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中）
发布时间：2008-05-15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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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转型的路径分析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
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 照亮中国未来的历史之光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一部《春秋》据说藏着可以让乱臣贼子惧的微言大义。中国人也常常讲以史为鉴，把历史当成评价荣辱得失的镜子，既然如此，历史中必然有着能指向未来的真理。因此，回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喜欢到历史里去找答案。我想这种历史情结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孔子有关，他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夏商周三代先王良政善治的美好图景， 于是孔子“法先王”式的政治复古主义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股强有力的政治指导思想，三代之治也因而成了中华帝国的政治历史图腾。甚至到了中国专制王朝的末期，三代之治依然是中国政治社会的理想。清末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其编撰的《瀛寰志略》中就用“三代之遗意”来表示“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其赞叹华盛顿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号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我想他是真心赞美华盛顿所体现的政治美德的，不过他的比喻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他把华盛顿比喻成中国历史上的“圣王”，而美国关于良好政制的精神恰好是与这种对“圣王”之治的渴求南辕北辙的。我们祖先一直以来所信奉和向往的三代之治本质上不也就是家天下或者王天下的一种么？而这种三代之治的政治安排和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又有什么可比性呢？
中国老百姓无法理解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圣王”情结，等而下之地却形成了“清官”情结，这两种情结的纠结让中国历史深深地陷入一种无法自我突破的怪圈。我们的祖先无论怎样相信三代之治的存在和重现的可能性，他们在历史中的经历却总是专制与暴力的循环。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饱含着血腥杀戮和奸诈权谋的政治厚黑学的现实演绎过程，我们不停地在历史的厚黑场中转圈，却总也找不到那种能照耀我们未来的亮光。我们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和指引，似乎变成了我们从历史中寻求咒语和魔法。我甚至相信，毛泽东在二十四史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是对全体中国人的诅咒。历史难道是我们的宿命，或者我们的“原罪”？
我们的历史罪性就在于，无论是儒家士大夫的“圣王”理想，还是普罗大众的“清官”理想，都摆脱不了政权私人化或者家族化的历史命运，政治最终就会成为一种实用统治的手段或者私人控制的技术，而不是追求超越性价值-公平正义-的公共事业。换句话说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历史书中每一行可能都写着天下为公、仁义道德等字眼，可人们在字里行间看到的却是绵绵不绝的私欲。通过统治者们那些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字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事政治的动机要么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要么是“大丈夫当如是”的豪情，要么是“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骄傲。他们中从来没有人喊出“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的信实盼望，却总有人在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绝望。
我们无法在自己的历史中找到那能照亮未来的亮光，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继续让历史循环下去么？幸好，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能不再需要普罗米修斯盗天火来照亮我们的去路，因为我们即使从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光亮，我们仍然可以从别国的历史中寻找那能照亮中国未来的光。那种光就是超验的公义和普世之光。正如徐继畬巡抚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这种光确实照射出“天下为公”的良辰美景。不过，遗憾的是，他只对了一半，因为他以“圣王”情结来解读这种光，将华盛顿这一“圣人”当作光的来源，而事实上华盛顿绝不是这种光的来源，他只不过是光由以发出的管道而已，因为这种光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的来源不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那束超越的普世之光既能照耀未来的去路，也能让曾经的历史之路上的各种磕绊无所遁形。如果说历史是我们的宿命，那也是由于我们一直都被捆绑在我们的历史“原罪”中，一直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洗尽这种罪。在普世之光的照耀下，中国的历史确实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出那捆绑中国人精神、思想和观念的魔鬼符咒；也只有靠着那普世之光的强力，我们才能获得摆脱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战胜历史深处的罪性，让我们的历史在时间长河里获得新的生命。
（我并不是全盘反对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我反对的只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或者政治价值观，以及儒家或者法家或者任何其他思想流派与孕育这种政治文化或政治价值观有关的部分。我其实很欣赏中国的旧体诗，因为从审美上来说，它确实很有让人着迷的地方。我尊重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人格特质，同样我也遵循部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概括而言，我认为儒家或者其他中国文化思想流派在除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领域依然有品质良好的精神资源，非常有必要深入挖掘这样的资源。此是题外话，暂不赘。）
我们知道，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现代化观念对中国的变革起着非常大的引导作用，它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的变革事业提供着愿景和激情。这种现代化观念其实也是在普世之光照亮别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之后因着它们的具体经验而凝练成的一种价值理想。因而，值得庆幸的是，纵使我们无法从自己的历史中获得普世之光照的经验，纵使我们的历史无法照亮我们的未来，我们却有着从别国的被照亮的历史中寻出自己未来之路的便利。别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历史之镜”。正如上文所清楚指出的那样，这种普世之光下的历史经验就是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对一个后发国家的转型来说，就是不停地从“普世的历史之镜”中学习别国的经验和吸取别国的教训。诚然，我上面谈到的所有观念、想法和判断都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都是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后得来的。比如，劳工权利的保护其实是有利于整个社会就业结构的改变，铸币权的滥用会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影响民众生活水平，而征税权的无限扩张和不受制约的滥用则直接将财富从民众的口袋中拿走。同样，我们说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是好的制度，值得我们模仿，也不是我们凭空捏造出来一个乌托邦，而是从西方国家长达几百年的历史经验中得出对这些制度的基本结论。
显而易见的是，普世之光下所衍生的很多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也都具有普世的价值。虽然因着历史的巧合，它们都肇始于并成熟于西方，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们的普世性。不过，具体到制度模仿或者学习的方法，西方整体上作为原发性地区，能提供的具体经验就不一定很多了。同样是不幸中的万幸是，普世之光早已经开始照耀西方之外的世界。许许多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因着追寻普世之光也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相对于西方国家，也曾经是模仿者。它们在模仿西方制度中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或者教训。它们已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中国这一负荷着历史重担的模仿者来说，都是弥足尊贵的。因此，它们的转型或者模仿经验也应该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或者进一步说，它们进步或者转型的历史也成为照亮中国未来转型之路的光照的来源。对非西方世界的新近转型成功的国家的学习和借鉴尤显必要。因为，相对于西方成熟的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中国只能算个稚气未脱的小学生，让小学生学习成人肯定是有点勉为其难了。所以，它们只能成为远期的目标模式，而中国近期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可能更应该是那些处于制度青春期的国家或地区，比如台湾和韩国等等。也就是说，模仿者要明白自己进行模仿的基础，明白自己本国的实际情形是什么，否则要么急躁冒进，欲速不达，在沙滩上建高楼，要么该进取的时候退缩，畏首畏尾，错失良机。
概括来讲，以历史照亮中国的未来就包含了下面三层意思：第一，超越的普世公义之光要进入中国的历史时间中，并进而打破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照亮中国未来的去路；第二，以普世之光在西方国家的历史性经验中所凝结成的普世价值和制度为效法的对象，将中国的未来引向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第三，以非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模仿式转型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结合中国现有政治经济的基本特点和社会结构，理解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目标迈进的未来可行路径。对于前面这两点，我觉得争议可能不大，而且前面已经做了初步的分析，后面将不再论及。下面我就从第三层含义出发，来分析中国未来转型的可能路径。
2．历史之光下的中国变革道路
我认为，谈论中国的转型路径要注意区分几个相关的概念。一是中国传统的“变法”的概念，二是我们现在天天讲的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概念，第三个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革命”概念，最后一个是目前世界通用的关于后发国家变革的“转型”概念。辨析这四个不同的概念，是为了搞清楚，它们中的哪一个所蕴涵的东西最适合于描述我们所希望的可行转型路径。
首先，我来谈谈中国传统上的变法概念。从理论上讲，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好象也是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但仔细察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王朝所谓的变法都是在确定的君臣专制结构下（即家天下的政治结构下）实现一种亲民和爱民的政治目标，这样子的政治目标是实用主义的，就是让民众能得到一点实惠而已。顺便说一句，按照我的理解，这种王权时代的变法目标和现在执政党提出的民生目标挺接近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了皇帝和相应的皇权结构，但我们有的是现代版本的专制体制。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下，变法的发动一要靠“圣王”，二要靠“清官”型的能臣。据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可能成功实现儒家“天下为公”理念的变法是北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确实，按照儒家的标准，宋神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难得的好皇帝，即使不是“圣王”，也总比中国几乎所有其他皇帝离这一荣誉称号最近；而王安石无疑是一个具有清廉操守的能干且富有抱负的大臣，据说这种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那时的变法条件真是好，儒家的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理想权力结构是多么难得地在历史上出现了，又据说这种政治乌托邦曾勾起中国历史上无数心怀大志的儒生的无限向往。宋神宗和王安石似乎要改写中国历史了。可是，不管他们如何雄心勃勃，君臣无猜，配合周密，他们联手发动的变法措施还需要依靠效忠这一体制的官僚队伍来具体实施。实施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不仅宋神宗的仁义治天下的理想没有实现，王安石的雄才大略也很快山穷水尽，而普通民众则生计无着，最后是社会上怨声载道，变法只好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综观中国历史，不管什么样性质和规模的变法，无一不是由一个权威很大的大臣在皇上或者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发动的。这是由中国的中央集权型的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结构决定的。而结果都注定会失败，这也是由中央集权型的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结构决定，因为这种政治结构的维持和运作必须倚赖一个层级制的官僚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讲，就连机缘极其巧合的王安石变法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那其他变化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归根结底，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上也是不敢得罪作为其统治根基的整个官僚集团的。
现在来谈谈改革的概念。在我看来，无论是从改革的发动上，还是从改革措施的推行上看，中国所谓的三十年改革，和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改革的发动者包括作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和他下面的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曾经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蓝图的总设计师，赵紫阳是中国改革蓝图的总工程师。其实我觉得用儒家政治伦理的标准将他们分别称为“圣王”和“能臣”也与事实相差不远。和历史上的变法一样，他们自上而下发动的变法也要倚靠一个效忠于共产党的官僚集团来推行。这样的改革因为后来有可能危及“圣王”的地位以及他所代表的专制机构，当然就被无情地扼杀了。正如历史上的变法如果要威胁到皇帝的统治，那变法只好停下来，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于是，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就这样被自上而下地扑灭了。
虽然共产党最初的改革以及作为改革重要推手的“能臣”都不幸夭折了。幸运抑或不幸的是，作为共产党改革事业发动者的“圣王”还在。“圣王”似乎还心有不甘，想延续改革的香火，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据说很有能力和抱负的“能臣”朱熔基先生。这样，作为嫁接“圣王”威仪的“能臣”又开始行动了。不过这次“圣王”和“能臣”都学乖了，只讲经济改革，别的都不提了。不过，即使是经济改革也需要执行，那执行的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庞大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集团身上。这当代中国的二次改革的果效又如何呢？简言之，就是官员们及其帮凶和伙伴们春风得意，趾高气扬，龙马精神，而社会则堕落腐化、沉迷委顿，悲苦绝望。关于这一点，评论太多，数据太多，事实太多，我就不讲了，每个读者自然心中有数。
据说现在还有人在呼吁改革，某位“改革派”大佬甚至大声疾呼：改革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其实，这位老先生不明白的是，改革不停顿或者不倒退也是没有出路的。不信？看看执政党最近的改革举动。执政党大张旗鼓说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路线，只不过现在的改革已经从二次改革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降格到行政体制改革。遗憾的是，推动中国当代改革事业的“圣王”已经死了，“能臣”也找不到了。于是，行政体制改革变成了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又变成将28个部合并成27个。也许值得我们普通公民幸运的是，这次改革好象不需要我们承担改革成本了，因为行政改革的成效立竿见影：除了换个名字之外，什么都没有变。这样，作为改革措施推动力量的官僚集团就无须上场演出了，民众也就省去了再一次被欺骗和盘剥的机会。我不禁替执政党惋惜，没有了“圣王”和“能臣”，改革就这样很快无疾而终了，改革这块“石头”仍进官僚集团的大水塘里，连一个小小的浪花都没有溅起。改革在发动的时候就结束了，社会生活一如既往，民众皆大欢喜，天下就太平了。
可见，现在的改革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看来连改革都不能过三代了。于是乎，改革的呼声再起。可是，没有了“圣王”和“能臣”，改革又如何？不改革又如何？所以，我给呼吁改革的人士一个建议，与其呼吁改革，不如呼吁“圣王”和“能臣”。否则，这种呼吁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据说，现在又有人开始以王安石来激励自己了，说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我倒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内心的真实表白，不就是想在专制体制里面做“改革”或“变法”的春秋大梦吗？这种梦中国的儒生已经做了几千年了，再多一个人做又如何？只是，宋神宗这样的“圣王”以及“王安石”这样的“能臣”都没有了，梦毕竟是梦呀。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看，不仅中国的变法没有获得成功的先例，其他国家面向现代化的改革也少有获得最终成功的先例。我们先来看看曾被无数中国人激赏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命运。从短时段的历史来看，明治维新确实起到很好的效果，日本得以迅速成为东亚的强国，并因着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及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分别战胜两个规模比它大得多的专制国家而为世人瞩目，并因此成为中国效法的榜样。但是日本明治维新却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采取“尊王攘夷”的政治策略，以加强天皇的中央集权来推行改革，显然这强化了日本的专制体制，并最终导致以天皇为领导核心的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兴起，给中国、亚洲以及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日本也只有在经过美军的占领和改革之后，才得以建立现代的自由民主体制，这中间付出的代价非常高。
同样，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虽然在短期内使得俄国迅速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并在北方战争中打败当时的欧洲强国瑞典，但他用加强皇权的办法推动改革同样造成了强化俄国专制主义的后果，并且这种后果一直延续下来，使俄国成为近代极权主义的繁衍地，给俄国人以及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所以现在看中国的改革命运不是很简单么？所有的改革，都会有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因为他需要强势的国家领导人，和强势的官僚集团，其结果就是强化专制的力量，对自由民主体制的长远培育非常不利。因此，我们在评价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时或者在称颂彼得大帝为伟大的改革家时也需要注意这种中央集权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所潜在的危险。
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以及国外较为著名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进行总结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当代改革，或者说历史上的变法，不是已经失败，而是我们当初就不应该对它寄予过高的希望。改革不是已经死了，而是它从来就不曾有过我们所期望的生命力。按照中国的历史逻辑，它的所谓“死了”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第二，即使是国外相对成功的改革经验也孕育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改革事业的推动一定是伴随着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强化的过程的，这一点我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朱熔基所主导的改革进程中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有可能把一个国家和民族推到一种灾难性的境况中，而这正是我们对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最大的殷忧。第三，虽然改革在一个极端专制的时代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正因为无论中外的改革都有潜在的巨大危险，我们有必要在改革已经出现危险苗头的时候放弃这样的改革路线，否则，殷鉴不远，实足堪忧。
现在进退维谷的局面为什么值得我们忧虑？这和我现在要谈的第三个概念-革命-有关。革命在本文里的含义是以暴力来实现政治和经济变革的社会行动。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和这个词对应的说法是农民或者流民起义。不幸的是，这样的革命成了中国王朝循环模式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专制社会的改革或改良总是无法顺利达成目标，导致中国式的“天下为公”的良好政制总是无法实现，专制体制在耗尽完其自身的能量和资源后就会面临农民/流民的暴力革命或者起义。而这样的暴力革命的后果往往是另一个暴君的上台，开始专制王朝的另一轮循环。在目前改革既没有动力，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历史又将中国逼入一个要认真思考革命是否可能发生的险境之中。这样的思考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中国人的血流得太多，我们在实践上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流血，在伦理上已经不能再容忍这样的流血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等着另一轮革命暴动-专制的循环么？我们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有没有能力找到一个中道的社会变革路径，让贪婪残暴的统治阶层受到适当的约束和制衡，能够稍微有所收敛，并同时让怨恨压抑的底层民众能够逐渐改善他们处处受盘剥和虐待的悲惨处境，让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正面力量的一部分，从而将他们不断累积的负面情绪转化为具有建设性的激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这样的抉择拷问着每一个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
对于我个人来说，能够避免历史性悲剧并实现中国和平变革的中道路线就是转型之路。这就牵扯到我要谈的第四个概念-“转型”。转型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世界后发国家迈向自由民主和市场体制的变革过程。它有清晰的目标指向，要求体制本身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在一种既定体制下变来变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把那个国家治理的模型都转过来，形成一套新的体制。鉴于此，它与前述变法或者改革概念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同。第一，他的目标是超越于所谓的改革者或者变法者本身所在的体制性环境。仅就此而言，它就大大不同于从商鞅、到王安石、到张居正、再到邓小平和朱镕基的中国式变法或改革传统。简要说，转型的诉求是以一种最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更好模式治理国家，而变法或者改革的诉求只是以一种更有利于统治的方式或办法来治理国家。第二，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超越性，人们很难依靠改革者本身来达致这样的目标。在这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超验信仰的文化传统中，很难指望会有一个能真正超脱自己利益的所谓改革者。因此，转型的动力机制必然是来自现有体制之外的，来自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民众。在我看来，在专制的政治结构下，这样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的总体图景就表现为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我这里的公民社会的含义是非常宽广的：凡是独立于正式国家权力的任何自主性的行动或诉求都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样的动力机制显然是自下而上的，但它并不一定要排斥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会欢迎或者鼓励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因为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往往都是由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推动的。如果这样理解转型的动力机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变革前景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而不是天天企求统治集团进行改革。因为普通民众既然自己没有权力去推动改革，没有权力去发一个文件或者指导某项政策或者制度，要求改革其实就等同于要求统治者施恩，等天上掉馅饼。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包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这样的施恩不会到来，正如天上永远也掉不下馅饼一样，所以“天下为公”就一直是一句空话。
我一直在极力向朋友推荐以转型这一理念来取代改革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原因除了上文讲到的清晰明确的目标（宪政民主和市场体制）以及切实可行的动力机制（包括一切有合理权利和利益诉求的民众的公民社会），还包括它的现实的迫切性。我们知道，中国三十年的改革都是由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发动的，它全然排斥了底层甚至中下层民众的参与。于是，上层统治精英及他们在整个官僚系统的代理人得以以改革的名义推行牺牲普通民众利益的各项政策和制度。结果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极速扩大、贪污腐化日益盛行、民众生活负担日渐加重、环境迅速恶化，资源频临耗竭，更不要说道德人心每况愈下。这样的局面又导致民众民粹和抱怨情绪的累积和恶化，各种群体性事件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似乎又走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这边厢是贪得无厌、巧取豪夺、高高在上的权贵，那边厢是生计艰窘、欲哭无泪、满含怨恨的低层民众。整个中国的命运就完全被迫停在这两极化的力量的恐怖平衡之中。鉴于当前的形势，“转型”作为一种介于改革和革命之间的中道的变革理想必须要提出来。由于它的广泛参与的性质和利益博弈与分享的能力，它将能够把低层民众的渴望和利益部分地包容进来，免得他们在中国变革的过程中血本无归，避免秦晖先生所说的“权家通赢，赢家通吃”的极端情形。这样低层民众就不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被剥夺者，他们铤而走险的意愿和动机就小很多。
当然，这仅仅只是转型的公民社会参与模式最迫近的功能，它的更为长期或者制度性的功能是建立一种以某种非正式或者非政治的方式展开的利益博奕机制，以利于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和解的达成。毕竟，转型的公共参与模式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它将最终导向中国的国家政治目标-也即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经过充分参与的公民社会才能体会并珍惜自由和权利的价值，也才会有热情和动力去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一个能真正实现“天下为公”理想的政治体制才会因此而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
3．中道转型路径的现实可行性
这样的中道路径是不是太理想化？将推动中国进步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是否太不靠谱了？当然，这种点滴推进的路径可能确实有其非常理想化的一面，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相比，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实践并完成这样的中道路线只能说是一个人间的奇迹和中国人的幸运。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否完全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力量和意愿。至少对我来说，依靠民间社会比依靠官僚集团要靠谱得多。毕竟，这一进程和他们的身家性命攸关，和他们的生活生命状态息息相关。退一万步讲，如果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权利，根本就不在乎一个中道的公众参与的政治共同体，那即使是天上降下宪政民主体制，那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活在其中的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一体制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无不是从民众努力争取自己的各项权利开始的，而对统治者恩赐的期待也通常都会落空。所以，在我看来，这甚至是中国实现体制性转型目标的必由之路。
那具体来讲，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式转型有什么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和办法？为了更加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将自由民主分成两个部分来理解：一个制度上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一定经历过两个非常相似且相关但又有很大区别的两个过程：自由化和民主化。世界各国的经验无不是先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然后民主化才可能水到渠成。可以说，几乎所有先进国家宪政民主体制的确立都是先经历过自由化的阶段，自由化的结果就是宪政制度；民主化过程都是在自由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其最终的制度结果是普选基础上的代议民主。所以从理论上讲或者从历史经验上讲，都是先宪政后民主。宪政从来都是精英阶层发动、领导和维系的，也就是说宪政的实现往往是上层博弈和争竞的结果，而民主一定是一个全面的政治开放过程，其实现则是以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为基础，带有很强的草根性。中华民国号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采取的就是这种宪政优先的制度安排。当时，有一定财产或者一定教育程度的人才有选举权，而被选举权附带的条件更为严格，这样当时全中国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有选举权或者被选举权，是一个典型的精英共和政体。
对于后发国家，这种看似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变得很不自然了。尤其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后，民主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引导变革方向的观念，成了政权合法性的证明。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后发国家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既完成全面的自由化，达成一种宪政的制度目标，同时也要开启参与的渠道，为普选制代议民主的实现打下基础。现在人们一讲到民主，不可能是古希腊的那种精英民主，或者中华民国初期的那种精英共和政体，而一定是讲大众民主，就是所有成年人都享有普选权，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如果现在谁还胆敢象民国初年那样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各种各样的条件或要求，马上就会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会明白，我所讲的公民社会的参与其实也包括两个互相关联但性质又有点不同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参与对个体或者所在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维护，第二部分是参与对公共生活的治理。前者是对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或者自由的守护，带有保守的品格，其目标应该是自由秩序的扩展；而后者则更多是对共同体公共生活的积极主动的承担，富有进取精神，其目标则是民主治理机制的形成。
如果用这样的两分法来分析中国的改革进程，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改革只是很有限地释放了一部分自由和权利，而公共治理则基本上没有放开（除了村党委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选举之外）。余英时先生说，中共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原初目的其实就是以被迫让出部分经济社会权力或利益来巩固或维持中共的统治。我认为这句话是对中国改革最精辟的评论。就短时段而言，从它自身的逻辑来讲，中共的这一策略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些经济社会权力从一个全能性控制体制来看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它以比较小的代价达到维系统治的目的。所以我不得不说，从中共的角度看，邓对延续其统治确实是有眼光的。但邓的眼光也就局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1989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改革已经很难再继续成为提供这样的统治合法性的工具。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共有没有可能再让渡一部分权利或者利益呢？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当然，中共的这种让渡不会是一种自愿开恩的行为，而是在压力下的一种被动反应，正如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搞改革让渡权利一样。
这样的压力源恰恰只能来自公民社会的广泛的参与运动。正如上面所说，参与包括对自由化的促进和对民主化的促进两个层面：对自由化的促进主要是参与推动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全面落实，尤其是财产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言论思想自由，这里面可能要强调的是法治保障和法治秩序的建设，基本上是一种宪政化的思路；对民主化的促进则侧重于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包括促成自由公正的选举、自由结社、参与议会政治等等，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开放的公共治理机制的形成，大体上是民主化努力的一部分。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一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法治基础上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增加的过程，尽管自由和权利的落实还很不充分；另一方面，公共治理机制基本上还是封闭的，执政党基本没有任何放松，任何层级上的自由公正选举都是不可能的，自由结社也是禁区，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政治在中国完全不存在。所以，公民社会的参与要推动中国继续往前走，其现实目标就在于全面落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同时启动中国公共治理的开放进程，让民众开始有机会从事公共事务的治理。
以这种方式推进中国进步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其实现的前景完全取决于公民个人的主动努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讲要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不用天天讲，你自己做起来就行了。举例说，我们公民半月谈有一个小册子，自己找人印刷出来然后分发或者以成本价卖给朋友。因为这个册子是自由出版的，对于我来讲就等于出版自由实现了。如果所有人都自由出版，出版自由就来了，根本不用管新闻出版署给不给你自由出版权，这样的自由权利是天赋的，没有理由受官方机构的出版限制。信仰自由也是一样的道理。所有有信仰的人都去独立的教会、独立的庙宇或者任何其他独立的信仰实践场所，信仰自由就来了。再比如对民主化的推进。有人说人民代表要专职化、提升选举的层级或者推行更加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办法，这其实是让共产党做出实质性的制度妥协，我认为目前根本做不到。但我们现在可以做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在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找出来，每年对他们每个人做一个民间的评估报告，列名人大代表在这个地方做了什么事。如果什么也没做，那他的作用不就一目了然了么？另外还可组织当地社区的居民对其打分，在网站上登出来或者直接寄给他。这都是公共治理的参与，而且是可行的政治参与。
4．中道转型路径的现实果效
这样的公民参与可以起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进行公民训政和开展公民启蒙。公民训政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公民参与体现的信心、能力、理性、合法、平和将改善国家机器的品质以及统治者的心态，让国家机器逐渐靠拢文明的制度规则，让统治者逐渐学习文明的执政规则，这与孙中山先生的以党训政的理念是大相径庭的。相对而言，中国官员对民主的认知水平可能要稍稍高于对法治的认知，训政可以成为培养官员们法治意识的重要手段，这样一旦中国需要全面开放民主化，民主体制也能获得法治的保障，中国转型就会顺畅很多。
公民启蒙则是对一般民众而言的，通过各种舆论形式（包括媒体、讲学、以及研讨会等）在尽可能的大范围内进行观念上的引导和更新，让社会各阶层、各界别、乃至各教育层次的民众都理解并认可自由、民主与宪政等核心政治观念的价值和有效性。当然，启蒙并不仅仅是观念的传播，建设公民社会的参与活动本身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启蒙行动，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启蒙途径。建设公民社会的活动本身就彰现了启蒙价值(包括人的自主性、独立和尊严等)。总之，在后发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观念上的启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只有启蒙后的观念才能引领出符合自由民主目标的行动。
在中国的后极权体制下，无论怎样强调公民社会参与的意义都是不过分的，它一方面可以使公民摆脱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培育适合现代政治生活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并且由于它能产生实在的结果和影响，因此它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公民社会的参与肯定会产生溢出效用，从而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对政治共同体的看法和追求。公民社会参与对公民启蒙和公民训政的带动作用终将实现中道转型路线的目标：即建立自由民主体制。也许更为根本的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公民社会所养成和提炼的结社艺术将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基础。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谁是推动这一中道事业的力量？我个人认为，这一事业的潜在支持者包括统治集团中较为开明的上层人士、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群体、大部分合法经营的私人企业主群体、大部分的工人阶层、以及几乎全部的农民阶层。而其反对力量则包括上层统治集团中较为保守的势力以及既得政治利益集团、依附于或寄生于国有经济上的利益集团（包括部分经理人员和员工队伍以及与他们有非法合作关系的私人业主）、基层（县及以下）的官僚集团以及与各级官僚们勾结在一起的商人队伍。总而言之，这样的中道事业的民众基础就是包括中国绝大多数人群的中左联盟。从人数上说，支持者当然是绝大多数，但由于人数较少的潜在反对者是目前执政党执政的基石，在目前执政党还能够应付下去的局面下，其实这一事业的支持者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的形势下，中道转型路径的前景又如何呢？这样的中道路径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论？这就是我将要在下面谈论的主题。
