首先是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霸权主义者的扩张侵略与颠覆阴谋,剖析当前国际形势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根源,着力介绍国际间隐蔽战线反间谍反颠覆的斗争——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了中联部的报告,还请李一氓列席。据何方回忆,谈到“和战问题”时,连邓小平一时都没完全接受,在会上笑着点了李一氓的名:你这个李一氓,帝国主义分明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

话虽这么说,但报告并没有被压下来。关于不再提“三个世界”理论的建议,中央很快就采纳了,决定今后的正式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里不再使用,只是暂不向下声张。

一九八二年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时,负责国际部分的李慎之去问胡乔木:“要不要谈三个世界理论?”曾主持撰写过阐述“三个世界”理论长文的胡乔木,此时干脆地摆了摆手,让他不要再提了。

在那一年的十二大报告里,新旧观念的交织依然清晰可见。报告指出: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

报告还说: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但是,经验也表明,世界人民能够以坚持不懈的斗争打乱它们的战略部署。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

不过,“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一语,看似平淡,在当年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公开的新提法。字缝里的这一点松动,预示着风向要变了。

安心地搞建设

智者看到了苗头,还得靠掌舵的人下最后的决心。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邓小平在会见一拨又一拨外国总统、总理和学者时,一直在听,在看,在想。他发现,那两个超级大国虽然叫得很凶,但谁也不敢真动手;反倒是那些不愿打仗的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国家,声音越来越大。

到了一九八四年,邓小平心里的账彻底算清楚了。这一年,“和平”与“发展”成了他嘴边最常念叨的词。

五月,他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十月,又见了联邦德国总理科尔。邓小平跟科尔交底说: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说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到了一九八五年三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团长五岛升时,他用一口四川话,把纷繁复杂的天下大势浓缩成了四个字——“东西南北”。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对外宾讲得风轻云淡,对家里人则要讲得透彻明白。

早在见日本客人前四个月,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面对台下坐着的、跟自己一样戎马一生的老将军们,八十岁的邓小平把话挑明了: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

“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这句大白话,道出了一个大国在历史十字路口的肺腑之言。

紧接着,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初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正式向全党全军宣告了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改变了过去认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看法,认定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第二,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话说到这个份上,悬在中国人头顶三十多年的那把剑,算是彻底摘了下来。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终于卸下了时刻准备打核战争的沉重盔甲,把心放回肚子里,专心致志地去过自己的好日子了。

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写进了党的报告。

既然天下大势已经是“和平与发展”,既然国家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那么,那支在过去“早打、大打”的思维下扩充到四百多万人的庞大军队,又该往何处去呢?

就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初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伸出一根手指,向世界宣布了一个震动中外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员一百万。

“百万大裁军”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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