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安国：我的右派生涯心路历程
当1957年某月某日的《人民日报》在新闻报导中点了我的名,当《教师报》在9月10日的第三版上登了记者张迈以《他们为什么堕落成右派分子?》为题目,并以他生花之妙笔,发挥丰富之想象和臆测,煞有介事地描绘了我和其他五个同学“堕落之轨迹”的消息和文章传到我家乡时,不仅仅是我的父母伤心难过,精神上增加了莫大的负担,也不仅仅是株连了我的弟妹,使他们在同学中马上陷入孤立,抬不起头,还要叫他们口头或书面上公开表明与我划清界线,而且可以说,在我们这小小的县城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认识我的师友同学中, 有人感到惊诧,难以置信和理解;有人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和担心;自然,也有人认为我“罪有应得”,“本质决定”。理由是:“凭他那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凭他那读书时骄傲狂妄劲,凭他那总爱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观点的性格,不把他划成右派,谁该划成右派?”听我一个堂弟讲,他上高中时,大会或小会,一提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时,他们的校长就要以我为例:“俞安国,你们都知道这个人吧?是从我们这儿毕业出去的,天资不能说不聪明吧?学习成绩不能说不优秀吧?上的还是北京的名牌大学,可现在如何呢?身败名裂,堕落成了臭而不可闻也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就是不认真彻底改造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必然导致的可悲又可耻之下场。”如此,我当了若干年的反面教员——今天想来,如果我的例子的确能唤醒大家又能促进大家认真地改造思想,算是“废物”利用,也能说是大造功德之事吧?这,我倒心甘情愿的,无怨无悔的。可,并非如此。
其实,许多人,包括当时同情我的人和批判我的人,不说当时,就是至今也并不详细具体地知道我的“右派罪行”的,批判我的人中,他们之对我愤恨,诅咒,甚至有意或无意施加于我身上或心灵上的痛苦,只能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解释:“集体的无意识”,除了个别邀功者外,有的只是想用这种人云亦云的办法来逃脱运动可能带给自己的“劫难”,表明自己“站稳立场”、“敌我分明”的态度而已。这就是“大众的灵魂”,可悲啊!
今天让我主动来公布我在整风中所犯下的“反党罪行”吧,并以此为据,就给我戴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将我放到社会底层去,脱胎换骨改造二十一年,受尽身心折磨二十一年。归纳起来,有如下四条:
一、积极签名支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右派教授穆木天5月2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攻击北师大校党委的文章《我的呼吁》,该文胡说什么“党委有一宗派,竭力捂斗争的盖子,不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全校开展整风运动”云云而写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打乱了学校的整风布署,积极响应并密切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一时,黑云压城,大大小小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
二、在班级召开的肃反问题座谈会上发表“谬论”宣扬“我们班的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应当说缺点是主要的才符合实际”的反动观点,“七十四人斗了八个,一个也不是反革命,最后还公开赔礼道歉,被斗的同学至今还神情恍惚,而人与人间变得互不敢讲真话了”,这是公开反对并诋毁党的肃反政策,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而反对肃反,实质上就是反对无产资阶级专政”——这是划右派分子的标准之一(仅此一条就够了)。
三、到北大去参观大字报,尤其是还同北大的反动社团“百花学社”的右派头目有过接触,并带回他们编写的油印小报,其中以所谓“胡耀邦的谈话”最为恶毒,造谣说“中央高层对鸣放政策的看法有分歧,毛主席受到最大的孤立。毛主席愤慨地说他要拿着雨伞,背上包袱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这些“反动小报虽未散发,可其动机、其思想感情,完全是站在党的对立面,如果散发出去,其后果不堪设想,”“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北京出现不是没有可能。”
四、从1956年以来,“受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公开或私下里大讲特讲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对一切,甚至党的方针政策,领袖言论,也主张“应进行理性判断,不要盲目地相信服从。”实质上是喊大家不要听党的话,不要作党的驯服工具的遁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与党分庭抗礼、是闹独立性的具体行动。还散布一些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如什么“‘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是今天文艺界、思想界存在的普遍现象,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最大根源”,什么“反对个别党员或个别党组织并不一定就是反党,得作具体的分析。如果个别党员或个别党组织不执行或不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对它,不但不是反党,而是捍卫党”, 这实质上是在“耍”抽象地肯定党的领导具体否定党的领导的“花招”。又说什么“红与专虽有联系,但却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红不能代替专,专也不代替红,政治上红了,业务上绝不可能自然而然就变精,不过问政治当然不可以,但空头的政治家,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毫无用处,然而可悲的是,将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后,空头的政治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是“典型的反对政治,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倡走白专道路的胡言乱语。”
6月8日一早,《人民日报》送到学校,大家一看社论:《这是为什么》,立刻都惊得目瞪口呆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提倡鸣放么?整风才开展一个来月就说收了,还说什么“少数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大家纷纷议论,结论是:也许的确有少数右派分子想混水摸鱼,破坏整风运动。我们同学都是一心一意帮助党整风的,跟他们搭不上界,大家又心安理得不以为意了,何况《中国青年报》还说了“共青团员都是左派”,我们的党是讲实事求是的,敌我是分得清的,我们绝不是右派!
然而,远不是那么回事,不久班上一些同学开始受到大字报的点名批判,并接受审查,我也在六月下旬后,被通知不再参加学习会和批斗会了,停止了我的组织生活,行动上也受到了监控,叫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写指定内容的思想交待和对别人的检举揭发,日复一日地写,写了交上,老说不彻底不深刻,退下又重写,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过程都得写上,挖空心思地去回忆,可以说,每天上几次厕所,尿量多少都得写清楚,否则就说你对党不老实,不愿意向党交待自己的问题。如此者达半月之久。然后,又日复一日地被叫到一个指定屋子,接受组织的审查,回答一些连自己也不清楚来龙去脉的问题,甚至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问题,如果你回答不知道,就斥责你不老实,狡辩,不想向党交待清楚自己的问题,顽固地坚持右派立场。学校或年级开批判右派大会,也让你去参加,具体地去“感受右派之孤立,反党之可耻,负隅顽抗者绝无好下场”之滋味。往日最亲密的同志朋友,路上遇到了不是投来仇视鄙屑的眼光,就是掉头他顾,完全成了敌人,总之,随时随处给你以难堪,让你情绪处于沮丧难受的状态,紧张得无所适从,承认自己的确是左右不是人,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更进一步要叫你产生“原罪感”,是娘胎里就带来了的。表面上没有将你抓进牢狱里去,实际上比在牢狱里身心受到的痛苦还甚,你想向谁诉说一下内心真实的想法也办不到,因为绝对不会有人听你的。恶梦不断,常从梦中惊醒,泪水浸湿了枕头,我不停地十次百次地反问自己:我真的想过要反党吗?回答总是否定的。夜阑人静不能成寐时,我将整风以来的所言所行像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放了一遍,细细咀嚼,不留情面地挑剔,找不出半分一点反党的动机与念头。我感到莫大的委屈,怎么也说不清啊,泪水夺眶而出,禁止不住,想到政治生命将毁掉,浑身不寒而栗。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悲剧啊,是呀,当我说那些话,做那些事时,我还认为是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哩!想不到竟然说成是反党,这不是人生的悲剧么?我除了责怪自己天真幼稚,政治上的绝对无知外,还敢责怪谁呢?我也想到以今天我的遭遇来看,多年以来,党一再标榜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哪儿去了?党一再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不是成了骗人的伎俩?但我马上责备自己,我怎么能去怀疑党?我怎么能责怪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啊!永远光荣伟大啊!错的只能是自己,绝对不会是党。
八月中旬,毕业分配在即,对我们这些已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毕业鉴定与团组织的处理合二而一地举行,既匆忙又草率,纯给人一种走过场的感觉。在批判会上自己念一下准备好的检查,抓几顶管他合适不合适的帽子往自己的头上扣,“左派”们声色俱厉地批判一通,所用的都是当时报刊广播上通用的词汇和句式,看似热烈,实际上空洞无一物,被处理的同学竟无半点申诉的权利,只能默然地任人宰割然后举手表决通过,统统都是开除团藉,这是早已预料中之事, 三十二名团员占了十三位。这十三位中班团干部,积极分子,三好生就占了十位。我也举了手,不举手行吗?想不到我行使团员的权利的最后一次竟然是举手开除自己的团藉,真有点黑色幽默,可没有一个人笑得起来,泪水在往肚里流啊!
8月20日后,同学纷纷离校,我们年级50多个右派,(近四分之一)只能留下,听候最后处理。四十三年后的2000年9月,我们年级同学在北京聚会,出版了一本“青春、友情、人生”纪念册,“编后记”中有一段关于此时的情景的描写,虽然时过境迁,今天读来,仍“独怆然而涕下”。
在那密云笼罩的日子里,课停了,读书声咽哑,同学相见有如陌路。而这一切又正好发生在毕业前夕,离校时没有述志抒怀,也没有骊歌高唱,只有轻声细语和无语凝噎,但见一片冷落凄凉,带有各种“罪过”的同学,从此踏上了一条 “炼狱”之路。
如此这般被折腾了两个多月,神经弄得麻木了,甚至近于崩溃,一副灰溜溜的样子,“调治”来已懂得“埋着脑袋走路,夹着尾巴做人”的生活“准则”了。十月中旬,一天,通知我到文史楼一间屋子,一跨进门,曾审查过我历史的一个人递了一份材料给我,是关于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结论材料,他对我说:“先看,如果有意见,可写出,然后签字。”我能写出什么不同意见呢?我敢拒绝签字?怎么辩解申诉也枉然,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行”,还说你“顽固坚持右派立场,不向党低头认罪哩!”给我的结论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
“交待问题基本属实,但交待时态度极端恶劣,划为极右,开除团藉,分配工作,在工作中考察两年”。
在这儿,我得解释一下“态度极端恶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连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反党,会犯下如此滔天的“反党罪行”。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最多也只是认识上有偏差或情绪上有点偏激而已。审查我的历史一开始,我极其认真也极其相信党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会弄个一清二楚,我将整风时写的日记以及平日与朋友同学的来往信函,主动交给组织审查,但遭到的答复却是:“不相信这些,你平日伪装积极,骗取了党的信任,今天狐狸尾巴被抓住,怎么能再让你蒙混过关。”他们反复警告我:“你现在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反党事实,深挖思想上的反党根源,争取党的从宽处理。”我反问: “人的行为总有个动机目的吧,我反党动机是什么?目的何在?凭我解放后的经历,学生会干部,人民代表,青联委员,三好学生……党对我只有恩,只有情, 我干吗要反党,这作如何解释?”他们反驳我:“你是丑表功,这次整风就暴露出你的原形,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们党要吸取的教训是,怎么用了人奶却哺养了你们这些吃人的狼。”我极其反感地讥刺:“这就是你们说理斗争么?除了挖苦,不讲一点道理?”“俞安国,你要放明白点,你已是人民的敌人,对你们只能是无情的揭露与打击。”“毛主席不是说对思想问题不能用压服的办法?你们给我的结论不要下得太早了,要吸取肃反的教训,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冤枉了好人。” “什么?你敢同我们辩论?那么,好吧,就在辩论会上见面。”我也愤然赌气地回敬道:“辩论会,我怕么?奉陪!”我还天真地希冀在辩论会上用事实证明我不是右派分子。但辩论会始终未开成,推测原因,全校、全年级要批判的右派分子实在太多了(据说500多个),我是条“小鱼儿”,根本排不上号。
事后,有经历过辩论会的右派同学告诉我:“你真的认为是实质意义上的辩论会么?错了,说明你幼稚无知,是批斗会的同义语。会让你侃侃陈词么?绝对不会,只准他们批你,斗你,你只能乖乖地听着,点头认可,如果你稍有申辩解释,甚至脸上露出点不同意之色,招来的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帽子满天飞,棍子任意打,无中生有,连你也不明究竟的隐私揭发,非让你自尊心也好,人格也好,扫地以尽,不把你斗臭,说得你一钱不值不肯罢休,你怎么还敢提劲要奉陪参加辩论会?”这下,我才知道辩论会是如此之厉害,庆幸没能开成。
这就是我“态度极端恶劣”的由来。我的右派分子帽子就这样给戴上了。
写到这儿,想起丁东先生在他的书评《也是传世之作——朱正<1957年的夏季>》中关于这次运动所带来的恶果的一段话:
“反右斗争的恶果,不仅仅是一次‘阳谋’,使多少敢言之士中了‘引蛇出洞’的计谋,也不仅仅是几十万知识分子蒙受20年不白之冤,而是中国一批先觉者改革努力的流产,是中国50年代中期一次思想解放的夭折。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固然不少人确实冤枉,罪名本是‘莫须有’,硬被推进火坑凑数;不少人是宗派斗争的牺牲品,一些人本来很革命,‘左派’当作右派误伤;但有些右派,则是看出这个体制的弊病,提出了改革的真知灼见,这些涉及民主法治、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思想学术诸多领域的真知灼见,现在回过头来看, 正是中国1978年以来改革的先声。”
戴上了右派帽子来到了陕西省教育厅报到,被分配到渭南师范学校函授部,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没叫我改行(像我的好些右派同学一样,叫去总务处或教导处跑腿打杂),仍叫我教书,仍叫我教语文,我受宠若惊,简直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右派身份也未在学生中公开宣布。“也许这是党改造人的策略吧?”我作如是想,“也许是党见我年轻,对我的宽大吧?”我又有点感激涕零。 “不管受多大的委屈,我一定要听党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美德”——我当时这样想。我下定决心,认真踏实地干好工作,争着干,白日黑夜地干也不要叫苦,一是向党证明我的确无反党之心,是永远忠于党的,二是算是能接受党的考验的证明,有朝一日党会发现自己弄错了人,冤枉了人。总之,我要以最大的容忍量,最大的虔诚之心来对待加之于我身上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那管每个月发给我只二十几元的生活费,吃伙食下来,连买牙膏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我的工作量是好些人的三倍,但我从无半点怨言,既心甘,又情愿。
话说到了1959年的9月,我从报上看到了中央发布的《关于摘掉确已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心里暗自高兴起来,虽我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但从长计议,摘了总比不摘好,至少我精神上少受点压力,自认为自己当然属于“确已悔改”之列无疑。首先,我无历史问题,解放时才14岁,一贯是积极分子,我何曾有过反党思想,纯属“误会”,其次,我两年来在工作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一些不知我身份的学生还提议评我为工作模范哩,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拼命干不计报酬;再次,给我的处分是“考察两年”,现恰是两年,也该考察取消我处分的时候了;最后,两年中没有犯过一次错误,按月给支部写了思想汇报,支部领导也从未说过我那里有啥不对的地方。
果然不久,学校支部叫我写一份两年来思想改造总结,我连夜写就交了上去,满心企盼也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摘帽子好消息很快地会批准下来,接连做梦都梦见支书在大会上宣读摘掉我右派帽子的通知,大伙儿跑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向我进行祝贺,我热泪盈眶,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国庆十周年前夕,报上公布了一些摘帽右派的名单,都是头面人物,我心里暗想,“他们的‘罪过’总比我大吧,他们都摘了,我这小人物还不该摘?”我一点也不怀疑我的帽子将摘掉,只是时间稍后一点,不会见诸报端而已。我同班一个分在河南新乡工作也是右派的同学,就在此时写信给我,开头就兴奋地写道:“安国,我免冠了, 我新生了……”我想我也快了,我也会给他写这样内容的回信的。等呀等,盼呀盼,然而,十月份过去了,一点也没动静,我的心开始有点变凉了,但还未失望, 总要找点连自己也信不过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也许陕西省摘帽子工作缓慢点 ……十一月份又过去一半了,仍杳如黄鹤,我有点坐卧不宁,神情恍惚,茶饭不思,夜晚失眠了,又不敢向谁打听一下消息,内心的痛苦也找不到一个人去诉说,真是难捱的日子啊……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有个姓郭的工人来通知我,说是杨书记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怀着忐忑不安,又希冀着什么,又不敢希冀什么矛盾之至的心情来到书记面前,他示意我在桌前一张凳子上坐下,他默然无语地好一阵,没有正面看我一眼,然后,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地抽着,我的心全凉了,感到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脑子里立刻成了空白。突然,他向我发问:
“你知道,这次为啥没摘你的帽子?”
我摇了摇头,茫然地回答道:“不知道”。我很不解地反问道:“两年来,我不是在努力干工作么?我又没再犯过什么错误。”
他不屑又有点责怪的口吻说道:“只是工作好就行么?这就证明你改造好了么?”他突然一字一顿地说:“根本问题是,你毫无一点立功的表现。” .“立功?”我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与立什么功扯上关系了?我天真之至地辩解道:“学校又没发生过什么失火被盗等重大安全事故,如有,我一定奋力救火, 拼命捉强盗;又没有台湾来的特务联系我搞破坏活动,如有,我一定向组织检举揭发……”
他哈哈大笑起来,马上转为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错了,你连什么叫立功都不懂,怎么改造得好?我怀疑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是不是有意装糊涂? 你所讲的不是我所讲的立功内容”,停了停,继续说道:“我问你,你平日同我们学校的老师接触过没有?他们的思想,观点,难道都正确,都无产阶级化了?他们在你面前一点也没流露过?不可能吧!可是,两年来,你向我们反映过没有? 汇报过没有?你得承认一次也没有过吧!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包庇,暂且不说, 至少说明你的右派立场还未根本转变过来,右派观点还根深蒂固,否则,你怎么嗅不出来,识别不出来呢?就有一些好同志们向我们反映过你接触过的人的错误思想观点,而且相当严重。”说完,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哦,原来如此!我的心彻底凉了。
我明白了,所谓的立功,就是要我成为告密者,以“反映”、“汇报”等冠冕堂皇的名义去告密,以出卖别人来换取于已有好处的东西,用一句旧话来说,“以他人之鲜血来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讲实在的,在我所接触的同事中,我不是没有听到过与当时报纸广播宣传不一样的议论,思想,即“离经叛道”的东西,如对公共食堂的非议,对大炼钢铁的非议,对亩产万斤放卫星的非议,对吆麻雀的非议……凭我的正常的理智与良知,我认为这些“非议”都是有道理的,是从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没有一点错,是符合现实生活的。难道叫我出卖一个人应有的理智与良知去告密不成?这,我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如果1957年,我出卖理智与良知,我今天不一定会划为右派。当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时,我已预感到我会划为右派,想到自己的前途,不寒而栗,心灵之痛苦难受无法形容,大会,小会,甚至私下里有人提醒我:“要大胆站出来,不要迟疑,检举揭发别人,以此来证明自己立场之转变,以此来立功赎罪。”然而,我断然拒绝了,我一直保持着沉默,于是才有今天的下场。当时,我只要把平日一些人闲聊时说的话交待出来,我们班34人中就不只13个右派分子,至少增加到20个,如陈X X 说“胡风绝对不是反革命,毛主席写的按语,好些是断章取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表现”。周X X说:“匈牙利事件怎么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实质上是学生的民主运动,拉科西就是个独裁者,如果在中国发生,我一定积极参加。” 刘X X说:“我们班上的一些党员,总是以教师爷面孔出现,惟他是左,惟他才掌握了真理,其实他们只能背书上的政治名词,什么也不懂得”。王X X说:“我们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这儿丰收,那儿增产,南方天旱颗粒无收,饿死了好些人怎么不报道?一些村干部任意强奸妇女怎么不报道?”在当时,仅此一句话,右派分子的帽子就牢牢地给戴上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何清涟先生写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读到一段关于评议告密者的话,深有感触,何先生说得多么深刻,也是多么沉痛啊,她说到了问题的本质。
“……这里还要看到50年代以来,历次运动中,鼓励人们虚伪无耻地告密, 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者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可以说,这种破坏人性,尊严,使人丧失道德羞耻感的告密,早就在我国公众意识形态深处种上了道德畸变的因子,否则,不会有今天这种道德大滑坡的局面出现。”
至今,我仍能聊以自慰的是,当年我坚守住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应该有的道德良知的底线,没有违背或失掉做人起码的条件,没有为了摘帽而堕落成告密者。如果这样,我将无颜见被我伤害过的人,在夜阑人静时,内心将深深受到谴责,并将抱憾终生。
1960年底,我被“下放”了,也许是不思改造的原因吧,因为从那以后,我不那么努力干工作了,也从不去“反映”、“汇报”。甚至连每月一次的思想汇报, 我也不写了,“下放”等于是开除公职回家,因为我不再领工资,要靠我的体力劳动才能挣得一碗饭吃。不过,回到家乡不久,我户口所在地的城关镇就将我安排到他所办的福利农场劳动。初到,场长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善意地对我说: “你是右派分子,我知道,你有文化,有知识,又年青,刚25岁吧?好好劳动,上面知道你劳动得好,我们再给你说点好话,帽子摘了还不是又出去干你的工作, 一个月薪水比我多得多哩!”我内心里感谢他,可我已明白,光凭认真劳动是摘不了帽子的,叫我出卖良心又办不到,看来,只能如屈原说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劳苦而终穷。”只等有一天老天爷开眼吧!
几天后,我认识了同场劳动改造的一个姓郑的右派,他原是某小学的教导主任,因为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再加以平日对生活中的问题发了点牢骚而被打成了右派,撤职降薪,监督劳动。“我是受不了那份气才自愿申请离职回家的”, 他心直口快地对我讲道。我告诉了他场长给我讲的话,他以嘲讽的口吻说道: “你信?我刚来时,他也这样对我说,别太天真了,轻信人言而上当,是骗人的, 是叫你卖死力干,他们得利,他们是恐惧知识分子,怕你说他们的短处和坏话。一个城关镇小小的农场场长,说话能有多大作用?上面看来,连放屁都不如。别听他的!”几个月后,我们渐渐熟识了,他干活比我内行多了,人缘也好,他常在劳动上帮助我,指教我。
有一天在一处开会,闲扯到摘帽问题,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这顶帽子是一辈子摘不掉的,只能死了带进棺材了。开初,我也同你一样,想把帽子摘了好好工作和生活下去,然而不行。领导对我说,你得真心认罪,服罪,请问,我有何罪?既然无罪,我又如何去‘认’?如何去‘服’?这不是自欺欺人么?我绝对不违心去干自己绝对不相信的不存在之事。我只不过嘲笑我们学校某党员领导不懂装懂,把白居易的《琵琶行》说成是杜甫写的,就给我戴上反党帽子;说我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跟社会上的右派唱一个调子,再进一步,就说成反对党对教育的领导了。你千万别听那些当官的人的胡扯蛋,改造好了摘帽,谈何容易!你得出卖自己的良心,付出高昂的代价。就这样也不一定就能摘掉。你得挣表现,什么叫表现?就是违心地去干一些见不得天之事,或者你在干一些自己不愿干或干不了的事时,还要装着蛮高兴的样子,讨好领导,说奉承话,盯着他们的脸色行事,亦步亦趋,像小婆子似的,生怕领导就不满意你,对你有意见了,你说这活得苦不苦?累不累?太没意思吧,还有你还得成为‘卖客’,卖客,你懂不懂?就是经常向领导或上级打小报告者,邀功讨好,人格丧尽,良心大大的坏了的。其实,就是给你摘了帽子,又怎么样?在单位上你就说得起话了?不行,还是二等人三等人,是失过“节”的妇女,是补过疤的瓷碗,永远是另类人物,是摘帽右派,懂吗?档案里记得有你这历史污点,抹不了。这,我看得多了。领导还经常吓唬你:‘尾巴不要又翘起来了,帽子掌握在革命群众手里, 既然给你摘得掉,照样给你戴得起’,活得太遭孽了,我是绝不争取的,摘不摘随你的便,戴惯了,不戴说不定还会害感冒哩!”
我不大喜欢郑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可他这一席话也并非胡言乱语,的确符合当时的生活实际,也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为了摘帽,出卖良心的人不用去说他了,我就看到了一些出于各种可以理解的,于人无损的动机目的而去争取摘帽子的右派中,他们反常态地活着,失去了人的尊严,人应有的羞恶是非之心,真是“忍辱负重”,买得了领导的欢心,拼死命劳动,超过常人的生命极限去干活,帽子刚摘掉或正准备考虑摘时,就一命呜呼命丧黄泉了,叫人唏嘘不已, 太不划算了。再仔细思忖一下,所谓思想改造好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连掌握摘帽权力的人恐怕也只凭个人感觉印象来判断吧——而且这还得排除掉个人的恩恩怨怨,如果领导不喜欢你,你表现得再好也枉然。正如民间讲的什么“实事求是”,是“说是就是”。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想到这里,我也不再去想头上帽子摘不摘的问题了。糊里糊涂地活下去更轻松潇洒些,我对自己说,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自然没有因希望实现而带来的欢悦,可也没希望没实现而带来的悲哀。别人是 “虽死犹生”,我则虽生犹死,无所谓了,更何况回家后直到1964年,近四年的时间,没有谁过问过我的问题,好的是,不再写自己并不愿写的“月汇报”和“年总结”了,少点麻烦!
为了活下去,我不得不去干许多不愿干也不会干的体力活,到西河坝捡灰石,到新仓库当苦工,洗肥料口袋,给酒厂运高梁,修桥养路,铸砖烧窑,……我学过的知识,本领只能荒废,束之高阁,成天泡在汗水里,同下层人民混在一起, 干一天活下来,累得只想睡觉,什么帽子不帽子,什么改造不改造,根本没时间精力去思虑这些问题了,只有居民代表突然心血来潮,叫我跟四类分子一堆学习时,我才又感到另类人物的悲哀,才感到自己的凄凉,人生之不幸……
1964年7月上旬的一天吧,居委会胡代表亲自跑到我家来通知我:马上带上被褥洗刷用具和一个星期的钱粮到县工商联所在地(今我县的陆游祠)报到, 参加全县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学习,她神秘兮兮轻声对我说:“你得认真学习呀, 老实交待清自己的问题,听说对学习好的要摘掉一些人的帽子,你努力争取吧, 不要太固执,死心眼儿,随和点不对么?你才二十几岁呀,年轻,还是有前途的, 听人劝,得一半”。我只能点头谢了谢她的好意,心里却苦笑着,我怎么能对她说:“这岂是我一厢情愿之事?”
这次学习是县委统战部组织的,当然是奉上级之命,目的为何,谁也不清楚,几十个右派经过几年的改造,已噤若寒蝉,处处小心谨慎,生怕走错一步路, 又招来大祸。见面时,不认识的只是打量一下对方,认识的也只是相互点头致意,不会开口也不敢说什么。那时,正是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最紧的时候,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已讲得大家担心不知生命会在哪天会突然结束。开头几天只是学习些报上的几评之类的文章,进行空对空的讨论;正准备转入自我检查时,一天中午,进餐时,两个武装民兵押送一个头发乱得像茅草,面目黧黑,上身穿着一件脏得不能再脏浸满汗渍的无领汗衫,脚上塑料鞋扣也没了,酷似农民的人来,有人暗地里惊讶地说:“他不就是罗X X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儿了?”午饭后,领导我们学习的X秘书将我及另三个右派叫到一间屋里,拿出一份材料给我们先看,材料很特别,是当时大便时常用的黄草纸拿黑木炭竖直写就的,字有点功底,文字也通顺。
县委:
我,何许人也?即你们所称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要问我近年思想状况如何,对不起,无以奉告。有诗一首为证:
人生至此万念空,苦乐悲欢又如何。
隐匿山林躬耕织,任尔东西南北风。
此致
敬礼
罗XX
X月X日
X秘书对我们说:“这是一封反动之至的信,是对抗党对右派分子改造政策的典型表现,叫你们来,是让你们先看看,今天下午开他的批斗会,你们认真准备一下,会上积极发言,将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也藉此教育大家,教育自己,不老实服从改造是没有出路的,你们的发言也可证明你们改造好了没有,不要掉以轻心,视为小事。”对X秘书的话,大家是心领神会的,是立功表现,争取摘帽的好机会。
午后斗争会一开始,罗X X就被叫到会场中间端正地站着,X秘书叫他先交待对抗思想改造的罪行,及写这封反动信的动机目的何在。他那一副桀骜不驯旁若无人的样子,一言不发地呆站着,X秘书催了几次,他仍一言不发,几个右派“积极分子”呼起口号来。相持五六分钟,X秘书说:“再顽固下去没好下场”。他冷笑了几声说:“这样的会我见识得多了见惯不惊了。”X秘书说:“我知道你成了老油条了,你说,你有啥要求?”他大声说道:“要让我谈,就得让我把话说完,不能中途打断我的话,我说完了,你们要怎么批判都行”。“你大肆放毒呢?”“哈,我右派分子早在你们眼中浑身都是毒了,我呼吸出来的气不已把周围的空气污染了吗?你怎么不觉得?”大家暗暗地笑了起来,X秘书只好红着脸说:“那就让你说吧,大家注意点,看他能放些什么毒?”
罗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原来他是个小学教师,看不惯领导的武断作风, 整风中提了几点意见,被打成右派,留校改造中,事事做得不能令领导满意,受不了折腾,被遣送回了乡下自己之家,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生产队常叫他干义务活路,又常毒打他,饭也吃不饱,他想一个人安静地自食其力的求生也办不到,他觉得生不如死好,他直至今天仍不明白他错在那里,为什么会如此残酷地对待他……
一席话,说得会场沉静极了。我心里不禁有点同情起他来,他也是被冤枉之人啊,而他今天的处境比我还悲惨还可怜,我怎能昧着良心再去批判他呢? 我怎能忍心在他心灵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呢?我怎能无耻地为了从他的身上获得好处再踹他一脚呢?在别人发言之后,我又不得不说一说,可想而知,我的发言一定软弱无力,空洞没内容,连我都认为根本不是在批判他,而是在开导他劝解他,甚至在鼓励他要坚强地活下去,相信总有一天会把事情弄清楚的。我的发言,X秘书当然极不满意,他铁青着脸色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时时用白眼瞟我,我也管不了这些了。德模克利特说:“性格决定命运”,我的性格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完全明白,我又一次失掉了挣表现摘帽子的机会,但我是自作自受,无怨无悔的。
想不到过了两天,我又被X秘书叫了去,他对我说:“我们准备帮助周X X 一下,提高他的认识。你是他的学生,比较了解他,听说,最近几年你同他接触较多,你的发言对他定会触动很大,好好准备一下,千万不要再像那天的发言了,你也明白,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岂能不知其言外之意?他所讲的“帮助”“提高”,绝非字面上的意义.,实质是检举、揭发的同义语。这又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读高中时,周X X是学校校长,教过我的政治。被划为右派后, 从副县长职务上撤了下来,劳动一段时间后,安置在文化馆管图书,我在劳动之余,也抽空到文化馆翻翻报章杂志,竟然同他相遇,讲了些别后各自情况及当前的处境,对敏感问题都是缄口不言,出于师生关系,他反复叫我谨小慎微,千万不能再栽跟斗了。当时他情绪低沉,对现实许多事物困惑茫然,他偶尔流露出他之所以被划为右派,绝大原因是他是县民盟的主委,从中央到地方,是划定了一条右派之线的,命中注定,改变不了。一次他给我看了他写的一首《四十初度》的诗,我记得其中有这样两句:“自谓年增渐知理,谁料不惑惑更多”。现在叫我“帮助”他,我该怎么办呢?当天晚上,我将此事悄悄告诉了他,他沉默了一阵,脸上现出无可奈何又不无伤心难过之表情,语气缓缓地对我说:“凭你的认识去发言吧。”我坦然地说:“周老师,相信你的学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明白我该怎么说。”第二天,我的发言自然又令X秘书极不满意,会后,他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愤然对我说:“你令人竟然如此之失望。”集中学习完后,有几个右派因表现“积极”而摘了帽子。而我的右派帽子仍丝纹不动地戴在头上。难过么?不!我仍是无怨无悔,这是我的命!
不久之后,文革开始,家里被抄了几次,几十本读书时、工作时写的日记被拿走,至今没有下落,几百本藏书在院里烧成两大“灰堆”,我敢说什么呢?我也落人常被批斗和陪斗的苦难境界,身上还挂着侮辱人格的“身份牌”游街,和让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没再提摘帽的问题了,连想也不再去想了,我似乎也习惯于这种麻木的生活,有人劝我起来造反,我笑了,我敢造反么?命该如此。别乱想了,人啊,人,你原来是如此之卑微,如此之渺小……
往事已矣,然而往事的确又并非如烟,淡忘不行,忘记更不可,“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要知道,反右斗争其实质是文革这场十年浩劫的序幕与彩排,反右这场灾难,绝不仅仅是造成个人的苦难,也不仅仅是造成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应该说,这是祖国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它开通了“大跃进”之路,“文革”之路,如果再不去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谁也不敢担保悲剧不会重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才写下了上面这段历史回忆的文字。让我引用钱理群先生在《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总结吧。
“1957年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此的苍白、稀薄,如此的充满迷误,致使‘后来的年轻人’(这正是先驱者所寄以希望的)无从了解也无法理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欠账总是要偿还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各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