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1：“《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土地革命的胜利而宣告完成的。这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毛泽东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那么，《武训传》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带有根本性质”？
1，土地制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中国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基础是土地制度。
而王朝国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税亩发端，秦的郡县土地国有制，其实就已终结了中国的土地封建制。而鉴于秦劳师戍边的教训，西汉武帝接受贾谊等人的建议，在新开拓的西部边疆地区实现了屯田。至魏初，由于战乱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芜，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区推行了“屯田制”，这也就是鼓励农民直接从国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种。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土地与农民直接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
而自唐中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来，规定农民夏秋两季纳税，只在原住址收缴，而不以农民是否定居为准，这就使得“在乡地主”成为王朝国家税收体制承上启下的基本枢纽。因此，我们说，两税制上接郡县与屯田制，下开宋代的“青苗法”和明代“一条鞭”的租税货币化，初步实现了顾炎武后来所说的“融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唐以前，王朝国家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唐中期之后，在乡地主乡绅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
而自明以来，乡绅和地主阶级成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有深刻的表达。这些表达的共同处，就在于强调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达到天下之“大公”，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就是皇权与地主之争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述——总之，王朝国家历史上无数次的变法活动，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来进行的，自唐中期以来，其主旋律就是皇权与地主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权力，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盛世滋丁，永不纳税”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权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王朝国家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王朝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王朝国家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进晚期王朝国家的税收并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王朝国家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以来的王朝国家改良运动的基本区别。
我们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叫国民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纲领下，如何去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这个革命的目标就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因为军阀的源头，其实就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势力，从历史上看，军阀是晚清“新政”的直接产物，因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个向地方“放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过程，正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时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比如说，不但近代军阀的源头曾国藩的湘军，而且所有的军阀都是地方势力，无论奉系、皖系还是粤系都是。而最早指出这个历史过程的真实的，就是毛泽东。是他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所以毛泽东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地方势力和土豪劣绅，从而铲除军阀的根子。而这就是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在中国现代国民革命中的意义所在。[10]
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我认为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2， “乡绅”、“劣绅”与“赢利型经济”
“乡绅”地主阶级是中国王朝国家社会制度的基本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乡绅不但承载着有政治经济功能，而且还承载着文化功能，它不但是传统国家政治权力的载体，更是文化权力或者王朝国家制度“文化合法性”的承载者，因此，乡绅问题成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所在，这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共识。[11]
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扩展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乡绅地主、或“在乡地主”逐步移居城市，其原因：一是由于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二是由于与近代化相伴随的国家赋税的空前加剧和税收的困难，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12]。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而率先指出中国农村结构这种重大变化的，同样还是毛泽东。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以添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13]。
当代学者杜赞奇，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丰富和印证了毛泽东的现代中国农村理论。那就是指出，与晚清和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相伴随的，是一个地方和乡村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同步过程，而这是由于近代国家为了税收的渴望而启用和依靠乡村和地方非正式组织所造成的，杜赞奇把这种非正式组织称为“赢利型经济”。杜赞奇指出，尽管正式的国家机构可以依靠这些非正式的“赢利型经济”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却无法控制这些非正式机构，进一步说：国家在利用这些赢利型经济推行政策、提供服务的同时，不得不――乃至主动地与其沟通、妥协和为之发放许可证。[14]
杜赞奇的研究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社会理论。“赢利型经济”是对“劣绅”的学术化注释――而电影《武训传》所讲述的故事：武训以兴办“义学”为名，购置大量田产和收取田租的活动，则构成了现代中国北方农村“赢利型经济”活动的典型的文学化文本。
（它甚至也为分析当代中国“希望工程”腐败之造成，提供了研究工具和惟妙惟肖的历史资料）。
3，“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千年以降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一切中国社会改革和改良的目标也都是围绕着土地制度而展开的。漫长中国历史中蕴含着的简单真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谁掌握了农民，谁就将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将赢得农民”。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的根本问题和通往“现代”道路的基本发展瓶颈，也就是黄宗智所谓的“人多地少”。虽然直到康乾盛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到了辉煌的极至，中国的GDP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黄宗智却指出，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也就是说，农村的生产总量虽然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以人海战术的密植，以“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不断下降为前提的。包括康熙大帝在内的明智的王朝统治者，之所以采用了诸如免除人头税这样的政策，就是因为认识到了王朝国家与农民之间“取予之道”的平衡点：农村社会的经济增长已经被人口的增长消耗殆尽，如果再向农民索取，无异于杀鸡取卵。
因此，要打破中国社会人多地少这一根本的困境，使得“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其根本方略就是：要么需增加土地，要么需减少或转移人口（能二者兼备当然是上上策）。但是，对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一方面只能走减少和转移农村人口一条路，同时又由于城市的凋敝和狭窄，工业水平的严重欠发展，――这唯一的一条路，又变得何其艰难[15]。
1950年的毛泽东认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和奋斗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真理，这种“历史的真理”昭示着，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而谁能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谁就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根据这种历史的真理，中国的复兴之路，自然必须发展现代工业。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积累资金，国家才能有钱向农村投入。也只有工业化才能建设城市，有了城市才能转移农村人口。同时，这条道路还意味着：在工业化的条件还不充分的条件下，首先可作的就是尽可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解决“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内卷化”问题。这也就是必须对“过剩”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统筹规划，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方式，通过这种优势弥补自然资源的匮乏。这也就是通过对小农经济进行现代改造，创立规模经营的现代新农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在农村办工业，乃至第二、第三产业，从而就地安置富余劳动力。――这条道路叫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那么只能要么对外扩张，通过殖民主义扩大地盘，要么内部实行丛林原则，通过消灭大量的老弱病残孤，减少人口――而这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1950年，中国面临着从小农经济的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的“前所未有的道路”，而对劳动力进行合理配置、组织起来，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则成为打破小农经济的重要步骤，也成为“过渡时期”政策的关键。
1951年，当中共围绕着过渡时期的农村政策发生第一次重要争论之时[16]，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赵树理，正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肯定山西长治地委重新配置劳动力、劳动力和土地入股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虽然劳动力和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动，但以统一经营的方式增加了土地、劳动力、投资等生产效率，以土地、劳力按比例分红的办法照顾了土地私有制，保证了增加产量了增加每个社员的收入――试验的结果良好，附近的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
1951年的“山西争论”，由长治地区，波及山西省、华北局，最终表现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后政策上的第一次公开分歧。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中，公开支持争论的“始作俑者”（长治地委书记王谦）的，几乎只有毛泽东一个，其余的几乎都是王谦的反对者。就是在上述文章中，赵树理也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广大农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缺乏理解。他说：“第一，在战争时期，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合在一起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宣传接受的不深刻，所以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了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第二，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互助组织，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得土地、生产条件不够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个时候两个困难都已经克服了――同时，好多年中已经把‘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增加可以提高生产的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有见过比互助组更高的生产组织形式，都觉得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17]
因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开始就包含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分歧：一个方面是在经济上，在一定时期鼓励农村的小农经济和城市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旧的所有制中必须包含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的制度因素，同时另一方面，就是必须强调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因为后退到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毛泽东才说：“个体农民，一家一户，增产有限。难道可以说（过渡时期）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我们今天当然可以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轻易地批评毛泽东的“历史目的论”是一种现代性的形而上学，但是，我们似乎更不应忘记，所谓“历史循环论”，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形而上学史观，这种循环论史观，就是建立在自董仲舒时代以降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之上，――所谓“循环”，用黄宗智的话来说，其实也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而所谓“一治一乱”作为儒家历史观的核心，就是指在小农经济的产出和王朝国家的“取予之间”必须小心翼翼保持的“度”。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于小农经济历史循环的突破，也表现为对于中国王朝史观的突破，而“历史进步论”和“历史目的论”则是这种现代史叙述的核心。
1951年，也正是围绕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老解放区农村山西发生了重要的思想和政策争论。这种争论立足于现实问题，但是却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涵。
4，现代历史观与文化领导权
那么，什么叫做“历史目的论”？这种对“历史”的“现代理解”是如何提出的？
“现代历史是人类精神觉醒的历史”。――黑格尔之所以提出这一著名的论断，乃是因为现代历史（在欧洲）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世界地理的大发现等一系列“文化革命”而展开、而发生的。现代人类历史与以往人类历史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破除迷信，解放人类思想的“启蒙运动”为根本标志，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现代历史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自我解放运动”，现代历史是人类“绝对精神”（自由、民主和人权）自我实现的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则深刻地补充哲学家黑格尔说：黑格尔所谓的“启蒙”，不是单纯的在精神中，在哲学家矛盾的内心中自动展开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通过千百万人的具体而真实的斗争展开的。真理不是在书斋里、精神中和内心深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闪光。而“历史精神”（绝对精神）的最高目标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本身”。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正是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出发得出结论：历史精神的承载者不是哲学家，而是真实历史中斗争着的人，即：德国哲学的“合法继承人”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因为在那里，绝对历史精神（彻底的实现人权）才最终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
所谓历史进步，也不是象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由在头脑中掌握了历史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人（哲学家们）来承载，而是为那些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掌握了历史精神的人（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推动，所谓历史的基本矛盾（历史辩证法），也不是指“处于绝对精神的不同等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不是指“绝对精神内部的自我矛盾”，而是指这样最基本的矛盾：在漫长历史中，精神成为“精神者”的特权和专利，而劳动则成为劳动者的宿命，历史的根本矛盾，就是指“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分裂（异化）――也正是这种“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分裂，构成了劳动者求解放的道路上的最大阻碍，而克服这种物质与精神历史分裂，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因此，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才这样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比资产阶级更具“历史可能性”，这就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真实的现实历史中展开的，它是对自我的“双重否定”，即不但是对自己悲惨的经济状况的否定，同时，更是对自己文化蒙昧的精神贫困的否定。与之相对的，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不是在历史中，而是象黑格尔那样，充其量是在自我内心中、在精神自身中进行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能掌握“总体的历史”，资产阶级作家也没有能力叙述历史，他们不懂得历史的真正矛盾，是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阶级对抗和文化的斗争，因为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自我矛盾无非就是资产阶级自我的内心的精神分裂。
卢卡契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解释了“史诗”在现代欧洲文学的丧失，心理小说在欧洲的兴起。在分析现代欧洲小说时他指出：小市民的功利主义，遁入内心和精神分裂，正是这种丧失了历史精神的“无能的主体”的写照。[18]――这就是他所谓：现代欧洲文学的趋势是小说代替了史诗，小说是勉为其难的“市民社会的史诗”。
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哲学就已经不是“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哲学家的专利，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者的哲学”，是哲学和绝对精神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而这也等于说：无产阶级在历史中获得了精神觉醒和“阶级意识”，是它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对于劳动者的历史命运，早期马克思的遗憾是：德国具有欧洲最成熟的头脑和哲学，但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德国成熟的无产阶级在国外，《共产党宣言》就是为旅居外国的德国工人协会而写的），所以马克思这样感慨：“为了实现思想，需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但是，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典著作时，他更加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发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普遍命运，――对于英国来说，情况与德国恰好相反：那里有庞大的无产阶级人口和队伍，但是英国思想却惊人地肤浅（除了以简单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之外）。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不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根本就没有思想。结果，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只能收获工团主义。
现代历史的基本矛盾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之间的分裂，是精神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裂，基于这样的认识，劳动者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二者的统一，而不是单纯地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在毛泽东看来，这种革命和解放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头脑”在寻找它的“身体”，“真理”在寻找其“主体”――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身体”在寻找“头脑”，“主体”在寻找“真理”――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重要的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经济上”的劳动者阶级，以及劳动者阶级悲惨的现实处境如何（政治无权），关键在于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一句话――关键不在于劳动者是否受压迫，而在于劳动者是否“有觉悟。”－－认识到历史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劳动者的革命不可能不通过宣传而自动发生，这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象征的这种劳动者最普遍的状况决定的，这就是说，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气力、不拼命劳动，而在于他们没有头脑、不会思考、不会表述，因为他们如同机器一样，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如同奴隶劳动一样属于“黯哑的领域”，因而才“越劳动就越贫困”。――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贫困，从根本上说不是物质贫困，而是“哲学的贫困”。
我们只有从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劳动者获得了政治、经济领导权，但是，这与他们获得“文化领导权”根本不是一回事，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劳动者阶级离真正“解放”的距离还非常遥远[19]。这就是毛泽东所谓“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的题中之意。
“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之所以重要，其核心大概在于此。
革命政党的“理论化”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化”，这是劳动者夺取政权之后所面临的最为突出而急迫的任务，毛泽东说：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根本点，它甚至更加根本地决定了革命者阶级的生死存亡。而整个1950年代的“过渡时期”，也面临着这个严肃的文化任务，它既是空前的经济建设时期，但同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从文化、教育、精神和思想上获得解放的时期，对劳动者来说，革命最大的胜利果实不是物质财富，而是革命把学习和受教育的权力，把“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权力，把思考和表述的权力夺到了自己的手上。这才是这场革命最伟大之处。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必须一部革命政党、劳动者阶级不断学习的历史，是不断在学习中改造自我的历史，所谓掌握文化领导权，首先就是指这一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长期在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也不需要学习了？[20]
在中国革命刚刚胜利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毛泽东就用激昂的调子回顾了184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习”过程。在他看来，漫长的20世纪的前页的中国史，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史、政治斗争史，而首先是“学习的历史”，是“追求和寻找真理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是“真理发展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由于它提出并逐渐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自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就找到了自己的“头脑”，中国革命者找到了自己的“机关枪”。[21]（他还强调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谈到了“学风”问题和文化领导权问题。以下是这段最著名的话，显示了毛泽东的历史视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地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同样的，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必须保持对于中国革命这出波澜壮阔的“长剧”的总体认识。要获得这种总体的认识，那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获得对于“历史使命”的认识，不断努力去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表述的话语权。――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共产党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4，“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电影《武训传》是在这样的时期产生的：中国由战乱到和平，由分裂到统一，由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到现代工业化“过渡时期”。
该片1948年在北京开拍，它一开始就命运多荈，期间几经停机、历经轰炸和火灾，至1951年初终于制作完成。
从艺术上说，《武训传》是一幕老套的“苦情戏”，它叙述的是清朝末年，山东聊城堂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该片的缘起，是1944年
用杜赞奇的术语来说，武训属于典型的“赢利型经济”（事实上，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兴办“义学”）。
电影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革命是造成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平等，还是威胁、摧残了这种进步和平等？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不能认同《武训传》的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宣传旧文化，歌颂和推行旧文化，看起来与刚刚结束的土改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农村进行的，包括推广全民识字率、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工作背道而驰——这些新文化知识才是农村所需要的，而新中国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正是为了表达对于农村新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作家赵树理在1953年开始动笔的《三里湾》中，特别写了作为新文化推行者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农村担任扫盲教师、会计、文书等工作，而赵说：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推行“新文化”，即“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至没有农民传统的缺点。”[23]
毛泽东本人多次强调：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启蒙运动扩展、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24]而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平等和自主，而且追求文化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绝对平等。与这个现代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而他们推行的一套旧文化，实际上起着束缚农民和农村的枷锁的作用。
电影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包括
最后，大量的评论将武训的“乞讨”与鲁迅的“工作”等同起来，称为“为人民服务”――这种歌颂本身更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不是荒谬的）。在现代性的方案中，无论是在黑格尔还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都是人类创造自我，争取自由的根本品质。劳动是现代伦理的核心所在。人类的劳动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和精神的活动，这一点使得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生存。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世界。而与劳动相对，“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是动物和奴隶的伦理[25]。
不过，上述这些问题与以下三个问题比起来，还都不能说是“根本问题”，这三个可以称为“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革命与现代国家建设、从乡绅到赢利型经济的转化、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农业的转化。
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电影《武训传》既否定了农民革命，又歌颂了“赢利型经济”，同时也无视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所遭遇的根本问题、根本出路究竟何在――否定历史的进步，否定革命的目标（历史的目的），这才是毛泽东所谓的“根本问题”，也是令他“勃然大怒”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种系统的“反现代历史观”的作品却受到的巨大的欢呼，竟然还是在中共庄严宣称找到了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发生的，这使得毛泽东不禁感慨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他看来：在盲目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无遗的，还有某些共产党人一进城就丧失了历史目标和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意识，――用黑格尔著名的比喻就是：奴隶在获得了主人的财富的同时，头脑上却作了主人的“俘虏”（这与李闯王没有区别）。毛泽东忧心忡忡的，也是十分惊讶的发现了这一切，这种发现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简明的批评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26]
毛泽东所说的“具体的反历史思想”，也就是指《武训传》的基本叙述，这种叙述颠倒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革命还是改良）、颠倒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主体（农民还是劣绅）、颠倒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组织起来还是个人奋斗）。而且，毛加重语气说，电影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历史”，而且还是以后者侮蔑前者（以劣绅侮蔑农民，以个人奋斗侮蔑组织起来，以改良侮蔑革命），因而实质上是“侮蔑历史”——毛泽东反复运用“诬蔑”这个词，表述的不仅是他本人——而是刚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得发言权的革命本身受到的，来自知识、社会和历史舆论方面的伤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而仅仅半年前（
刚刚得到消息的毛泽东说：“中国的历史是由革命者的鲜血写成的。”
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介入文艺问题的讨论。这场争论与党内围绕着“山西争论”所暴露的分歧同时发生，但却更为轰轰烈烈，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潜在的、过去被研究者们忽略的联系。毛泽东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如下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的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还是两回事。
特别是――革命者如果丧失了文化领导权，没有真正从头脑上“站起来”，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那就将大打折扣，正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三， 1954：“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运动，经常是伴随着对于经典的重新阐释活动。这种风气起码起于后汉时期。
内藤湖南(日本东洋史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曾经指出，“礼学只是在汉代后期才开始实施，这与后汉的风俗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后汉的风俗在古今中国是最美好的话，那也是由来于礼学的实施”[27]。因而，伴随着汉代社会制度的改革，当时出现了许多围绕着礼学经典进行的讨论（早期如班固的《白虎通》，随后有许慎的《五经异义》，郑玄的《郑志》）。
内藤湖南还认为：著名的王莽新政，完全是以回到周公之制为目标，新政的措施，也是按照《周礼》而行的，其中取缔豪强、善断民讼的良策在现实政治中遭受失败的原因，一是由于刘歆等“今文经学派”将经典的阐释完全庸俗化为上层的权力斗争，从而改变了将文化经典普及于民间的方向，二是由于豪强的抑止和反对。所以内藤湖南指出：“应用《周礼》失败者，第一是王莽，第二个是王安石。”
显然，正如内藤湖南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古文经和今文经的斗争为标志），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当代中国的《红楼梦》问题讨论、《水浒传》讨论、乃至“儒法斗争”问题的讨论，其经验教训，也都应该从这样的历史高度来理解。而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如何去分析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以及包括他的错误，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范式危机
从现代文化历史上看，被毛泽东批评、反对过的人物，往往都不大高明，这其中当然就包括
胡适代表的“新红学”属于“浅薄而不长进”，其实早就陷入“范式危机”，对其进行学术批判是势所必至，理固有然――指出这一点的，其实不仅仅是毛泽东，更不仅仅是蓝（翎）、李（希凡）两个小人物，如今看来，最具代表性的倒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
余先生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重镇，如果论意识形态色彩，他该属于偏白而非偏红的，而偏偏是他指出胡适学术研究的毛病其实是和尚头上的虱子，被拿下只是个早晚的问题。余英时的理由是，一切科学学科都由“范式”和“技术”两部分构成，技术失误固然贻笑大方，但如果范式或者前提错了，则技术再好也毫无用场，好比一旦开普勒假定太阳围绕地球转，那么无论他在研究手段和技术上如何先进和精密，最终所能证明的也只能是自身范式的荒谬而已。[28]而自《红楼梦》诞生后产生的两大“红学”流派：索引派和考据派，犯的恰恰正是这种研究“范式”和学术前提的错误。比如以蔡元培所代表的“索引派”的研究前提是：《红楼梦》乃一部“排满”的民族主义小说，是抒写汉人亡国之恨的影射之作，这种民族主义研究范式，却最终不能不使“红学”成为清史之“野史”的猜谜和捕风捉影。而胡适所代表的“考据派”则更糟，它将《红楼梦》理解为曹雪芹的“自叙传”，从而使得红学沦为“曹学”乃至“曹雪芹家史研究”或者“家谱研究”不可避免。索引派和考据派都犯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或者范式错误：就是忘了《红楼梦》首先是文学、是小说这个起码的事实。在如此错误的范式指引下，进行了无数汗牛充栋、“失事求似”，乃至于福尔摩斯探案式研究，而最终唯一能够确定下来的结论竟然是：“《红楼梦》确实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而“究竟哪些是曹雪芹写的”，则依旧还是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哪些是曹雪芹的原稿，哪些是历史上传抄者们的增删，哪些又是1791年程、高出版120回本时的增删，这个问题是1963年俞平伯的校勘本出版后，才基本得以解决――或者说，到1963年终于才有了一本真正意义上“曹雪芹的《红楼梦》”）。
可见，倘范式、前提错误，则所谓用功、刻苦和先进技术统统白费，这就是同是过来人的郭沫若在1954年批胡适时一语中的置疑：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何能说是“科学的方法”？如果假设和前提“不小心”或者干脆是荒谬的，则技术上再“小心”也无非是错上加错，弄不好就沦为披着科学华服的大规模、旷日持久的学术造假运动。郭因而才说：真正的科学方法其实与胡适的口诀相反，应该是“小心假设、大胆反证”。[29]――借着“小人物”童言无忌揭开的盖子，郭老总算戳破了一层早就蒙不住了的窗户纸。
问题是，胡适所代表的“新红学”头上既然明摆着如此明显、亮丽的“虱子”，却为什么会长期被科学研究所忽视（或如毛泽东所谓“不能触动其毫毛”）？这说到底，还是因为胡适不但是个“文化霸权”（“文化合法性”）的象征，而这个文化秩序又与一个社会秩序密切联系，胡适长期亦官亦学，朝野兼顾，天下没有比他更八面玲珑的了。而作为文坛与学界盟主即“老大”，他的能力又大大超过一般官僚，能做到官僚所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1931年胡适之院长权威之大，到了一句话就可以将黄节、林损、许
其实王国维早就指出必须把《红楼梦》当作美学和文学来阅读和研究，可惜王国维太想不开，不积极树立自己的学术霸权，反而是跳湖早死，而身后自然无一批拍马的学生，当然更没有形成“学统”。而俞平伯从文学角度对胡适考据派的批评，自然也要比蓝、李两个小人物要早得多，除了1925年的《红楼梦辩的修正》，1954年初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说的就更清楚：不能把《红楼梦》当曹雪芹的“自叙传”，更不能把《红楼梦》研究搞成“曹雪芹家谱研究”，俞的这些观点尽管并不系统，但也证明指出考据派方向上的错误，显然绝非蓝、李两个“小人物”的独家发明。只不过由
这就表明：一个观点、一项研究、乃至一种行为，其实并不能因为其“科学”、“正确”、“有创见”就会被“学术界”或“文化界”所欣然接受。因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意思，其实就是指一个文化秩序、一种“学术规范”，乃至一种正统地位和学术权力。在这个意义上，1954年毛泽东所要批判的确实不是胡适，而是以胡适为“文化霸权”、以技术和形式主义为范式的文化秩序，老人家看不惯的，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在“规范”、“权威”面前纳头便拜的柔软身段。而这种柔软身段或者“皮厚骨头软”，恰恰被知识分子“独立于政治和党派”的姿态掩盖着。
按照社会科学的一般看法，对文化起制约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东西：意识形态（Ideology）和文化霸权（hegemony，或者叫文化合法性），前者通过政治权力起作用，实际上比较表面，而后者则通过文化秩序和学术权威起作用，作用则更为深层。因此，看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真正“独立”，也不能仅仅看他对待“政界”的态度，更要看他对待“学术霸权”的态度。因为压制学术发展的，不仅仅是“党阀”，往往更是“学阀”，是胡适这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新八股”。如果只是空洞地“反官方”而不反学术恶霸，乃至于本身就是学界的恶霸或者帮闲，仅仅有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姿态，而没有对文化秩序合法性和学术霸权更深一层的反思，这也根本就不是、也不能叫什么“学术独立”，离所谓“思想的清醒”尤远。
而记住这一点对今天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1954年，蓝翎和李希凡这两个青年大学生所以能够一鸣惊人，以小人物之身而将大人物批得“体无完肤”，特别其正义在胸、真理在握的姿态之获得，绝非因为能天才地预知自己背后会有毛泽东撑腰，首先倒是由于孤陋寡闻、信息不灵。或者说是因为山东大学偏离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他们才得以置身于一套与“胡适派”完全不同的文化秩序中，处在山东大学这样一个新文化的“特区”，可以不拜、起码是少拜胡适这个大把头，既是“小人物”，也就更没有什么“文化负担”，自然是直抒胸臆，敢想敢干，说穿了，他们当年本不过是喊出皇帝在裸体游行这一真理的两个小男孩，属于童言无忌、一锤鼓破的煞风景之举。如今想来，作为观看“胡适之先生”长期裸体游行的后排观众，他们的文章是在非常边缘的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刊载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有博览群书、手不释卷的习惯，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肯定会被淹没在大量汗牛充栋的文字垃圾中。
2，何谓“胡适派的唯心主义方法”
如果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去梳理，那么，1954年《红楼梦》研究讨论所提出、暴露的问题，还涉及到自1930年代胡适入主北大文学院以来所长期奠定的现代文学研究、文学教育的基本方法，因此，1954年的讨论，也是一次迟到的对这种基本方法的“清算”。
1930年代的现代中国大学文学系在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其实就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匮乏和研究水平的低下。因为没有文学理论作为基础，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讲授变得几乎无法完成。而且非但北大如此，清华的中文系也是如此。
例如，
而清华所采用朱自清和杨振声的“纯文学”和“鉴赏”教育法，失败的也是一塌糊涂。“1933年3月，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为萧涤非举行毕业考试，”“萧答案至令人失望，结局殊纠纷，久之始定为中等，一多（即刚才美国留学归来的闻一多）谓此间国文系治学方法极不满，系主任朱自清亦甚愧怍。”[32]也就是说，由于缺乏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1930年代的大学中文系，已经到了老师“说不清楚”，学生“答不清楚”的尴尬的境地，甚至到了老师不知怎样教，学生也不知学什么的地步，一时造成大多数喜欢文学的学生不得不转投外文系听课――因为外文系分析外国文学作品，就不得不借助外国的文学理论（实际上，1930年代的许多作家如冯至、穆旦、卞之琳、曹禺等都出身于外文系而非中文系，即是这种原因所至）。
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胡适于1931年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而他执掌文学院所面临的当务之急，自然就是改变文学学科这种极其尴尬的教学、研究局面。众所周知，胡适本人并非完全不擅长理论研究，他自己对于理论也并非没有兴趣。例如，他最重要的著作都不是鉴赏、考据方面的，而是理论和思想上的。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和哲学》、《中国的印度化：文化借鉴的范例研究》、《中国传统中的自然法》、《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特别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种长篇论文。只不过，这些被视为重要的理论性研究，却都是他以英文撰写，为在美国进行的讲座、研究所准备的。胡适并非不知道现代学术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和范式的研究，即学术研究不可能不是一种“主义”（试验主义恰是一种“主义”）的研究，但是，基于极其现实的考虑，胡适却认为：理论性的研究、思考和教育，非但不适合1930年代的中国，而且对于中国来说，理论本身简直就是有害的。
今天看来，我们也许只能说，胡适这种奇怪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是由胡适本人的政治立场决定的，尤其他执意要反对1930年代中国的左翼文学――因为左翼文学之兴起，在他看来不是由于中国知识界的发展，而完全都是由于“西洋理论”造成的。――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旦涉及“理论”，则不能避免德国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于是黑格尔、康德以降，也自然就不能回避马克思，而在胡适眼里，“研究马克思理论即等于替共产党宣传”。正是在这种定见支配下，胡适入主北大文学院之后，他首先考虑的就不是文学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相反倒是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变
1954年之后，大陆知识界所大张旗鼓批判的胡适的“唯心主义”学术观，其实大致就是指他的这一点。
而上任文学院长伊始，胡适即拿赏析派开刀，一举开除了擅长赏析和“纯文学”的三位教授林损、黄节和许之衡，解聘他们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三人“没有著作”。胡适晚年还坚持说：“不用功，怎么会给人家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33]可见，“用功”、“竞争”和出著作，这是胡适所关心的要害，而他发明的这种研究和教学法的最起码的好处就是：这种“科学方法”可以大规模地生产“研究成果”。一旦有了这种“知识的积累”的“科学方法”，就有了著作，有了教材，有了学术规范，自然也就有了考核教授和考试学生的依据。何况胡适本人即以著作多而见长，特别是由他发起的“新红学”，轰轰烈烈的搞了几十年，出版了大量汗牛充栋的著作，而终于搞清了一个问题：“《红楼梦》确实是一位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这种被1949年之后的大陆知识界称为“皇帝的新衣式”的研究，客观地说，也确实浪费了中华民国无数宝贵的教育经费，甚至成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的一个隐形的佐证，因为正如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所说，“在一个大多数人吃不饱肚子而卖儿鬻女的中国，一个18世纪小说里面人物的真伪问题，非但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而且它反过来印证了胡适道德立场的可疑。”[34]
但是，胡适的最大成就，确实是把大批的中文系学生吸引到“文学史”研究中――这当然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学史研究，由历史上的作家的生平掌故、作品的版本考订构成，这种新的文字游戏把大量学生吸引到“故纸堆”中，成为不折不扣“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在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火迫近北平时，胡适最欣赏的学生吴晗却突然翻然悔悟，他觉得从事这样的所谓研究，对于个人良知来说是完全不道德的。但是，如同吴晗和格里德那样感受到学术良知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女作家杨沫在小说《青春之歌》中写到了一个北大文学院学生余永泽――他不但对129运动不感兴趣，而且确实是“为了一个18世纪小说里人物的真伪”，竟然将他自己的爱人的生死弃之不顾。余永泽这个形象，长期被视为当时北大文学院学生的典型。
无论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是否对文学研究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实际上，正是通过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他最大可能的使北大的学生避免卷入政治――发起129运动的主体是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这两所学校因为有美国大学课外活动和组成“俱乐部”的传统，所以很容易地使学生团结起来。而发动了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在整个1940年却几乎代默默无闻，而且不但是在政治上，甚至也是在学术上，因为学生之间很少聚首，遑论讨论。――而这不能不说是蒋梦麟和胡适治校的最大功劳。
今天，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和教育界，胡适的声誉早已压倒了鲁迅，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第一人。不过，无论胡适当年倡导的“学术”从长远看是多么的有道理，但是正是从北京大学发展的历史角度看，他对于思想和理论的有意识地拒绝，不仅为北京大学在学术上，更在组织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是因为：思想的讨论，理论的批判，乃是知识活动得以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现代学术共同体存在的重要条件，它既是蔡元培时代形成的北京大学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传统，也是世界上优秀大学之通则。而对于思想和理论的拒绝，自然就是对于讨论和自我批判的拒绝，历史证明，蒋梦麟和胡适的这种方式，不足以阻挡马克思学说和左翼思潮对北大的影响，恰恰相反，它却足以从根本上瓦解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北大。
实际上，毛泽东选中《红楼梦》这部作品和俞平伯这个人也不是偶然的。俞本人是现代文学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他的曾祖父俞樾是晚清杰出的经学家、诗人，是《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和《古书疑义举例》的作者，甚至还是《七侠五义》小说的改编者，也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同时，又是汉学大师章太炎的老师。从俞平伯这个也许是最典型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传人身上，的确又可以最典型的看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变迁，简单的说，这就是清代以来的考据学如何被胡适的经验主义所替代，而传统的“性情”说又如何穿上了现代“人文精神”的外衣得以复活。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的内容一方面可被当作“事实”来作“科学考证”，一方面又可被当作“自叙传”文学来伸张五四所谓“人的文学”观念。对当年的胡适来说，他的强调“事实”、“证据”，无非是用他的经验主义“方法”来批判中国传统经学的方法“不对”（例如他对章太炎的批判），而在建国之后，大批老知识分子不断强调“事实”、“材料”和“考据”要先于“观点”，“方法”和“思想”，这在毛泽东看来，他们的借助于胡适当年的攻讦新文化左翼阵营的论调，不过是在巧妙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思想之于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在他们对事实、材料和考据的鼓吹中，暗含的不过是胡适当年的话语伎俩——这一回却是用他们的所谓“科学方法”来潜在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思想。毛泽东对当年发生的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和主义”，经验主义的“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的世纪初论争可能有深刻记忆，他完全有可能把当下的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现代性世纪论争的一个延续。还有——毛泽东认为，这部小说也不能看作关于人生的追问的“人的文学”，而是传统中国社会全面的，整体性腐败和崩溃的一个见证，这种腐败是与家族制度、官僚制度和阶级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俞平伯这样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这种全面的、整体的和周期性的腐败，而用抽象的人的问题掩盖它是不奇怪的——因为毛泽东倾向于认为他们就是这种腐败的一部分。
3，正常的学术批评
1954年的《红楼梦》讨论，并不是后人所阐释的“大批判”，它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任何人身攻击，遑论“迫害”。实事求是地说，1954年的《红楼梦》问题讨论应该算作新中国学术讨论的典范，它当然是“对事不对人”的。比如正是根据毛泽东提议，才将俞平伯先生增补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结尾，毛还特别慎重地加上了对俞平伯“当然是要采取团结的态度”的关键一句。
1956年科学院评职称，周总理、胡乔木等均赞成将俞先生评为当时全国凤毛麟角的“一级研究员”，其中的理由就是俞“有真才实学”，1963年俞先生校勘的《红楼梦》发行量达14万（“毛选”发行量当时只有5万），俞平伯所作的这项功德无量的工作，是将历史上辗转传抄的《红楼梦》各种版本比对校勘，特别是将前80回从程伟元、高鹗“混编出版”的120回本中剥离出来，基本恢复了曹雪芹创作的原貌，属于名副其实的“盛世修史”。据说毛主席得知后很高兴，这表明：毛泽东反对的，不过是将考据方法用于一切，特别是分析虚构的文学人物和文学形象，但对于考据和古籍整理本身，无论毛本人还是周恩来，他们从来也没有否定过这项工作的建设意义。更有趣的是，俞先生组织北京昆曲研究社，在中共党内一直被称为“大秀才”的康生一直是积极参与者，出钱出力，很是投入。
倒是对写出了重量级理论文章的“小人物”李希凡，毛泽东后来说了更为严厉的话：1957年3月16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再次为另一位“小人物”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辩护，顺便这样谈到李：“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
这表明：在整个1950年代，毛泽东认为中国当前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核心问题是“教条主义”，是解放思想不够、争论太少的问题，是“放的不够”而不是“收”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在1962年“九评”之后，他才转向注意“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1957年他之所以批评李希凡文风的变化，并且多次点名批评陈其通、陈亚丁等四人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陈亚丁，也是著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讨论纪要》的主要整理者），认为这种文章是“过左”和“教条主义的大批判”，而不是学术讨论，文风很坏，并因此牵扯到《人民日报》的文风、改组的问题，就是出于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反感。关于学术批评，他特别强调“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辨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
今天看来，1954年当然算是严肃的理论论争，是毫无疑问的“文斗”，而绝非触及灵魂与肉体的“武斗”，《红楼梦》研究的论争并非后人所简单理解的“大批判”和“整人”。进一步说，历史确实是错综复杂的，如果说到在党内的“人脉”，
当然，如果说这次学术讨论导致了什么不可原谅的后果，那么就是，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本身虽然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对俞平伯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团结保护”——虽然大批旧知识分子（包括后来被奉若神明的钱钟书）依旧安然无恙的继续以他们的事实、材料和考据的整理，来暗自表达他们对左翼学术重视的政治和思想想象的不满，但是，却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但也是悲剧性的结果——导致了自愿留在新中国参加建设事业的胡思杜——也就是胡适的儿子的自杀身亡。这是许多悲剧和严重失误中被不能忘记的一个。
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这样强调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得他们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36]”——但是，越来越多的旧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在新时代“丧失了作用”是事实。这甚至包括那些对社会主义理想怀着巨大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胡思杜的自杀是一个象征。中国学术界在本世纪末表现出的对于社会学和思想史方法的下意识不满，对于材料、事实和“证据”的病态的强调，就是在那次批判胡适的科学经验主义方法时埋下的种子。它也使革命是否“威胁学术和文化建设”，成为一种不断被争论的话语实践——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无一厢情愿的答案，因为它的答案只能在历史中去寻找。
4，“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恰发生在第一部《红楼梦》评阅本出现（1754年）后的200周年，这也算是个因缘巧合。今天看来，1963年出版的俞校80回《红楼梦》使得我们有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曹雪芹的《红楼梦》”，俞平伯的工作起码算是给了200多年的历史一个明确交代。而蓝、李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则开启了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未来方向，终于将《红楼梦》从“考据史”纳入了“文学史”，应该说，这都标志着新中国文化建设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而人类巨大文化的成就的取得，总是离不开批评和争论，进而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深刻的误解、过激的争吵，一旦放开视野，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多少年下来，我们如果只是对那些误解、争吵感兴趣或耿耿于怀，甚至随着时光的流逝，将这些误解、争吵任意地夸大、炒作，那么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就只能是：新中国的文化几十年来只有无聊的争吵和钩心斗角，这就是掩盖了许许多多通过严肃的争论才能所获得的真正的成就。一部《红楼梦》，道学家只看到淫，革命党只看到了“排满”，才子们只理解为三角恋爱，那是其各自视野的局限使然，同样的，对一个伟大的建设时代，如果我们只看见了钩心斗角的黑幕，长了黑色的眼睛，但却不能看到光明，那也只能说明自己心胸太过狭窄，心理过于阴暗。而这样的历史观，往小处说是太“小家子气”了，往大处说那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觉得正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使得我们忘记了那固然是艰苦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但也是奋斗的年代、创业的年代，发奋图强的年代，忘记了毛泽东悲怆而激越地指出的：“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道路”，尤其更忘记了俞平伯、钱钟书等“老人家”和蓝、李这些“小青年”都不是一小撮“精神贵族”（label for a small professional group），而是大变动的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简单说他们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代表当然不合适，但是他们是葛兰西所说的那种自觉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否则，
何况，1950年代初中国文化界、学术界争论不能真正展开的根本原因，显然并非是由于政治的压迫和干预，其根本确实在郭沫若所说的中国学术界的三个根深蒂固“坏习惯”：其一是“权威主义”，“对大人物不敢碰，大人物也不让人碰”，其二是“面子主义”，照顾圈子和朋友，实行“在暗默中采取了无原则的多数表决”，三是论资排辈，不但压抑小人物，而且“无原则地压抑少数人的不同意见”。――郭沫若说，这三点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潜规则”。[37]正是这种潜规则，造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悲剧，郭沫若还以这样的民谚来沉痛地现身说法：“十岁的神童，二十的天才，三十的庸人，四十的老不死。”
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回首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作为后来者，最深的感慨和教训也许是两点：一方面，将正常的学术讨论发展为“大批判”，特别是将对于经典的阐释，引向庸俗化的上层权力斗争的注脚（如“四人帮”之作为）当然是个灾难，更是必须严肃汲取的教训，但是另外一方面，更需认识到的却是：在重大的学术和理论问题上，如果没有健康的、有深度的、与现实相关的学术批评、讨论和争论，那么学术和文化不但无法发展，而且只能停滞不前，甚至会陷入另外一种灾难。对于重大理论课题进行讨论和争论，是科学和学术发展唯一的创新机制和纠错机制。离开了对于重大理论问题的健康、深入的讨论和争论，所谓学术秩序、文化秩序、学术规范乃至“知识界”、“文化界”这样的学术共同体，甚至也会沦为“把头统治”的利益共同体或者“门派”（庸俗的人身依附关系）――1954年之前胡适统治的中国学术界的确就是如此。
韩愈曾经表彰孟子说：“昔者孟柯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如果没有两个“好辩”的小人物“不识好歹”地跳出来，对于胡适派的研究进行批评，以唐吉柯德状挑战大风车，那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可能至今还只有“两家”，甚至就是只有一家（考据派）而别无分店。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出现的其他问题，就完全抹煞当年“小人物”身上的理论勇气和民主精神，更不能因为健康的学术批判和讨论机制曾经被破坏、滥用、误用过，就反过来拒绝一切讨论和批评――如果那样，就等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我认为，这后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尤其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当年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的。今天看来，其价值起码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指出《红楼梦》不是作者的“作序传”，更不能被简约为宝、黛、钗的三角恋爱传奇。理由是：《红楼梦》是一部“多音合鸣”的巨著，它不是写了“几个人”，更不是围绕着“一个人”而展开，而是“写了一群人”，仅主要的女主人公就有“十二钗”之多，而且，这群人几乎每个都有鲜明而不可替代的性格，都是不能替代的“这一个”，这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成就。进一步说，推动作品叙述不断展开的，也正是这种“多音合鸣”的结构，正是这样“一群”性格鲜明的“众声”（众生）的语言和行动，而完全不是哪一条单一的线索，更不是作者头脑中固定的某一个观念――蓝、李文章的概括说：《红楼梦》的一个基本成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超越了作者的世界观。”第二，《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但是，这里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本质化的士大夫文化、家族文化。《红楼梦》的文化成就，恰恰在于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既有家族的，也有性别的，既有官场的，也有下层和奴仆的，既有所谓“高雅的”，也有所谓“通俗的”。更进一步说，《红楼梦》正是通过揭示不同阶层、等级、性别、语言的文化和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矛盾和斗争，既呈现了近代中国文化的长卷，更呈现了中国文化的“流变”，这种呈现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而用蓝、李的概括就是：深刻地揭示中国近代文化（是否叫封建文化可以另说）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而不是单纯“为士大夫阶级唱挽歌”，这是《红楼梦》的另一个突出成就[38]。
无庸讳言，正如冯雪峰在代表《文艺报》转载这篇文章时所写的按语中所说，蓝、李的文章“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一定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要求两个青年大学生的文章“十全十美”，这种要求本身，难道不就是鲁迅所讽刺的“倘不是天才，干脆就不要出生”吗？
5，从“阅读艺术”到“表演艺术”
“旧”知识分子的丧失作用不意味着1950年代的文化领域是一片空白，现代文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是处，所遗留者无非“封建独裁对文学的专制”而已。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者雄心勃勃的要实验一种更“现代”得多的艺术形式。如果说建国后17年新中国文化事业存在着什么缺陷，那么这种缺陷也不在于文化产品的萧条，而在于“繁荣”。即真正的讽刺在于：社会主义者们在讨伐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时，自己却落入了更大规模的文化生产中去了。
造成这种繁荣的，首先是群众艺术形式的巨大发展。
以大众可以广泛参与的文化艺术活动，代替由出版商，发行人和作家控制的文化领域。这样的设想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论断中，根据这些论断，文化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甚至天才的活动，而且也是特定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劳动就是商业制造业的一部分。例如“书籍不仅仅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生产为观众所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批评家不止是分析作品，他们（一般地说）也是国家雇佣的学者，大学从意识形态方面培养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尽职的学生。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生产能卖钱的商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说，“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它使出版商发财，也就是说，他为薪金而生产劳动。”[39]正是这样的文化生产方式，是文化艺术成为少数人的“家私”。而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改造旧的文化领域和艺术生产方式，而且要创造新的艺术生产方式——它要使那些艺术生产方式革命化，目标是改变艺术与大众之间，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艺术的革命性在于如何使得作者，读者和观众成为合作者。
一个十分重要，但总是被忽视的现象是，当代社会主义的艺术主要是“表演艺术”，而非“阅读艺术”。这使表演艺术的许多特征因此渗入到其他艺术门类中，例如，当代小说显然更强调在对话和情节中表现人物，而不是如现代小说那样，强调人物的“内心冲突”。而从总体上看，演剧，歌舞，群众“联欢”，“墙报”等等文化活动形式，越来越取代阅读的书面形式——这种尝试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建国初始，共产党就利于政权的力量，不遗余力的推行这些具有表演性的新的文化形式——在这方面，以党的文化杂志《文艺报》最为起劲。[40]从延安时期的《白毛女》到建国后的《茶馆》，从延安时期的《黄河大合唱》到建国后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种形式在文化革命中的“样板戏”——特别是群众自编自演的活动中达到高潮。社会主义文艺创造了自己的现代“经典”——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被片面的理解为“不值得一提”。
从文化政治的视野去认识，我们会发现，正是在“表演艺术”艺术中，体现着现代艺术关于“平等”的深刻理念。因为从“表演”的视野来看，一切既定的社会角色都不是天然的和自然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换句话说，在这样的视野里，没有人天生就是老爷，更没有人生来就是奴隶，社会“角色”是可以转换的，而绝非命定的。
而且，表演艺术几乎天然就是带有政治性和象征意义的：“正因为政治活动的双方都诉诸‘真理’，并且围绕着这个主题而深入自己的角色，展开双方的命运之争，所以，政治也总是戏剧性的，或者有表演性或表现性的。‘表演’这个范畴之所以特别适用于文化政治，还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是生成性的和被生成的，而并非天然的、命定的、绝对的。因此，表演的观念不可避免地成为对政治权力‘永恒合法性’的威胁。革命的、反抗的政治运动当然也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但是，它强调这种合法性是在历史场景中生成的，不是天然的和绝对的。所以，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运动从来不掩饰自己是一种表演。布莱希特（1898－1956）发明了‘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一词，在欣赏演员充满感染力的表演的同时，他提醒观众是身处剧场之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其实是在提示一种批判的态度，或者说，间离效果创造出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加以反思的情境，这种反思也适用于反抗运动本身。”[41]
根据这样的理论概括，我们可以把表演性、政治性、象征性和自我反思性，视为当代文学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几个明显特征。
而中国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则是其组织性。社会主义对文化生产方式的改造最直接的后果，是1950年代配合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完成的对“同人社团”和“同人刊物”的改造，代之以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于1949年7月）各分枝机构，以及到1959年已经达到59家的文艺刊物。这一改造本身等于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现代文学”原有的“唯物主义”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社团和“同人刊物”，现代文学将不可能以那样的形式存在。
如果单纯从生存的物质保障角度说，这种制度的设置的，还是有利于提高、而不是降低了作家和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保障的（相应地也强化了对于作家的束缚和管理），相对于旧中国靠卖文为生，经常受到出版商欺骗、剥削的文人们而言，当代作家在1949年之后一跃而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首先是由于作协和文联制度从经济上对作家进行保护的制度，以至于在1950年代，在艺术家队伍中出现了著名的“三名”（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三高”（高工资、高稿费、高奖金）现象，并最终使得作家和艺术家逐步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阶层。――在这个意义上，一般地说作协和文联机构从一开始就是“压迫艺术家的机构”，也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1950年代对于生产资料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对文化生产方式本身的革命，奠定了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划分了两个不同的文化和意义的世界。如果将其中一个世界的尺度树立为绝对的，并以之去衡量另外一个，是并不完全适当的。
四，1956－1966：“矛盾”及其表现形式
毛泽东在1950年代的两次重要讲话中，都着重谈到了矛盾问题。
一次是在1956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能否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42]”
一次是1957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43]”
毛泽东如此重视和强调矛盾问题，当然是因为现实中国存在着大量的矛盾，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实际上，关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官方结论，就是指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的“矛盾”的认识和处理是错误的，对矛盾性质的错误判断，是造成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所在[44]）。
这些矛盾首先就是工农之间的矛盾。
1，“九天”与“九地”
新中国把工业化作为主要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这种发展战略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的如下谈话可以看作对这种矛盾的解释和疏导：
有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来说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了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的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来说是不对的。就是说，解放七年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之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之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外，统统变成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得到了国家的特别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但是，毛泽东始终把“工农联盟”看作新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他立场坚定，不但对于梁漱溟这样的“民主人士”是如此，而且对于党内的同志同样如此。党内外种种建言和措施，一旦被他视为威胁工农联盟，则属于他所认为的“激化矛盾而非正确处理矛盾”，从而必须坚决反对。1962年，他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这么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吗！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动摇。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45]
今天看来，并非反对现代化，而正是现代化的后果（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工业化的后果），这种后果造成的城乡差别，工农矛盾，这种矛盾对于工农联盟即劳动者的团结构成的威胁，这种劳动者内部分化的后果与社会主义理想的矛盾，构成了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矛盾。也正是在如何看待城乡差别和如何处理工农矛盾方面，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了导致后来一系列内部冲突的巨大分歧。
而且，这个矛盾不但深刻的内在于马列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同时，也深刻的内在于19世纪以来整个现代知识体系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方面工业化程度和经济水平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因为这个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是社会平等和社会民主的标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却认为工业化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前提。这样的知识矛盾在本世纪的50年代末深刻的出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目的”的追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发展生产力，还是达致一个平等社会的追问，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追问。这种追问也体现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学的特色——毛泽东本人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平民经济学家”，他不是站在资本的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消费和就业问题的，而是站在一般平民的立场上理解这些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平民经济学天然的拒绝盲目生产，消费差距——同时，坚决拒绝失业。
但是，既要“发展”又必须保证这些“社会主义目标”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毛泽东身上体现的矛盾是现代中国现代历史困境的展现。毛泽东无疑成功的完成了历史赋予他和他的那代人的任务，尽管毛泽东深深的不满于这种历史的局限，他还是甚至“超额的”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积累过程。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剥夺农民取得的——由于毛泽东那样的热爱农民，而中国农民也真诚的把他当作自己的伟大领袖，这个工业化的、对内“殖民”的过程就尤其具有悲剧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毛泽东认为工业化程度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的看法，今天看来是正确的。这个看法，与马克思关于“商品贸易”与“工业生产”同样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的看法一样，是对僵化的“工业化”论者的有力批评。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权威评估得出的结论，与所谓毛泽东时代是经济停滞的时代的意识形态论调，是截然相反的：1952－1978之间，挤掉价格因素的水份，中国GDP的纯粹增长为6.1％，即使文革期间净增长也达到5.2％，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极为平等的社会。正是后一点被视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和新的现代化模式。
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创造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是对19世纪发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他评论说：“你们的国家（中国）所进行的社会试验已经证明是成功的。加拿大人对贵国的社会试验感兴趣，是因为它强调的目标与我们的相同――我们也寻求使社会所有成员获得充分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象样的社会水平和社会保险。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纪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已经越来越不看军事实力，甚至也不看经济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对于一个政府的真正考验，在于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价值、工作的成就和事业的实现。在最终书写20世纪历史的时候，能够被荣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设计并实现了这样一种制度的领导人，这种社会制度保证了每个人的希望，力图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个社会公正的分配社会资源，并允许它的公民有参加活动和作出贡献的机会。”[46]
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等的时代”，作为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提议打破分工差别，主张农村“办一些工厂”，主张人才向农村回馈的“反向流动”，主张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五保制度——这些举措事实上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农村的未来改革发展奠定了人才上的、物质上的基础，为新中国的团结和稳定奠定了基础。“用2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极低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成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在这些方面，最近已经有了一些讨论，但是，我相信讨论的余地依然很大。[47]
2，媒体、“媒体知识分子”与“右派”
现代化发展需要一整套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专家队伍，需要一套由官僚构成的管理者队伍（特别包括工商业的经营者）。早在“一五”期间，以苏联专家制度为核心，逐步建立起新中国的管理专家队伍，这个队伍则构成了1950年代中国社会精英力量的主体。几乎必然的，新的社会精英阶层与声称是“国家主人翁”的工农群众之间，因为利益和地位的差别而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
尽管毛泽东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政治上的“互相监督，长期共存”来努力弥合、调和以及平衡新老精英（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与新的社会主体（工农）之间越来越大的矛盾，但是，事物的发展依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在随后的“鸣放”运动中，新老精英提出了“工农打江山而不能坐江山”的口号，声言精英阶层与工农阶层之间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民盟的领导人章伯均，早在1940年就支持汪精卫当局与日本侵略军的“谈判”，在汪政权的“宣传部长”周佛海的日记中，披露了当
而北京大学两位激进的学生（张元勋和沈泽宜）将他们的“鸣放”文章拿到该校印刷厂制作的时候，300多名工人自发聚积起来要求跟他们辩论，并拒绝为他们工作。在外专局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的岳母是个老工人，他回忆说，自己的这位工人岳母在收听广播中的“鸣放”时怒不可遏的称：“这统统都是放屁”。
1957年的“鸣放”运动迫使中共不得不进一步正视这两大阶层之间的矛盾，并公开回应究竟谁才是新社会的“主体”这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自己在一篇针对
无论这些言辞是否出于夸张或夸大，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毛对于“媒体”这种现代统治工具力量的估计。毛泽东将这样的掌握媒体的精英称为“右派”的主力，但他依然坚持这些人与工农和共产党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应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正像毛此后反复强调的，他本人就有许多的“右派朋友”。
但是，事物再次不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借助于工农群众对于精英阶层的强烈不满，官僚集体开始大规模的反攻，大批散布“右派言论者”遭到行政处理[48]，其中不乏真诚地提出建设性意见者。
毛泽东一向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的表现，他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体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的宽泛理解：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个社会里的人们看待问题和事物的特定方式、角度。或者说，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造成社会舆论”。
因此，毛泽东高度重视现代媒体作为“软权力”的力量，而且，整个1950年代，在劳动者、媒体和执政者之间，他高度重视媒体的桥梁和平衡作用。甚至，他倾向于媒体成为劳动者的“喉舌”，起到监督和批评执政者的作用。然而，一旦媒体成为压迫、愚弄乃至丑化劳动者的工具的时候，他就把怒火转向了媒体。――如果我们真正阅读了令毛大为不快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几个月的具体言论，就会得知这些言论主要不是针对“执政者”，而是针对“劳动者”，那么也许就会更清楚、更实事求是地了解毛为什么突然“转向”，即将“鸣放”引向了“反右。”
毛泽东一向鼓励批评，尤其鼓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批评。但是，在现代社会，任何媒体都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无论媒体和媒体人如何申述自己的的批评是代表人民、代表真理以及公正无私，媒体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利益集团，其批评的“公正无私”都是有条件的、加引号的。而批评和文学批评相对于现实拥有了如此重要的霸权和裁判权，它在现代生活中拥有了如此权威的地位，这本身不过是现代性这个“媒体世界”产生的一个结果——在现代中国，这是《小说月报》、《独立评论》乃至《新青年》这些现代刊物开创的一个新现象，以《小说月报》为例，自从创刊以来，它就是有意识地沿着欧洲现实主义、东欧现代主义、俄罗斯文学和左翼文学这样的理论轨迹，在理论和批评的引导下前进的，这种方向，既明确地体现了它的主要编辑者沈雁冰、叶圣陶和郑振铎特殊的趣味，更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商业利益。
而在1950年代之后，这种现象逐渐发展到了极致，那就是一群文化官僚（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以“人民”和“真理”的名义垄断了媒体，造成一种以人民和革命为名的媒体统治，这特别表现在相信批评可以代表“真理”的声音这一点上——在批评执政者（当权派）的名义下，1960时代之后的创作与批评更处于高度不平衡的状态，其结果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批判”模式的产生——文革当中，它更经常与暴力的人身迫害相联系。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批评逐渐沦为媒体的统治也有警觉，这表现在他力图在正式的国家传媒之外，开辟一个“舆论空间”，这就是他主持写入宪法的“四大自由”，在毛泽东看来，真正来自民众“舆论”是制衡权力的必不可少的东西——无论是制衡执政者还是制衡《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人们经常把这些“自由”看作派性斗争的可耻工具和极左分子篡党夺权的工具——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应该忘记，推翻“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正是体现和运用了这些工具。
3，兄弟之间、部门之间
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国家官僚体制，乃是1950年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要方向，而这种国家建设目标所导致的问题，则一直困扰着中共领导集体。
这首先是指各利益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和由此产生的纠纷。1953年以来，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随着国家机关的壮大和分工的扩大而日益加剧，例如：在1950年代的中央国家机关中，这集中体现在财经部门（由高岗主管）、国防部门（由彭德怀元帅主管）和组织部门（由饶漱石负责）与其他行政部门（由刘少奇和周恩来负责）之间不断扩大的矛盾上。
而一旦国家在基层农村建立起严密庞大的干部组织，这个组织产生的一个结果，可能正是合作化运动的过头——泰伟斯正确的指出：“的确，到1956年底全部建立完全集体化的农业合作社之举，更多的是由于党组织对运动的热情贯彻，而不是由于毛泽东的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曾在1955年谨慎的提出的分阶段发展的政策被放弃。——虽然毛泽东继续在1955年至1956年秋冬对左的过头的行为提出警告。”[49]农村基层干部集体的积极是有充分理由的：“向高级社转换使干部象较贫困的农民一样受益，而且减轻了他们的行政任务，而且他们再也不用计算制造不和的土地红利了”。
如同韦伯指出的：正象一切官僚结构都依赖“科学工具”行政报表，而这些报表绝大多数都是充满“水分”一样，大跃进的恶果首先就是这种“虚报”造成的，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官僚制度合作的虚报、扯皮和钩心斗角，既是模仿苏联式官僚制度导致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被误用的结果。所以，当后来的“七千人大会”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把大跃进的帐计到毛泽东的“激进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狂热”头上时，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这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官僚阶级愚弄他本人，并且借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掩盖真正问题的狡猾伎俩[50]。
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中苏关系的历史密切相关。新中国的国家机构的设定，包括第一部宪法，都是在斯大林的亲自安排下，从苏联借鉴的。而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制订的。1952年8月，周恩来带着刚刚制订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到苏联征求意见，代表团（包括了新中国所有的部委主要负责人）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逐一汇报“一五”的内容，根据他们的意见后完成了定稿。但是，1957年以降，日益紧张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则促使了中国发展道路的转向。解放初，苏联为中国提供援助的条件是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即这些援助是包括毛岸英在内的志愿军烈士的生命换来的，但是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赫鲁晓夫给中国带来的“贺礼”不仅是核恐吓和撤退专家，而且包括偿还债务[51]。讽刺性的是，正是苏联的“援助”使中国背上惩罚性的债务，这是造成中国缺乏发展资金的主要原因，而由于资金的短缺，中国依靠“资本密集型”发展大工业的现实可能性几乎失去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久被搁置的，由毛泽东提议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实际上才迫不得已的成为中国现代发展的唯一可能。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造成的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粮食需求陡赠，农村精干劳动力的陡减，这“一增一减”，加上苏联的债务要求，以及各利益部门之间协调的失误――成为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
正因为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双重后果——城乡差别和阶层差别（迈斯纳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级的工厂经理和工程师每月工资高达280元，而工人的工资平均是65元。此外，技术和党的官僚精英中较高级的人员还拥有较好的住房，享受带薪休假，甚至常常有政府雇请的仆人，1956年早些时候的工资改革肯定、并且扩大了工资差别”），以及管理者内部由于部门利益的分割而产生的权力斗争，促使毛泽东1956年关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的说法在新的条件下逐步升级——最终成为以群众运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而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的破裂，加剧了毛泽东的判断，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出现和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阶级，赫鲁晓夫集团将不遗余力的使权力集中在社会上层手里，并为他们的发财致富铺平道路——毛泽东悲剧的预言，总有一天，在某个合适的契机下，这些人会公开打出恢复私有制的旗帜——“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理所当然的拒绝这种已经可见的前景——他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实际上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是为恢复资本主义铺平道路[52]。这对革命家毛泽东来说，显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4，官僚文化与文化官僚
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是否代表劳动者的普遍利益、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领导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显然是与斯大林存在着根本分歧的。
苏联社会主义集团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包含什么矛盾，特别是领导者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斯大林认为这些矛盾和困境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别是：如果工业化的“生产力”必然要求和产生一个官僚管理集团及其“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阶层就不是一个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统治集团，而是劳动者普遍利益的代表。
不过，斯大林的上述观点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关于“官僚主义”的论述是截然相反的。
如果马克思本人能够目睹苏联的体制，他一定会认为斯大林其实与他所批判的黑格尔几乎一模一样，后者认为：如果要调和“国家”的利益与“市民社会”的利益，那么就必须一个中立的公务员阶层存在，这个“本身没有自身利益”的阶层，可以调
但是，马克思却反驳了黑格尔声称的官僚是公正无私的，他们代表普遍价值，是“普遍的阶级”这种说法。他认为：官僚以普遍阶级的名义，建立起独立于社会的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利益来源，从根本上在于它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不断地制造“需要解决的问题”，官僚的立场因而就是没有立场，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领导者与民众之间，它必须忽而偏向一边，忽而偏向另一边，通过这种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也只有通过这种手段，他才能不断地为自己谋取利益――毛泽东用很形象的说法，将这种官僚性格描述为“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毛泽东的形象化说法，无非是点明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官僚的普遍原则就是没有原则，官僚的普遍真理就是没有真理，官僚的普遍立场就是没有立场。[53]。
马克斯 韦伯深刻指出，官僚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其基本特征是作为“规范统治”的“无人统治”，这里所谓的规范，乃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规范，它由一套处理资料和档案的“技术”构成，并且按照从“总纲”到“分目”的方法对文牍加以分类，从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知识系统。正是这种特殊的知识、特殊的文化系统，产生了实现这种知识、这种文化的“特殊人”――官僚。韦伯以马克思式的言辞描述说：官僚的等级制，不过是这种知识的等级制和分类法的影子，而官僚通过文牍和档案的方式，体现的是以处理物而不是对待的人的方式去控制社会。
在这个意义上，官僚文化深刻地体现了现代机器社会“非人性”的一面，按照这样的文化教养出来的“现代人”，必须彻底根除与商业利益相违背的诸如爱、憎，以及一切个性、非理性和情感等等一切不利于“积累”的因素。而在冷酷无情的官僚身上，集中体现了现代“理性人”的本质。[54]
毛泽东对于媒体知识分子和官僚的厌恶有目共睹，而且从根本上说，他认为这二者其实是夹带在国家与社会、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同一种东西、同一个阶层。正是由于这个貌似中立、貌似“普遍”的阶层的存在，使得现代社会的矛盾，往往通过媒体的文化论争来表达（中苏论战就是如此），所谓的“现代统治方式”，也主要是通过一套官僚文化进行的管理。与今天无论“左的”还是“右的”理解不同，毛泽东显然没有肤浅到将媒体知识分子和官僚，单纯地等同于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阶层”和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加以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媒体知识分子和官僚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现代现象和特殊的现代资产阶级，在国家与劳动者人民之间，“媒体”与“官僚”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同的，这种角色就是：它们以“价值中立”和 “普遍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所代表的却仅仅是其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说，它们不但不代表劳动者大众的利益，而且，它们也并不代表国家的利益，它们的作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使得“国家与社会谁也找不到对方，谁也认不出自己，从而迷失在官僚文化的迷宫之中”。这种特殊的阶层和特殊的文化，是现代社会的特殊现象，也是现代社会的痼疾。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独到思考，也只有借助于马克思和韦伯理论的结合才能被较清楚地看到。
因此，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应该被视为对这种“官僚文化”和“文化官僚”进行的一场“革命”，这场号称针对“党内资产阶级”的革命，之所以针对的是文化宣传领域的官僚机构，官僚文化和文化官僚，其原因就在于此。其目的，就是要面对、突破马克思所谓“国家和社会迷失在官僚和媒体的迷宫中，谁也找不到对方，谁也认不出自己”的现代困境。――例如，早在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就两次公开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部是“死人统治”，而中国文联下属的协会和大多数刊物，更是“当官作老爷”，“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5，“群众监督”与“个人崇拜”
当然，指出现代文化的根本痼疾是官僚文化这个“铁笼子”，——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以后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但是，与作为学者的韦伯等人不同，毛泽东是唯一一个，当然也是第一个这样分析现代文化政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袖。这种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同的进路。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1960年代独到地认为：媒体不能起到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作用，而是相反――媒体知识分子和官僚（“官僚文化和文化官僚”）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现代“资产阶级”？在诸多解释中主要的我认为是5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退居二线”的特殊作用。
中央分一、二线，这是中共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特殊机制。1966年12月，毛泽东说：进城之后分一、二线，是转战陕北时代中央分一、二路的延续(“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他则说：
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要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到在自己没有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55]
这里的所谓的“反面”，主要指两点，一是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分割，行政权力的滥用，二就是指一线领导抓文化领导权不得力。因此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你们以前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也有好处，多少年都没有想，一冲就想起来了。”
但更重要的是，也正是这种长期的“退居二线”，才使毛泽东能够相对自由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调查研究，以他所说的“打游击”的游击队方式摆脱具体管理者的角色。与那种毛泽东“离开权力”和“要求重返权力中心的焦虑”的说法不同，毛泽东实际上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对管理者的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代言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有人认为毛泽东“退居二线”是党内“分裂”的开始，但是，这种分裂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合法“监督权”的分离。这种行政“管理权”与合法“监督权”的分离的确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实验形式，但是，问题出在：这种“监督权”并不是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或者说“法典”的方式存在，而是体现在作为“革命导师”的毛泽东思想，最后就是毛泽东本人身上。
思考“文革”，一个关键的问题总是困扰我们：为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实验会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甚至群众的内哄？换句话说，为什么那些批判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和组织最终难免变成彼此对立的“派”，而每一“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和代表毛泽东思想？那就是这种围绕着“监督权”的合法性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其实不可避免——由于这种“监督权”并不是“社会化”的，而是人格化的，它也不是自治的人民团体，通过合法的手段对管理的“制度化”的监督，它甚至根本也不是一种“制度”或一系列“制度”，而是“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或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威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监督”——当然，如果非要反过来说也可以：那就是毛泽东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群众运动”，来扩大他的“个人崇拜”，用这种“个人”对党的管理者进行监督。
而这则牵扯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历史中的复杂作用。
毛泽东是人民中国和党的缔造者，他将毕生的精力和数位亲人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正是这样的事业将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法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Alain Badiou因此透辟地认为：今天，既然连一个艺术家、一个歌星都可以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而具有如此丰功伟绩的毛泽东，为什么就不能被中国人民所崇拜？如果这种崇拜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是对那场艰苦卓绝的人类解放事业的崇拜、怀念的话，甚至这种崇拜如果是宛转表达了民众批评和监督现存政治的愿望的话（即毛所谓“打鬼借助钟馗”），那么，这种“崇拜”何错之有呢？
Alain Badiou更分析道：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和解放的历程中，毛泽东一直扮演着一个矛盾的角色，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在共产党与劳动者大众之间，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领袖的毛泽东，因为经常倾向于后者，并批评前者，从而成为“少数派”和被打击的对象。当一般地指责“毛泽东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党之上”时，这种指责经常忘记了革命灾难性的历史：无论是在大革命后期，江西苏区，遵义会议之前，还是在中共七大之前，那个灾难性的历史恰恰表明，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是毛对党的政策的批评，而不是当时的党及其领导人对毛的批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坚定地站在中国劳动者和党的根本利益一边，并将他的这种“个人意志”凌驾于当时的党“之上”，不屈不挠地坚持他自己“批评”的权力，如果没有毛的“批评”，如果脱离、丧失了毛独到的提出的问题和他持续的批评精神，那么起码如同邓小平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Alain Badiou还认为：毛泽东与他的许多革命同志一样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有着肝胆相照的伟大友情，更有着生死与共的牺牲经历。将毛泽东对党的批评，理解为他的个人专断，乃至理解为他要通过这种批评来破坏革命和破坏党，这无疑是说党“永远是正确的”，无疑是说党内是不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但是，这也与邓小平本人的叙述明显矛盾：因为邓也承认，党犯过许多错误，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次而已。所以，问题在于，如果党也可能犯错误，那么应该由谁来监督党呢？换句话说，毛泽东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公民，难道就没有监督和批评党的“个人权力”吗？――何况他毕竟还是中共主席呢。
Alain Badiou提出的这一连串问题确实令人惊讶，当然，我们也不能或者不必完全苟同他的这些疑问。但是，作为当今世界硕果仅存哲学大师，他如下的话还是令我们深思：
“爱无疑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但是，对于一个博学善思的民族而言，爱一个人不是指爱他的给我们留下和提供的结论，而在于爱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他对我们的批评。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现代人类，他的批评今天依然有力量。自这个伟人逝世后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表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就不可能不是一个毛主义者，无论‘葛兰西派’（Gramscians） 还是‘阿尔杜塞派’（Althusserians）其实都一样。毛是第一个在历史的终结处开始思考的思想者，在这个意义上，他值得我们去爱戴。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回避他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不能回避他对我们的批评。”[56]
简短的结论：
1.文化作为“软权力”的思想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范畴和政治理论的重大发展。这又意味着两点：第一点：将文化权力与阶级结合起来的论点，是对劳动者解放的重新定义（相对于政治和经济解放），“劳动阶级知识化”就是对这种论点的实践。第二点，相对于政权的“政治、经济基础”，提出了政权“文化合法性”的论点，提出了掌握文化领导权对于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看来，正是这一论点预示了苏联政权瓦解的基本原因，并解释了长期处于经济危机状态的资产阶级政权能保持稳固的基本条件。
2．媒体和“媒体知识分子”、官僚文化和文化官僚，是存在于现代社会“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特殊阶层和利益集团，这个阶层和集团的存在，根本地改变了现代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它不但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基本矛盾，而且也决定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如果说现代社会诸矛盾不能不通过媒体和官僚文化这个“中介”来表现，那么，社会的矛盾冲突也不能不围绕着媒体和官僚文化来展开。
3．从哲学或者理论上讲，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场（劳动者）民众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革命，而是“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劳动者的文化，向媒体与媒体知识分子、文化官僚与官僚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其目标，是通过改造媒体和官僚政治，探索人民群众对国家进行监督的道路。但是，“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的发展，却表现为不断丧失其根本的改造目标（媒体文化和官僚文化），而沦为各造反组织互相之间的内讧乃至武斗。正是这种民众内讧和武斗，为国家控制的加强，乃至为军事管制提供了前提。
4．文化大革命并非是独特的中国现象，而是1960年代世界性的激进文化运动的表现。这些运动包括欧洲1968运动，美国的反越战和黑人民权运动。无论这些运动本身包含了什么样的灾难性的、负面的因素，但是从世界范围内看，它彻底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气焰，从根本上扭转了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的、软弱无力的自由主义传统，开创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更紧密结合的历史道路，正是这场世界性的运动使得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声名狼藉，使得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知识活动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5.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是一场偏离了其基本目标现代社会改造运动的灾难。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历史教训，一个关键在于通过描述其历史过程，特别是找到这种“偏离”的轨迹。而这首先要求我们，应该从劳动者、媒体和官僚、国家这三个基本权力因素之间的结构互动中，去理解1966年以降的中国历史进程。这又意味着如下三点：第一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通过开放劳动者参与文化、思想活动的能力，在劳动者、媒体和官僚、国家这三者之间，强化劳动者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合法性，从而为建立劳动者的民主创造条件，为人民监督国家探索新路。第二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是：造反组织由互相之间的思想、文化论战，迅速地在1968年初演化为武斗和争权夺利，正是这种互相争斗，放过了与媒体文化和官僚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根本目标，背离了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思想，也正是这种内讧和争权夺利，导致了国家的干预和强制（例如军管）。第三点，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控制力量的空前加强，特别是媒体和官僚文化在当代中国所确立起的不容挑战的合法性，正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
5，在由国家－媒体和官僚－民众构成的权力结构中，根本的问题还不在这三个主要权力因素之间的结构“矛盾”，而在于如果其中某一项因素发生“变异”，那么整个结构的运动就将发生“变异”。例如，在1968年之后，正因为民众组织的内讧，才造成了整个结构向着有利于国家和媒体官僚的方向变异，这种“变异”提示我们，必须从权力因素的互动，而不是简单地从其结构“矛盾”的角度去了解历史进程，这是我们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乃至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心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不同。
6，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在历史中的“变异”，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历史进程的“结构变异”，甚至――为了回避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因素之间固有的“矛盾”，1980年代以来，文化大革命灾难性的教训，被简单化地作出了总结，这些因文革的教训而产生的简单化结论是：群众对于政治的任何参与、对于政府的监督都可能造成“动乱”。而唯一可行的监督方式，只能是通过媒体和以法律面目出现的官僚来进行。
显然，这样的“结论”不是回答了文革提出的问题，而是使得我们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时所面临的问题而已。
1999年6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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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ain Badiou，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Position，V，13，N3，Winter 2005
[2] 见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Foucault M(
[4]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5] 毛泽东，《
[6]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7]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8] 毛泽东多次承认自己不是艺术方面的专门家，而是“门外汉”。不仅仅1942年在延安这样讲过，1950年，中央工艺美院教授高庄否定了政协已经通过的国徽方案，并且给毛写信说“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伟大的艺术家”，毛则欣然接受了高庄的国徽设计方案。
[9] 按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的研究，西周的井田制及其竖立于其上的礼乐制度，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完成，根据内藤湖南的研究，秦的郡县制完成了中国土地的国家化，其后，西汉武帝时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实行屯田制度，而到了三国曹魏时代，曹操大规模的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屯田一方面使得农民通过土地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则把农民捆缚在土地上，直到唐中期杨炎实行“两税法”，即每年夏秋两季纳税，而不以人民定居与否，人民从此有了居住的自由，地租也开始由谷物变为钱粮，这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革命。参见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 参见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这部小说可以视为中国近代以来华北农村乡绅地主角色变迁的形象教材。
[13]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4]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7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 参 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16] 指长治地委书记王谦以土地、劳力入股的方式巩固集体经济的举措和引发的争论。详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17] 参见《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8] 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9] 实际上，毛泽东建国后对其党内战友的最激烈的否定和批评就是“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马克思主义）”。
[2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2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2] 《武训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28日连载，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
[23] 《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4] 参看马社香，《前奏：1965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56页。
[25]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有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26]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
[27]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第25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8] 参见余英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三联书店，1997年
[29] 郭沫若，《三点建议》，《人民日报》，
[30]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1] 张中行，《负暄琐话》，第3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00年
[32] 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419页
[33]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3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34] 参见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三联书店，1985年
[35] 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37] 郭沫若，《三点意见》，《人民日报》，
[38] 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艺报》1954年第18期
[39]特里·依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0]初期《文艺报》每期都以大篇幅，以“文艺通讯”这个定期栏目，来介绍和推广这些活动。本章原就这些活动曾经列表分析，但是限于篇幅，省略了这个表格。
[41] See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4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82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
[43] 同注38，第316页
[44]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45]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46] 《外国领导人访华讲话》，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
[47] 当代的学者都承认，毛泽东时代城市的收入是平均的，完全不存在极端贫困现象。但是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是因为社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同时，中国收入最低的极少数人群的社会水平，还是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同等阶层的人。参见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48]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29－534页。
[49]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50] 自建国以来，在中共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僚之间，一直存在着夹杂深刻部门利益的权力分配之争。这种部门间的权力之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早在1950年，高岗和刘少奇围绕着“富农党员雇工”是否可以允许的问题，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951年，山西长治地委书记王谦提出以土地入股分红等方式巩固合作社，逐步动摇小农私有制的建议，建议得到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的支持，但同时受到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批评，刘少奇更批评说“农村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指责王谦的想法是“一种威胁、错误的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因此批评了薄、刘二人，并支持了王谦，当时高岗是支持毛泽东的。1953年，刘少奇在中央公布《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决议》会议上检讨说：“在合作化问题上，高岗同志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但高岗却在1953年的财经会议上继续“批薄射刘”，同时，饶漱石在组织会议上“讨安（子文）伐刘”。在1954年的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解决了高饶集团的问题。大跃进显然是毛刘联合发起的，但是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却离开了原来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而林彪在随后的大会讲话中，则首次提出了大跃进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党内的不团结“，是这种”争权夺利“造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左”和“右”的干扰。林彪所谓的“左和右的干扰”，今天看来其实就是指主管行政工作的两大派系：刘少奇（生产）和高、饶（财经和组织人事）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及其在党内的发展。参看《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1] 关于中苏之间的债务问题，师哲指出：“1945年10月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定抗美援朝军火时，只谈了数目，没有讲清价格，更没有说要还。事经七、八年之后，中国经济困难，赫鲁晓夫却让中国还抗美援朝的军火费用，这是明显卡中国的脖子。”见《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52] 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对当年井冈山斗争的幸存者刘俊秀、张卓超等人发表谈话说：“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政治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反复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诸如此类的话，毛讲过多次。见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53] 马克思关于官僚制的论述，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外，请参看戴维 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76－7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54] Weber M, Bureaucracy, From Max Weber : Essays in Sociolog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55]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56] Alain Badiou，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Position，V，13，N3，Winter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